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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第九批指導案例中，38、39號案例都是針對高等院校教育行政處分行為的行政訴訟，實踐中此類案件也具有普遍性。高校行政主體地位已經通過指導性案例得到確認。本文分析可訴高校教育行政處分行為，可以歸納出行政性、具體性、重要性的特點。法院對于此類案件的審理，應當分為行為審查、程序審查、附帶審查四個部分，并在審理的過程中平衡絕對保護受教育權的首要標準，保護受教育權行使程度的相對標準，尊重學術自治的嚴格標準。

關鍵詞

刑事訴訟法；高等院校；行政行為；指導性案例

一、問題的提出

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的第九批共七個指導性案例，其中第38號案例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拒絕頒發畢業證學位證案、39號案例何小強訴華中科技大學拒絕授予學位案，明確了高校教育行政處分行為的可訴性。一方面回應了行政司法實踐中學生不服高等院校行政處分訴至法院的眾多案件，另一方面也通過指導性案例這一形式統一了行政訴訟裁判尺度和法律適用標準。目前學界直接從行政訴訟法角度對高校可訴性和可訴內容的討論很少。這導致三個問題：一是高校的行政主體地位在司法裁判中已經得到實質上的確立，研究滯后于司法實踐；二是雙重主體身份下，存在實際爭議的高校行政處分行為未厘清，未區分屬于高校學術自治和管理之必須的行政處分和侵犯學生基本權利的行政處分；三是高校作為被告的行政案件中，審理內容不夠明晰，法院能否在審查高校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的同時附帶審查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所依據的學校章程不確定。修正后的《行政訴訟法》將“具體行政行為”修改為“行政行為”,淡化了具體行政行為和抽象行政行為的區分，拓寬了法院審理高校作為行政訴訟被告案件的司法審查空間。本文從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38、39號指導案例切入，分析可訴高校行政處分的特點，考察法院在審理高校作為行政訴訟被告時的審查內容和裁判標準，并分析指導性案例體現出的，法院在審理高校教育行政管理行為案件中，在學術自由與司法審查范圍之間的價值平衡標準。

二、內部界定：可訴高校行政處分行為的特點厘定

通說認為，高校既為公共教育資源的服務機構，又為在校學生管理機構，具有雙重主體身份。高等院校通過《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授權，取得部分對在校學生的管理處分權，包括管理規定創設權與管理行為實施權；同時，作為公共教育資源服務機構，《教育法》第31條、81條，《高等教育法》第68條、30條又賦予了其民事責任。實踐中，部分不服高校行政處分行為的訴訟也被轉化為民事賠償案件起訴。《行政訴訟法修正案》（草案）擬增加行政附帶民事訴訟條款，但在正式修正案中，新增第61條將以上合并審理規定限縮在“涉及行政許可、登記、征收、征用和行政機關對民事爭議所作的裁決的行政訴訟中”，表明立法者對民事與行政雙重法律關系問題的處理采取了審慎態度。因此，對于高校行政管理處分涉及到的學校與學生間的教育行政管理關系這一特別權力關系，應當明確其受訴范圍。判斷某一組織的某個行為是否屬于行政法的調整范圍，并不是由該組織的主體性質決定，而是由該行為所行使的權力性質來決定，高校行政處分決定是否可訴，關鍵在處分決定是否行使了公權力。

指導案例38號中，北京科技大學不予頒發原告田永畢業證、學位證，未辦理畢業派遣有關手續；指導案例39號中，華中科技大學武昌分校未向華中科技大學推薦原告何小強申請授予學士學位，因此未對其頒發學位證。考察與之相類似的劉燕文訴北大不授予博士學位案、艾某訴重慶某高校降格留級處分案、張靜李軍懷孕被勒令退學案等案件，其共通之處在于頒發畢業證、學位證、派遣證，開除學籍，勒令退學，降格留級都是由學校在法律法規授權之下單方面作出決定，行使了高校教育行政管理權，即具有行政性；是針對特殊的人，就特定的具體事項做出的行為，即具有具體性；《教育法》第42條和《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5條規定的直接侵犯學生受教育權的行政處分行為都應列為可訴，即具有重要性。

三、外部界定：法院司法審查內容及標準

現有法律、法規及司法解釋并未規定法院的對可訴高校行政處分行為審查內容及裁撤標準。筆者將從行為審查、程序審查、附帶審查三個方面分析法院應然以及實然的審查內容及標準。

（一）行為審查對于高校行政處分行為的審查，應當進行層次劃分認定是否違法，其中重要性審查為重點。由《憲法》第46條、《教育法》第42條和《管理規定》的補充可見，受教育權概念范圍較大，既包括積極的教學參與教具使用權、校內活動權、申訴和訴訟權，又包括消極的獲得獎助貸學金權，獲得學業評定權、受頒學業證書、學位證書權。二者均應為法院審查的范圍，尤其是消極權利直接關乎學生教育權利能否實現，對于損害消極受教育權的高校行政處分行為應當予以撤銷，對于侵犯積極受教育權的行為應考察權利侵犯程度和能否恢復確定是否予以撤銷。

（二）程序審查第38號指導案例明確教育行政管理應遵循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實踐中多數案件中高校行政處分行為都因程序違法被撤銷，如劉燕文訴北大不授予博士學位案等。確立統一的高校行政處分程序標準，是國家為高校管理設立的底線，并不會因此有損高等院校的學術自治。《管理規定》第56條到第58條規定了聽取待處分學生陳述和申辯→作出處分→出具處分決定書并送達本人（開除處分備案）→設立學生申訴處分委員會并對學生申訴進行復查→處分決定歸入文書檔案及本人檔案的處分程序。現有處分程序雖有效解決了一些程序問題，但也存在如下三個方面的疑問：首先，處分是否公示。實踐中部分學校根據學校章程公示處分，如河南章曉因四級作弊被開除，學校在發現作弊當日即在校園公示通告，但未將公示程序納入規章會存在兩個問題：其一，學生申訴處分委員會以“不告不理”的消極態度采取事后審查，審查時處分已成既定事實，對學生保護有限；其二，缺乏公示程序削弱了學生、教師等對學校行政管理處分行為的監督作用。因此，筆者認為應當在處分后專設公示程序。其次，是否將窮盡申訴作為訴訟前置條件。《管理規定》第61條到第63條規定了向學生申訴處分委員會的校內申訴和向省級教育行政部門的申訴兩種申訴途徑，并設立時限。但申訴是否作為行政訴訟的前置程序，校內申訴是否是行政部門申訴的前置程序并沒有明確規定，這就為學生申訴效率設置了障礙。申訴和訴訟權是《教育法》賦予學生的法定權利，在權利結構中處于較高位階，出于最大限度的保護學生申訴權和訴訟權的考量，應當直接賦予學生不經申訴直接上訴的權利，避免如劉燕文案由于校內反復申訴導致行政訴訟之訴訟時效中斷，節約學生之訴訟成本。再次，是否能夠因程序問題回避對校紀校規的附帶性審查。答案是否定的。自田永案判決以來，多數法院都以未履行告知等程序性義務導致處分行為不合法撤銷高校教育處分行為，對作弊即開除學籍并不符合《管理規定》第二十九條的法定退學情形并沒有進行司法評價。這一方面體現了程序優先原則，一方面由于在新《行政訴訟法》生效前，并沒有確立對規范性文件的附帶審查。

（三）附帶審查《行政訴訟法》修正案第53條增加了除規章外的附帶性審查，第64條確定了法院對附帶性審查的轉處機制，其目的是為了避免規范性文件中的“越權錯位”，“從根本上減少違法的具體行政行為”，同時為法院尤其是基層法院審理較高層級規范性文件提供法律依據；之所以審查范圍為規章以下規范性法律文件，一方面是因為在省級統管司法人、財、物的司法改革方向下，此審查范圍具有現實性，另一方面是因為規章以上（包括規章）的規范性法律文件具有較為嚴格和民主的制定程序，更少出現違法性；之所以規定審查后違法的規范性文件的轉處機制，并不直接宣告違法，體現司法的謙抑性，避免了司法權和行政權的混同。那么，對高校章程和其他據此作出行政處分行為的文件是否屬于法院的司法審查范圍？答案是肯定的。首先，部分高等院校的章程是由學校組織制定，主管教育部門負責核準的，具備《行政訴訟法》第53條的要求；其次，38、39號指導性案例中，明確了法院對校紀校規的審查權限：第38號案例中，法院因為對原告田永開除學籍處分所依據的校發（94）第068號《關于嚴格考試管理的緊急通知》與《管理規定》第29條法定退學條件抵觸，認定被告所做退學處分違法，第39號指導案例中，法院對《華中科技大學武昌分校授予本科畢業生學士學位實施細則》和華中科技大學《關于武昌分校、文華學院申請學士學位的規定》認定合法；再次，指導性案例頒行前，司法實踐中已采取了對校紀校規附帶審查的普遍做法，如劉燕文案法院認定不適用《北京大學研究生學籍管理實施細則》。

四、審理標準的價值平衡：學術自治與司法審查范圍

從38、39兩個指導性案例看，最高法似乎想確立審理高校教育行政處分行為合法性的價值權衡標準。考慮到兩個案例所體現的司法政策導向，可以大致描摹出法院在審理高校教育行政處分行為合法與否的判定標準：

（一）首要標準：受教育權行使的絕對保護此處的絕對保護所指向的問題，是受教育權能否行使，具體而言是指高校取消入學資格和決定退學。高校在《管理規定》的第7條到第10條規定取消入學資格范圍內拒絕學生入學的行為是合法的，法院應予以支持。根據《管理規定》第27條的規定，大學生懷孕、考試作弊行為不在退學的法定情形，高校因此類事項開除學生學籍違法。此外，頒發畢業證、派遣證是對受教育權是否行使的證明，應當納入絕對保護的范疇。

（二）次要標準：受教育權行使程度的相對保護此處的相對保護所指向的問題，是指受教育權行使的程度，如考試管理、升級管理、發放派遣證、除退學以外的懲戒處分以及其他學校依職權作出的行政處分行為。因此類行政處分行為可訴，但是否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則應依案件具體的法律和事實問題進行評判。

（三）嚴格標準：高校的學術自治學術自治是大學之魂。學校的教學計劃、學術評價標準、獎助金評價標準、課程設置、考試紀律應當屬于依法由學校自主管理范疇。對于體現學術自治的高校行政處分行為的司法審查應當以合法性審查為原則，各高校根據自身教學水平和實際情況，在法定基本原則范圍內確定自己的學術水平衡量標準，不能干涉和影響學校的學術自治原則。因此，法院應當敦促學校重新作出決定而非宣布決定不合法。如法院在38號案例中敦促學校進行學位資格審核和法院認可39號案例的高校將通過四級考試作為學位判斷標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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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育部核準中國人民大學等6所高校大學章程

作者：閆晶 單位：四川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