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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態勢

1.我國面臨日益嚴峻的人口老齡化形勢隨著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國家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有效實施，我國實現了人口再生產類型的歷史轉變，人口年齡結構也逐漸進入老年型。2000年，我國60歲和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分別達到10%和7%左右，按照國際通行標準，成為人口老年型國家。進入新世紀，我國人口老齡化進一步加速。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我國老年人口達到1.78億，占總人口的13.26%，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1.19億，占總人口比重8.87%，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過億的國家。從未來發展看，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基本走勢不容樂觀。伴隨新中國成立后三次出生高峰人口陸續進入老年期，未來我國人口老齡化呈現加速發展態勢，2013年，老年人口突破2億，占總人口的比例達到14.8%；2025年突破3億，比例達21.1%；2033年突破4億，比例達27.7%；2053年前后達到峰值4.87億，比例達34.8%（根據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研究相關課題成果測算）。與此同時，少兒人口和勞動年齡人口呈現不同的發展態勢。0-14歲少兒人口數量呈現先上升，后緩慢下降的發展趨勢，由2013年的2.28億增長至2023年的2.72億，此后下降至2050年的2.21億，占總人口的比例由16.7%提升至18.8%，然后下降到15.6%。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則呈現單向下降的態勢，由2013年的9.36億下降至2050年的7.13億，占總人口的比例則由68.5%下降至50.3%。本世紀后半葉，老年人口、少兒人口和勞動年齡人口共同減少，占總人口的比例相對穩定，人口老齡化程度水平始終保持在30%以上。整體看，人口老齡化將貫徹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過程，成為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性因素。

2.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老年撫養負擔持續加重老年撫養比，即老年人口對勞動年齡人口之比，用以表明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要負擔多少名老年人，是反映代際撫養負擔的重要指標。與老年人口持續增長形成強烈反差的是，2013—2050年間，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減少2.23億，減少近24%。由此，導致我國老年撫養比持續攀升，由2013年的21.6∶100，持續攀升到2030年的43.8∶100，2050年的67.8∶100，增長3倍多。這也意味著從2010年至2050年，我國由近每5名勞動年齡人口撫養1名老年人，轉變為每3名勞動年齡人口撫養2名老年人。

二、人口老齡化帶來的代際矛盾和沖突

代際關系的矛盾具有普遍性，既體現在家庭，也體現在社會，既體現在物質利益方面，也體現在文化價值方面，既表現在經濟領域，也表現在社會、文化和政治等領域。代際矛盾的核心是代際利益矛盾。我國快速發展的人口老齡化成為重塑代際利益格局的基礎性力量，帶來的矛盾和沖突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代際財富分配格局產生重大調整“每一個人，無論老人或年輕人，都依賴于當前的經濟產出來滿足當前的消費需要”。整體上來看，當前的經濟產出主要由勞動年齡人口生產和創造，老年人口退出勞動生產領域，是當前經濟產出的“凈消費人口”。這意味著，老年人要依賴勞動年齡人口的產出維持生活，而且在經濟產出既定的情況下，用于老年人口消費的越多，則用于勞動年齡人口消費的就越少。發達國家把供養老年人口的各項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稱為“人口老齡化的經濟成本”。如果將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經濟成本界定為：養老金成本、醫療費用成本、老年照料成本和老年福利服務設施成本四大方面，那么測算顯示，未來的經濟成本將逐步加大，用于養老、醫療、照料、福利與設施方面的費用與GDP之比，由2015年的6.77%增長到2050年的23.43%，增加了16.7個百分點（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研究相關課題測算結果）。這預示著勞動年齡人口和老年人口在國家經濟產出的分配份額和比例關系，將發生較大的改變。這一代際財富分配格局的此消彼長，可能引發代際利益矛盾和沖突。

2.家庭代際矛盾逐漸外化人口老齡化在加重家庭養老負擔的同時，削弱家庭養老的基礎，傳統家庭養老模式難以為繼，比較典型的表現就是“4-2-1”和“4-2-2”家庭。未來家庭規模和結構的變化，都不利于家庭養老功能的發揮。一方面，家庭趨向小型化、少子化，家庭戶平均規模將由當前的3人左右持續減少到2030年的2.6人和2050年的2.5人，家庭內部養老的人力資源持續縮減。另一方面，家庭戶結構顯著老化。生活在獨居和空巢家庭中的65歲以上老年人數量由當前的5000萬左右增加到2050年的近2億；無子女老年夫婦將從當前的1600多萬增加到2050年的近8000萬。獨生子女家庭已累計1.5億戶，占家庭戶總數的37%，仍將繼續增加。在此背景下，家庭代際矛盾和家庭養老風險將日漸顯現。家庭代際和諧是社會和諧的基礎，家庭代際矛盾是社會矛盾的重要根源。人口老齡化導致的家庭贍養負擔增加、發展活力下降，代際資源配置矛盾和沖突顯性化，不利于家庭與社會的和諧穩定，同時，各種矛盾和問題將從家庭層面以前所未有的態勢轉變為社會代際層面的矛盾和問題，成為老齡社會條件下新的社會矛盾。

3.中青年就業和老年人養老的矛盾顯現2023年我國老年人口將突破2.8億，超過少兒人口，進入以撫養老年人為主的時代。就業和養老同為民生之本，也是中青年人和老年人發生利益沖突的焦點。在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就業問題的壓力長期存在，緩解養老負擔，可以推遲退休年齡，但是必然擠占勞動就業崗位，加大中青年群體的就業壓力；而要緩解中青年群體的就業壓力，維持現行退休制度不變，必將相應加重老年人的養老保障問題。在人口老齡化的沉重壓力下，要保持養老待遇水平和繳費負擔的均衡，也必須在中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間作出艱難選擇。維持中青年繳費負擔不變，意味著養老待遇水平要相對降低，必然引發老年人不滿；提高養老待遇，意味著必須提高中青年群體的繳費負擔，又會引發中青年群體的不滿，而且影響生產積極性，最終降低生產效率。目前，發達國家普遍面臨這種兩難選擇，在養老金制度改革過程中，中青年就業群體和退休老年人的利益博弈，甚至發展成為政治動蕩。

4.社會代際關系調節制度難以持續社會保障制度所要處理的實質問題就是宏觀層面的社會代際關系問題，社會保障制度也就是社會財富和資源在代際之間進行轉移和分配的機制。在人口老齡化的沖擊下，我國基本養老和醫療保障制度面臨難以可持續發展的風險。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現收現付的社會統籌養老保險基金面臨難以為繼的壓力。目前，我國平均5個勞動年齡人口撫養1個老人，2050年將面臨1.5個勞動年齡人口撫養1個老人的嚴峻形勢，養老保險基金潛在繳費者越來越少，領取者越來越多，供需矛盾日益凸顯。退休年齡低、繳費時間短、養老金替代率高等問題進一步加劇了供需矛盾。二是完全積累制的個人賬戶基金面臨入不敷出的風險。個人賬戶空賬運轉和基金保值增值問題尚未得到較好解決。同時，個人賬戶基金支付辦法存在制度性缺陷，面臨長壽風險。2010年，全國零歲以上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是73.5歲，而60歲年齡組“平均余壽”為男18歲，女21歲，超過平均預期壽命的老年人達5220萬，占比為29.2%。如果個人賬戶“根據平均預期壽命發放年限和金額”的規定不做調整，將來每年都有30%左右的老年人（高峰期將達到1億多老年人）提前領完了個人賬戶養老金，個人賬戶的隱形債務越來越大，入不敷出幾成定局。而這些隱形債務最終還要靠屆時勞動年齡人口的稅收和社保繳費來彌補。三是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可持續發展壓力加大。我國現行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規定，退休后的參保者及其原單位不再繳納醫療保險費。在基金收入方面，人口老齡化提高了制度撫養比，繳費人群相對縮小，導致現收現付為主要籌資模式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籌資能力下降。在基金支出方面，老年人的人均醫療費是國民平均醫療費用的2-3倍，隨著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因疾病、傷殘、衰老而失去生活能力的老年人顯著增加，醫療費用壓力巨大，必將導致基金支出加速增長。這兩方面影響將造成我國現行的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將面臨基金收支失衡的危險。代際關系協調制度難以可持續的結果，必然是代際利益雙方共輸的局面。

5.代際公共服務資源分配張力增大伴隨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必然產生大量的公共服務需求，擠占勞動年齡人口的公共服務份額，可能造成公共服務資源使用的緊張和不平等。以醫療服務為例，老年人患病率、失能率、死亡率高，患病后的治療、失能后的照護以及死亡前的臨終關懷等費用開支大，人均醫療費是國民平均醫療費用的2-3倍。據測算，未來40年，我國老年人的慢性病患病例數將由當前的1.1億例，增長到2050年的3億例；就診老年人次數由當前的13.5億人次，增長到2050年的36.8億人次；老年人口疾病經濟負擔占GDP的比重，將由當前的2%提升到2050年的5%。我國醫療衛生資源還相對緊張，人均醫療衛生資源擁有量，不僅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在發展中國家中也基本排名靠后。老年人對醫療衛生資源的過多要求，必然擠占勞動年齡人口對醫療衛生資源的利用。以教育服務資源分配為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也是深刻的。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就是各級各類教育的適齡人口的增減，這同時意味著相應層次教育需求的增減。青少年人口比重的相對下降，老年人口比重的相對增加，引發教育需求結構的變化，客觀上要求教育供給結構做出適應性調整，繼續教育、退前教育和老年教育在整個教育體系中的比重應當相應加大。如果未來按照這一客觀要求進行結構性調整，將產生兩種效應：對比重和數量均出現下降的青少年人口而言，人均教育資源和投入增加，教育普及程度上升，出現“聚集”效應，而對比重和數量均出現增長的老年人口而言，人均教育資源和投入減少，教育普及程序下降，出現“稀釋”效應，教育資源在不同年齡群體之間分配的不公平性將增加。

6.代際價值觀沖突可能加劇人口老齡化也可能加劇代際文化觀念沖突。一方面，由于時代和環境條件的快速變化，基本社會化進程發生中斷或模式發生改變等原因，不同年齡群體之間在社會擁有和生活方式、價值觀、行為取向的選擇等方面將產生差異、沖突、隔閡等現象，即代溝現象。老年群體和中青年群體之間通常存在深刻的代溝，伴隨人口老齡化和價值觀念多元化，這些差異將不斷擴大，不利于老少共融、代際和順，將會成為實現社會代際融合過程中的一個文化難題。另一方面，人口老齡化與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以及家庭急劇小型化相交織，動搖了傳統文化賴以存在的基礎，調節代際關系的傳統孝道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以老年人為本位的孝道文化逐步衰落，邊緣化為亞文化，而以青年崇拜為指向的青春文化逐步占據強勢地位。然而伴隨老年人口群體大幅增加，老年群體亞文化有主流化的訴求，和中青年群體爭奪社會主導價值話語權的矛盾將進一步加劇，可能誘發代際價值觀碰撞和沖突，加深代際文化斷裂。

7.代際利益訴求的碰撞可能顯現在一些發達國家，老年人往往比其他年齡組的人在政治參與方面更為活躍，他們投票率普遍較高，關心公共事務，關注與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福利制度和公共政策，甚至為了提升政治影響力而成立專門的政黨。在我國，社會代際關系也出現了政治化的趨勢，關于退休年齡的爭論、關于養老金負擔水平和給付水平的爭論、關于社會公共資源的配置、關于涉老資源的分配、關于獨生子女家庭養老資源危機等，都是社會高度關注的問題。未來40年，我國老年人口將逐步占到總人口的三分之一，由家庭依附群體、社會邊緣群體轉變為重要的社會利益群體，整個社會的利益訴求格局將隨之發生深刻變化，老年群體的社會保障、社會服務、公共安全、權益維護、平等參與、文化娛樂等方面的訴求越來越強烈，參與社會發展、共享發展成果的要求越來越迫切。在此背景下，代際之間的政治力量的均衡關系也面臨著新的調整，老年人作為一個社會群體的“話語權”提升，通過政治途徑提出利益訴求可能性增加，同勞動年齡群體利益訴求的不一致和政治話語權的碰撞現象也隨之增加。這在客觀上要求創新社會管理機制，形成有效的代際利益協調機制、矛盾調處機制、權益保障機制，統籌解決好不同年齡群體間的責任分擔、利益調處、資源共享和權益保障問題。

三、人口老齡化條件下社會代際關系的治理

在傳統社會，基于財產和經驗上的優勢以及“孝文化”的維系，老年人處于主導地位，形成以老年人為強勢的傳統代際關系格局。工業革命以后，隨著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社會化大生產對青壯年勞動力需求的提升，年輕人和成年人日益崛起，老年人的優勢逐漸喪失，并退出主流生產領域，處于被社會疏離的狀態，在新的老年觀沒有建立的情況下，代際關系呈現出老年人弱勢、年輕人和成年人強勢的現代格局。隨著人口老齡化深入發展，老年人社會地位不斷提高，老年人利益訴求日益凸顯，與年輕人和成年人的利益矛盾和沖突不斷加劇，迫切需要打破傳統和現代社會兩種強弱對峙、不平等的代際關系格局，建立平等、和諧、互補的新型代際關系，實現代際協調發展。為此，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做出努力：

1.增加代際資源分配總量人口老齡化不斷加深，老年人口規模越來越大，經濟產出中用于老年群體消費的部分必然越來越多，用于擴大再生產的部分就相對減少，從而制約經濟發展活力，影響社會財富這塊蛋糕做大，這就是“養老與發展”的二元困境。應對人口老齡化給我國代際財富格局調整帶來的不利影響，關鍵是要破解養老與發展的二元矛盾，消除人口老齡化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的不利影響，做大社會財富蛋糕。唯有如此，才能消除社會財富既定條件下，分配格局的此消彼長、非多即少引發的代際利益矛盾和沖突。為此，一要堅持科學發展。積極推進創新型國家建設，大力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加快由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轉變，實現勞動力質量對數量的替代，以依靠科技進步、體制創新和勞動者素質提升來激發經濟發展活力，實現人口老齡化條件下經濟又好又快發展。二是降低實際養老負擔。實施積極的就業促進，促進全社會勞動參與率提升，特別是要引導低齡、健康老年人，遵循自愿和量力的原則，積極參與經濟發展活動，促使老年人口由消費性人口向生產性人口轉變，從而降低人口老齡化的經濟成本。

2.穩妥解決就業和延遲退休的矛盾目前，我國仍處于勞動就業人口高峰，統籌解決中青年就業和老年人延遲退休面臨較大的現實困難，但隨著經濟發展對勞動力人口吸納能力的增強以及勞動力人口的逐步減少，就業和退休的矛盾將逐步緩解，而且老年人的就業結構與中青年的就業結構并不完全雷同，就業崗位也不存在一對一的替代關系，屆時延遲退休年齡，并不會加劇中青年群體的就業壓力。從長遠來看，逐步延長退休年齡，有利于充分開發老年人力資源、促進老年人社會參與，緩解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撫養負擔過重等問題，也有利于改善基本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制度的撫養比結構，實現基本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可持續發展，同時也有利于降低中青年就業群體的繳費負擔、提高老年人退休后的收入水平，是對中青年人和老年人均有利的政策選擇。總體看，國際社會通常提前10年左右公布退休年齡改革計劃，有利于各方面做好充分準備，避免社會動蕩。我國應逐步延遲退休年齡，在“十二五”期間，應首先規范提前退休政策，此后按照“先女后男、小步漸進”的原則，以每年延遲2-4個月的形式，逐步實現男女同齡退休，力爭在2030年老齡化高峰到來之前，將平均退休年齡逐步提高到62-63歲，2050年之前提高65歲。

3.改革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作為社會代際關系的基本調節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不可持續，代際間資源、財富的分配和轉移就難以順利實施，結果必然是造成代際矛盾的加劇。應對人口老齡化條件下基本養老、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不可持續的風險，需要采取以下舉措。在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方面，一是不斷擴大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覆蓋面。根據“大數法則”，足夠大的覆蓋面、足夠多的參保人數才能使養老風險在代際之間得到更好的分攤與化解，今后應以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從業人員、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為重點，促進各類就業群體參保。二是多措并舉，增強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可持續發展能力。通過提高統籌層次，增加財政補助，拓寬基金投資運營渠道，完善個人賬戶計發辦法，做大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等綜合措施，多管齊下，節流開源，確保養老保險基金的長期收支平衡。三是研究制定稅收優惠政策，加快發展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制度，鼓勵個人購買商業養老保險，加快形成多層次的養老保險制度，減輕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可持續壓力。此外，針對傳統的現收現付制向“統賬結合”模式轉變過程中所產生的轉軌成本，政府應當切實履行起清償責任，否則當前中青年就業群體既要為自己未來養老做積累，又要承擔老職工的繳費，個人繳費負擔難以減輕。在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改革方面，一是堅持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的理念，改變“重治輕防”制度設計。把疾病預防和健康維護費用支付納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設計之中，確定一定比重的健康維護費用和疾病預防費用，也可以考慮設計對沒有醫藥費用支出的人按年度進行獎勵的政策，從根源上降低疾病發生率，減輕疾病經濟負擔。二是要提高基本醫療保險的統籌層次，在更大的人群范圍內分攤疾病費用負擔，同時要積極發展商業健康保險和其他多種形式補充醫療保險，分攤基本養老醫療保險制度的支出壓力。三是應對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缺失。大部分慢病、失能老年人選擇由醫院護理為主，依靠醫療保險制度支付護理費用，導致醫療保險制度可持續運行壓力持續增大的現實問題，應探索建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可以在不增加用人單位和個人繳費負擔的情況下，通過調整基本醫療保險統籌基金和個人帳戶結構，整合分散在各部門的養老服務補貼、高齡津貼、五保供養、護理津貼等經費的方式籌資，設立長期護理保險基金，建立與基本醫療保險適度分離的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我國已有地方試點經驗表明，該項制度實施有利于實現保障失能老人護理照料需求、減少醫療保險基金支付壓力、減輕患者及家屬負擔、提高醫療衛生資源利用效率、促進護理服務機構發展的多方共贏。

4.調整公共服務結構老年人對公共服務的需求更為迫切，是公共服務的重點對象。針對快速增長的老年人口日益增加的公共服務需求，應加快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有效擴大養老、醫療衛生、文化體育、教育等服務供給，不斷提高可供代際之間分配的服務資源總量。尤其是要根據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公共服務需求的結構變化，調整公共服務供給結構，大力發展為老公共服務。應堅持政府主導、政策扶持、多方參與、統籌規劃，不斷完善管理制度，豐富服務內容，健全服務標準，創新運營機制，建立健全與人口老齡化進程相適應、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協調，以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支撐的社會養老服務體系。適應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疾病模式變化，加快公共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轉型，加強農村三級衛生服務網絡建設和城市社區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全面提升老年人疾病預防和失能預防能力，系統增強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的為老服務功能，為老年人提供安全、價廉、可及的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堅持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擴大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的供給，豐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加快推進全民健身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切實保障老年人健身權益。開發利用老年人力資源，將老年人才納入勞動就業公共服務的范圍，維護老年人繼續勞動的權利。在健全基本公共教育服務體系的基礎上，引導教育資源向老年群體轉移，發展老年教育，構建終身教育體系。

5.增強代際文化認同針對人口老齡化可能帶來的代溝增加、傳統孝道文化衰落和代際價值觀沖突等問題，應促進代際文化認同，增強代際團結，營造全體人民互幫互助、平等友愛、孝親敬老、融洽相處的社會風尚。一是要加強孝道文化建設。孝道不僅僅是道德觀念，也是調節代際關系，促進代際和諧的制度安排。應挖掘傳統孝道文化的合理內核，加強孝道文化教育，構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與社會主義倫理原則相契合、與社會主義法治精神相符合的新型社會主義孝道文化。加強法制建設和公民道德建設，以法促孝、以德促孝，保證孝道文化功能的充分發揮。二是要消除老年歧視。要消除基于年齡的任何歧視，承認老年人的需要、能力和潛力在整個生命期間都一直存在，改變全社會對老年人傳統的負面看法和觀點，重新認識老年人的價值，樹立新的老年人正面形象，建立與現代老年人價值相符合的老年人觀。三是要揚棄青年崇拜。“青年崇拜是工業社會以來老年人衰落和青年人崛起在文化上的反映，是我們所處這個時代文化價值觀念的特征之一。青年崇拜是人文精神的誤區，其荒謬在于它把人們對青年人的青春的合人性的向往和對老年人的衰老的合人性的恐懼推向不切實際、近乎迷信的狀態，它使人排斥人，使青年人排斥老年人，使處于青年期的人恐懼自己的老年期”。在老齡社會的條件下，必須打破青年崇拜的價值桎枯，將年齡平等意義上的所有人的尊嚴和價值當作出發點和歸宿。為此，要逐步普及年齡平等的新理念，不斷健全體現年齡平等的法律法規、公共政策、社會風俗和習慣等制度安排；倡導有利于各世代之間互相團結和相互幫助的文化觀念和行為，溝通前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建設新型的代際互喻文化傳遞模式；充分運用和發揮媒體的力量，通過文化產品的創作開發，引導社會文化輿論和社會心理，塑造“年齡平等、共同參與、和諧共存、互助成長”老齡社會觀，為構建代際共建、共享、共融的和諧老齡社會提供精神支持。

6.創新社會管理體制機制當前社會管理體制仍屬于成年型，老年群體的利益容易遭到侵害，利益訴求更容易遭到忽視，應給予老年人的利益訴求和話語權更多關注，推動社會管理體制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轉變。在涉及代際利益調整的政策法規制定實施過程中，要充分“賦權”于老年人，使老年人參與到政策、規劃和措施的制訂、實施和監督當中來，體現老年人的意愿和需要。完善老齡事務的政府決策機制，讓老年人及利益相關方充分參與政府老齡事務的決策過程。建立和完善老年人訴求表達機制，如應適當增加各級人大、政協老年人界別代表的比例；完善聽證會制度，對弱勢老年群體的聲音給予更多關注；支持新聞媒體為老年群體提供暢通的利益訴求表達渠道；引導老年人通過老年群眾組織，反映自身的意愿和利益；加強對貧困老年群體利益訴求的法律援助以及加強老齡系統的信訪工作。構建大解工作機制，整合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力量，實行“三調”并舉，合力化解代際矛盾糾紛。建立和完善老年人權益保護機制，如加強對老年人權益的法律監督，為老年人提供便捷、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推動老年法律援助中心、老年維權服務中心等維權組織建設，鼓勵新聞媒體圍繞老年人權益保障問題開展多種形式的輿論監督，提高老年人權益保障相關法律法規的社會普及率，營造依法保障老年人合法權益的社會氛圍等。

作者：呂曉莉李志宏單位：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博士研究生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政策研究部調研處處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