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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人口結構角度，運用面板數據模型分析方法，對我國31個省市城鄉居民醫療保健支出及相關彈性進行比較研究。結果顯示，少年撫養比對我國醫療支出彈性的影響顯著，老年撫養比影響不大，我國現階段要密切關注計劃生育政策的變化和老齡化問題，以及由此導致的人口結構內在差異對區域醫療保健支出的影響。

關鍵詞：

醫療保健支出；城鄉差異；區域差異；人口結構

由于我國地區人口結構、氣候地理、人文觀念等存在較大差異，各個區域醫療支出測算的彈性較大，不一定能獲得“高收入地區的醫療支出高”的結論。同時，影響我國醫療保健的很多長期內在因素開始逐步發揮作用，譬如城市和農村不同的計劃生育政策，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不同的人口結構，對醫療支出的影響越來越大。2000年后，我國人口結構轉變逐漸加速，總撫養比與少兒撫養比分別以年均0.74個和0.95個百分點的速度不斷降低，而老年撫養比則以年均0.22個百分點的速度不斷上升[1]。人口內在結構開始超越收入和價格等因素，對我國地區醫療支出產生重要影響。

一、面板數據模型及變量描述

1.指標選擇研究地區醫療支出的彈性，價格和收入是兩個重要的變量。在選擇其余變量時，有些研究納入了政府對衛生事業的投入、醫療保健消費、老年人口比例、每千人口醫生數等（聶聆等，2010）[2]，有些研究納入了農村居民教育、收入水平等（趙振然，2014）[3]。本文在醫療支出模型中引入老年撫養比、少兒撫養比兩個人口結構變量，并以地區人均可支配收入、恩格爾系數作為控制變量，研究四個變量對我國不同地區之間、城鄉之間醫療保健支出的影響差異。

2.數據來源本文數據來源于2003-2013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衛生統計年鑒》以及《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包括全國31個省市城鎮和農村的相關數據。每個變量在城鎮和農村均有341個有效數據。老人撫養比是指65歲以上人口數占15～64歲人口數的比例；少兒撫養比是指0～14歲人口數占15～64歲人口數的比例。城鎮變量分別用UOLDR和UCHILDR表示，農村用VOLDR和VCHILDR表示。我國城鎮和農村居民人均醫療保健支出金額分別用UC和VC表示；人均可支配收入用UIN和VIN表示；恩格爾系數用UEC和VEC表示（見表1）。從表1可以看出，2003-2013年，我國31個省市人均醫療保健支出，城鎮是農村的兩倍多；城鎮的少兒撫養比為18.19%，農村為28.17%，兩者相差較大；而老年撫養比，城鎮高于農村，但相差不大。人均可支配收入無論是極差，還是標準差比較，都是極端不平衡，省市之間具有顯著差異。

3.面板數據模型根據面板數據分析的基本步驟，將每個變量的值取對數，進行單位根檢驗，發現在包含個體固定效應和固定趨勢的情況下，Ln(UC)、Ln(UIN)、Ln(UEC)、Ln(UOLDR)、Ln(UCHILDR)、Ln(VC)、Ln(VIN)、Ln(VEC)、Ln(VOLDR)、Ln(VCHILDR)都滿足零階單整。由于選取的31個省市涵蓋了我國所有的省域個體，并不是隨機抽樣的結果，因此采用固定效應模型更為恰當。城市部分用了基于截面的加權統計，還需對模型涉及的四個變量分別取自然對數，取自然對數后的指標系數則是彈性。

二、模型估計結果與分析

根據以上模型，對收入、老人撫養比、少兒撫養比以及恩格爾系數四個變量取自然對數，通過E-views8.0進行回歸分析，得到各變量彈性值（見表2）。

1.醫療保健支出收入彈性的城鄉差異從收入彈性來看，各個省域的城市收入彈性普遍低于農村。其中，農村收入彈性均值為1.2070，城市為0.7454，也就是說農村高收入人群對醫療保健支出的敏感性更高。一般認為，醫療是一個高收入彈性的商品，但為何城市收入比農村高，而醫療保健支出的彈性反而小呢？可以從三方面加以解釋：一是生育水平，農村高收入人群的生育水平較高，平均生育普遍不低于2個小孩，而城市高收入人群平均生育率不會很高，導致農村的醫療保健支出收入彈性反而比城市高；二是城市和農村的醫保政策不同，農村醫保的質量、報銷難易程度和城市相比，有一定的差距，而且由于觀念的差異，農村一般只有高收入家庭愿意繳納商業醫保，導致農村的醫療保健支出收入彈性比城市高；三是收入和價格變化的快慢，農村居民獲取收入的機會顯著低于城市，而醫療領域在農村的競爭不如城市那么激烈，導致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長大大慢于醫療價格的增長，因此承受的醫療支出壓力更大。

2.醫療保健支出收入彈性的區域差異分地區來看，城市東部地區的收入彈性均值為0.7434，中部地區為0.7410，西部地區為0.7448；農村東部地區的收入彈性均值為1.1840，中部地區為1.2127，西部地區為1.2236。可見，城鎮收入彈性基本沒有差異，中、東、西呈輕微攀升的狀態，說明對城市來講，東部、中部、西部的醫療保健消費大同小異。而農村的區域差異比較明顯，西部、中部、東部呈逐步下降的趨勢（見表3）。這不能簡單地從收入影響醫療保健支出來考慮，而是由我國區域人口結構、產婦平均年齡、醫療導向、政策因素等原因加以解釋。越是欠發達地區，產婦的平均年齡越低，加上醫保政策的滯后，醫療保健支出對收入的依賴度越高，敏感度也越高。其次，東部地區執法能力較強，不合理醫療費用較少，市場價格相對公正、透明。這些政策因素的影響，加上農村的醫療保健需求原本尚未得到滿足，收入彈性較大，造成我國西部農村地區的醫療保健支出對收入的敏感性最大，中部次之，東部最小。

3.醫療保健支出的少兒撫養比彈性城鄉的少兒撫養比彈性分別為-0.0068和0.1594。本文認為，在城市，少兒撫養比高的家庭一般是流動性較強的低收入家庭，而在農村，少兒撫養比高的家庭一般是農村富有家庭，這是影響城鄉少兒撫養比彈性差別的主要因素。醫療保險等因素也有一定影響。城市的少兒撫養比彈性為負值，也就是說醫療保健支出和少兒撫養比是負相關的。在我國城市，少兒撫養比低的家庭成員一般有比較穩定的工作，收入相對較高，其醫療保健需求已不僅僅停留在治療階段，而是處于保健等享受和預防階段。而少兒撫養比高的家庭，一般工作保障性較低，收入相對較少，計劃生育執法較松，處于應急醫療的階段。在農村地區，計劃生育執法相對較松，“多子多福”的觀念深入人心，因此農村居民普遍多生孩子，但農村家庭普遍收入較低，且不穩定，很少家庭會購買商業保險，社會醫療保障又不夠完善，加之超生罰款的存在，因而只有高收入的農村家庭才會有較多的小孩，出現少兒撫養比越高、醫療保健支出越多的情況。

4.醫療保健支出的老人撫養比彈性城鄉的老年撫養比彈性分別為0.0840和0.0563，差異不大，都缺乏彈性。老人撫養比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個地區的老齡化程度，而老年人是醫療保健支出較多的群體，隨著老年撫養比的上升，醫療保健支出也會相應增多，因此城鄉的老年撫養比彈性均為正值。城市的老年撫養比彈性大于農村，這是由于城市居民大多有穩定的工作，醫療保健意識較高，社會保障制度相對健全，因此撫養老人越多，醫療保健支出越大；而農村居民常年務農，工作無明顯的年齡界限，且收入有限，醫療保健意識較差，老年人體弱多病被視為正常現象，通常選擇不就醫，因此老人撫養比對農村的影響低于城市。這也說明了我國農村地區醫療資源供給不充分，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老年人醫療需求沒有得到有效滿足[4]。

5.醫療保健支出的恩格爾系數彈性城鄉醫療保健支出的恩格爾彈性分別為-0.2096和-0.8948，均為負值。一個地區的恩格爾系數越高，說明居民用于購買食物的支出占總收入的比例越高，生活水平較低，能用于醫療保健的支出則更少，因而恩格爾系數同醫療保健支出呈反比關系。同時，城鄉醫療保健支出的恩格爾系數彈性差異較大，城市低于農村，這與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健康意識較高有關，他們更注重自己的健康狀況。而農村生活水平較低，食品是他們的主要支出，醫療保健支出比例較低，這也說明我國農村地區的最基本醫療保健需求還沒得到完全釋放。

三、政策建議

以上分析可知，在影響我國城鄉、地區醫療保健支出的眾多因素中，除了收入因素外，計劃生育政策、老年撫養比、少兒撫養比等因素的影響越來越大。單純提高居民收入，不足以改變居民的醫療行為。政府在決策時，應根據城鄉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等不同情況區別對待。

1.切實關注人口年齡結構對我國居民醫療保健支出的影響從1980年開始，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使我國的人口結構發生較大轉變，生育率已處于較低水平,由于少兒撫養比對醫療保健支出影響較大，因此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力度對醫療保健支出會產生相應影響。少兒撫養比提高，農村居民的醫療保健支出增多，而城鎮居民的醫療保健支出反而減少。另外，目前我國已放開二胎政策，以實現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屆時少兒撫養比將大幅升高，對我國的醫療保健支出會產生什么影響？這是我國在調整生育政策時亟需考慮的問題。目前多數研究只討論了人口年齡結構對居民消費的影響，較少從城鄉差異的角度進行研究，本文的實證結果可以為政府決策提供更詳細的參考。

2.重視老齡化問題，提高老齡人口的健康水平實證結果表明，老年撫養比的高低對醫療保健支出有一定影響，城市的醫療保健支出對老年撫養比更敏感。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日益突出，重視老人撫養比對居民醫療保健支出的影響并通過有效途徑降低影響程度尤為重要。政府應重點提高老年人的社會保障程度，延遲退休時間，鼓勵身體健康的老年人再就業，緩解國家和家庭壓力。同時，及時調整各項政策措施，更好地滿足老年人醫療保健需求。由于我國特殊的城鄉二元結構，城鄉醫療保健的可及性存在差距，農村居民的需求得不到滿足，因此政府除了考慮如何有效控制醫療費用外，還要重視如何滿足農村居民的醫療需求，以及可能出現的醫療費用增長情況。最后，還要優化醫療衛生資源配置，調整醫療衛生經費的投入結構，逐步糾正原有的城鄉失衡局面，健全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我們認為，不應單純提高城鄉收入，而應降低城鄉、區域內在的人口結構差異，這是解決其醫療消費支出差異的關鍵。

參考文獻：

[1]王歡，黃健元.人口結構轉變與我國城鎮居民消費關系的實證研究[J].消費經濟，2014，10,30（5）:13-33.

[2]聶聆，李斌.城鎮居民醫療保健消費研究———基于粵蘇浙三省的相關情況分析[J].廣東商學院學報,2010，（6）:64-70.

[3]趙振然.我國農村居民醫療保健消費影響因素的區域差異研究[J].消費經濟，2014,30(3):24-29.

[4]余央央.老齡化對中國醫療費用的影響———城鄉差異的視角[J].世界經濟文匯，2011,(5):64-79

作者：沈曉燕 李建國 單位：廣州中醫藥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