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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體系結構與國際秩序

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蘇聯率先與中國建交，緊接著，蘇聯的盟國也接二連三的追隨了這一政策。后來，到了70年代，尼克松訪華之后，美國的盟國也紛紛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如果沒有兩個主要大國的表率作用，我們是很難想象中國的這兩次建交高潮的。在這個例子中，美蘇兩國并沒有強制它們的盟國與中國建交，也不存在相關的國際協議或者國際慣例要求美蘇兩國的盟國，必須采取與它們相同的建交政策。這就使得我們需要承認，在國際結構下，存在著國際秩序，而且，這種國際秩序是獨立于國際法的。否則，我們該怎樣解釋這種一致性？中國古代的華夷體系，類似于國際政治中的單極體系。中國是超級強國，周邊國家是中國的附庸。不管周邊國家是親華的、反華的還是中立的，由于實力對比的懸殊，一開始就決定了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體系必然是單極體系。然后，中國輸出自己的行為模式，周邊國家出于安全和生存的考慮接受這種模式。一旦輸出與接受達到了相互認可的某種平衡，就形成了所謂的國際秩序。其他國家想要加入這個體系，就必須接受該體系的秩序。所以，從這個角度講，實力決定著國際體系的結構，體系結構決定著體系秩序，那么，什么又是國際法呢？

二、國際法

國際法的淵源主要是條約和習慣。從國際法的淵源中，我們可以看出，國際法主要是以文本的形式來確認現有的國際秩序（包括交往方式、習慣、實力對比等等）。比如，在古代中國人的觀念里面，有一個東西叫做“天下”。《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的互動中，中國總是習慣于認為自己是“天子”，其他國家是“蠻族”。在中國與俄國開始交往過程中，中國總是千方百計證明自己是“王”，而俄國卻要絞盡腦汁向中國證明它不是“侯”。直到1689年，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之后，中國才開始從平等的眼光看待俄國。也就是說，《尼布楚條約》是中俄兩國政治妥協的結果，它的文本是對這種結果的確認。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亞和約》標志著近代國際法的誕生。從產地來看，國際法也與實力妥協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德國作為戰敗國簽署了極其苛刻的《凡爾賽和約》。盡管德國魏瑪共和國首任總理謝德曼說：“誰要是簽署這樣的條約，他的手就會爛掉！”但是，1919年6月28日協約國向德國發出最后通牒，新成立的魏瑪共和國總統弗雷德里希·艾伯特決定接受條約。所以，從這個角度說，《凡爾賽和約》的文本是對戰爭結束后的實力對比的確認。二十年后，德國發動了二戰，戰后德國簽署的一系列條約，較之《凡爾賽和約》，對德國的制裁有所放松。這不是因為戰勝國這一次變得仁慈了，而是因為，它們對德國的實力有了較之以前更為客觀的認識（至于美國為了對抗蘇聯而扶植聯邦德國，那是后話）。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兩次對德和約文本的不同，仍然只能用現實主義加以解釋。從本文上述的論證來看，實力的分配決定著國際體系的結構，國際體系的結構決定著國際體系的秩序，國際體系的秩序又決定著國際體系的法律。換句話說，國際法是對之前一系列國際過程的最終確認。

三、國際法的建構作用

關于國際法的強制作用，各種論述很多。盡管上文論述國際法是對國際體系的確認，但國際法并不是只能跟在國際關系現實后面亦步亦趨。也就是說，國際法并不是只有現實主義方面的作用，還有某種程度上的建構作用。冷戰之后，國際關系更加民主了，國家之間的沖突減少了，這是不爭的事實。如果不是有著國際法的指引，我們又該怎樣解釋這一點呢？國際法通過具有普遍意義的原則規則及一些適用于區域或雙邊的原則規則來指引各國的行為，依據這些原則，國際法主體明確了哪些行為是法律鼓勵或允許的，哪些行為是法律限制或禁止的，從而決定自己的行為取向。冷戰結束之后，國際法獲得了廣闊的發展空間，提出了一批新的理論。建構主義認為，觀念的改變產生文化的改變，文化的改變產生行為的改變。也就是說，新的理論指導著新的行為模式，通過國際法的強制作用，迫使人們的行為產生改變。只要先進的理念能夠融入國際法中被大家接受，那么，通過國際法的強制作用，長遠的指導著人們的行為，或許我們就能夠建立一個更加和諧的世界。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以法規的形式限制溫室氣體排放，這就使得國家在發展中需要更加重視環境的因素。

四、結語

從長遠來說，人類的生存必須建立在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京都議定書》的積極作用也正在這里。盡管《京都議定書》現在并非被所有國家遵守，但只要人們承認這一種理念，人們的行為可能就會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產生某種改變，從而推動著國際社會向更加積極的方向發展。所以，盡管國際法是斗爭與妥協的結果，是對這種結果的文本確認，但國際法的作用并不僅僅局限于此。從現實主義來看，國際法具有強制力，規制著國家的行為。可是從建構主義來看，這種現實主義的強制力，卻能夠使得國際法在某種程度上指引國際社會的進步。有人說，國際法是軟法，是可有可無的。從現實主義來看，這種觀點也許正確。但從建構主義來看，這種觀點忽略了國際法的指引功能。本文認為，從長遠的角度說，國際法并非毫無價值，相反，它是重要的，是和諧有序的國際秩序不可或缺的。

作者：王磊單位：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