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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當前，我國歷經近40年改革開放所賴以維系的人力資源稟賦在新的歷史時期發生了變化，人力資源增量資本驅使下的經濟高速增長正轉變為人力資源存量資本驅使下的經濟高質量增長。這充分說明我國長期依靠的人口紅利時代的終結與后人口紅利時代的開啟。在后人口紅利時代，由于人口規模增長與人口結構變化的不可逆特征，只有以突破人力資本增量邊界為關鍵手段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才能夠徹底破除由于人口老齡化問題所帶來的突出矛盾。

關鍵詞：后人口紅利；人口老齡化；中國新型發展戰略

我國當前已經成為世界上老齡人口占比最高的國家之一。學術界和實務界均對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進行了研究。從我國歷史上已經進行的前6次人口普查數據能夠看出，我國老齡人口在全國人口的占比在逐年增加[1]。預計在2020年我國人口紅利將會消耗殆盡，這一時期我國適齡勞動力市場將首次出現勞動力“凈流出”的情況[2]。后人口紅利時代的到來無論是對于我國的人力資源配置還是對經濟社會長期發展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影響。

一、后人口紅利時代中國的挑戰與機遇：老齡化的長期經濟效應

以人口老齡化為典型特征的后人口紅利時代的到來，會導致一系列錯綜復雜的社會問題的出現，隨之對國家宏觀經濟形勢產生影響。

（一）人口老齡化對于國家社會保障體系的經濟影響

后人口紅利時代中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最為直接且深遠的影響突出表現為對于國家社會保障財政支付的影響，特別是基于財務閉環管理的視角審視，我國的養老產業支出與醫療社會保障支出將面臨巨大的財務壓力[3]。具體表現為：首先人口老齡化速度的不斷提升將顯著增加國家養老金需求壓力。從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支出規模能夠看出，從2006年至2016年，我國在這一列支項目的財政轉移支付年均增長速度超過19%，前文已經論述，在2016年我國已經進入后人口紅利時代，因此在這一時間節點之后我國養老金支付供需矛盾將日益尖銳[4]。其次從我國目前醫療保障體系的負擔來看，持續增長的老齡化人口會不斷加大社會醫療保障資金需求的缺口。老齡化會對人口的物理條件產生負面的影響，根據2016年我國衛計委所的《2016年度我國衛生服務調查》統計結果，年齡在60周歲之上的老年人發病率是社會平均水平的5倍[5]。而伴隨著發病率的提升，老齡人口的醫療費用水平將不斷的增長。從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司所獲得的相關數據可知，2016年我國老年人口（60周歲之上）醫療費用支出占當年度GDP比重為2.85%，預計在2030年這一比率增速將超過國家GDP增速。同時，由于我國當前基本養老保險的運行制度是在“統賬結合”的框架下運行的，而我國當前所出現的養老金支付隱性債務問題與個人賬戶虧空等現實問題，均會對我國養老財政轉移支付能力產生巨大的挑戰。

（二）人口老齡化對于勞動力市場的影響

人口老齡化對于勞動力市場的沖擊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維度：首先對于勞動力市場中的人力資源供給結構與供給數量產生影響；其次人口老齡化通過影響國內的消費結構進而間接地對消費總需求產生影響。首先基于人口老齡化對于勞動力供給側的影響視角來看，人口老齡化對于勞動力供給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在數量層面上，將會極大地壓減我國適齡勞動力人口供給規模。在結構層面上，將會顯著抬升我國勞動力平均年齡[6]。在就業方式層面上，人口老齡化的現狀將會促進我國就業方式朝向柔性化的方向轉變。其次基于人口老齡化對于勞動力需求端的影響視角來看，人口老齡化由于會帶來社會總消費額度的增加，并且由于老齡人口的邊際消費傾向要高于社會平均邊際消費傾向水平，因此會間接地刺激社會消費總需求增加。另外，人口老齡化會顯著推動養老產業的發展。基于人口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來分析，由于勞動需求從屬于經濟衍生性需求范疇，因此以“銀色產業”為主導的老齡人口養老產業將會高速發展，并極大地刺激社會消費需求，進而催生出大量的就業機會。

（三）人口老齡化對于社會全要素生產率的經濟影響

基于區域經濟學的視角，可以將由于人口老齡化對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負面影響理解為對于全社會技術進步的影響，即社會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毛春梅，2016）。為了科學準確地分析人口老齡化對于社會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本文對2014年至2016年3年間我國老年人口扶養比與全國不同地區TFP平均增速水平之間的關聯關系進行科學分析。圖1展示了老年人口扶養比（人口老齡化測度指標）與社會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關系走勢。從圖中能夠明顯地看出，老年人口扶養比與社會全要素生產率之間呈現出強烈的負向相關的關系。從全國的視閾來看，某個省域的老年人口扶養比水平越高，則該區域內的社會全要素生產率水平越低。其背后所隱含的經濟闡釋是，從資本集聚的視角來看，老年人口扶養比水平的增加，會倒逼全社會拉高對于遠期養老保障支付增長的預期，進而在當期表現為儲蓄水平的削減，在全社會范圍內形成去儲蓄化的情況，從而不利于資本的集聚（馬骍，2014）。從勞動生產率的視角來看，老年人口扶養比的提高會降低社會勞動參與水平，不利于全社會技術創新成果轉化，進而產生技術紅利釋放的“錯時效應”，影響社會的技術偏好，最終表現為社會全要素生產率水平的波動。

（四）人口老齡化對于國內消費結構的影響

從發達國家所公布的老年產業發展的相關數據能夠看出，老齡人口消費支出對于國內經濟增長貢獻率水平要顯著高于青年群體。世界發達國家老年產業年平均產值水平位于域內現代服務業產值水平的前列。因此我國愈來愈多的老齡人口的購買能力與消費欲望將成為我國當下及未來一個時期的重要消費動力。更為重要的是，從經濟發展的長周期來看，老齡人群的消費特質與消費傾向必然會倒逼域內的產業體系與經濟結構框架[7]。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結構調整與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以國內消費代替廣域的投資是此輪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內容。人口老齡化所催生出來的“銀色產業”對于我國當前大力實施的“調結構、惠民生、穩增長”經濟轉型戰略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其中的核心原因在于：首先由于服務老齡人口的產業屬于現代服務業的范疇，具備產品附加值高、產業關聯度強、社會影響力強的特征，對于促進我國城鎮化進程，穩定就業“兜住民生底線”具有十分重要作用。其次我國“銀色產業”屬于現代服務業體系中的戰略性新興產業，該產業的發展一定會對社會資源的結構優化與重新配置具有較為強勁的促進作用，并顯著地提升現有產業資源的利用效率，促進“銀色產業”的關聯性產業的結構優化與轉型升級。為此黨的報告中專門指出，要大力推進以“醫養結合”為主體的新型養老產業的發展，科學地發揮養老產業對于服務業產業發展的經濟貢獻與社會就業吸納作用，促進不同區域之間的養老產業形成產業集聚，以此為基礎，形成有助于刺激消費、增加就業的經濟新增長點（李璐，2017）。由此可見，培育發展我國老齡產業對于提振我國宏觀經濟，促進經濟可持續增長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并且借助老齡產業自身所具備的產業關聯性特征，亦能夠積極有效地促進周邊產業的發展。

（五）人口老齡化對于國際產業競爭力的影響

從勞動經濟學的視角來看，我國改革開放近40年的突出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所具備的巨大資源后發優勢，而這一優勢的支撐在于我國歷史上適齡勞動力人口比重長期處于高位徘徊。而在后人口紅利時代這種“人口資源比較優勢”逐漸喪失核心競爭能力，從而促使由我國比較優勢所吸引的產業發生遷徙（黃漫琳，2016）。但是從相反的視角來看，正是由于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后人口紅利時代的現實情境，會倒逼我國采取“轉方式、調結構”，這意味著我國經濟增長動力從以往的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發展轉變、意味著我國經濟結構從單一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與技術密集型的方式轉變。從邏輯上來看，后人口紅利時代對于國際產業競爭力影響的傳遞路徑為勞動力短缺所造成的資源利用成本增長，進而加劇我國長期處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并且由于產業間的杠桿作用會最終影響我國各關聯性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水平。由此可見，當前我國正面臨著后人口紅利時代與“中等收入陷阱”兩大風險的嚴峻考驗，資源的成本攀升與邊際報酬遞減的社會現實會倒逼我國實施產業轉型升級與國家頂層設計的戰略轉型，國家與產業層面的戰略轉型會要求與之相匹配的具備高附加值的人力資本與之匹配，因此國家與產業層面的戰略轉型會倒逼人口紅利升級，進而形成人口紅利升級——技術創新水平提升——產業結構升級——國家戰略轉型的良性循環。如圖2所示。

二、后人口紅利時代我國發展戰略的檢視、重構和開拓

基于上文的分析能夠看出，我國進入以人口老齡化為代表的后人口紅利時代的趨勢已經不可避免，但是若能夠充分挖掘后人口紅利，轉變我國賴以維系的人口紅利優勢，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從外延型經濟增長方式向內涵型增長方式轉變，借助“勞動力質量優勢消減的替代與轉換戰略”提升后人口紅利對于我國經濟增長的溢出作用，才能夠規避由于人口老齡化所可能導致的經濟增長乏力與后勁不足的負效應。

（一）我國新型發展戰略的檢視：戰略思路的轉型

應對后人口紅利時代的負效應，需要在戰略思路上實現“兩個轉變”：首先需要從比較優勢增長思路朝向競爭優勢增長思路轉變。人口紅利時代的經濟增長戰略思路是借助以價格與成本為比較優勢的資源稟賦國際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支撐，而后人口紅利時代中的人口價格比較優勢被逐漸的消耗，此時凸顯出“人力資本”在大國博弈中的核心地位與關鍵作用，需要深入強化以“知識密集型”與“技術密集型”為核心的高質量“人力資本”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其次是需要從單純的生產要素驅動型經濟朝向復合型創新驅動型經濟轉變。人口紅利時代我國經濟得以長期維系高速度增長的關鍵就在于以“人力資源”為代表的廉價生產要素產業集聚所形成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投資驅動。而后人口紅利時代中的生產要素的規模報酬與邊際效率均顯著下滑，因此需要從生產要素驅動朝向復合型創新驅動轉變。以知識和人才為依托，以“組織創新+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為支撐，以培育“人力資本創新力”為經濟增長新動能，形成以“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為代表的“三新”經濟產業發展新模式。

（二）我國新型發展戰略的重構：戰略目標的轉型

黨的報告指出，由于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發生變化，因此我國經濟增長需要轉向高質量增長階段。為應對后人口紅利時代”的到來，這就需要我國調整當前及今后一個階段的發展戰略目標。首先是需要從追求“規模經濟”目標朝向“質量經濟”目標轉變。在人口紅利時代，我國一直在踐行以“追趕型發展”為導向的“數量型”經濟增長戰略，是以GDP為代表的財務增量績效指標來評判經濟運行效果。在后人口紅利時代，我國“人力資源約束”受到不斷的強化，需要積極地促進我國人口紅利優勢轉變、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方式轉型三者之間的協調程度。其次是要從“國富”向“民富”轉變。人口紅利時代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是以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為核心的“富國”。而實現“兩個百年”奮斗目標不僅需要實現組織層面的財富集聚，更需要科學地對改革紅利進行合理的配置，才能夠確保社會大眾特別是老齡化人群享受最大的社會福利。這就需要我國發展戰略目標朝向不斷降低社會基尼系數、擴大中產階層規模，在經濟增長中提高老年市場參與程度，將社會保障作為強化民生安全的核心手段，強調改革紅利的“分享性”，利用“第二次人口紅利”生成的戰略契機，增加全民福祉。

（三）我國新型發展戰略的開拓：戰略內容的轉型

黨的報告提出，要采取科學的方法積極地應對人口老齡化，在全社會范圍內營造養老、敬老與孝老的社會文化氛圍，并助推我國醫養產業發展。這無疑為我國“十三五”時期突破后人口紅利時代的瓶頸與矛盾明確了戰略轉型的方向。新時代我國新型發展戰略轉型的核心應圍繞以下幾方面來進行：首先應積極地制定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從國際經驗來看，實現老齡化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前置條件是代際公平。而實現代際公平需要著眼于需求端與供給側協同發力。就需求端而言，要改善我國老齡人口的資產結構。由于后人口紅利時代我國老齡人口占比不斷提升，科學改善我國老齡人口的資產結構是穩定我國養老保障體系的一項核心支撐。這就需要在設計薪酬制度與福利制度之時充分地考量老齡人口的現實情境，著力解決老齡人口所普遍面臨的“人口負債”問題。就供給側而言，要提高勞動人口的勞動資本。由于后人口紅利時代我國適齡勞動力數量呈現出遞減的態勢，因此應側重于勞動力資本的積累，要持續地強化職業教育，不斷地提升我國適齡勞動人口的創新能力，優化現行勞動力的知識結構，不斷地強化勞動力資本對于生產力提升與競爭力凝聚的作用。其次要科學規劃我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行動計劃。人口經濟學認為，結合老齡社會的發展進度，可以將老齡社會劃分為老齡社會的初級階段、深度階段與超級階段。針對不同的階段應實施差異化的行動計劃。例如在老齡社會的初級階段，應啟動養老保障制度建設。科學地劃定工資待遇與福利保障在初次分配與二次分配中的占比，妥善地處理好當期與遠期之間的發展關系與代際關系。在老齡社會的深度階段，應側重于優化養老保障的制度結構，不斷地拓展與深化老齡人口社會參與的邊界與強度，充分抵消人口老齡化對于經濟發展所產生的掣肘效應。在老齡社會的超級階段，應建立適合的養老保障制度，以精益管理與智能服務為依托，為老齡人口的再就業與深度的社會參與提供物質條件與制度支持。

三、人口紅利升級與經濟結構升級同步推進的我國轉型戰略實施路徑

（一）人口紅利升級：充分挖掘現有人口紅利潛力

通過前文的分析可知，我國在2020年即將進入后人口紅利時代，但是在老齡社會的初級階段，仍存在一段老年人口扶養比趨于平衡的階段，我們應充分挖掘利用這一階段的人口紅利潛力，不斷促進人口紅利升級。首先應建立與我國產業轉型升級需求相匹配的人力資源科學結構。人口經濟學認為，應對由“人口負債”所引致的社會危機的有效手段是增強適齡勞動人口的扶養能力。而提升適齡勞動人口扶養能力的關鍵取決于勞動力資源的邊際效率的及時提升。而優化人力資源結構能夠有效地將潛在的人口紅利與外延型經濟增長有效地結合。這就要求我國新時期的戰略實施重點應側重于增強勞動力人力資本邊際效率的層面上。要不斷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對于現有勞動力人群素質的提升力度，以增加技能型、學習型與知識型的人力資本的附加值，顯著提升當前人力資源的邊際報酬。其次應深入挖掘人口老齡化進程中的消費新增長點，利用人口紅利應對人口負債戰略。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統計數據，預計到本世紀中葉我國老齡人口市場中的消費總需求將趨近5萬億元。我國應牢牢把握老齡產業發展的有利契機，科學設計利用人口紅利應對人口負債的戰略，充分釋放人口結構調整對于經濟增長促進作用的巨大潛力，將老齡產業作為我國擴大內需的重要手段和支撐，并培育后人口紅利時代中的經濟發展新動能。這就要求我國的公共財政支出向養老健康醫療保障的方向傾斜，大力支持以“銀色產業”為核心的養老產業發展，并鼓勵借助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手段支持民營資本建設民辦養老機構，以產融結合為手段、以產學研一體化為支撐，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銀色產業”體系。在此基礎上，持續強化及完善我國全社會的養老保障政策體系。

當前我國正在大力實施新型城鎮化戰略，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將持續擁入大中型城市，在農民市民化進程中將伴隨著沉重的家庭養老負擔，應在著力化解由新型城鎮化進程所衍生出來的農村家庭養老成本負擔的社會現實問題。更為重要的是，應持續創新我國養老保險的融資方式，使我國目前以現收現付制為主導的融資方式朝向以基金積累制的方向轉變。其中的原因在于由于我國目前人口老齡化速度已經顯著超過了以現收現付為核心手段的代際再分配速度，因此現收現付制度在遠期來看是不可持續的。另外，在勞動力資源邊際報酬遞減的大趨勢下，采用基金積累的方式促進養老賬戶資本積累，能夠將有限的個人儲蓄轉化為資本，而與之相比現收現付制僅能以轉移支付的方式為老年人提供即時消費，卻不能以資本的形式促進社會養老保障體系長期保值增值，因此從長期來看，不利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以“人口紅利升級戰略”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具體思路結構如圖3所示。再次，應著力構建與實施“第二次人口紅利”獲取戰略。上文的分析中指出，我國固然即將進入后人口紅利時代，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國人口紅利消失殆盡。由于在后人口紅利時代不斷加快的人口老齡化速度會促進老齡人口提升總體儲蓄率，同時由于社會適齡勞動人口的絕對數量在持續減少，因此全社會資本勞動比水平在不斷提升，繼而助推經濟的持續增長。但是“第二次人口紅利”并非一蹴而就，除上文所提及的將我國當前的養老保障資金渠道從現收現付向基金積累制方向轉變之外，還需要具備較強的風險控制能力。這是由于“第二次人口紅利”收益的實現依賴于社會總儲蓄向社會總投資轉化過程中所生成的資本溢價，而投資收益的波動會顯著影響到“第二次人口紅利”所引致的資本保值增值水平。因此具備較強的風險控制能力是“第二次人口紅利”實現社會總財富向總資本進行轉化的重要前置條件。

（二）經濟結構升級：創新驅動激發內需潛力

首先應以技術進步與人文進步的深度融合為依托，以創新帶動產業升級。從前文的論述可知，發達國家的人口老齡化是在國家實現了現代化的基礎上而出現的社會問題，我國的客觀實際是未全面實現現代化階段而進入后人口紅利時代，這就需要以創新驅動為手段促進國家產業轉型升級。大力扶持培育以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代表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并加快企業轉型升級的步伐，使傳統企業以勞動密集型產業驅動朝向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業驅動，不斷促進我國在人口紅利時代中所積累的儲蓄向投資方向轉變。其次要加快我國現有的勞動力儲備從人力資源向人力資本的方向轉變。可以肯定的是，我國在人口紅利時代所積累的人口紅利并未消失殆盡，伴隨著傳統產業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與技術密集型方向轉變，我國要充分激發與利用人口紅利時代所積累的人力資源內生性動力，并因地制宜地提升“人力資本質量”。同時，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大力培育“三新”經濟發展新模式，我國應充分利用這一有利的戰略契機，不斷升級我國適齡勞動人口的發展質量，適應并引領以人力資本為核心牽引力量的經濟增長黃金時代。再次應以發展速度提升與質量效益增強為手段，實現科學發展。本文已經闡明發展“銀色經濟”的重要性，培育和發展老齡產業需要充分秉承“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以提升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為目標。更為重要的是，由于老齡產業屬于發達經濟與買方市場范疇，因此應側重于培育高質量與個性化經濟新增長點。

四、結論

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我國賴以維系的具備價格優勢與成本優勢的“資源驅動型”經濟將難以為繼，其典型表現為我國勞動力紅利邊際效率持續遞減，我國即將進入后人口紅利時代。后人口紅利時代的到來將會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產生正面與負面的雙重影響。從挑戰的視閾來看，快速增長的老齡化人口規模對于以現收現付為核心支付手段的我國養老保障體系而言，會產生較為巨大的財政壓力；同時人口老齡化對于我國勞動力市場將會產生沖擊，對勞動生產率與勞動力支付成本產生影響。從社會全要素生產率的視閾來看，老年人口扶養比的增長會降低社會勞動參與水平，不利于全社會技術創新成果轉化，進而產生技術紅利釋放的“錯時效應”，影響社會的技術偏好，進而顯著降低社會全要素生產率水平；從機遇的視閾來看，人口老齡化對于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而言，意味著先前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核心支柱產業的結構體系處于重新洗牌的現實情境。而難以為繼的產業的形態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將會被“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的“三新”經濟形式所取代，這無疑為我國的經濟可持續增長及發展方式升級調整提供了有利的契機。更為重要的是，“后人口紅利時代”將會催生出一批“銀色產業”，會極大刺激老齡人口服務與產品的關聯性產業的發展，從而有力地培育我國新的經濟增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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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孫文亮1；原新2 單位：南開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