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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最早的超女事件在網上產生很大影響開始，后來出現的“躲貓貓”事件、華南虎事件；出現的“俯臥撐”、“打醬油”等一系列術語……網民給旁人的印象是沒什么正經。他們似乎不直接談政治，談的都是一些非常具體化的、生活化的事件。

華南虎事件實際上反映的是民眾對官僚主義的不滿，但是網民并不直接用政治語言來表述問題，不是說政府怎么不作為，或者做得不對，而是使勁地研究老虎的眼睛、胡須怎么樣。大量網民熱火朝天地成天談老虎的眼睛、胡須，實際上誰最難受呢？政府非常、非常難受。政府按過去的意識形態規則，會認為政治問題肯定要在政治的講壇里講，或者在一個政治活動中講。政府因此無以回應，或者很長時間才回應。

這個事情的本質是什么呢？它絕對不是一般的日常生活，而是網民在日常生活中主張、表達了某種權利意志。同樣的，楊佳襲警案、林嘉祥猥褻女童事件、周久耕抽名煙戴名表事件（網民批判把他趕下臺了）、央視大火也有所反映。為什么會有這樣的一種反映呢？按傳統政治學觀點，這是不可理解的——既沒貼大字報，也沒貼反動標語，也沒有任何的政治反抗行為，就是大家哈哈笑。在哈哈笑之中，網民實際上已經表達了自己的意愿了。這就是我所認為的，現代政治行為正在向這個新的方向轉變，它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不只中國有，全球都有。

我們可以看到，這種現象都有非常明顯的特征——戲劇化，都有一個生活場景。在林嘉祥事件中，網民創造了那么多的新詞匯，比如：“屁民”，“你們算個屁”，“我是官，我的官多大”等等。老百姓也不說你的做法是政府脫離群眾，也不說你是看不起老百姓，就通過這些有場景、有視覺、很戲劇化的事件，說得你也沒轍。政府還不能說“林嘉祥是好同志”，還得把他的官給撤了。大家注意一下，我們過去說“上綱上線”，也稱“帽子工廠”、“棍子工廠”，都是上升到一個抽象概念去進行政治上的交鋒。但是現在，網民幾乎自始至終沒有把事情正經八百地提出過。這個問題反映的政治現象到底是什么呢？

過去在監獄里非正常死亡的現象很多，但并沒有把民意給點著。今天有人居然在牢里玩“躲貓貓”撞死了，特別有生活色彩，突然網民都感覺到特別亢奮，使勁地說“哎呀，‘躲貓貓’就能把人給撞死”，然后奔走相告。有的人聽了以后很難受，難受以后也沒辦法。我把這些所有事情都概括為網民主張的一種權利，這個權利無疑具有政治權利的性質。

現在各個地方都有很高的積極性，要管（監管）網民，要管這個突然增長的利益群體，但出現一種“治亂循環現象”：你不管網民，網民就亂；一管網民，互聯網就被搞死。

怎樣解開這個癥結呢？從網民的角度來講，他們本來是想借互聯網獲得更大的權利和自由，但是由于對應的責任、義務和規則的缺位，反而使自由遇到了更大的限制。比如說“人肉搜索”，當它遇到個人隱私的時候，應該怎么樣權衡呢？反過來，如果網民的權利經常受到侵犯，他們的反應就是，既然得不到權利，那也不用盡義務；既然不盡義務，那就造“亂”。農村有句話叫做“別人的地里亂撒種”，就是說自己的地要使勁地種，別人的地就可以隨便亂種。這就是為什么在法國革命的時候，要及時推出啟蒙運動；為什么在美國獨立革命的時候，有幾個老頭寫那么幾張紙（憲法），規定了權利和義務。如果等到天下大亂再來制定游戲規則，那法國革命、美國革命就不知道是什么樣的結果了。

從政府的角度來說，如果給網民多點自由，到底對政府好還是不好？這個問題很少有人能回答。因為網民是沒準的，他一會對你好，一會對你不好。比如說到了“藏獨”分子搶奧運火炬的時候，所有的網民都站在政府一邊，政府也用不著發動了，只是勸導網民不要過火。但是到了某個嫌疑犯一頭撞到墻上了的時候，大家就開始不停地說“躲貓貓”，政府就頭大。

政府的困境在于本想有效治理，但由于全能式的管理，反而管出越來越多的網絡“暴民”。一方面，中央一直強調建立服務型政府，但是具體的執行者還是沒有擺脫全能政府的思路。具體表現在網絡的監管上，管了大量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情。另一方面，政府對網絡規律和網民權益缺乏深思熟慮和深入研究，沒有對網民的政治權利與自然權利加以區分，管了一些不該管的事。

因此我提出一個主張，互聯網應該成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特區。它特在什么地方？它特在恰恰不是在存量范圍里和現有的既得利益者瓜分權利；而是在增量的范圍里建立新的規則。我認為在這個過程之中，網民主體價值多元化的權利，應該成為改革的增量。通過增量，一步一步地把中國現在的事情辦好。這就是我們要實現的愿景。

網民厲害在哪？他沒有權也沒有錢，但是他有這張嘴，這張嘴可以賦予他一種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