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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家本（1840-1913），字子淳，號寄簃。歷任天津知府、刑部左侍郎、法部右侍郎等官職，“受張之洞、勞乃宣、劉坤一舉薦，被任命為修律大臣，主持了清末的修律活動”。在修律期間，沈家本融通中西方法律精神，形成獨特的人權法理思想。其“會通中西”的人權法理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喚醒了國人的權利意識，推動了國民法制觀念的轉(zhuǎn)變，在近代法律史冊中書寫了寶貴的篇章。

一、沈家本人權法理思想的理論淵源

（一）中國古代政治法律思想中的人道主義精神1．民本思想。春秋戰(zhàn)國時期，新興地主階級崛起。為滿足統(tǒng)治階級的政治需求，當時的思想家紛紛提出“民本”思想。隨著封建專制制度的日益發(fā)展，后世的理論家對“民本”思想不斷進行豐富與完善。但傳統(tǒng)“民本”思想歸根到底是為了維護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2．平等思想。《詩經(jīng)》曰：“天生蒸民”，意指天下的百姓都是上天所生，人人生而平等。平等思想既是廣大勞動人民在受到統(tǒng)治階級的殘酷剝削與壓迫之后的覺悟與抗爭，同時也是“思想家在思維層面上對于完美無缺的社會的一種理論建構”。縱觀中國歷史，許多思想家都曾主張平等，但中國古代的平等思想事實上只是一種“平等理念”，沒有形成完整的思想體系，不過對統(tǒng)治者的政策制定仍然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3．仁政思想。仁政思想也是中國傳統(tǒng)政治文化中的精華。春秋戰(zhàn)國時期，孔子提出“仁者愛人”，孟子提出“仁政”，逐步將“仁”的思想融入到國家治理中。宋代“二程”的“仁為王道之本”思想與朱熹的“為政以德”思想，乃至于明末清初的反專制思想，都是對“仁政”思想的豐富和發(fā)展。無論后世如何演變，仁政思想都反映出人民對于美好政治的向往。

（二）近代西方人權思想縱觀歷史，基督教神學理論中的創(chuàng)世平等觀與古希臘斯多噶學派的自然法思想可以說是西方人權思想的濫觴，但近代意義上的西方人權理論則發(fā)端于文藝復興運動，當時的思想家強調(diào)崇尚個性，要求打破神學思想對人性的桎梏。十七世紀，英國資產(chǎn)階級為反對封建專制而提出具有近代意義的人權概念，主張人身自由和其它民主權利。而十八世紀的啟蒙思想家開始倡導理性，高聲主張人權。這主要表現(xiàn)在“天賦人權”理論，孟德斯鳩和盧梭等人還對“天賦人權”理論進行豐富和發(fā)展，提出“三權分立”、“主權在民”，將人權融入國家治理體系。隨后，西方人權思想在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法和法律中得到體現(xiàn)，最有代表性的便是美國的《獨立宣言》及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這些閃耀著人文主義光輝的主張為近代人權思想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沈家本人權思想具有“會通中西”的特征，這種特征與沈家本的成長經(jīng)歷密不可分，同時也打上了19世紀后期西學東漸的時代烙印。沈家本于封建思想依舊根深蒂固之晚清，做到“不拘泥于古法，不鄙薄西方，去古法之意，采西法精華”，著實難能可貴。

二、沈家本人權法理思想的主要體現(xiàn)

綜觀沈家本人權思想，在繼承西方人權思想精華的同時又具有自身的特色，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注重保障公民生命權、健康權1．禁止刑訊逼供。刑訊逼供在傳統(tǒng)司法審判中普遍存在，笞刑和杖刑便是典型。沈家本與伍廷芳在向清廷上呈的《議覆江督等會奏恤刑獄折》中明確提出，只有應被判處死刑和證據(jù)確鑿卻不肯供認的罪犯，司法機關才能適用刑訊；對于首次訊問以及所涉罪行應在流徒以下量刑的犯人，皆不得刑訊逼供。至于笞刑和杖刑，可效法外國適用罰金。這對于司法審判的人道化起到了一定作用。2．改重為輕。重刑主義思想使死刑在古代的司法裁判中被大量適用。明清時期，凌遲、裊首、戮尸等刑罰在法律中大量存在，沈家本認為如此嚴刑峻法不僅中國的老百姓覺得嚴苛殘暴，就連外國人也認為其有違人倫。于是他提出取消凌遲、梟首等殘酷手段，僅保留斬、絞二項死刑執(zhí)行方式，后又強調(diào)若無特殊情況，應只適用絞刑一種。3．改虛擬死罪為流徒。《大清刑律》中關于死刑的條目不下八百四十條，沈家本對此嗤之以鼻。例如戲殺、擅殺、誤殺這三種犯罪情節(jié)，沈家本認為無論從犯罪動機還是情節(jié)的角度看，這三項犯罪均不應判處死刑。在《虛擬死罪改為流徒折》中，他建議將戲殺、擅殺、誤殺三項條目改為流刑、徒刑，減少犯人被處以死刑的可能，促進了刑法的人道化。4．改變行刑場所。清朝執(zhí)行死刑，自省到縣大多在城外空曠之地，京城則在菜市口，有“刑人于市，與眾棄之”之意。沈家本認為在公開場合執(zhí)行死刑容易滋長暴虐的風氣。因此，他主張改變行刑場所，采用秘密執(zhí)行的方式，使百姓無法目睹死刑執(zhí)行時的血腥場面，培養(yǎng)仁愛之心。5．改良監(jiān)獄。沈家本、伍廷芳在《議覆江督等會奏恤刑獄折》中提出，監(jiān)獄的生活環(huán)境應做到整潔、宜人，犯人應得到充足的食品和冬夏調(diào)理的各項費用。若犯人遭到侮辱、虐待，必須對責任人嚴加懲處。清廷對此予以批準并于1906年設立典獄司專管全國監(jiān)獄，由此統(tǒng)一了全國獄政。6．反對比附援引。中國古代的司法官員在審案時往往比附援引，隨意性較大，對人權造成嚴重的侵害。對此，沈家本從三權分立、人權、法治統(tǒng)一三個方面深刻剖析了比附援引的危害，并在《大清新刑律》中明確了罪刑法定原則。

（二）維護人民平等自由

1．支持男女適用刑罰平等。沈家本在《書勞提學新刑律草案說帖后》中陳述：“《明律》毆妻非折傷勿論，折傷以上減凡人二等，死者絞，故殺亦絞。毆夫滿杖，折傷以上加凡斗三等，篤疾絞決，死者斬，故殺者凌遲處死。夫則改輕，妻則改重，遂大相徑庭矣。”雖然沈家本在禮教派人士的壓力下無法高聲疾呼男女平等，但他能夠?qū)ⅰ拔魅四信綑嘀f”以“齊”、“敵體”等措辭間接表達出來，已是極為可貴。2．消除旗人特權。清朝是由滿洲貴族建立的，“旗人”與廣大“民人”之間長期存在不平等。為此沈家本指出：對旗人犯軍、流、徒罪免予發(fā)遣，分別枷號是在清初特定條件下所實行的。若長期維持其特權，將使旗人恣意妄為，導致“法不一而民志疑”。隨后，沈家本在修律時刪除旗人享有的“減等”、“換刑”等特權。3．剔除“同姓不婚”舊律。中國自西周時起禁止同姓成婚，其后歷代的司法實踐，以“同姓結婚”而涉訟的案件極少發(fā)生，即使因其他原因而被發(fā)現(xiàn)，司法官吏也通常不予以追究。針對“同姓不婚”存在著法律與實踐相脫節(jié)的狀況，沈家本在《議覆同姓為婚未可弛禁折》和《刪除同姓為婚律議》中提出，民間并不認為同姓結婚有不妥之處，“同姓不婚”在社會生活中沒有得到執(zhí)行，故應剔除。4．廢除奴婢制度。沈家本通過研究西方的法律制度，認識到歐美各國均無人口買賣的事例，中國也應當廢除此陋習。綜合大量資料，他編撰出《禁革買賣人口變通舊例議》，提出“契買之例一律刪除”、“酌定買賣罪名”等10條建議，以廢除綿延數(shù)千年的奴婢之制，禁絕人口買賣。

三、對沈家本人權法理思想的歷史評價

（一）沈家本人權法理思想及實踐的歷史進步性1．促進傳統(tǒng)的人道主義觀念向真正意義上的人權主義過渡。隨著中國被迫打開國門，傳統(tǒng)人道主義精神開始向具有現(xiàn)代意義的人權思想轉(zhuǎn)變，在此過程中，沈家本的人權法理思想及其在清末修律中的實踐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其思想“既對此前中國近代以來人權思想發(fā)展所取得的積極成果進行了一個整體性的總概況，又是對中國近代人權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行了一個突破性的發(fā)展。”雖然沈家本的人權法理思想介乎古代傳統(tǒng)人道主義與近代人權主義之間，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人權主義理論，但其部分精華在清末修律過程中被確定下來。可以說，沈家本的一系列法制實踐有力推動了傳統(tǒng)的人道主義觀念向近代人權思想轉(zhuǎn)型，對近現(xiàn)代中國人權事業(yè)的進步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2．為中國人權保障的法制化開辟了道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盡管存在民本觀念，但這些觀念不過是統(tǒng)治者控制人民的工具，缺乏相應的程序法則。通常，保障人權應當包含兩方面內(nèi)容：一是確認人民在政治上的主體地位；二是保障人民的自由不受侵犯。前者的實現(xiàn)需要代議制度的實行，而后者的實現(xiàn)則離不開公正的司法機制。沈家本在修訂的法律中明確寫入“人格”一詞，在具體規(guī)定中減少死罪、廢除奴婢制度、實行旗民平等與男女平等，將國民應當享有的基本人權通過法律形式加以確定，一定程度上實現(xiàn)了人權的法制化。不僅如此，沈家本還引入西方法律的罪刑法定、法不溯及既往等原則，建立陪審制度、辯護制度等，將“人權”這一概念外化為程序工具。同時，他還主張建立律師制度、倡導官員犯法從重處罰等，這在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清末修律也成為近代中國人權保障法制化的開端。3．在一定程度上喚醒了國民的人權意識與法律意識。長期以來，“主張對他人或社會的絕對個人自主權之正當性，在中國傳統(tǒng)中極少見到。”沈家本的學術研究與立法實踐無疑是喚醒國民人權意識、促進法制觀念轉(zhuǎn)變的催化劑。他在清末修律過程中提出的種種措施對國人的思想產(chǎn)生了極大震撼，喚醒了國人的權利意識。此外，以沈家本為代表的“法理派”還與“禮教派”針對修律與改革產(chǎn)生了激烈的辯論，雖然“法理派”最終向“禮教派”妥協(xié)，在律令中寫入不少綱常名教的內(nèi)容，但沈家本的人權法理思想也因此而廣為傳播，推動了反封建反禮教思想的勃興，有力促進了社會風氣的開放與進步。而沈家本對清朝法律制度的變革，也在一定程度上喚醒了民眾的法律意識，促使國民的法制觀念由傳統(tǒng)向近代轉(zhuǎn)變，推動了中國法制的近代化進程。

（二）沈家本人權法理思想的歷史局限性沈家本的人權法理思想為中國法制的近代化與近代中國人權事業(yè)的進步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其思想亦有較大的歷史局限性。從理論上看，沈家本人權法理思想帶有濃厚的儒學色彩，沒有完全超越歷史上的人道觀念，沒有完全擺脫封建禮教的羈絆。同時，沈家本并未系統(tǒng)學習西方的法律制度與法律思想，只是在原有認識的基礎上，取其精華加以吸收與借鑒，這就決定了他對人權概念的理解是零碎的、膚淺的。從階級背景上看，沈家本作為封建官僚，其變法修律的根本出發(fā)點是維護清朝統(tǒng)治者的利益。雖然沈家本深受西方人權思想的影響并將其融入法律制度的設計中，但其最終目的是為了鞏固封建統(tǒng)治，而不是維護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也是以沈家本、伍廷芳等人領導的“法理派”在與“禮教派”的爭論中最終向“禮教派”妥協(xié)的根本原因。總之，時代與階級的局限使沈家本無法將真正意義上的人權思想法律化，從而實現(xiàn)真正的人權。但作為一名法學家，其學術造詣和修律實踐對中國社會的演進所產(chǎn)生的影響是不容置疑的，其為學態(tài)度催人學習、思想內(nèi)容引人研究、歷史價值待人考辨。

作者：林曉煒 單位：閩南師范大學法學與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