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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法和商業之間的關系已成為全世界范圍內重點討論的議題。由于缺乏制度保障，一些缺乏有效監管的商業活動往往充當著人權侵犯的催化劑。如何更好地約束企業，使其履行尊重人權和其他社會責任義務，各國一直在探索。其中，國外開展的以非司法申訴機制為核心的嘗試已積累了較多經驗。

一、國外非司法申訴機制的實踐

非司法申訴機制作為一種靈活的機制安排，在預防以及解決與商業有關的人權爭議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隨著實踐的完善，當前世界范圍內，為了更好地應對由不合法的商業活動引發的人權問題，在傳統機制的基礎上，已形成多種較為成熟的非司法申訴機制的安排。

1國家人權機構1993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促進和保護人權的國家機構的地位原則》(簡稱巴黎原則),這為各國國家人權機構的建立和完善確立了基本原則。巴黎原則確認:“應賦予國家機構促進和保護人權的權限,并應賦予國家機構盡可能廣泛的授權,對這種授權在憲法和立法案文中應有明確規定。”其中，巴黎原則認為受理和審議個人申訴應被確認為是國家人權機構的一項重要職權。至今，國際上已成立大批具備人權申訴處理職能的國家人權機構（如葡萄牙、南非和埃及等國），而這些遵循巴黎原則國際標準設立的國家人權機構也被認為可以在規制企業商業活動中發揮重要作用。

2國家聯系點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簡稱經合組織OECD）經過五十年的發展,已形成較為成熟的組織結構和運作模式，并通過了重要的《跨國公司指南》（GuidelinesforMultinationalEnterprises）（以下簡稱指南）。指南通過其所確立的特殊的軟法執行模式，即國家聯系點制度來發揮作用。當前已建立42個國家聯系點，建立主體包括34個OECD的成員國和8個非成員國。國家聯系點致力于解決指南實施中的問題，通過收集各國經驗信息以及討論案例等方式讓指南被充分知曉，并且注重與所有的利益相關方（包括商業代表、勞工組織代表和非政府組織）建立聯系以達到實施指南的目的。國家聯系點作為指南的實施機制，一方面在與商業有關的人權爭議的個案中為各利益相關方提供了對話與調解的平臺，從而促進了個案的解決；另一方面也為國際社會積累了相當多的調查和處理商業人權爭議的經驗。多重利益相關方協作機制除了國家人權機構和國家聯系點等設立主體較為明確的申訴機制外，還有一些致力于推動共同的商業社會規范和行為守則，由多重利益相關方（如企業、工會、NGO、大學等）組成的通力協作的機制。典型的機制包括公平勞工協會（FairLaborAssociation，FLA），道德貿易行動（EthicalTradingInitiative，ETI)、安全和人權自愿原則（VoluntaryPrinciplesforSecurityandHumanRights，VPs）和工人權益聯盟（WorkersRightsConsortium，WRC）等。盡管各協作機制成立的目的、職權范圍不盡相同，但其申訴機制有諸多相似之處。首先，各協作機制為確保自己的行為守則和規范的履行，大都設立針對違反這些規范的申訴機制；其次，利益相關者可向這些機制提起針對企業不良行為的申訴，經過調查程序和組織協調，最終以報告等形式公布調查處理結果。

3企業層面申訴機制當前，較多企業已設立自己的申訴機制，也有部分其他企業尚處于探索中。事實上，企業層面的申訴機制早已存在制度基礎，即長期采用的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ADR)。如何在企業傳統糾紛解決方式的基礎上發展為企業層面的申訴機制？首先，改變設立的目的，即從傳統的避免訴訟（或訴訟的威脅)目的轉變為以履行尊重人權為目的；其次，拓展傳統企業糾紛解決機制的職權范圍，使其涵蓋與商業有關的廣泛的人權糾紛的處理，而非局限于處理企業與雇員為主的內部利益相關者的糾紛。企業層面的申訴機制作為自我監督的機制，在增進企業與社區溝通以及解決與商業有關的人權爭議上發揮著愈發重要的作用。

二、非司法申訴機制成效評析

2011年商業與人權《指導原則》提出為了確保非司法申訴機制的有效性，其設立和運行應遵循以下原則：即合法性、可接近性、可預見性、公平、權利兼容和透明性等。參照上述標準，不難發現當前的非司法申訴機制在實施中存在諸多問題。

1透明度問題

透明度是指非司法申訴機制應確保其運行的程序和結果被所有的利益相關者所充分知曉。保持非司法申訴機制運作規則的可知曉性和提高程序的透明開放性是發揮申訴機制有效性的前提。然而，當前的非司法申訴機制普遍存在透明度不足的問題。以國家聯系點為例。組織結構和申訴處理程序不規范和運作程序不透明是對國家聯系點最主要的質疑，尤其是處理結果的透明度不足。正是由于缺乏透明度，一方面使得對申訴機制實施效果的評估變得更加困難；另一方面嚴重削弱了利益相關者對申訴機制的信任，制約了申訴結果效力的發揮。

2處理結果的效力

商業與人權領域的非司法申訴機制既是一種防范人權風險，防止人權侵害發生的預防機制，同時也作為一種事后救濟機制被寄予厚望。然而，盡管已建立各種非司法申訴機制，但其實際上發揮的成效因其處理結果不具有強制力而大打折扣。現實中，盡管這些申訴機制可以作出處理決定，但如若企業不履行其決定，申訴機制也無權要求企業強制履行。

3提起申訴主體資格問題

是否具有提起申訴的資格，是啟動非司法申訴機制前需明確的首要問題。實踐中，由于不同的非司法申訴機制的組織結構和設立目的不同，對提起申訴主體資格的要求也不盡相同。國家聯系點中關于提起申訴主體資格的規定相對寬松，允許商會和非政府組織提起申訴，且不以其代表受影響社區和個人為條件。而其他多數非司法申訴機制關于主體資格普遍存在限制。如道德貿易行動及安全和人權自愿原則，規定只有成員方可以針對其他成員方提起申訴，工人權益聯盟則允許代表他們的工人和第三方提起申訴。正是由于各機制對提起申訴主體的資格的限制，使得遭受或可能遭受商業活動侵害的社區和個人，不一定有資格成為申訴者，更沒有機會利用這些機制以預防人權侵害和救濟自身權利。通過對國外商業與人權領域非司法申訴機制的考察，可以看出，這些申訴機制在處理與商業有關的人權侵犯爭議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同時也存在諸多問題。而如何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盡量克服當前國外實踐中的問題，對建立與完善我國商業與人權領域的非司法申訴機制至關重要。我國對非司法申訴機制的安排、約束的對象應既包括位于我國境內的中資和外資企業，也應包括我國“走出去”的企業；機制的級別安排上，可考慮設立完善國家級別的申訴機制，也應鼓勵企業設立并完善自我監督的機制。

作者：李苗苗 單位：武漢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