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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實訓課程的價值

法律實踐教學不僅能使得學生更多地在現實情境中感受和體悟法律與實際生活的關系，同時使學生把知識和社會生活有機結合，在理論與實際的有機結合中把法律知識學活，學生們自主地推導出法律原理，通過知識與實踐互動中大家一起形成某種共識，找到知識的交叉點，學會在汲取知識的過程中整合知識、創新知識，將法律教材上的內容真正變成自身解決問題的能力。

（一）實踐教學是一種綜合型教學，通過實踐檢驗理論

目前，我國法學教育制度實行的是嚴格的分課程教學方式，過細的課程劃分使得知識體系呈現割裂狀態，更為嚴重的是導致了知識與現實的割裂，給學生一個誤區：知識脫離實際存在。理論教學訓練了分析的技巧和能力，但分析本身的意義沒有體現出來，也就是說不能從事物的完整聯系中分析出特征和實質，直接導致分析本身的意義打了折扣。在解決具體實際問題時，不可能利用某一課程知識就能解決，需要多部門知識才能從表象中找到固有的特征，進而抓住問題的關鍵，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以這樣的邏輯順序進行的綜合性教學，充分彌補了細分課程教學的不足，使解決問題的過程能夠在真實情景中進行，使受教育者學到真本事。通過一定數量的案例分析、案例教學，學生自身體會并摸索解決問題的規律和方向，幫助他們把握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辦法，提高他們運用法學理論知識處理實際案例的能力，從而提高教學效果。法學實踐教學需要動用多種教學手段，探究性是共同特征。美國20世紀著名的認知心理學家和教育改革家杰羅姆.S.布魯納認為“發現法就是學生依靠自身的力量去學習方法，通常稱作發現學習，并無高深玄妙之意。[3]”探究式教學手段就是發現法，學生在學習概念和原則原理時，教師只是給他們一些事例和問題，讓學生們自己通過閱讀、觀察、實驗、思考、討論、聽講等途徑去獨立探究，自行發現并掌握相應的原理和結論的一種方法。探究式學習中提高了學生的主體地位，提升了自主性和參與的積極性。蘇霍姆林斯曾說過：“在人的心靈深處，都有一種根深蒂固的需要，這就是希望自己是一個發現者、研究者、探索者。”[4]

（二）實踐教學將學生由客體變成主體，單向交流變為雙向互動

實踐教學的過程就是在解決實際問題的過程，美國心理學家布魯納指出：“人們只有通過聯系解決問題和努力發現，方能學會發現探索方法。[5]”學生根據已有的知識，加上分析發現的結果，知識系統會向高一層次遞進，通過觀察、分析、演練、歸納形成法律思維和解決糾紛的視角，完成這一系列程序所達到的狀態便是我們法學教育的追求。實踐教學采用生動的、富有感染力的、比較適應學生心理特征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手段，激發學生探索興趣。實踐教學主動創設問題、不固化人的思維，在老師的啟發和引導下訓練學生自主解決問題的能力，學生享受滿足感。日常教學中常用的模擬法庭，雖然絕大多數情況下，稱其為模擬審判更為準確些，這就讓同學們深入案件角色，真切地把自己想象成案件中的當事人、案件中的被告人、證人等等不同角色，站在角色的角度闡述自己的想法，為角色提供辯解，每個人物的充分互動，讓學生們親自感悟“分工負責、相互制衡”，并站在各自的角度來分析，這個環節怎么設計能達到“制衡”的效果，自然而然地推到出訴訟制度怎么設計的、出于什么理念、考慮了哪些因素、想追求什么效果等等問題。授人以魚不如授之以漁。老師交給學生的知識畢竟有限，在眾多法律知識、法學理論的背后那個用以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或者方法論，才是精華。筆者以為法學教育中知識型教育占的比重過大，在“知識隨時檢索”的時代，重視方法教育、培養方向感、找到切入點的智慧型教育亟待強化。人類學家艾德家.富爾說過“：未來的文盲不再是不認識字的人，而是沒有學會怎么學習的人。”[6]

（三）實踐教學強化學生溝通能力、應變能力和團隊合作能力

反思法學本科教育、甚至研究生教學中，灌輸式的老套路讓學生們成為慣性思維的受害者。表層上看，學生們覺得老師告訴的就是對的、才是對的，沒有想過其他分析路徑，甚至天真單純地以為問題就有一個解決辦法，這是非常糟糕的。當然，更糟糕的是在傳統套路式教學中培養出的學生懶得想、不愿想、不敢想、想出來了也不自信是對的，好奇心、探索欲望和孜孜以求的精神日復一日中磨掉了。實踐教學中面對的是各種各樣的實際問題，這些問題不是以學科劃分的，錯綜復雜，在紛繁復雜的事實中，首先要學生們找到問題的節點和爭議的焦點，提出問題，調動所學到的知識、運用多種手段，為解決這個問題服務，這就是法學實踐課程中要培養學生的“解決之道”。長期服從的人根本不會標新立異，只有奴性，這是被社會學證實的道理。在我國法治情景中，法律職業共同體會面臨著比法治成熟國家更多的挑戰、更多創新的機會，當然也會面對很多困境。法學院的距離總是和法院的距離很遠，實踐教學的探討和適用，筆者以為旨在盡可能地縮小這段距離。除此之外，實踐教學中培養學生的意志力和抗挫折能力，面對突發事件，不慌張、不恐懼、不氣餒，練習學生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平靜自己的情緒，冷靜思考、客觀分析，找到特定情景中較為適宜的處理手段。有利于學生交際、溝通與合作，培養團隊意志。實踐教學中，分組實訓是比較常用的手段，以小組為單位到實習部門旁聽、到社區街道調研、到執法現場調取證據，這都需要配合與協作。回到學校后，小組成員一起分享心得、交流第一手資料、暢談直觀感受，同學們借助他人在延展自己的視野，同時也在為擴展其他同學的知識服務著。

法學實訓教學手段的反思

法律診所、模擬法庭、案例分析和基地實習是行政法學實踐中使用頻率較高的教學方式，筆者結合行政法學實踐教學實際，對這四種手段進行批判式分析，與同行共勉。

（一）法律診所

法律診所這個遠道而來的舶來品，筆者常常質疑：當初進入法學教育者視野的時候我們是否負責任的想過它的可行性。目前我國600多所法律院系之中，曾經和至今開設過法律診所教學活動的比例是很小的，法律診所所能從事的領域和業務范圍是相當窄的，參與人員（包括老師和學生）是非常有限的。首先，經費來源問題。法律診所教學成本較高，它需要重新配置授課教師，需要專用的辦公場所、辦公設施，要為會見當事人提供便利，要提供最基本的處理法律實務的條件。法律診所要與社會對接，要有法律主體資格，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即便是在法律診所發源地的美國，設有法律診所的法學院都是以強大的財團輔佐為背景，這樣才能保證法律診所的基本運行，但未必充分、有效。2000年我國第一批開設法律診所教育的法律院校主要靠的是美國福特基金會的資助。必須承認的是，如果沒有基金會的支持，這些院校的診所教學會立即陷入困境。難道我們要始終依靠外國資助來發展法學教學，難道我們能指望通過分撥高校的教育經費來解決法律診所資金問題，也許都是死路。其次，法律診所的師資沒有標準。目前法律診所中的師資基本上都與各自法學院現有教師重合，有一部分屬于實務界人士，但比例有限，導致診所教學人員是兼職，主要由負責授課的老師承擔，這就面臨著這樣的問題：法律診所是理論法學教師工作內容的延伸、延展還是對老師提出的新一套考核標準呢。筆者以為，目前高校的法學教師承擔著教學與科研的雙重壓力，攻讀學位、繼續深造、、出書立項都已經力不從心了，就算被分配了法律診所的任務，也很容易淪為友情贊助，使得法律診所的實效性大大折扣。最后，作為活動主體，學生的能力、生活經驗、與人溝通的技巧等眾多方面是很難獲得當事人的信任的，學生本身在社會迷霧中辨明是非曲直的能力弱化，而且抗干擾能力差，直接導致法律診所在源頭上呈現枯竭狀態。

（二）模擬法庭

模擬法庭成為法科學生實訓課程的主戰場。即使法學實訓課程不被重視的時期，模擬法庭搞的也很紅火，模擬法庭已經是法學院的特有招牌，是學生專業性的集中體現。很多學校的模擬法庭建設的相當有規模，堪比真法庭。筆者結合參加工作以來歷年參加學生模擬法庭活動，談談自己的感受。首先，模擬什么。稱之為模擬庭審更為貼切，讓學生操練的語言、技巧、法律文書、流程順序等都集中在開庭審理這個場景中。這恰恰正是模擬法庭的不足。不是所有的案件都需要開庭審理才能結案的，律師們也不會總有機會在法庭上表現自己，把模擬庭審作為主要實訓手段時，是存在著誤導嫌疑的。審前會議、庭前證據交換制度、預審法官制度等都在模擬庭審的籠罩下黯然失色。其次，模擬庭審過分關注表演性，對抗性不足。法學實踐教學中模擬庭審成為應有之意的原因就在于有表演價值，外化讓人感知。指導老師在模擬庭審之前對組員進行指導，針對各自所飾演的角色進行剖析，甚至對臺詞進行把關，這樣的庭審過程是必定是和諧的、順利的、理想化，與司法實際不相符。筆者以為，選擇模擬庭審的實訓方式，就要把不同角色的學生投入到情景中去，沒有必要指導，事先不能溝通，更不應該搞反復演練和彩排。中國各級各類法院每天的開庭都是“現場直播”，哪里有彩排！證據、法律文書按照訴訟法進行交換，審前會議就是要總結爭議焦點，對抗雙方的信息溝通必須發生在法律特定場合，這樣模擬庭審才能像個樣子，才能有真實對抗的味道。最后，模擬庭審中忽視了相關法律文書的制作。司法是極其講究形式的活動，法律文書是庭審信息的載體，模擬庭審不能只關注訴訟流程是否流暢，法律手續是否完備、法律文書是否符合要求、文書正本副本的區別、蓋章或者簽名、文書記載的時間等細節都關系到案件審理的質量和成敗。筆者認為，模擬庭審不能以某個時間點來固化，利用一段時間，這個時間就是審理案件大致需要的時間來模擬程序，給學生制作法律文書預留時間。

（三）案例教學

1870年哈佛法學院院長蘭德爾（ChristopherLangdell）創立案例式教學法，奠定了哈佛法學院法學教育的百年基礎，這種方式配合著英美法系遵循先例的原則，成為美國法學課堂的主色調。也許是因為對案例教學的過分渲染，也許是對判例制度的盲目崇拜，誤以為在我們的法律講堂上只有空洞的理論，單調乏味。案例或者說舉例子在法律課上是理論具體化的常規處理手法，作為法學實踐教學手段實在沒有新意。筆者認為，在我們的法律課堂上已經不再是有沒有案例的問題了，而是選擇什么樣的案例和用案例來干什么，通過案例來訓練學生什么能力。現實案件的既有處理結果很大程度上制約著學生自由裁量的空間，也制約著老師主動性。筆者以為，法學實踐教學中不要“一題一解”，要善于誘導學生“一題多解”，但老師務必把握多解的邊界。案例教學中是偏重事實部分的訓練還是偏重法律適用部分的訓練也存在爭議。沒有豐富實務經驗的指導老師一般很難在案件的事實部分提供充足資源，外聘兼職人員則更有優勢。

（四）校外實習

法學本科院校一般在大學第四年利用一個學期時間安排學生實習。近些年，實習基地已經近乎消亡，尤其法學實習基地。很多學生利用實習的時間主要忙著復習考研、忙著司法考試、忙著考公務員，時間到了隨便找個單位蓋個章子混弄了事。這樣的實習不僅僅是形式主義，是根本沒有意義。首先，法科學生的實習場所范圍過窄。法科學生就業多元化是必須正視的，傳統司法領域是我們的主戰場，行政機關、仲裁組織、事業單位、企業法務部門、社區街道法律援助都可以成為實習基地，筆者較為推崇的是將學生放到社區、街道、企業、司法服務所這些部門去體會民情，有助于學生從理想的民主法治斗士轉變為現實法律人。其次，高等院校一般多集中在大中型城市，同一個城市的中級法院、市檢察院工作量很大，幾乎每個公職人員都忙于工作，無法抽身指導實習或者帶實習生。現在醫學院學生畢業實習，分配到不同醫院，基本上從事的是流水式工作，業務很難接觸，跟主治醫生沒有機會進行專業交流，法科學生的實習也面臨這樣的窘境。實習單位不愿接收學生，不知道如何用，不容易管理，無奈之下學生淪為打雜的、送文件的、復印材料的、裝訂案卷的。學生也存在抵觸心理，占用時間、浪費精力還一無所獲，實習變成應付差事。最后，筆者以為學生實習應盡可能地貼近目前的司法實際和社會現實。書本上得理論學了不少，與實踐越發遙遠，縮短距離是法學實踐課程的目標之一。法學的實習基地不必拘泥于大中城市，完全可以在集中的一段時間里面把學生帶到基層、帶到偏遠地區，那是真正需要實習和援助的地方。實習的過程，就是讓學生切身感受職業的過程，直觀感受法制、法治的過程，是對即將要從事的法律職業掌握詳實咨詢的過程。經過正規的、有意義的實習過程，應該出現法律職業規劃的分流。

繼續思考著的

（一）在實訓課程體系設計理念層面

如前所述法學實訓課程旨在突出訓練學生對法學知識的應用，一旦涉及應用，必須具體，找具體領域。法學教育發展30多年，剛剛起步時社會需要的只是一種簡單的、懂得法律知識的人即滿足社會需求，現在法科學生如果還抱著這樣的觀念，那真是無可救藥了。社會需求越來越精細化，必然要求法律越來越專業化。特別是法學本身無法自足的情況下，法學知識和技能必須與具體領域有機結合，才能體現出法科學生的價值和優勢。簡單地說，法科生僅通過司法考試，拿到法律職業資格證書的人，很難尋覓到生存空間，形成對比的是原來從事的護理專業、醫學、會計、審計、設計等等這類非法學專業，通過司法考試，業務風生水起，這就是筆者所談的“差異性”。實訓課程就是要在差異性方面下功夫，這不僅是對各個法律部門、法律知識的綜合考核，更為學生就業找到前進的方向，是最終解決法科學生就業的關鍵。行政法學實訓課程在開設之初，筆者單純地將一些行政執法、行政復議、政府執法督查、政府立法等相關業務部門的官員聘請到學校，講授行政法學一些基本原理、法律制度在實踐中的狀態，通過實踐對法律制度文本的些許反思。一路走來，回目凝望，這種狀態大致界定為《初級實訓課程》。實訓的舞臺似乎不能只在學校，一個教室容不下實訓的內涵，離開教室，從聯系行政實務部門做起，從打第一個電話開始，溝通—拜訪—合作—參與—反思，任何一步都有學習的價值。沒有“做”就沒有“悟”，參與執法過程就是一個法學知識不斷拷問、不斷領悟的過程，此乃《中級實訓課程》。第三階段，直接引入英美法系在法律技巧培訓中開設的課程：社會與正義、安全與幸福感、性別與法律、知識產權與網絡、媒體娛樂與法制、醫學與法律、辯論學、房產與土地政策、環境評估手段與法制等等，掌握基本法律實務技能：起草法律文書、提供解決問題的備選方案、專業性行為規范、會計與稅收問題、語言表達等等。

（二）在實訓課程師資團隊層面

2007年教育部公布的國家級重點法學實驗中心，基本上都采取“雙師型”模式來解決授課中的師資問題，雙師型的教學團隊最大優勢是經濟，一套人馬兩種用途。筆者以為，正是因為雙師的雙重身份（教師與律師身份疊加）嚴重阻礙了實訓課程的效果，這樣的教學團隊和師資，無法實現通過實訓檢驗教學的效果，在實訓課程還處于薄弱期時，極其容易淪為法學教學的附屬品。實訓課在于訓練學生的法學知識的掌握和應用，先學會再適用，這個過程如同法科教學的一面鏡子，對于沒有太多社會經驗的法科生而言，實訓階段出現的問題基本上都源于教學階段掌握不透徹、不全面，這比任何一種筆試、口試都有效地考核了法學教學工作者的工作成績。其次，大量資金投入法學實訓基地、法律實驗中心的當下，除了看得見、摸得著的硬件，圈了多少地、占了多少面積、買了多少計算機、建了多么氣派的模擬法庭，更為重要的是軟件建設，誰來支撐實訓課程，誰利用這些硬件設備實現課程目的，這是最關鍵的。從事法學教學工作的教師，不是說絕對不能承擔實訓課程，日常各個層面的理論教學和繁重的科研已經讓很多老師超負荷工作，很難再抽出時間一心一意地搞實訓業務，實訓課程不只是在校內、在課堂，大量時間需要與政府、與官員溝通、打打交道，這些前置業務鋪墊會占用教學教師大量時間和精力，與其一個教師兩種用途，哪個工作都沒干好，還不如一種類型的教師就從事一類業務，不同業務配套不同的工作量和考核標準，效果更佳。針對實訓課程的配套師資，大致可以涉及這樣幾類人員：各類實訓板塊的行政人員、財務會計人員、實驗技術人員、設備安裝調試人員、軟件系統維護與更新人員、數據庫處理人員、相關校外實務部門全職（兼職）人員及其名冊等。

（三）在實訓課程功能定位層面

學生們剛剛接觸實訓訓練時，常常犯一個雷同錯誤，大家都是用“案例分析”的狀態來分析法律關系，找不準具體爭議焦點是什么，需要什么證據證明。這種“案例分析”的角色定位使得學生不自覺地把自己界定為裁判者。只要跟法科學生有所接觸，有過些許交流的人就會發現，法院、檢察院、律師的職業共同體成為法學“專業對口”的職業去向。這種觀念在二流、三流的法學院（系）有日益加重的趨勢，這是法律人的可悲、可氣。一個國家的民主法治的大業豈是法院、檢察院、律師能夠挑得起的重擔。凡是存在國家權力的組織，凡是公民需要維護權益時刻，都為法律人提供廣闊的舞臺。這種慣性思維難以改變的法學教育，借助實訓課程體系，還有最后一次機會，打開學生的眼界，擯棄本就不存在的限制，正視社會生活，就會發現法學所給予每個畢業生都是一個彈性空間，是大是小取決于自己。政法類院校的法學實訓以培養訴訟人才為主要內容，主要向檢察院、法院、復議機構、仲裁組織輸送人員；財經類法學院實訓課程以培養企業法務人員為特色，主要向企業、公司、合作社等輸送法律人員；理工類高校的法學院（系）的實訓緊緊抓住知識產權這個領域，嘗試在環境和自然資源保護方面可作為的空間；農林院校的法學院（系）實訓圍繞深入農村、了解農業、服務農民的新農村基層法律人員進行；醫科類法學教育實訓抓住行業優勢，讓醫學和法學成為學生的兩翼，鉆攻醫療糾紛、醫患關系處理、社會保障領域；師范類高校的法學院（系）把法學教育、外國語資源、教育學資源互相疊加，專門造就外事法律人才，專門培養具備法律素養的教育領導人，將其輸送到各級各類辦學單位，為依法治校提供強大保障。談起教育就是經久不衰的話題，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需求的多樣化，創造性地在社會生活中尋找生存的“縫”，鉆進去，站住腳，干得精，這就是精英之路。（本文作者：楊陽單位：沈陽師范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