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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當代國際法仍然由西方文明主導的現實，使得在中國國際法學界存在著是否必要、是否可能建立起國際法中國觀念的疑問。對歷史事實進行分析可以看出，國際法雖然具有很強的西方文化烙印，但并不局限于西方文化，其既有的發展軌跡上已經有了非西方文化的印記。在未來變革的進程中，國際法有可能受到積極參與者的立場和觀念的影響，呈現出新的格局和趨勢。因而，非西方的國際法理論既具有客觀上的必要性，也具有現實的可行性。倡導并建構國際法的中國觀念，在方法上意味著要更充分注重定性研究和規范分析，在路徑上要求通過觀念的批判和建構，在元理論方面提出國際法認知和運行的新概念、新因素、新論斷，從而有利于在具體規則和外交策略上提升中國的形象、維護中國的利益。

關鍵詞:國際法；西方；傳統；觀念；中國觀念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正日益走向全球治理的核心，并且自身也在有意識地爭取國際話語機會、提升話語能力。正如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所指出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明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要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研討中國是否應當更多、更積極地采用國際法的手段來投入世界格局的構建、參與國際爭端的解決的時候，除了對國際法的功能尚有疑問，學者還經常會出現一種迷惑，認為國際法是以西方文化為背景而出現的體系，中國沒有必要和可能融入及利用這樣的一個體系來表述中國的期待、維護中國的利益、解決中國與其他國家出現的爭端。在一段時期內尤其尖銳而切近的問題是，在面對國際關系中具有法律性質的爭議的時候，或者在處理由其他國際社會行為體提出的、以法律為基礎的主張的時候，中國需要考慮使用法律的手段應對，還是以法律之外的手段應對?如果采用法律的方式應對，我們面臨的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國際法是一個成長在西方土壤中的參天大樹，①這個系統對我們來說相對陌生、相對復雜，我們有沒有能力在這樣的系統中尋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發展起自己的立場、觀念和制度?抑或只能服從西方思想和制度的話語優勢，在這個體系中處于被支配、被解釋的狀態進而不得不采用法律之外的手段解決問題?具體而言，這樣的態度和主張隱含著幾個相互聯系的認知和理解:第一，西方主導的國際法蘊含著西方的實踐經驗和制度歷史，中國并不了解也不熟悉。如果采用了國際法的方式，我們并不能真正全面地把握其內涵。在有些學者看來，國際法博大精深，內容涉及到很多方面，其理論極為深奧復雜，對非西方文化圈的人而言，沒有深厚的文化積淀和技術基礎，即使窮其一生也很難對國際法的基本框架以及相關的理論有著深刻透徹的認知。簡言之，“搞也搞不懂”。第二，國際法是一種西方文化霸權的表現。在這套規則體系中滲透著很多西方的觀念和利益訴求。中國如果進入到這一體系之中，就等于進入到了西方中心的體系，將會成為一個純粹的被支配者、被闡釋者，失去了自身文化的優勢地位。在這樣的環境中探討國際法我們很難和對方達成一致。簡言之，就是“說也說不通”。第三，西方主導的國際法話語，其中有很多的術語陷阱和制度陰謀，中國如果試圖用這樣一套體系和西方國家爭奪利益，其結果必然是沒有自身的表達機會和表達權利，無法有效地維護自身的權益，取得勝利的機會是不存在的。因此，在國際法的框架下，我們很難有所作為。簡言之，“弄也弄不贏”。上述觀點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現實?在多大程度上僅僅是一種猜想?中國能否在國際法的體系、機制和理論方面有所作為?這是中國在日益強大、日益進入全球治理核心地帶的狀態下必須面對的問題，也是一個在理論上非常具有廣泛類推價值和深度啟示意義的問題。筆者擬從西方傳統支配國際法體系的真實情況及其后果出發，考察非西方國家在國際法體系中獲得參與和話語機會的可能性，并試圖對中國國際法理論建構的路徑進行初步探究。

二、西方傳統主導國際法的現實性

到目前為止，國際法體系的底色是西方的歷史、傳統、文化、價值觀，是西方的歷史脈絡和社會環境。當今的國際法思想觀念、理論體系，是西方人的宗教信念和理性智慧所塑造的，國際法的發展是西方各國在實踐中的試錯努力所推進的。②所以，在分析和考察國際法的精神指向與實體內容時，人們經常會感覺到西方觀念和文化在其中留下的鮮明印跡。

(一)非西方國家國際法嘗試的歷史斷裂

雖然在中國以及其他的非西方文化圈里也存在著早期的國際法的觀念和做法、國際關系的表現形式，如古代中國就有諸侯會盟等國際法遺跡，③古代印度也存在諸多的條約與戰爭規則，而非西方國家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數量眾多的《赫梯條約》，記述了公元前15世紀至公元前14世紀赫梯王國與周邊諸國和平關系和附屬國關系的具體權利義務，④但是這些早期的思想和實踐都沒有順利地普遍化，未能流傳延續，成長成為具有體系性、現代化的國際法，⑤而是在中間的某一個時段就出現了斷檔，使得這些規則和原則僅僅成為歷史的遺跡。17世紀以前國際關系的規范化、體系化在亞洲、非洲、美洲未能成型的事實在客觀上為歐洲呈現出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國際關系及其規則的固化和擴散到近現代世界消極地創造了條件。

(二)國際法的西方理論與實踐源泉

現代化和現代史始于西方，現代國際體系和現代文明體系也始于西方，⑥所以現在國際上成體系的國際法思想觀念、國際法規則體系，特別是國際法的組織機構與程序設計都主要來自西方。在葡萄牙、西班牙的大航海時代，跨越國境的關系成為人們日常習見的一種生活，跨越國境的事務和問題從倫理、宗教和社會的角度給人們帶來了一系列的挑戰。此時出現了一些人文主義學者，從宗教和哲學的思想根源入手，對于國家間關系的正確處理方式進行了具有其文化特質的探索和解答。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有佛羅倫薩的馬基雅維利提出的君主論、法國思想家博丹的主權論;西班牙的維多利亞、從西班牙到葡萄牙的蘇亞雷茲、意大利的真提利以及此后國際法初期的集大成者格老秀斯也做出了很多貢獻。⑦他們提出的很多觀點、樹立的很多理念到現在仍然是國際法的寶貴財富。⑧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為標志的、此前此后的一系列條約和實踐所確立起來的主權平等、政教分離、國家邊界和外交制度⑨以及進一步的歐洲戰爭、和平而形成的歐洲外交與和平體制，對后世的國際法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瑏瑠國際法領域的著名學者，如瓦特爾、普芬道夫、賓刻舒克、惠頓、維斯特雷克、胡伯、奧本海、勞特派特等等，為當代國際法律觀念、國際法律規則甚至國際法律制度都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礎。瑏瑡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的國際關系體系、國際法律制度相對完善的過程中，它們將非西方國家視為不文明的國家，瑏瑢這一方面提升了其自身的文化自信，一方面也為非西方國家在國際法體系中的被動與邊緣地位以及由此帶來的國際社會緊張狀態埋下了伏筆。

(三)國際法在西方政治哲學中的根基

國際法不但在很大程度上為國際法學者所影響，而且在更為廣闊的視野中，它還被法學理論影響，同時也被哲學和政治學影響。這種思想觀念層面的淵源可以上溯到古代的希臘和羅馬。古典時代留給當代世界的主要是一些國際關系的思想和理論，特別是修昔底德的現實主義國際關系思想。瑏瑣同樣，人們在探尋國際法理論基礎的時候，很難繞過霍布斯這樣的政治觀念巨擘、瑏瑤洛克這樣的思想家瑏瑥以及康德這樣重要的哲學家。瑏瑦他們的著述為國際法中的諸多原問題提供了解釋源泉，確立了非常重要的思想標準。例如，什么樣的國家才是一個好的國家?什么樣的世界才是一個好的世界?以何種方式建構國際社會以達致永久和平?在世界上為什么要發展人權?這些思想標準在20世紀的繼承人，如羅爾斯、諾齊克、哈貝馬斯等，對于當代的國際法仍然持續地產生著深刻的影響。同樣，在國際組織機構方面，人們很難忘記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十四點綱要瑏瑧以及南非將軍史默茲在形成國際聯盟時所作出的突出貢獻。瑏瑨在冷戰結束以后，西方各國又不斷回到西方文化傳統中尋找“正義戰爭”的理論基礎，瑏瑩拿出“人道主義干涉”的舊瓶裝新酒，提出“預防性自衛”的觀點，帶動了國際法理論的不斷探索。瑐瑠當代的國家責任理論、國際法的實施理論是在歐洲的絕對主義與美國的自愿主義之間的權衡，瑐瑡當代的國際司法體制也體現了以西方思想為基礎的“正義”這一社會虛構，瑐瑢而沒有充分呈現出非西方國家的話語。由此可見，國際法有著深厚的西方歷史文化背景，被西方觀念和思想所主導，這不僅是一個現實，而且會是一個長期存在的慣性現象。迄今為止的國際法確實體現了西方傳統的主導性優勢，甚至是壓倒性優勢。也就是說，在國際法所展現的原則、規則、思想觀念中，確實有很深刻的西方傳統，滲透著很多西方文化的印記。

三、西方傳統主導國際法的影響

如前所述，國際法的觀念與制度有著深刻的西方歷史與文化痕跡，這種西方主導的事實導致了國際關系的法律規范體系所蘊含的文化價值傾向性，繼而，其利益偏頗性同樣也不容忽視和否認。在認可了國際法具有深厚的西方歷史文化底蘊和西方社會生活根基、國際法體系與進程在很大程度上確實由西方社會所主導、西方傳統在當代國際法中占據著更顯著的地位之時，就有必要進一步分析此種理論與規范體系對西方國家和非西方國家會呈現出哪些效果?也就是說，這一事實是否就意味著國際法排他性、永久性地僅僅服務于西方，而給非西方國家帶來負面影響和不利后果呢?還是說，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整個人類社會的共同追求，表現了人類社會對于秩序和規則的渴望，代表了全世界在國際關系處理上的共同愿望?

(一)西方傳統主導國際法的利益偏向效應

在近400年現代化的進程中，國際法領域內的大多數規則和主張是有利于西方國家的，這與西方國家主導國際法的傳統有關系。例如，在國際關系中，對于自由貿易的倡導，對于主權范式的堅持，對于人權與主權關系的闡釋，都帶有濃厚的西方色彩，相應地也就更有利于維護西方的利益。瑐瑣在人權的內涵方面，西方國家特別注重民主和自由，甚至不惜為此推翻一個政府，造成大量難民。在21世紀初的利比亞問題及敘利亞問題上西方國家所展示的立場一覽無遺地表達了其所堅持的國際事務原則，瑐瑤這些都與它們的立國發展傳統有著密切的關系。同樣，亞當•斯密提出的自由貿易理論也促進著各國在國際經濟貿易領域的自由立法，給后世自由國際經濟貿易制度體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瑐瑥從歷史經驗上看，以西方文化為基調的國際法體系確實助力于西方的成長和壯大。這一點只要看一看西方歷史上的一系列條約對于西方內部秩序的完善、對于西方穩定的維持、對于西方基本和平的締造，就能夠有初步的認識。而與此同時，再看西方與非西方國家所簽訂的條約所形成的法律關系，則大多以不平等為基礎，也就是以表面合法的形式掩蓋其剝削壓迫掠奪的實質。英國與中國簽訂了一系列此類的條約，法國、美國、德國也不例外。俄羅斯和中國曾經有過諸多以吞并中國土地為目標的不平等條約，致使中國的大片領土和其他利益被掠奪;日本同樣通過一系列以戰爭為基礎的條約對中國進行了大肆的掠奪，使中國人民在心理上和物質上都受到了極大的傷害。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人認為以西方文化思想為底色的國際法很難為非西方國家帶來好處，實際上是有著深刻的歷史教訓作為基礎的，如果不了解這一點就很難清楚地認知中國的國際法觀念和國際法心態。必須承認，直至今日這種情況確實在一些方面、一定程度上存在著。比如，在國際經濟貿易領域，以西方觀念和實踐為主導的國際貿易法最終結果也主要有利于西方。這一點，無論是考察以貿易為核心的世界貿易組織，還是考察貨幣金融領域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或亞洲開發銀行，瑐瑦都不難得到此類結論。與此相對應，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時候所不得不接受的“特別保障措施”瑐瑧以及非市場經濟地位的規則，瑐瑨不能不說是這種西方主導國際法體制給非西方國家帶來壓力和利益損失的明顯例證。而且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當西方國家認為有關的規范已經不利于該國的利益，或者相關的實踐已經違背了原來試圖為他們帶來利益的制度設計的初衷，它們就會轉而投入確立一些新的、對其更為適當的、更能夠給他們帶來利益的制度安排，從而使他們能夠在更適度的、更便利的制度框架下獲取利益。

(二)西方傳統主導國際法促進非西方利益的可能

在認可現在的國際法體系無論是在思想觀念、組織結構、具體規范、運行程序上很大程度都受制于西方的法律文明、西方的法律實踐的基礎上，我們是否就可以說這一法律體系對于非西方國家是不利的?甚至這套法律體系是為西方國家剝削、壓迫非西方國家，使得這些國家向西方國家輸送利益而確立起來的一套制度基礎?這種以西方傳統為基礎的、以西方思想與西方文化作為底色的國際法理論體系，能不能夠事實上有利于中國和其他非西方文化圈的國家、文明?結合國際關系的實踐，我們必須看到，以西方思想觀念為藍本的國際法，并不必然、并不永遠有利于西方，而是有可能給非西方國家也帶來利益。其原因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西方國家利用國際法維護自身利益的主觀意圖和客觀效果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如果說西方的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學科的發展對于非西方文明思考和處理相關問題具有解釋意義和指引價值的話，那么我們就沒有必要認為在國際事務中國際法的思維和處理問題的方式是完全不公允的，是完全有利于西方國家而不利于非西方文化圈的。故而，由一方主導的規則甚至由一方完全負責起草和確立的規則，并不是說就必定對其他方面不利。法律是社會生活的規則層面，同樣，國際法也是國際關系的規則層面，也就是用規則的思維去考慮國際關系問題，用規則的方式去處理國際關系中的各項事務，用規則的程序去解決國際關系中的爭議，由此界定權利義務，樹立正確與妥當的活動方式。國際法以西方的歷史經驗為基礎，雖然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西方的故事而形成了國際法的理念和體系，但是西方的故事只是一個外形，其內涵仍然是人的內在需要、人的本質、人在社會中生存的方向需求和彼此交往的基本要求、基本規律。換言之，西方的國際法思維、國際法觀念、國際法理論以及由此衍生的原則和規范，對于非西方國家也同樣有著指引和輔助的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講，國際法實際上體現的是不同類型人在跨國交往的過程中所試圖建立的規則，并不僅僅是西方人獨特的意愿，也不僅僅陳述著西方國家的利益需求。即使國際法是在西方的文化土壤中成長起來的規則也有一種提供普遍利益的客觀效果，只要非西方國家能夠深入了解并且認真應用，此種規則仍然是可能有利于非西方國家同時也給西方國家帶來約束、施加義務的。國際法體系更適于被視為是一個國家在參與國際交往的過程中，可能會需要的規范、可能會提出的主張、可能會要求的權利義務界分模式。這一規則在確立的時候，表面上應當是公共的、透明的。規則應當較為均衡地體現出各個方面的要求，應當體現出國際社會在這一領域的共性。作為一套規則體系，國際法應當在類似情況下規定同樣的權利義務配置模型和爭端處理方法。此種模型和方法給任何一個處在相應位置的國家都可能帶來好處。所以，國際法的理論和觀念在一定意義上是均衡的公共物品，是所有的國家都可以從中獲得幫助和裨益的，并不完全是偏袒的、僅僅有利于西方國家的。

第二，國際法的適用效果會隨著時展的不同情境而有所變化。在國際法規則確立之時的權利狀況、實力配置結構與日后的實力結構可能并不一致，當一個國家對于其在結構中處于何種地位并沒有完全明確的觀念的時候，該規則即不可能保證對該國永遠有利，或者永遠不利。國際社會的實力變化使得同樣的規則對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時間會產生不同的后果。因而，不能說確立規則或者主導規則的一方就必然能夠在這一項規則中長期甚至是恒久地處于優勢有利的方面。國際社會的力量對比、國際社會的結構與發展方式在不斷地進行著變化，國際社會的格局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演進，所以，相關的規則如果在不同的情況下按照原來的方式使用的話，則很有可能使得西方國家自身也受到約束，甚至使得西方國家自身成為受害者。由此可見，如果我們接受國際法不斷變化、不斷發展的理念，并且以不斷發展的國際理念去認知國際法律觀念的內核，就會發現非西方國家對于整個的國際法體系并不是毫無貢獻的。在國際法發展的進程中，非西方國家如果愿意積極介入、努力參與，就有可能表達出自己的觀點，就有可能會影響國際制度的塑造，就有可能更加有效地維護我們自身的利益。

第三，國際法規則構建存在著內部差異和歷史變革的可能。盡管在歷史上國際法的主要思想觀念和制度體系確實是由西方國家、西方文明所主導、塑造的，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在西方文化主導的進程中國際法經歷著非連續性的推進，這意味著西方國家之間并不是沒有任何差異、鐵板一塊的。而且國際法是不成體系的，不同國家在法律之中所體現的需求和預期也是有差異的。西方國家在彼此競爭、彼此討論的過程中所得出的結論或者博弈出的結果，最終也非常可能同樣有利于其他國家甚至有利于本來處于被損害地位的國家。從規則確立的基本理性上看，強國在為自己的利益進行謀劃、對自身地位進行維護的時候，對處于同樣位置和境況的國家也具有幫助意義。就國際法的發展過程進行觀察，確實有很多非西方的因素逐漸在滲透進去，比如說人權、投資、環境、海洋等等，非西方國家的主張在國際社會結構日趨均衡化、體系越來越復雜的狀態下，能夠突破西方的霸權甚至是話語暴力，取得自己的地位和優勢。如果我們觀察國際法院所處理過的爭訟案件就不難發現，在西方國家之間呈現出的紛爭和矛盾為數不少，無論是澳大利亞訴日本關于捕鯨的問題，瑐瑩還是德國和意大利關于國家豁免的問題，瑑瑠或是英國和法國關于敏基埃群島與埃克里荷斯群島的爭端，瑑瑡國際法院審理過的一系列發達國家之間的案件瑑瑢都顯示出即使在西方國家之間也仍然存在著對于國際法的不同認知和不同理解。可見，并非整個的國際法律規范和理論體系都長期且永久地僅僅有利于西方，也并不是說非西方國家在現有的國際法規范和理論體系之中僅僅是受剝削、受壓迫、受損害、被他人話語所支配的一方。使西方思想哺育的國際法有利于非西方文明，在很多時候是可以做到的。因為，西方文化在探討相關問題的時候所遵循的也是人類共同的理性，很多規律、原則、觀念、思想并不完全是西方自身的要求，也代表了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所有國家的規律性的需求。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如果非西方文化圈的國家能夠善于利用這些規則去取得自身的解釋，就可以在這個規則體系中獲得收益。

四、西方傳統主導國際法的解決思路

前文從靜態的規則及其實施的角度分析了國際法觀念與規則是否僅僅服務于西方文化圈，對于相關認識進行了探究和分析。進而，我們需要追問的是，對于那些不利于非西方文化的理論觀念、那些不利于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發展的規則體系以及諸如此類的一系列情況，應當采取何種立場?應當如何突破、如何解決?從規則自身的動態發展變化而言，需要進一步分析的就是，在西方文化圈之外的各種文化有沒有可能為這一套規范體系的內容進行增量式更新，為這個體系的變化進程起到推動變革的作用?

(一)面對西方傳統主導國際法的兩種對策

第一種對策選擇的思路是完全另起爐灶、建立起一套新的體系，用這種全新的思維、全新的結構框架、全新的規范來實現非西方國家文化所主張的利益、所預期達到的目標。這種革命式的方法雖然并不是完全沒有可能，但是其成本極為巨大，而且效果未必良好。所謂成本巨大，是因為如果推倒重來，將原有的思想觀念完全放棄，需要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需要有非常豐富的經驗和思想以及相應的實踐經驗。而非西方國家在這個方面幾乎可以說是白手起家，僅有的為數不多的經驗實際上是在和西方國家打交道的過程中形成的;而且已經融入到了現有的國際法體系之中，變成了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錯狀態。此時，分辨非西方的國際法已經不是特別具有現實可能性。鑒于這樣的一些原因，另起爐灶去形成全新體系，革命性地去推翻西方主導的國際法思想，其實際價值并不大。第二種對策選擇思路是進入西方國家法的體系之內，通過對體系的認知、利用和對體系漏洞的彌補去漸進推動體系的發展與變革，突破原有體系的內容，使西方國際法的老樹上開出新花。國際法以西方的思想文化為基礎，并不等于就拒斥了其他的文化。從效果上看，由于這種漸進變革的方式基本上采取了西方原有的國際法話語模式、術語、思維邏輯，所以更容易使得非西方國家的主張被西方國家乃至全世界所認可和接受，更容易起到說服的效果。并且很可能在原有的機制框架內轉變為真正的社會實踐，用以塑造規范制度、確立權利義務。在國際法的變革和發展中，通過參與和滲透使非西方文化在國際關系與國際秩序領域所提出的主張、所意圖達到的目標更容易實現，這也并不是完全不能實現的目標。

(二)國際法西方傳統的消解進程

非西方國家在國際法的整體框架之中是不是可以突圍?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國家有沒有機會將自己的愿望、主張、對國際秩序的理解滲透到國際法的體系之中?依據歷史實證和理論邏輯，可以通過以下兩個層面的進程對西方的主導優勢予以消解。

1．提升認知和利用能力。現代國際法有很多概念和規則是世界各國都能夠理解和接受的，只有一部分僅僅體現了西方的觀念和價值，例如在人權方面的一些主張，在國際司法制度方面的一些傳統。總體來看，非西方國家對此并不存在著絕對的不能理解的障礙。國際法雖然博大，但并不精深。所謂“博大”，其實就是涉及到很多領域、很多方面、很多結構。所謂“并不精深”，一方面是說在國際法向外擴展它的領域的時候，在思想方面并沒有深入挖掘的過程，甚至可以說，整個世界的國際法都是比較欠缺理論研究的。這一點，無論是比起法理學、民法學、法社會學等法學內部的各個學科，還是比起國際政治、國際經濟這樣的國際問題相關學科，國際法在深度上都顯得差距較大。可以說，國際法并不是一個難于理解的學科。另一方面，所謂國際法“博大而不精深”還可以理解為國際法存在著很多相互沖突的規范和相互沖突的理論。在各種規范和理論之間，發展中國家、非西方國家可以進行適當的選擇，找到更適合自身發展、更能夠維護自身利益的規范。

2．在參與和溝通中淡化國際法的西方主導色彩。非西方國家不僅可以在現有的國際法規范、原則和理論體系中尋找到對自身有利的因素，而且可以尋找機會去推進國際法原則與理論的發展，在參與中擴展見識，在參與國際法的訂立和發展的進程中去提升凝煉自身的主張，擴大本身要求的影響力，使得非西方的國際法主張滲透到國際法的理論體系之中，形成新的、升級版的國際法規范和理論體系，促進國際法的均衡化發展，直至在了解相關規范及其背后主張的基礎上提出新的主張，確立新的規范。瑑瑣也就是在更為深入地了解國際法內在理性的時候去變革和發展國際法，使國際法逐漸融入非西方的因素，最終有利于所有國家。在這一點上，無論是國際投資領域“卡爾沃主義”瑑瑤的提出，還是國際人權領域第三代人權對于第一、第二代人權的發展，瑑瑥都充分說明了國際法并不是一個僵化不變的固定系統，而是在國家的參與和推動下不斷地發展新的領域、構筑新的原則、形成新的規范框架的活的法律。在《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過程中，面對不同的西方文化在國際人權方面提出的差異巨大、分歧難于消除的問題，中國代表張彭春提出了一系列彌合西方文化之間差異的方案，對于世界人權最后的出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瑑瑦這其實就說明非西方文化對于當代國際法實際上已經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秉承這樣的思路，我們也不難推斷，在未來的國際法體系之中，非西方的思想、文化、行為模式和解釋問題的基本思路會有助于國際社會在沖突中尋找新的出路。

五、國際法中國觀念的構建路徑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對于確立國際法中國觀念的可能性已經達成共識，能夠非常清楚地看到在國際法領域形成非西方的具有中國元素的理論存在著可能。更重要的是，形成國際法的中國觀念有助于建立中國的文化自信，為中國在國際社會形成更清晰的立場、更積極的形象奠定基礎。因而，我們有必要進一步尋找到建立國際法中國觀念的道路。筆者認為必須要進行法律的轉換，從整體思維到具體規范上都要進行轉換。針對那些對非西方文化不利的規范體系，要勇敢地進行批判、反思，提出不同的觀念，確立不同的規則模式，這樣才有可能在國家發展的進程中獲得更好的環境、更多的機會。

(一)國際法的觀念變革:從疏離轉為融入構建國際法中國觀念

這一道路首先的要求就是在思想觀念上破除對于西方國際法的迷信。這種迷信既包括“西方國際法無敵論”，也包括“西方國際法無益論”。前者片面地認為只有西方學者提出來的國際法觀念、國際法理論才是值得重視和關注的，非西方學者在國際法領域不可能有什么貢獻。后者則體現為對西方國際法觀念和體系的片面抵觸，即認為西方的國際法理論都具有嚴重的剝削和壓迫特色，非西方文化不可能從中獲得應有的利益。只有在破除迷信的前提下，我們才有可能形成一種平和對待國際法理論和制度的心態，這種健康的心態尤其意味著從容和自信。所謂自信，就是對于國際法能夠為中國表達自身的觀念提供有力的支撐有充分的信心;對于中國能夠充分利用國際法這一外交手段來表達中國的立場、維護中國的利益、確立中國的觀念有充分的信心。這就是一種中國國際法的理論自信和文化自信。雖然中國傳統思想以儒家的天下觀念為基礎，與西方中世紀以后的國家之間主權平等的國際思維確實有很大的差異———中國更強調一個中心而西方主張多個中心，但是中國并不是完全拒斥國際法的。例如康熙年間(1689年)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的時候清政府利用了西方傳教士所傳來的國際法知識，并且聘請西方傳教士張誠等作為顧問參與到《尼布楚條約》的談判進程之中。瑑瑧可見中國并不完全因國際法的陌生而對其持漠視和抵觸的態度。

鴉片戰爭前后，中國越來越多地接觸和了解了國際法，盡管可能存在著觀念上的差異和理解上的分歧，然而總體看來，中國也試圖用國際法來維護自身的利益，表達自身的立場。瑑瑨從這個意義上講，借助國際法表達中國的信心是可以有效確立起來的。而所謂從容，就是在對方使用國際法的時候，我們能夠保持一種溫和的禮貌的態度;我們自身也能夠越來越熟練、越來越精巧地操作國際法這一套技術工具來表述我們對于國際關系體系與結構的愿望，承載對于國際行為正當與不正當尺度界分的理解，展示我們對于國際關系中價值取舍排序的觀念，彰顯我們對于國際是非對錯劃定的主張，也包括對司法解決國際爭端方式的利用來體現我們對于世界各國廣泛認可的法律程序的認可。這種思想觀念上的轉變，看似柔軟，但意義卻非常重大。雖然不能一蹴而就地實現，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卻也并非不可能。通過潛移默化的教育和符合中國觀念傳導結構的自上而下的模式，充分利用國際關系中的法律因素，在外交措施中更多地采用法律技術手段，使其能夠進入到所有外交人員和相關智庫的思想意識中，就能夠在中國確立外交方略的時候提供支持，將法律真正納入外交決策的考慮因素范圍內。

(二)國際法的變革參與:以認知提升建設國際法的中國觀念突破西方文化傳統優勢的可能性，改變完全由西方傳統來主導國際法存在和發展這一框架的具體思路，主要強調在方法上進行原理論創造，對既有的理論模型進行反思、審視，也可以用定量的方式進行檢驗，進而推出原有的理論的不適當性。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勇于提出新的假說，在新假說的基礎上推進成長出中國的國際法理論。在西方文化主導的國際法體系上進行理論創新的第一步是認知，也就是深入細致地了解國際法的總體格局、基本框架，洞察國際法的基本概念以及概念之間的關系，明晰國際法的來龍去脈，由此才能對于國際法有一種見木又見林的整體理解和宏觀把握。這種認知的建立必須借助于深入和體系性的國際法教育。很多國家都對此反思，認為在這個方面的工作還很有差距。瑑瑩而中國很多的國際法教育機構、人員和過程還存在著很多華而不實、淺嘗輒止的問題。例如，在國際法上更加注重闡述一些概念和原則，卻沒有給出明確的根據;更加注重較為抽象的說理，而不注重具體在實踐中形成的規范，特別是對西方實證法學所非常重視的條約規則和習慣規范。只有在實證法的層面上獲得了準確的認知，才有可能對這些規則有更深刻的理解和判斷。因而，欲獲得國際法領域的真知灼見，就需要下真功夫，在這方面，包括日本在內的很多國家所做的梳理工作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實現國際法理論創新的第二步是對于這一體系所存在的缺陷和問題有清醒的認識，也就是對國際法產生批判性的觀點。顯然，以西方歷史文化為基礎的國際法思想觀念和規則運作體系不是完美無缺的。即使是在西方自身的邏輯體系之內，也能夠找到它的內在缺陷與矛盾。如果再跳出西方的思維范式，就可能獲得更多的評判視角，得出更為豐富的批判性的反思和建議。如果僅僅是了解國際法，對于國際法的格局有清晰的認識，那么并不足以產生非西方的國際法觀念和體系，也不足以將非西方的文化傳統、文明特質滲入到國際法的體系之中。

只有在文化比較的基礎上利用非西方的因素去審視現有國際法的規則和運行，才有可能對于國際法存在哪些缺陷和問題、在哪些方面應當進行拓展、在哪些方面應當進行限制和縮小形成較為完備的認知，判斷出國際法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問題。實現國際法理論創新的第三步是滲透和建構，也就是說，越來越多地采用非西方的文化因素去影響國際法新文化的形成和發展，變革原有的、片面表達西方文化、體現西方價值觀、維護西方國家利益的國際法律規范體系，試圖形成一個有利于全球各國、各文化、各民族融合發展、共同進步的國際法體系，使得國際社會在相互理解、增加認同，越來越體會到世界所面臨的共同風險及全球問題的基礎上去構建全球治理思想下的國際法新體系，形成國際法的全球性、均衡性。例如，在人權領域，傳統的西方人權觀念僅僅注重公民權利和自由，認為人權更多的是對于政府不得干涉人民自由的一種約束，對于政府積極地創造福利、確立社會的公平分配關心仍顯不足。隨著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的確立，西方國家開始慢慢地豐富其人權觀念譜系。而20世紀中葉以后發展中國家的興起，對于國際法人權領域的新主張，包括和平權、發展權、環境權這些觀念的提出，對于原來西方的國際人權的認知和人權維護方式都產生了很大的擴充作用。瑒瑠不得不說，到現在為止第二代人權和第三代人權在國際法上的地位仍然不夠穩固，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也沒有建立起較為合適的實施機制。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只要非西方國家不斷地努力進行制度建議和觀念推進，國際人權法領域就會越來越體現出文化多樣性，顯示出文明共存、文化寬容觀念的可能性就越來越大，這無疑是國際法持續發展、國際關系健康維護的重要途徑。

(三)國際法的理論創新:以概念推動論斷意圖推出具有中國特色的、與西方認知有所不同的國際法的新假設，推出國際法的新論斷，促進國際法非西方觀念與理論的成長，國際法基本理論、模型建構的層次非常重要。從方法論的角度分析，試圖突破西方國家、西方文明獨占國際法話語優勢的境況，試圖在國際理論發展的格局中有所創建、有所發展，就非常有必要在注重實證分析、定量分析的基礎上，充分注意和著力強調定性分析和規范分析。如果只是在實證和定量的層次進行研究，那么就一定要遵循既有的國際法假設或者既有的國際法理論，這種發展的新穎性及創造性就必然是局限的，就無法推出與西方并立的、具有挑戰性的或者補充性的國際法理論發展方向。理論創新要求從思維框架、因果關系假設、模型構建的高度入手，去形成對于國際法律關系、國際法律事務的新概念、新因素、新論斷，也就是對國際法提出新解釋、新認知、新判斷，由此來推動非西方傳統的形成，推動另外一種國際法理論模型與理論范式，這是在進行國際法理論建構的時候必須充分重視的一個方面。具體而言，以定性研究為基礎的新的理論構設包括這樣幾種形式:

1．塑造新概念。新概念就是在國際關系中提出一個新的規范性的說法或者術語，用來更加凝煉地表明國際關系的某種主張。在法律體系中概念是規則和體系的基礎，所以一個新的概念的提出很可能會帶來整個法律的一種新思維、新理解。中國在1953年年底提出并于1954年與印度聯合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一種新的概念，是對國際關系所作出的一種新的規范性表述。瑒瑡如果按照這樣的思路進行推理，則中國提出21世紀的“和諧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都代表著國際法律觀念和體系中的新概念。這些新概念都可能為國際法的發展、理論建構發揮重要的作用。例如，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重要部分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深刻地揭示了當今人類所面臨的資源短缺、環境惡化、人口爆炸等共同風險，這些風險要求國際社會密切合作、有效應對。當然，必須說明的是，僅有概念的創造是不夠的。理論的呈現更需要在大膽假設的基礎上小心求證，也就是說要對這一概念的合理性、正當性進行充分的研討和展示，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之下才有可能使之成為人們真正能夠接受的、法律體系中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不是一個孤立的口號。中共報告對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就初步形成了一個論證的框架，瑒瑢可以為我們進一步分析這一概念的背景、內涵、方向、路徑奠定基礎。

2．融入新因素。所謂新因素就是在理論的因果關系鏈條或者相關關系之中加入以往不存在的因素，或者減去以往已經存在的因素。理論研究其本質是一種相關關系分析和因果關系分析，因而理論創新很多時候就是變量的增減。例如，當代國際法在領土取得、領土所有權方面確立起的規則就是注重既得的權利、注重實際占有。如果非西方國家能夠進而提出在領土取得和所有權方面還存在著其他的考量，特別是歷史考量，即所謂“歷史性權利”，瑒瑣那就是在因果關系中加入了新的因素。另外，很多西方國家會認為，自由與民主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或者善治中非常關鍵的指標，如果非西方國家能夠證明除了自由和民主之外還存在著其他的促進民生幸福、達到社會善治的指標，則也是在添加國際法理論的新因素。例如，中共在報告中強調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倡導國際關系民主化”，就在很大程度上矯正了西方主導國際法的主流思想，為國際法的未來發展方向注入了新的因素。

3．確立新論斷。新論斷就是對于國際關系中的行為方式與具體做法提出與以往不同的見解。可以說，每一個被廣泛接受的新論斷的出現，都是一個學術領域的理論革命，或者說這個理論方面的范式轉換。例如，葡萄牙和西班牙試圖占據和分割海洋的主張是15世紀以后國際法的舊范式，而17世紀初尼德蘭著名學者格老秀斯所提出的“海洋自由論”與不列顛學者塞爾登所提出的“閉海論”結合在一起，相互制約、彼此消長，形成了國際海洋法領域的范式轉換。瑒瑤在威斯特伐利亞和會前后，西方國家所逐漸形成的領土邊界確定、主權平等、彼此均勢交往的體制，塑造了現代的國際關系與國際法的基本格局，國家有權進入戰爭、他國無權干涉內政的主權范式奠定了現代國際法格局的基礎。瑒瑥從爭端解決的角度看，國際關系從國家之間的戰爭到通過會議來確立一個相對均衡的格局，直至形成一個又一個的國際組織來為國家的行為確立規范，為國家之間的爭端形成解決的渠道，都是基于國際關系與國際法的一個又一個新論斷所建立起來的機制。當國際仲裁成為一種解決國際糾紛的方式的時候，采用戰爭來解決國際糾紛變得野蠻，這意味著人們越來越期待著國家之間采用和平的、法律的方式認清事實，根據規則來解決問題。這顯然也是基于對國家理性的一種新的論斷。受同樣的論斷指引，形成了聯合國所確定的禁止在國家之間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脅的規則，這自然是國際法發展的一個革命性的變化。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確立的主權至上、內政不可侵犯的原則已經松動，威斯特伐利亞范式正受到挑戰。瑒瑦由此推之，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三個世界”主張也是一種新論斷。瑒瑧這個論斷意味著世界矛盾一方面存在于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另一方面也存在于大國與小國之間。進而，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應當聯合起來、團結起來，避免卷入到超級大國間無謂的爭吵、爭論、爭斗之中，避免成為他們博弈的棋子，要為自身的生存發展繁榮作出努力。20世紀80年代，中國指出，世界的主要問題是和平與發展，這是對傳統的國際秩序主題———戰爭與和平的扭轉。而2017年的中共報告進一步提出: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這一方面延續了和平與發展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又特別提出了和平發展的大格局之下所存在和面臨的一系列新現象、新問題、新困難、新機遇。

(四)國際法的話語塑造:以互動助推完善塑造和傳遞國際法的中國觀念，不僅需要中國國際法的教學和研究者扎實努力，更需要中國的外交部門和人員，特別是中國在國際組織的使節、中國駐外使團的外交官、參與國際談判的中國代表，以更加專業的姿態、更加成熟的話語表達參與全球治理。為此，在學術成長和實踐完善的手段上要進一步促動理論界與實踐界在制度層面的良性互動，或者稱為“正反饋”。在這個方面，中共報告有幾句話具有擲地有聲的力量:“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理論需要面對實踐、緊跟實踐，但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實踐沒有止境，理論創新也沒有止境。……我們必須在理論上跟上時代，不斷認識規律，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創新。”這要求在國際法上話語塑造必須關切國際社會的實踐、關心中國的全球治理參與實踐，并且深入體察其中的問題，努力做到戰略、方向和道路上的闡釋與指引。在西方，有些國家形成了“旋轉門”機制，瑒瑨即為理論研究者提供充分的機會去進行實踐領域的工作，與此相對應，實踐領域的工作人員也有機會進入到理論和教育場域之中，雙方替換身份，利用自身的知識積淀與經驗為另一個領域作出貢獻。在中國，有些政府部門已經在這個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初步提供了這樣的機會。不過總體上說，這樣的渠道還不多，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旋轉門”還沒有充分建立起來，理論與實踐之間信息不對稱的情況是存在的。這就導致理論不能夠為實踐提供反思性的戰略指導服務。實踐界不了解理論界的主要關切與話題，也沒有向理論界提供前沿的有益信息，特別是中國在國際關系中所遇到的棘手問題。這也是中國在國際關系與國際法上仍然沒有走向前沿、沒有在國際社會構建起較好形象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因為中國的良性互動、正反饋還沒有充分地建立起來，就更值得呼吁和著手促動此種良性互動和正反饋的形成與強化。只有在良性互動的前提下，國際法的中國觀念才會是鮮活的，才會是富有生命力的，也才會服務于實踐，為中國的國際法實踐作出有益的貢獻。

六、結論

盡管西方傳統在國際法的系統中仍然占據主導地位，中國國際法只有零星的貢獻，但鑒于國際法在國際關系中的重要地位和豐富功能，瑒瑩鑒于國際法作為系統與過程的變動特征，瑓瑠非西方國家并非沒有積極參與、推動變革、作出貢獻的可能性，并非無法通過國際法來表達自身的意志、實現自身的利益。為此，我們需要不斷深入地思考如何實現中國國際法學術的突圍，如何建構具有中國傳統與文化色彩的國際法觀念。這就需要深刻而準確地認識到國際法中的西方傳統霸權、話語優勢，以及此種現狀和趨勢能夠帶來的影響;并在充分衡量這一狀態的利弊基礎上，探討對于西方國際法話語的突圍以及建立中國觀念的路徑。此種路徑并非緣木求魚、空中樓閣，而是有著堅實的國際關系實踐基礎，有著充分的歷史經驗基礎和豐富的現實證據的。此時，以投入的心態、積極的行動，從認知到介入，從介入到變革，以法律的話語表達中國立場、維護中國利益，不僅能夠有效地提升中國形象、減小中國發展的國際阻力，而且能夠完善和提升國際法，為迎接并應對共同的風險，為世界的和平發展、互利合作、和諧共存做出貢獻。

作者：何志鵬 單位：吉林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