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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相對于學科話語、體系與范式均較為成熟的經濟學而言，法學雖已不再“幼稚”，然而法學內部各部門法學的發展并不均衡，其中尤以產生時間不足百年的經濟法學為甚。一般認為，經濟法學是為了矯正市場經濟的諸種缺陷（例如壟斷、信息不對稱、外部性）而產生的。從時間上來看，經濟法學是在市場經濟從自由競爭階段進入到壟斷階段以后才得以產生的。這就意味著中國經濟法學的發展歷程更為短暫，因為中國直到1992年才確立市場經濟體制。學科生成時間的短暫通常表明該學科發展的我國經濟法學教材選用的困境與出路陳承堂（揚州大學，江蘇…揚州…225127）成熟度不夠。在中國經濟法學產生初期，學者們對經濟法學見仁見智，提出的學說與觀點各異。以至于有人認為：“讀一本經濟法書，知道經濟法是什么，讀兩本經濟法書，就有點困惑，讀三本經濟法書，就頭腦混亂，不知道經濟法是什么。”對于日趨成熟的中國經濟法學而言，十多年之前的觀點已略顯夸張，然而卻提出了幾乎每一位從事經濟法學教學與研究的教師不容回避的問題：作為學術競爭的結果，教師一般會選用那些體現主流學說與觀點的教材，緣何經濟法學教材的選用會讓人無所適從？本文將以我國大學法學院教師選用經濟法學教材所面臨的困境為視角，試圖破解我國經濟法學教材建設過程中遇到難題，作為副產品，也可以折射出當前中國經濟法學發展的癥結之所在。

二、教材選用的困境

當前中國經濟法學教材不下數十種。其中屬于國家級規劃教材的有：史際春教授主編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國家級規劃教材”《經濟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版）；楊紫煊教授主編的“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經濟法》（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版），漆多俊教授主編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經濟法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版），李昌麒教授主編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經濟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4版）；張守文教授主編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規劃教材”《經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5版）。此外，李曙光、程寶山、王衛國、華國慶、黃錫生、倪振峰、王曉曄、符啟林、黃河、徐孟洲、劉大洪、朱崇實、劉瑞復、劉文華、顧功耘等一大批在經濟法學領域有造詣的學者均主編或撰寫了體例不一的經濟法學教科書。實際上，相對于其他部門法而言，經濟法學教科書的總量只是略顯“臃腫”，并沒有多得離奇。這幾年來，教材選用的權利由過去的學校教材科轉移到教研室與任課教師手中，教材市場也逐漸從無序走向有序。按照當前我國法學院通行的教材選用方法，教師們一般都會選擇冠有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規劃教材”標志的經濟法學教材，因為該系列的教材是唯一的國家級規劃教材，具有官方性。然而，即便是教育部的國家級規劃教材也在注水。例如，“教育部確定了9716種選題列入‘十一五’國家級教材規劃，此后又有2025種選題獲批進入國家級教材規劃的‘補充’行列。結果，有一些教材大家看了覺得‘不該進入’”。并且，“目前大量的經濟法學教材質量參差不齊，且體例結構和教學內容迥異，使得教與學都無所適從”。就經濟法學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而言，楊紫煊、漆多俊、李昌麒都是我國著名的經濟法學家，他們領銜主編的經濟法學教材按理都是具有一定權威性的。然而，由于他們對于經濟法學基本范疇的理解與表述存在諸多不同，他們所編撰的經濟法學教科書的體例、結構與觀點也各有不同。試想：如果學有余力的學生為了拓展自己的知識視野，閱讀了不止一本經濟法學教科書，由此所導致的后果是他“不知道經濟法是什么”了，作為教師的我們，該如何是好？在筆者看來，導致我國經濟法學教材選用的困境，究其本質是經濟法學教科書的供給不足或是現有的供給水平不能令人滿意所帶來的選擇之困。當然，造成這種困境既有現有教科書市場競爭機制的原因，也有經濟法學這一學科自身發展所存在的原因。

三、教材選用困境的成因

（一）教材市場競爭機制的缺乏

相對于學術著作而言，教材的受眾較多，其也往往成為各大出版社爭相出版的香餑餑。對于國家級規劃教材來說，則更是如此。“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就一改過去由各高校申報的做法，由出版社申報，個中緣由不言自明。根據我國當前的版權體制，作者在教材出版中的直接經濟收益并不多，但國家級規劃教材由于其用量大，直接經濟收益與附著于主編身份之上的間接收益卻是相當可觀的。從“九五”到“十二五”期間，經濟法學國家規劃教材的主編有五人之多，且鮮有重復。對于那些長期從事經濟法學教學與研究的教師來說，不禁要問：教育部在取舍國家級規劃教材的標準是什么？筆者并不反對學者通過出版教科書獲利，相反，如果學者出版的教科書能夠通過激烈的市場競爭獲取相當可觀的經濟收益，這說明該學者的學說已獲得了學界的認同，這也正是我們所贊賞的一位默默無聞的學界新人如何“逆襲”成為學界權威的理想案例。正如全世界數百萬冊銷量的經濟學教科書《經濟學原理》作者曼昆所說的，“評判我的教科書（成功與否）的不應該是我本人，而是市場，正如我教給學生的一樣”。也就是說，如果教科書的成功與否不取決于市場，而是其他因素，則必然帶來一些其他的副作用。自教育部實行國家規劃教材以來，各學科確實出版了一大批質量高又深受師生喜愛的教科書。然而，被學生俗稱為“紅寶書”的國家級規劃教材，其評選程序想必是非常地嚴格，然而這也無法改變其政府指定的事實。根據《反壟斷法》第32條的規定：“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不得濫用行政權力，限定或者變相限定單位或者個人經營、購買、使用其指定的經營者提供的商品。”教師選用國家級規劃教材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規劃”背后的政府公信力。對于法學學科而言，國家級規劃教材的選擇則更具有不同尋常的政治含義。這是因為：國家規劃教材的學說與觀點往往成為司法考試與公務員考試考題的標準答案。當教師選擇規劃教材之外的其他教材，往往會被認為對學生的“不負責任”。這種“限定或變相限定”所帶來的不僅是壟斷爭議，更為重要的是由此導致的教材質量問題。眾所周知，壟斷最大的弊端是導致創新能力的不足。也就是說，教育部選定國家規劃教材的一個后果就是使教材市場缺乏了相應的競爭機制，競爭機制之不彰必然帶來教材供給質量的下降。

（二）經濟法學學科范式尚未完全確立

受制于中國法學的發展水平，法學教材的編寫尚未達到應有的高度。具體到各部門法學，水平則又是參差不齊。對此，有學者指出，“所有法學教材中似乎只有民法學、刑法學有邏輯體系，其余各個學科都比較零亂。在二級學科中，有些有比較單一的法律文本作為支撐，這類學科的教材體系性稍好一些，如憲法學、刑事訴訟法學、民事訴訟法學等。但經濟法學、行政法學、勞動法學、國際法學、社會法學、資源與環境法學等都顯得不成體系，更像是知識拼盤。”經濟法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經濟法學教材的不成體系是因為經濟法學學科范式尚未完全確立。所謂經濟法學的學科范式，是指經濟法學的規律、理論、標準、方法等在內的一整套信念，是經濟法學領域的世界觀，它決定某一時期的經濟法學家觀察世界、研究世界的方式。在科學哲學家庫恩看來，人類社會的科學發展規律為：前科學時期（尚未形成范式）→常規科學時期（有共同范式）→反常和危機（范式轉換）→新常規科學（形成新的范式），即遵循著客觀規律而呈波浪式前進。在新的研究范式產生并最終確立其主導地位之前一般都有一個不穩定的時期，若干方法或學派相互競爭，有待于常規科學的進一步闡述。一般來說，一段時期內公認的教科書即充當著“常規科學”研究基礎的角色，因為它們共同具有兩個基本的特征：它們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堅定的擁護者，使他們脫離科學活動的其他競爭模式。同時，這些成就又足以無限制地為重新組成的一批實踐者留下有待解決的種種問題。可見，當前我國大學法學院缺乏公認的經濟法學教科書的原因還在于經濟法學學科的范式尚未確立，也就是說，經濟法學還處于前科學向常規科學的轉化過程之中。就上述經濟法學的國家級規劃教材而言，史際春教授的“新縱橫統一論”、楊紫煊教授的“國家協調論”、漆多俊教授的“國家調節論”、李昌麒教授的“國家干預論”、張守文教授的“國家調制論”都是經濟法學學科范式確立過程中相互競爭的學說與觀點。

四、結論：困境的消解

找出困境的根源是為了對癥下藥。通過上文的論述，我們發現造成我國經濟法學教材選用的困境既有內因又有外因，實際上，經濟法學學科范式尚未完全確立這一內因因為教材市場競爭機制的缺乏這一外因得以強化。如果說在經濟法學的常規科學確立之前，經濟法學的學說與觀點林立有其必然性的話，那么在一個充滿競爭的教材市場上，這些相互競爭的學說與觀點將逐漸形成共同的范式，進而產生公認的教科書。然而，由于我國當前教材市場競爭機制的缺乏，學者在編撰經濟法學教科書（尤其是在國家級規劃教科書）的時候自然而然的刻意強調自成一家的學說與觀點，從而阻礙了經濟法學共同范式的形成。正如學者在十多年前就已指出的：“面對1992年以來甚至1979年以來在調整對象上許許多多學說、觀點，在欽佩學者們追求真理的學術勇氣和獨辟蹊徑以立一家之言的學術品格時，也實實在在的感到了這種狀態的危險性。”“這種狀態的危險性”最直接的表現就是經濟法學的常規科學難以形成，教材選用之困不過是經濟法學界缺乏公認的教科書的表征而已。所以，在我國經濟法學教材選用困境的消解之道中，最重要的是經濟法學家們需要以開放的胸襟、競爭的姿態共同促進經濟法學的繁榮，以此縮短我國經濟法學常規科學確立的時間。到彼時，我們當前的困境也將自然而然地得以消解。

作者：陳承堂單位：揚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