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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文化對就業、出口和工業附加值的作用日益顯現，作為文化層面的人文精神和人文知識對加強社會治理，提升社會文明程度起到了關鍵性作用。人文素質的構成脫離不了所屬的社會文化背景。以文化為中軸，統一價值觀，對化解社會矛盾、調節各種資源分配、推進和諧社會構建將起到關鍵性作用。

關鍵詞：

人文素質；和諧社會；文化

十六屆六中全會之后，關注人文素質、和諧文化、和諧社會成為理論熱點。多數研究從歷史唯物觀分析人文素質的內涵及特征，討論其與經濟、政治的互動關系。但是，由于無法與所屬社會相剝離，人文素質又會因社會背景不同，其建構的方式方法和構建途徑也不相同。本研究在一般文化理論的前提下，將文化特征、中軸功能等理論與和諧社會構建結合，以調配各種社會資源、平衡利益關系，這既是對文化理論研究的深入，也是順應時代新發展的理論新課題。基于文化因素的廣泛滲透性，對于文化功能的研究有助于推進文化建設，進而有利于整合社會力量，化解社會矛盾，不斷培育社會生活中的和諧因素。通過文化研究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夠實現促進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個體本身和諧程度的提升，形成統一的意識形態，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的活力。

一、人文素質理論研究的發展軌跡

亞里士多德的《論政治》早早地展開了對人文素質方面的探索，也標志著國外有關人文素質教育的理論和實踐的雛形誕生。此后一些西方學者紛紛針對教育問題展開探索，提出要以完美的個體（有美德、品行、能力和健全體魄的理性人）為核心，開展人文素質教育，提升人文素質水平。（藍志勇、陳國權，2007；詹姆斯•羅西瑙，2001）。二戰后，在西方，人文素質教育出現了邊緣化和弱化的現象，人文素質本身及教育體制逐漸失去了其權威性、獨特性、目的性。圍繞這一問題一些理論研究者紛紛著書立說表達對這一問題的重視，包括弗萊克斯納的《大學》、約翰麥克派克的《反思與教育》、米歇爾波斯頓的《中世紀經濟與社會》、理查德森的《歷史、人文與大學》、李斯曼的《大學文化沖突》、克爾的《高等教育無法逃避的歷史責任》等從自由主義教育出發，對人文素質教育等方面做出了系統的研究，起到了綱領性作用(陳振明、薛瀾，2007；Kauffi⁃man，1993；Horgan，1995；Greenstein，1997；Parsons，1998；Russell，2003)。史學家喬治薩頓在《科學史和新人文主義》中提出了新文化觀，即新人文主義，將其作為科學主義和人文文化的溝通橋梁，試圖彌合兩種文化之間的鴻溝(俞可平，2000；Parsons，1998；Russell，2003)；Amanda(2007)主張科學技術、人文知識和社會科學相互整合才能更好的服務于社會。我國理論界對人文素質的討論，代表性觀點認為：人文素質是以人文精神和人文知識為依托，與社會心理、文化修養、人文精神等方面綜合而形成的一個人內在的、穩定的特質（顧麗梅，2009；查爾斯•沃爾夫，1994）。也有學者認為人文素質應更關注人生的目的、意義、價值、發展人性、完善人格（唐娟，2006；黨秀云，2006）。還有學者從人文素質內部的分類將人文素質歸結為思想道德素質、文化素質、業務素質和身體心理素質等（埃莉諾•奧斯特羅姆、拉里•施羅德、蘇珊溫，2000；譚英俊，2008）。人文知識構成了個體的相對穩定的知識框架（汪向陽，胡春陽,2000）。人文精神使人文知識更加具體化、有形化，是將人文知識在現實社會中進行體現的關鍵，也是實現人文知識有效推進文明社會進步的關鍵力量（孫柏瑛、李卓青，2008）。在整體社會文化環境中，對人文素質的關注也一度遭遇窘境。涂又光(2003)等學者認為人文素質教育沒有與科學教育同步發展，而人文素質教育的缺失是民族和國家的危機。楊躍民教授（2005）提出，是教育體制束縛了人文教育的空間，導致人文教育從意識形態上發生了知識化、科學化、甚至是政治化傾向。桂署欽（2010）、檀江林（2009）、孔祥（2010）胡鞍鋼（2000）主張關注人文素質就是要關注人文精神，同時，強調以人性教育、完善人格為宗旨，以注重實現和促進個體身心和諧發展為培養目的。也有學者提出要將人文精神提升作為人文素質提升的重要指標。

二、人文素質的特征與功能

1.人文素質的中軸功能的構成研究

人文素質中軸功能即把人文素質作為中軸，推進各種社會關系和資源的調配、形成統一的價值觀，從而起到化解社會各階層矛盾，構建和諧社會的作用。由于我國還處于經濟轉型期，社會結構還未完成有效重組，人文素質等軟環境建設對于社會治理的中軸功能還未充分得到發揮，學者們呼吁要及時以人文素質等文化因素為中介，防止發生社會結構重組性錯誤。有的學者提出人文素質等軟環境建設將從從道德和文化層面，明確社會責任，調和社會矛盾。

2.人文素質的中軸功能與社會需求研究

文化學家、文化社會學家從社會需要的多元性和文化價值的多元性分析。弗賴堡學派認為人文精神等文化因素具有中軸功能，會對社會行為進行管理，可以有效發揮人文精神、人文知識的滲透性，促進統一社會價值觀的形成，調和各方利益、化解各階層矛盾、提升和諧程度的目的。布達佩斯學派從馬克思關于需要和價值的見解出發，提出了“需要的多元性”和“價值的多元性”等觀點。同時，提出社會矛盾的重要根源來自于差異化的人格、精神以及意識形態的多樣化而產生的需要多元化。拉德克利夫布朗、馬林諾夫斯基等人提出的文化功能理論，肯定了統一的人文精神等意識形態和精神需求對個體、社會、政治等方面存在滿足需求和制約行為的作用。

3.人文素質中軸功能與國家治理功能研究

國內外的許多學者從建設和諧文化展開對和諧社會的提升路徑的研究，多從公共危機和社會治理的層面進行，同時，也強調了思想內核、社會風尚、行為規范、制度體制等方面相互統一的一種面向現代化和未來的文化形態；以盧卡奇、布達佩斯學派、南斯拉夫實踐派和法蘭克福學派等為代表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從文化層面評價了人文素質的力量。也有學者主張從人文精神等文化因素與政治經濟危機滯后之間的關系找出危機管理的路徑（肖楓，2000；衣俊卿，2005）。隨著信息化和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人文素質在當代社會中呈現出特別的整合力，這為社會治理提供了功能前提。文學批評家杰姆遜提出的“經濟的文化暗示文化”和“文化的經濟化”概念進一步揭示了人文精神和人文知識可以通過對社會的再構造達到消除危機、實現有效治理的目的（王少安、周玉清2009）。20世紀90年代，以美國學者亨廷頓為代表的西方學者主張以文化價值觀的統一性結成聯盟，實現國家治理（LearyMR，2000；張岱車，2004；辛世俊，1999）。

三、文化中軸功能與文明社會構建的關系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中對文化與和諧社會創建給予了重點關注。有的學者從治理理論討論人文精神、人文知識與公共危機、社會治理的關系，討論了其中軸功能的多元性。有的學者從物質、價值層面對人文素質等文化因素的中軸功能進行了研究，強調物質在成為文化基礎的同時，人文精神和人文知識也對國家治理起到重要作用（張健、孫鶴，2013）。也有學者從聚合力角度提出人文精神、和諧文化是既紛繁多樣，又能求同存異，具有較強的社會行為凝聚功能，能夠高效地分配各種社會資源，實現部門間各種資源的統籌兼顧，同時，通過調整公共文化產業，平衡文化分歧，提升、統一人文精神，推進人文知識的教育，解決社會矛盾，塑造和諧的社會文化。FiskeST,Gil⁃bertDT,LindzeyG（2009）、費孝通（2006）、郭鳳志（2005）、李文群（2004）等學者肯定了包含人文素質在內的文化因素是和諧社會構建中無法剝離的因素。BussDM（1995）、張謹（2008）在其研究中強調了健康、良性的人文精神具有動態性并隨著人類文明進程的推進而變化。人文素質提升是構建和諧社會、提升文明程度的必要條件。以文化的中軸性作為調節力量有助于發揮人文精神和人文知識的滲透性，加快統一社會價值觀的形成，從而緩和各個階層的矛盾、高效分配各類資源，最終實現社會整體和諧程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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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萍萍 單位:淮陰工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