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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化內涵的綜合性

由于專業背景的不同，各學科從各自的研究角度對城市做了相應的定義和研究，城市的定義尚在爭議之中：地理學家將城市定義為以非農業產業和非農業人口為主集聚形成的較大的居民點，側重于其空間和景觀屬性；人口學家把城市看做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區，把人口規模和密度作為判斷城市的標準；經濟學家認為城市是生產要素集約化和業態多樣化的社會有機體，更側重于其商品、服務的生產與交換等經濟屬性；社會家則從社會關系的角度，認為城市本質特征是其特有的生活方式（urbanism）。雖然各學科對城市的定義不同，但城市之所以為城市，而不同于鄉村等其他概念，是由其空間特征、人口密度、經濟結構、生活方式等本質特征綜合決定的。各學科對城市的不同定義衍生出了對城市化的不同理解和研究重點。地理學除關注城市化過程中的人口與經濟的轉換與集中外，還特別強調城市化是一個地域空間過程；人口學所說的城市化是指人口城市化，即城市人口的聚集和增長所形成的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的增長過程；經濟學則更重視產業結構以及消費方式的轉變，研究資本、勞動等生產要素在城市化過程中的流動；而社會學則把城市化作為新的生活方式產生、集聚、擴散的過程，強調文化、價值觀、宗教信仰等社會演化過程。城市化并不是簡單的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而是鄉村要素向城市要素轉變的復雜過程。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城市是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樂和需求等要素的集中，農村則分散而孤立，強調的是兩者生產要素集聚程度的區別；周一星先生認為城市不同于鄉村的本質特征體現在人口規模、經濟結構、設施水平和文化觀念四個方面[1]。前人對城市、城市化的定義側重點雖各有不同，但都體現了城市的復雜性和綜合性，其要素構成和特征與鄉村是截然不同的。

二、城市化的構成要素及其協調性

（一）城市化的構成要素從城市和鄉村截然不同的構成要素出發，我們可以得到城市化的本質便是鄉村要素向城市要素轉變的過程，城市化水平雖由各個要素的城市化速度決定，但城市化的質量卻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不同要素之間城市化速度的協調性。無論是三十余年的中國城市化進程中遇到的城市擴張、戶籍壁壘、經濟結構調整、社會保障等問題，還是潛心于城市化問題研究的眾多學者多樣化的研究領域——地理學、人口學、經濟學、社會學，我們都能從中抽象出現階段我國城市化幾個基本的構成要素：空間、人口、經濟、社會。空間上的城市化是其他要素城市化的載體，是隨著經濟、人口等要素城市化所伴生的反映在載體上的現象，即農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轉變和城市地域的升級。從建筑學或景觀學角度說是鄉村景觀向城市景觀的轉變；從土地利用角度來說就是以農村居民點和農用地等為代表的帶有鄉村特征的土地利用類型向以城市、建制鎮用地和交通運輸用地等為代表的帶有城市特征的土地利用類型轉變的過程；從土地產權角度說就是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變為城市國有土地所有權。其外在表現包括城市數量增加、城市地域擴大、原有城市用地的再組織和再開發等，也包括基礎設施的改善。人口城市化是早期城市化理論的核心內容，即人口由鄉村向城市集中地過程。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口城市化現在只是城市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其本身的概念也在不斷發展。許多人口學家將其定義為具有城市居民特征的人口在區域總人口中的比例不斷上升的過程，這一過程不僅包括農業人口向非農人口的轉變，還包括所有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不斷由傳統向現代轉變，社會地位和生活品質不斷提高的過程。經濟城市化主要指城市化過程中的經濟增長以及經濟結構由傳統的第一產業向以第二、三產業為代表的非農產業轉移與聚集。研究經濟增長、經濟結構演變與城市化之間關系的學者很多，大多數學者認為城市化與經濟增長、經濟結構演變之間具有長期均衡、甚至互為因果的關系。發展經濟學中的劉易斯模型、托達羅的預期收入模型、喬根森模型都從不同角度驗證了這一結果，結構經濟學中的經濟結構演進理論也認為經濟結構的演進體現了人類社會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不斷適應，與城市化進程的關系密切。無論是從勞動力供需的角度，還是從城鄉預期收入差距、消費結構變化的角度，經濟增長、經濟結構演變都是鄉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重要推動力；與此同時，城市化過程中人們的居住、就業、游憩帶動了大量的固定資產投資和消費需求，生活方式的變化也通過促進消費需求增長和消費結構變化，推動著經濟增長與結構演化。社會城市化也是城市化內涵的一個重要方面，其來源于城市的社會屬性，城市社會學中便將城市化作為其學科的一個核心概念，認為城市化就是傳統的農村社會向現代城市社會的轉變過程。本文在這里把社會城市化中的“社會”定義為廣義的社會概念，包括文化觀念、生活方式、社會保障等內涵，認為社會的城市化是城市化過程中人的思想觀念、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社會保障水平等全方位的城市化。

（二）構成要素之間的協調性為解釋和解決城市化中出現的問題，許多學者開展了城市化質量研究，強調城市化過程中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城鄉發展與人口的協調性，這是相對以前將人口作為唯一指標研究城市化的進步，但這些研究或僅是城市化水平的綜合測度，或是僅研究其他因素與人口因素的協調，缺少各內在構成要素之間的協調性的深入分析。城市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其協調性分為內部協調性和外部協調性。從系統的角度出發，城市化由空間、人口、經濟、社會若干子系統構成，他們之間城市化速度的耦合問題就是城市化的內在協調性；若將城市化看成一個整體，而研究其與外部要素（如工業化、耕地保護、生態環境等）的關系就是其外部協調性。目前學者們對城市化的外在協調問題關注較多，如城市化與工業化是否同步，城市化與耕地保護的關系等，因此本文不再贅述，而將研究重點放在城市化內部各要素之間的協調性上。健康的城市化應當是經濟、人口、空間、社會各要素互相促進，協調發展的過程。經濟城市化是城市化的內在驅動力，它為城市居民提供就業崗位、商品和各種服務，通過相對鄉村較高的預期收入和較好的生活品質吸引人口向城市遷徙；它還為城市空間規模的擴張提供了資金、材料和人力資源，是城市擴張的重要推動力；此外，它還為城市的社會保障、文化教育、游憩等社會要素城市化提供資金，促使城市能為居民提供必要的社會保障和更舒適的生活品質。人口的城市化是城市化的重要衡量指標，通過人口向城市的遷移，能為城市經濟發展提供更多的勞動力和更大的消費市場需求，促進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加也會帶來對城市生產、生活等空間的需求，促使城市規模不斷擴張；同時，人口還是城市社會保障、文化游憩等服務的主要消費者。社會的城市化代表著城市社會保障、文化教育、休閑游憩服務水平的提高，通過這些不但使城市居民具有更高的素質、勞動或管理技能，還會使他們無后顧之憂，更放心的將財富用于消費，促進經濟的增長。空間的城市化（包括城市基礎設施的改善）則為上述經濟、人口、社會要素提供了空間載體。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目前地方政府財政收入過度依賴土地出讓金等地租收入，而這些財政收入又有相當一部分用來提高城市的社會服務水平，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城市社會要素的城市化得到了來自空間要素城市化過程的資金支持。

空間、人口、經濟與社會四要素都是城市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每個要素都在其中擔負著一定的機能，城市化的順利推動有賴于各要素城市化的健康運行以及各要素之間城市化速度的協調。在城市化各要素的組織結構上，本文借鑒了“四維時空坐標”的概念，在四維時空中，橫、縱、高度和時間坐標共同確定物體在時空中的位置，缺少任意一維都會使物體的位置不準確。在城市化研究中，過去僅研究人口要素的城市化，是一維的城市化，不能代表城市化的方方面面，后來許多學者又綜合考慮了空間、經濟等，開展了二維、三維的城市化研究，而且這些研究的重點往往是城市化水平的綜合測定，而不是各要素之間的協調性，這些研究得到了城市化的水平，卻忽視了各要素城市化速度不協調所導致的問題。通過空間、人口、經濟與社會的四維分析，不僅能更準確、全面的確定城市化水平，還能根據各要素之間城市化速度的差異，發現其中存在的協調性問題。

三、要素協調視角的城市化問題分析

很多城市化實踐中的問題根源都是城市化中空間、人口、經濟、社會各要素的缺位或速度不協調。拉美國家的城市化進程是人口城市化速度與其他要素城市化速度不協調的典型代表。由于歷史原因，拉美國家的農地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大莊園主手里，大量農民由于缺少最基本的生產資料而極端貧困，加之對城市更多就業機會的預期，農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使得農民大量涌入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然而城市的基礎設施、產業發展、社會保障等都無法應對城市人口的爆炸式增長，人口的城市化速度遠遠快于經濟、空間和社會城市化的速度。人口城市化速度遠遠超過經濟城市化速度，導致城市無法為進城農民提供充足的就業崗位，造成城市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如拉美第一大經濟體巴西的失業率自1998年來一直維持在10%左右，雖然非正規部門解決了大量人口的就業問題，但非正規就業由于其本身極不穩定的勞動關系、較差的工作環境和偏低的薪資水平等特點，使得這些就業人口長期處于低水平就業狀態；此外，人口城市化速度遠遠超過城市空間城市化的速度，大量農民進城后無力購置正規住宅，于是大量移民非法侵入無主或閑置土地，建成簡易住房，這些住房危險系數較高，加上沒有納入城市規劃，基礎設施差，臟亂成為其代名詞，一些成規模的新進城農民的聚居區逐漸演變為貧民窟；城市人口的過度膨脹、惡劣的空間和經濟環境阻礙了拉美進城農民的社會城市化，無法享受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品質，加之由于預算有限，政府無力負擔起廣大貧民的文化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服務，拉美國家60%的城市人口缺少適當的衛生服務和干凈飲用水。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也出現了很多問題，例如為廣大學者所熱議的“半城市化”現象，農民工以及部分地區出現的用工荒現象，“鬼城”現象等。本文從上文提出的城市化四要素協調的角度加以抽象，嘗試分析上述現象發生的深層次原因。

農民工的“半城市化（peri-urbanization）”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一種特殊現象，指農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轉化過程中的一種不完整狀態，具體表現在農民進入城市后，他們在勞動報酬、子女教育、社會保障、住房等方面不能與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會。從城市化四要素協調的角度分析：農村剩余勞動力受城市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好收入期望的吸引向城市遷移，通過雇傭關系實現從鄉村向城市的空間轉換，在城市工作、消費，實現了人口和經濟的城市化。但他們卻沒有實現空間和社會的城市化，具體表現是：由于收入水平較低，沒有經濟能力購買、租住城市的社區住宅，而大量蝸居在租金較低的城中村和城鄉結合部，這些地方往往是城市規模擴張過程中沒有改造的農村居民點，村內基礎設施較差，沒有城市的空間特征；此外，農民工進城后，尤其是進入大城市后難以獲得城市戶口，由于戶籍的限制，農民工被排斥在城市社會保障體系之外，在就業、醫療、子女教育等諸多方面不能享受市民的待遇，以上這些又直接或間接導致農民工的生活方式無法城市化。“鬼城”原本指因資源枯竭而被廢棄的城市，但隨著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各地出現了很多高標準建設的城市新區因為空置率過高，鮮有人居住，也被形象的稱為“鬼城”。被《時代》周刊稱為“鬼城”的康巴什就是空間城市化速度遠遠超過人口城市化的代表。始建于2004年的康巴什新區迄今為止建成區面積已達32平方公里，按照高標準規劃建設，實現了空間的城市化。然而，到2009年僅有2.86萬人入住康巴什新區，人口密度僅893.75人/平方公里，僅為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市建成區人口密度的12%，人口城市化速度遠遠落后于空間城市化速度。

四、結論與討論

從長期看，我國的城市化進程與工業化、現代化密切聯系，相輔相成；從近期看，城市化是我國擴大內需，促進消費，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推動力量。但是，我國目前城市化過程中還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例如提高城市化質量，構建科學合理的城市規模、結構與布局，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等。截止2010年底，我國人口城市化率已達到49.95%，處于城市化快速推進的關鍵時期，更應該加強城市化方面的基礎研究，提煉出我國城市化過程中的深層次規律，為城市化實踐提供理論支撐和建議。城市的復雜屬性決定了其內涵的綜合性，本文從城市的本質屬性出發，通過城市化要素協調視角的抽象研究，得出了以下結論：1.提高城市化質量應當成為今后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主旋律，而不應僅僅關注以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和城市建成區規模為代表的城市化“量”的增加。從城市化各內在要素協調的視角解釋、分析城市化質量問題是一個可行的思路。2.我國城市化的構成要素包括空間、人口、經濟與社會，每個要素都在城市化這個有機整體中擔負著一定的機能，健康的城市化應當是各要素互相促進，協調發展的過程。3.從上文提出的要素協調的視角成功解釋并定性分析了拉美城市化陷阱、“半城市化”、“鬼城”等國內外若干典型城市化問題，驗證了其可行性。本文雖提出了要素協調視角的城市化分析框架，但偏重定性和理論分析，篇幅有限，只是該研究的初步成果。后續還會從該視角出發，重點開展建立定量化的城市化要素協調評價模型、選取典型區域進行實證分析、針對評價結果的政策建議等后續研究。

作者：周寧郝晉珉楊立雙文元孟鵬單位：中國農業大學土地資源管理系清華大學農村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