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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史唯物主義與國際法

我們嘗試將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和社會學方面的觀點運用到國際法和國際機構的研究中。資產階級國際法研究具有以下四個特征。首先，他們給國際法下了一個形式化的技術性定義，即國際法是規范國家間關系的準則。資產階級學者往往抽象地研究國際社會中的國際法現象，而無視它在各個歷史階段的具體特點、社會內容以及與其相應的形式。其次，資產階級學者的理論假設為:國家是超越國內各集團、利益和階級之上的;國家的一個主要功能就是調節它們之間的沖突，以實現“國家利益”。這兩個假設有助于把國際法描述為一個超越國家和階級之上的中立物，這顯然與國際法和國際機構的歷史發展不符。第三，資產階級國際法學以承認國內政治生活和外部政治基本脫節為前提:前者在主權的協調與安撫之下進行;后者受無政府狀態支配。這就使得資產階級學者忽視了一國內部組織與其對外政策之間的聯系。第四，資產階級學者沒有看到資本主義的超國家性質，認為國際體系是獨立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運行之外的國家間關系。

與資產階級國際法學的研究方法不同，馬克思主義國際法學研究方法有以下四個命題:首先，馬克思主義國際法研究方法與其國際關系理論密不可分，國際關系的本質歸根到底取決于各國內部的組織方式。馬克思、恩格斯說:“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取決于各國生產力發展水平，社會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發達程度。”第二，一國外交政策與其對內政策密不可分，其闡述和執行離不開該國在主要生產方式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特定社會經濟形態。第三，它否認抽象和空洞的“國家利益”概念，認為國家在其對外關系中所尋求實現的并不是“國家利益”，而是特定群體和階級的利益。第四，它并不認為當代國際體系只是其各組成部分的簡單相加，而是有其獨特性。這種獨特性是由根植于世界市場和國際分工這兩大世界經濟組成部分的資本主義的超國家性質所造成的。總之，馬克思主義國際法方法的上述論點就是要表明:國際法和國際機構是為部分全球利益服務的工具，國際法的歷史證實了這一點。

關于當代國際法體系，我們總結了以下三點:第一，生產關系由法律加以規范僅就法的定義來說才有意義。馬克思本人強調指出:財產關系與現有生產關系的聯系是如此密切，以至于“財產關系只不過是現有生產關系的法律表達。”于國際法而言，生產關系的確受國內法調節。但僅以此就認為所有的國際法只不過是一種意識形態則是完全錯誤的，因為它可以直接決定國內法的內容。第二，國際法體系有其自身的內部結構和動力，它們決定著國際法的內容和話語。例如，只有通過被認可的國際法淵源，國際法才能得以發展。以此認定的特定國際法形式決定了其適用范圍;任何在該范圍之外的內容都被認定為非法。第三，國際法規則一旦通過，就能從達成此規則的各國那里取得一定程度的自治權。雖然權力在決定法律內容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它也會嚴格制約各國的行為。國際社會設立了一系列國際(和國家)機制來迫使各國遵守國際義務。因此，即使是國際體系中最強大的國家也必須用國際法證明其行為的合法性。當然，忘記國際法和國際機構是為國際體系中占主導地位的社會階級和國家服務這一點同樣也是錯誤的。國際體系中，形式上的平等與實質上的不平等并存，民主原則和標準與新殖民主義并存。本文主要從民主原則和標準與新殖民主義并存這個層面闡述國際法。下面，我們主要從其經濟和政治層面回顧國際法和國際機構的新近發展，這些發展體現了全球化時代的新殖民主義政策。

二、全球化和國際法(一)

自80年代初，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本國強勢跨國資產階級的引領下，借助轉移到第三世界的國家資本，促使國際經濟法發生了一系列變化，這些變化為全球化時代資本的積累奠定了法律基礎。這些變化可以說有兩大目標:(1)通過消除“地方”障礙擴大和深化資本的全球統治;(2)取消基于市場干預所形成的國際分配法。我們來看看，為實現這些目標，國際法領域內所采取的各種措施:A．擴大和深化資本統治過去20年內出現的諸多新情況均在尋求深化和擴大資本的統治。首先，要提到的就是第三世界公共部門的私有化。這一目標是通過國際貨幣法這個工具實現的，國際貨幣法使國際金融機構強加的條件合法化并得以執行。

其次，國際法不斷發展，以使跨國資本能夠突破空間和時間的制約。多邊投資擔保機構的建立以及工業化國家與第三世界之間雙邊投資保護協定的締結解除了跨國資本發展的后顧之憂。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和服務貿易總協定則是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貿易談判最后文件的組成部分。如果將這些文件與世界銀行外國投資指南和經合組織提出的多邊投資協議聯系起來，我們就會看到這樣一個明顯的趨勢:資本正在擺脫其在市場準入、創辦實體以及運營等方面的束縛。第三，國際技術體制已被私有化。在這方面，《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以下簡稱TRIPS協議)的通過是至關重要的一步，協議序言開門見山地說:“知識產權是私有權利”。TRIPS協議賦予專利持有人———主要是跨國公司———更多的權利，卻無視這樣一個事實:大幅度提高藥品的價格(包括基本的救命藥品)將給欠發達國家的窮人健康帶來嚴重后果，因為這部分窮人無力承擔高昂的藥價。

第四，全球公域已經屈從于私有化進程。我們來看一下規范海洋使用的“國際海洋法”的發展情況。在經歷了10年談判之后，第三次聯合國會議于1982年通過了《海洋法公約》。根據公約，人類共同財產原則適用于專屬經濟區(延伸至200海里)和大陸架以外的海底非生物資源和底土。這一原則是通過平行開發制度實施的，該制度(參見第153條)規定將每一個區域分成兩部分:一部分由提出申請的開采公司開采，另一部分由根據公約建立的聯合國國際海底管理局交給其企業部開采。在1982年我們就曾指出，人類共同財產這個革命概念包含著反動內涵，因為其基本設想是對國家管轄之外的海底資源進行私人開采。然而，這種批評意見并沒有被接納，原因是平行開發制度的建立能夠實現技術從私人開采集團向企業部的轉移。但是1994年隨后通過的一份協定，卻取消了有關技術轉讓的條款。而且，企業部的行動也受到了其他方式的限制。因此，正如一位評論家所言:“涉及全球公域的國際法仍然受制于法人財產權”。第五，工業化國家還試圖將全球公域觀念延伸到環境領域，包括第三世界國家的資源(如森林)。

在這個問題上，代際問題并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這就意味著財產權的分配發生了不利于第三世界國家的改變。因為，“過去，由于工業國家獲得了發展，全球私有權被賦予了污染者;現在，卻要求發展中國家同意對這些財產權進行重新分配，卻無法獲得對已耗竭資源的補償”。第六，新的爭端解決機制已經建立，旨在取代各國法院，解決跨國公司和國家之間的爭端。今天，跨國公司都樂于采用國際商事仲裁方式解決爭端。毫無疑問，國際商事仲裁在處理國際商事交易等普通案件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它卻并不適于解決國家經濟生活核心領域的爭端，如對自然資源的探測和開采。正因如此，第三世界國家對國際商事仲裁一直心存疑慮。但是世界銀行和國際商會等追求資本利益的國際機構仍然為國際商事仲裁的發展而不懈努力。B．重塑國際分配法作為努力創建國際經濟新秩序的一部分，國際社會曾形成一些原則和協議，旨在為傳統國際分配法注入公平和正義成分。但隨著擴展和深化資本統治的國際法的發展，上述原則和協議已受到攻擊。兩個例子足以說明這一點。第一個例子是，主張給予第三世界國家優惠待遇的“特殊和差別待遇”(SDT)原則遭到拒絕。在1979年結束的GATT東京回合貿易談判中，工業化國家不顧窮苦國家的反對，通過了一項決議:在特殊差別待遇原則中加入臭名昭著的畢業條款。最大的沖擊來自烏拉圭回合的最后文件，回合所通過的一系列協議和諒解極大限制了特殊差別待遇的授予。

事實上，這種否定特殊差別待遇的做法就是要擠壓第三世界國家獨立自主發展的空間。第二個例子是，里根和撒切爾分別在美國和英國執政以后，一場對“國際商品協定”(ICA)的猛烈攻擊開始了。ICA的基本目的是利用出口配額和/或緩沖庫存機制干涉國際市場，穩定初級產品的價格。但里根和撒切爾政府卻認為這些做法扭曲了自由市場。1985年“第五次國際錫協議”不幸瓦解，國際商品協定這一手段由此被完全否定。冷戰的結束還消除了支持ICA的戰略考慮。美國是在60年代初古巴革命后才開始支持國際商品協定的。由于擔心“卡斯特羅主義”的蔓延，肯尼迪總統組建了“拉丁美洲工作組”。該工作組特別建議美國參與締結合作協定，以減小拉美出口價格劇烈波動可能產生的政治影響。“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的解體是美國不再支持國際商品協定的主要原因。

三、全球化和國際法(二)

隨著國際經濟法的變化，出現了一種新興的國際“政治”法。后者特別致力于:(1)使全球種族隔離制度合法化，以保護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部分公民的巨大特權。鑒于此，國際法規則進行了改寫，以限制自愿或被迫的向西方國家移民;(2)在第三世界推進“低強度民主”，維持外國投資的有利條件。推進“民主化”和“善政”的國際法新規范被確立下來，以便在獨裁政權不再需要支持的歷史時刻賦予合作政權以合法性。下面，我們詳細分析這兩種情況。

A．對國際法的排斥:庇護受到威脅國際難民制度從一開始就是冷戰的產物。它被看作是圍困前蘇聯及其盟國的工具。冷戰的結束意味著難民失去了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價值。下面我們概括地分析一下20年來為了封堵難民而出臺的幾項法律措施和法律解釋。無論是在用詞還是在精神上，它們都違背了所有西方國家都參加的1951年《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

第一，實行限制性簽證政策和承運人制裁制度，后者使得航空承運人很容易因搭載無正當身份證件的乘客而受罰。第二，在機場劃定“國際區域”。在國際區，實際居住不等于合法居留，并允許對難民進行即刻和隨意的遷置。第三，在國家內部(如伊拉克北部和前南斯拉夫)建立安全區，阻止庇護尋求者外出尋求避難。第四，1951年《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第33條的基本原則———“不驅回原則”被極其狹隘的理解了。一個極端退步的例子是美國最高法院在塞爾訴海地中心理事會案中作出的判決。該案中，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在公海上攔截海地難民并將其遣返回原籍國———盡管這些難民聲稱有充分的理由擔心受到迫害———的行為并不違反1951年《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第33條。第五，自1997年4月1日起，大多數歐洲國家和美國都在推行“安全第三國”的做法。這種做法給庇護尋求者帶來了嚴重后果，因為它會導致驅逐出境的連鎖反應，而難民通常最終會回到其逃離的國家。第六，還是這個問題，歐洲開始嘗試對各國程序加以協調。結果是兩大公約———《都柏林公約》和《申根公約》獲得通過并已生效。第七，尋求庇護者被安置在境外營地，這些營地對外宣稱是權利自由區。例如，美國開始在關塔那摩灣———租自古巴的一塊土地安置海地和古巴難民時，美國上訴法院對“古巴美國律師協會訴克里斯多夫”案作出如下裁決:在美國以外“避風港”營地的難民不享有憲法規定的正當程序權或平等保護權，也不享有不受強制遣返的權利。第八，在庇護尋求者能夠克服這些困難的那些國家，1951年公約中“難民”的定義被給予了極為限制性的解釋。比如，從前南斯拉夫逃離出來的庇護尋求者大多數都符合1951年公約的難民定義，卻被否認了難民身份。總之，這些解釋和措施意味著對當前的庇護制度的威脅和否定，體現了對國際法的排斥。

B．多元民主、干涉和國際人權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利用國際人權法以支持全球經濟擴張，卻并不考慮國際經濟關系是否公平。首先，為了使有利于外國投資并為其運行提供穩定社會政治環境的國內指令合法化，國際人權法受到了特別關注，以支持“低強度民主”或者說是“多元民主”。“多元民主”是指這樣一種政治制度:一小群人實際掌權，大眾參與決策僅限于在社會精英所控制的選舉中選出領導人。”“這種制度僅能得到民主的形式，卻無法獲得民主的內容”。弗蘭克等國際法專家認為，有一種新興的權利———民主施政權能夠實現政府的合法性與自由公平的競選過程接軌。“合法”的狹義概念迎合了跨國資本的利益，跨國資本希望看到法治盛行，而不是將其轉化為人民的參與權。因此，盡管工業化國家形式上承認經濟社會權利與政治和公民權利同樣重要，卻幾乎未在國際層面上付諸實施，這不足為奇。

其次，人道主義干涉權已在國際人權法的框架中形成，它使得入侵第三世界國家的主權政治空間變得合法。換言之，在那些“低強度民主”失敗的國家(“失敗國家”)，工業化國家賦予自己干涉(通常通過聯合國)的權利，以重建“多元民主”。北方強國還打著人權幌子對沒有實行低強度民主的國家(“流氓國家”)進行道德譴責，對它們采取懲罰性的措施。在尼加拉瓜案中，國際法院堅持:“不會因一國選擇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而考慮制定新規則賦予他國干涉該國的權利。”然而近年來，在國際人權法框架內，干涉權正在形成。

四、全球化與國際機構

當前國際機構的發展有三個主要特點。一是經濟決策主權由民族國家轉到國際經濟機構。二是透明、民主的決策程序的建立遭到抵制。三是聯合國系統出現促進跨國資本利益的傾向，包括增強公司部門在聯合國中的作用。總之，這些特點限制了國家間關系以及國內關系實現真正民主化的可能性。

A．“國際國家機器”的作用不斷擴大GATT/WTO體制是權力向“國際國家機器”轉移的最好例子。在國家經濟生活的主要領域，過去是一國最高法院的裁決為終裁，現在則是WTO爭端解決機制作出的裁決為終裁。由于具有GATT中所沒有的新特點，WTO爭端解決機制得到了極大強化。一整套制裁體系(包括跨部門交叉報復制度)已經建立，以使不服從的國家能遵守爭端解決機制的裁決。爭端解決機制已經由GATT下的權力導向機制轉向WTO下的規則導向機制，這是事實。爭端解決機制對主權進行了重新定位，WTO卻無需向各國人民承擔任何責任，盡管這些國家受到WTO的監督和管理。在立法過程和爭端解決過程中缺乏民主參與。WTO的爭端解決機制不允許非國家行為體介入，聽證會以及證據對外不公開。WTO的民主缺陷極大打擊了第三世界國家人民，他們正努力往國際體系的功能中注入更多民主成分。

B．抵制民主決策: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缺乏民主運作也是國際金融機構的特點。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例，其決策過程建立在加權制基礎之上，這就剝奪了第三世界國家在決策中的發言權。1993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吹噓有175個成員國。盡管第三世界國家構成了世界貨幣基金組織會員國的絕大多數，但它們作為一個整體僅擁有世界貨幣基金組織34%的投票權。如果不包括石油輸出國組織的國家(它們是機構的債權國)，這個比例將下降到24%。自70年代初，第三世界國家發起了一系列反擊，以尋求變革“基金”的決策制度。它們希望第三世界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在決策過程中發出有力聲音。與過去決定配額的做法不同，這點可以通過增加基本投票權以及/或為投票權擬定不同的標準來實現。比如，將人口因素考慮在內。這將增大有關國家有效參與的可能性、增加決策的透明度，又無礙于發達貸款國的主導聲音。

C．聯合國系統的私有化當前，所有國際機構都被用來促進跨國資本的利益。值得一提的是聯合國系統在全球私有化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這同樣也推動了聯合國自身的“私有化”。雖然聯合國在口頭上仍繼續支持全球貧困國家，但其主要目標已轉變為促進國內、國際私人資本的利益，并呼吁要服務于全球正義事業。盡管國際金融機構的政策傾向性從未受到質疑，但私人利益的確已對更多的聯合國部門產生了影響。而且，目前還在討論商業部門在參與聯合國政策制定過程方面的授權范圍，以及在如何使用聯合國發展援助資金和追求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進行合作的問題。也許這些發展變化將最終使聯合國由公共組織轉變為私人組織。

D．國際機構的合法化功能國際法研究中，人們沒有研究國際機構的意識形態作用，這是個重大缺陷。國際機構的意識形態功能———或者可以稱為合法化功能———有多種表現形式。其一，該機構代表其制度，并對外界予以關注。其二，它積極推行有利于目標實現的國際行為準則。其三，它擬定集體討論的問題，并提出具體對策建議。其四，它確定談判的要點，以彌補規范框架的不足，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最后，它根據成員國的權限和關注的問題，來評估成員國的政策。國際機構的知識生產與傳播功能由主要的社會力量聯盟和國家控制，以使其世界秩序構想合法化。只有反對派聯盟才能發表反對言論，破壞和挑戰霸權式構想。例如，關于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討論是由第三世界國家發起的，得到了前蘇聯的支持，途徑是:要么建立蘇聯在其中發揮主導作用的機構(如聯合國貿發會議)，要么通過全球政治聯盟迫使主要國家在其他機構中關注他們的聲音。“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的解體、過去20年里困擾第三世界經濟的危機以及77國集團的日漸式微已轉化為私有化和市場的通用語。這種話語上的強迫共識亟待受到質疑和挑戰。

五、國際法、霸權與武力的使用

大國在國際體系中維持統治地位并非靠使用武力，而是通過提出某種世界秩序構想，并使該構想作為一種自然秩序為其統治下的各國統治階級和人民所接受。但若有必要，也會使用武力來應對體系受到的威脅，而且總是從國際法的角度證明武力使用的合法化。盡管《聯合國憲章》(第2條第4項)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但允許使用武力進行自衛(第51條)。在如何理解侵略、使用武力以及自衛等概念上也存在許多問題，這給任意解釋留下了空間。由于國際關系中缺乏由第三方強制解決國際爭端的程序，因此就不存在一個場所使人們可以對大國所作的解釋(證明其使用武力的合理性)進行質疑。如果存在這樣的場合，比如尼加拉瓜將美國告上國際法院，美國就會拒絕履行法院的判決。實際上，在尼加拉瓜一案中，自從國際法院不顧美國的反對，同意受理該案開始，美國就拒絕參加進一步的訴訟活動。國際法院的判決則使美國從此不再接受國際法院的強制管轄。然而，國際法院繼續審理此案，并裁定美國“違犯國際習慣法所規定的不干涉他國事務和不對他國訴諸武力的義務”。國際法院還裁定美國有侵犯他國主權的罪行。當然，美國拒絕遵守國際法院的判決。然而，它畢竟表明國際事務中的法治理念并非空虛無物。

另一方面，當國際體系面臨嚴峻挑戰時，霸權國家從不回避使用武力，海灣戰爭或許是這一結論的最好例證。在這次戰爭中，霸權國家使用武力來捍衛現存的新殖民主義國際體系。戰爭期間，聯合國安理會成了美國國務院的延伸，安理會行動的法律框架得不到應有的尊重。事實上，安理會放棄了其責任，因為它無法控制聯合國的軍事行動。武力的使用具有明顯的不相稱性，而且最后都被用來對付逃亡的敵人。國際人道主義法被拋之腦后。伊拉克平民受苦受難，而這些并不是由于伊拉克戰敗、投降或軍力削弱造成的。這就是帝國主義國際法的兩面性特征———既野蠻又文明。

六、結論

本文的目的是使人們認識到國際法和國際機構在當代國際體系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隨著資本主義進入全球化時代，國際法所發揮的作用，正類似于國內法在資本主義早期克服資本積累的地方障礙時所起的作用。國際法不僅被用于決定國家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等重要領域立法的內容，還實現了權力從主權國家向國際機構的轉移，以便利國際機構的監督和執行。這些都極大侵蝕了第三世界國家獨立自主發展的能力。在(20世紀)70年代的某個時期，曾有人樂觀地認為，可以通過第三世界國家的全球聯合實現國際法的轉變，以符合他們各自的需要。人們曾尋求制定公平的國際分配法，途徑是采用特殊差別待遇原則以及發展國際商品協定以實現公正價格。為了規范跨國公司和技術轉移，為了修訂《工業產權巴黎公約》，還發起了國際談判并起草了行動準則。

在制定規范海洋使用之規則的過程中，還提出了“人類共同財產”等激進概念。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也嘗試實現決策過程的民主化。然而，面對新殖民主義，這些行動舉步維艱。自80年代起，國際經濟環境日益惡劣，第三世界國家放棄了全球聯合戰略。同時，資本主義已進入全球化時代。現在則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尋求國際法的變革了。這些變革包括:一是拒絕建議。這樣的建議曾在(20世紀)70年代出現過，即國際經濟新秩序和《各國經濟權利義務憲章》方面的《行動綱領和宣言》。二是呼吁通過國際法文件，破除跨國資本所受的時空限制。三是制定建立在市場道德基礎上的國際分配法，使得向國際經濟關系注入公平因素已不再可能。四是在比較重要的國際法律制度中開始變革，以便能對自愿及被迫移民加以嚴格控制。五是尋求建立國際國家機器，確保規則的有效執行，促進資本在全球化時代的積累。

國際法的這些變化反映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跨國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全球進步力量要想阻斷跨國統治關系的產生，他們就必須想出辦法，增強其在國際法制定和執行過程中的作用。這就需要人們比現在要更加關注國際法的發展。反過來，國際法戰略必須成為國際反霸事業的組成部分。雖然國際反霸事業繼續在各國斗爭中擁有根基，但它已開始構建跨國聯盟以抵制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

作者：B·S·契姆尼 藺運珍單位：印度新德里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國際研究院外交山東師范大學政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