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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領導多黨合作的歷史進程

（一）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開展多黨合作成熟的階段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認真總結了經驗教訓，廣泛深入開展與其他黨派的合作，在理論與實踐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使各黨派形成了團結一致，共同抗日的局面。由于代表著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國民黨集團是被迫抗日的，雖然在抗戰初期，表現出一定的抗日積極性，但其亡共之心不死，隨著相持階段的到來，國民黨集團就采取了溶共、防共、反共、限共的方針，開始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為了反對國民黨集團的妥協投降，堅持抗戰到底，共產黨在國統區加強團結各派，國民黨內的愛國民主人士，共同開展斗爭。如：在一屆二次參政會上共產黨和各派的參政員聯合提出了《關于持久抗戰案》和《加強國民外交案》；在一屆四次參政會上又共同提出了《動員全國力量，反對妥協投降，擴大反日運動，肅清抗戰營壘中暗藏日系余孽及一切妥協投降案》；并一致要求國民黨結束黨治，實施憲政。各派和共產黨一道，反對國民黨，呼吁建立民主聯合政府，推動了國統區愛國民主運動蓬蓬勃勃地向前發展。正是由于共產黨與各派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共同斗爭，鞏固和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粉碎了國民黨的反共妥協投降活動，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創造了條件。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民主政權中，共產黨與民主人士合作共事，進行了成功的嘗試。其主要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政權人員分配上，實行三三制原則。即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間派占三分之一，從而保證各抗日階級階層黨派團體和民主人士能夠參政議政；二是共產黨在政權中充分發揚民主，與民主人士密切合作，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他們有職有權，盡職盡責；三是創造了有關重大問題召開民主人士座談會，廣泛征求意見討論協商的形式。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的多黨合作實踐得到了廣泛深入的發展，不僅在國統區與各派形成了密切合作的關系，鞏固和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且在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政權中與民主人士合作共事也獲得了成功，從而為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在豐富的實踐基礎上，、、劉少奇等黨的領導人對于多黨合作的基本理論問題進行了一系列深刻論述，這標志著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理論已經成熟系統化。其主要觀點有：

1.分析了中國社會的階級狀況，進一步論證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必要性。指出：“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都只占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的中間階級。任何政黨的政策如果不顧到這些階級的利益，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不得其所，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沒有說話的權利，要想把國事弄好是不可能的。”[12]他進一步指出：“中國的無產階級應該懂得：他們自己雖然是一個最有覺悟性和最有組織性的階級，但是如果單憑自己一個階級的力量，是不可能勝利的。而要勝利，他們就必須在各種不同的情形下團結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階級和階層，組織革命的統一戰線。在中國社會的各階級中，農民是工人階級的堅固的同盟軍，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可靠的同盟軍，民族資產階級則是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軍，這是現代中國革命的歷史所已經證明了的根本規律之一”

2.制定了中國共產黨與其他黨派合作中如何實現領導權的策略。劉少奇指出“：無產階級在目前革命階段中，應以中國革命唯一領導者的資格，率領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克服資產階級的動搖與叛變，將民主革命進行到底，并使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階段去。所以無產階級在目前階段中，不應充當資產階級的幫手，而要建立自己的獨立領導”。則進一步指出：“所謂領導權，不是要一天到晚當作口號去高喊，也不是盛氣凌人地要人家服從我們，而是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愿意接受我們的建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存在著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代表的進步勢力，民族資產階級、開明紳士、地方實力派代表的中間勢力，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代表的頑固勢力。而中間勢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為我們同頑固派斗爭時決定勝負的因素。爭取中間勢力是我們黨實現領導權的關鍵，因此我們黨與代表中間勢力的黨派和民主人士合作時，必須做到：“我們有充足的力量”，“尊重他們的利益”，“我們對頑固派作堅決的斗爭，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勝利”。

3.強調中國共產黨與其他黨派合作時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指出“：必須保持加入統一戰線中的任何黨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不論是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其他黨派也好。”“各黨必須有相對的獨立性，即是說有相對的自由權。”[17]“保存黨派和階級的獨立性，保存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統一作戰而犧牲黨派和階級的必要權利，而是相反，堅持黨派和階級的一定限度的權利；這才有所謂合作。否則就是將合作變成了混一，必然犧牲統一戰線。”[18]抗日戰爭時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的，第一位的，雖然各階級各黨派之間存在著矛盾和斗爭，但這是第二位的，次要的，必須正確認識處理民族矛盾的關系。所以，他進一步指出：“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只能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如果認為它是絕對的，就會破壞團結對敵的總方針”[19]“在民族斗爭中，階級斗爭是以民族斗爭的形式出現的，這種形式，表現了兩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階級的政治經濟要求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以不破裂合作為條件；又一方面，一切階級斗爭的要求都應以民族斗爭的需要（為著抗日）為出發點。這樣便把統一戰線中的統一性和獨立性、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一致起來了。”

4.闡明中國共產黨與其他黨派民主人士合作中的具體方針。為了保證共產黨與其他黨派和民主人士友好相處，指出：“在一切有愿意和我們合作的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產黨員必須采取和他們一道商量問題和一道工作的態度。那種獨斷專行，把同盟者置之不理的態度，是不對的。一個好的共產黨員，必須善于照顧全局，善于照顧多數，并善于和同盟者一道工作。”[21]“共產黨員必須傾聽黨外人士的意見，給別人以說話的機會。別人說的對，我們應當歡迎，并要跟別人的長處學習，別人說的不對，也應該讓別人說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釋。共產黨員決不可自以為是，盛氣凌人，以為自己什么都好，別人是什么都不好；決不可把自己關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稱王稱霸”“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力。”[22]就是說共產黨與其他黨派、民主人士在合作中必須采取平等待人，民主協商的方針。

5.提出中國共產黨和其他黨派長期合作的思想。指出：“有人懷疑共產黨得勢之后，是否學俄國那樣，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黨制度。我們的答復是：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原則上的不同的。毫無疑義，我們這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但是中國在整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期間，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占政府機構的制度。只要共產黨以外的其他任何政黨，任何社會集團或個人，對于共產黨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敵對的態度，我們是沒有理由不和他們合作的。”[23]“共產黨的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

（二）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進一步發展多黨合作的階段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在實踐中繼續向前發展。為了反對國民黨集團的內戰與獨裁，共產黨積極鞏固和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進一步發展同各派的合作關系。在1946年1月召開的政協會議上，共產黨與各派、民主人士親密合作，共同斗爭。會議所通過的一系列決議否定了國民黨和個人獨裁的政治制度，否定了國民黨集團的內戰政策，肯定了各黨派的平等地位和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代表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愿望，有利于和平民主。由于國民黨集團悍然撕毀政協決議，發動全國范圍的內戰，光明與黑暗這兩種前途，兩個命運展開了一場大決戰。內戰爆發后，各派積極支持和推動國統區人民群眾的愛國民主運動，沉重打擊了國民黨集團的反動獨裁統治。隨著人民解放軍在戰場上不斷取得勝利，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表了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號召“全國勞動人民團結起來，聯合全國知識分子、自由資產階級、各派、社會賢達和其他愛國分子，鞏固和擴大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為打倒建立新中國而共同奮斗！”“各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由于國民黨集團長期以來頑固堅持，摧殘派，慘殺民主人士，使得各派的發展歷經艱難曲折。他們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深刻認識到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與共產黨合作共事，才能有光明的前途。因此，當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指日可待時，各派紛紛以本黨的名義積極響應共產黨的號召，為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建立一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而共同奮斗。1949年9月21日，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隆重開幕，會議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它明確規定了新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各派則公開宣布接受和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新政協的召開標志著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式形成，開創了多黨合作的新局面。、等中共領導人總結解放戰爭時期多黨合作的實踐經驗，在理論上又做出了新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提出了“政協路線”。總結了中共在1946年舊政協會議上團結聯合各派愛國民主人士與國民黨頑固堅持統治的斗爭經驗指出：“只有政協的路線才是康莊大道。”它的內容是：“黨派協商、共同綱領、聯合政府”。它的特點是：“一個就是共產黨不一定要在數量上占多數，而爭取其他民主人士與我們合作。任何一個大黨不應以絕對多數去壓倒人家，而要容納各方，以自己的主張取得勝利。第二個特點就是要各方協商，一致協議，取得共同綱領，以作為施政的方針。”

2.進一步闡明了中國共產黨在多黨合作中如何實現領導權的策略。指出“：領導的階級和政黨，要實現自己對于被領導的階級、階層、政黨和人民團體的領導，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甲）率領被領導者（同盟者）向著共同敵人作堅決的斗爭，并取得勝利；（乙）對被領導者給以物質福利，至少不損害其利益，同時對被領導者給以政治教育。沒有這兩個條件或兩個條件缺一，就不能實現領導。”

3.為了使多黨合作關系能夠長期保持，必須反對中國共產黨和派內部存在的錯誤傾向。隨著解放戰爭形勢勝利發展，在對待派問題上，共產黨內部出現“左”的和右的傾向，及時告誡全黨：“我黨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我們必須把黨外大多數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樣，同他們誠懇地商量和解決那些必須商量和解決的問題，給他們工作做，使他們在工作崗位上有職有權，使他們在工作上做出成績來。從團結他們出發，對他們的錯誤和缺點進行認真和適當的批評和斗爭，達到團結他們的目的。對他們的錯誤或缺點采取遷就態度，是不對的。對他們采取關門態度或敷衍態度，也是不對的。”“全黨對于這個問題必須有認真的檢討和正確的認識，必須反對右的遷就主義和‘左’的關門主義或敷衍主義兩種傾向，而采取完全正確的態度。”對于派中存在著走“中間道路”，建立資本主義共和國的幻想，他也進行了批評教育：“中國每一個派，每一個人民團體，都必須考慮這個問題，都必須選擇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須表明自己的態度。中國各派，各人民團體是否能夠真誠合作，而不致拆伙，就是要看他們在這個問題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見，是否為著推翻中國人民的共同敵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驟。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動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間路線’。”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與派之間的合作更加廣泛和密切，多黨合作的理論也得到了進一步豐富和發展，并創立了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一合作形式，確立了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共產黨是執政黨，各派是參政黨，一道擔負起管理國家建設國家的歷史使命。這既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制劃清了界限，也和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一黨制有所區別，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政黨體制。

二、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領導多黨合作的經驗啟示

回顧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領導多黨合作的歷史進程，我們可以從中獲得五點經驗啟示。

（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結晶正確處理共產黨和其他黨派的關系，是馬克思主義關于統一戰線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共產黨人在領導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爭取解放實現共產主義的斗爭中，要“努力爭取全世界的民主政黨之間的團結和協議。”[32]馬克思和恩格斯還指出：無產階級運動同歷史上的其它運動是不同的，它不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而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如果不能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自己也就不能得到徹底的解放。因此，無產階級政黨在爭取自身解放的事業中，一定要盡可能地爭取和聯合其它派，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這是革命斗爭的需要。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些理論為無產階級政黨和其它民主政黨的聯合，提供了基本原則和理論基礎。列寧總結了俄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歷史經驗，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多黨合作思想，把它提高到“政治斗爭策略”的高度。他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發展為“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他在《俄國社會抗議書》一文中指出：“無產階級決不應該把其他階級和政黨看作‘反動的一幫’，恰巧相反，它應該參加整個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應該支持進步階級和進步政黨去反對反動階級和反動政黨，應該支持一切反對現存制度的革命運動，應該成為一切被壓迫的民族或種族的保護者”。他還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進一步提出無產階級要善于利用一切機會，哪怕是極小的機會，盡可能地爭取大量的、哪怕是暫時的同盟者。他指出：“誰不懂得這一點，誰就絲毫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絲毫不懂得一般的現代科學社會主義”，這個真理“對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前和以后的時期，都是一樣適用的”。列寧還指出，多黨合作理論在各國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不存在統一模式，因此，各國無產階級政黨要尋找適合本國特點的具體道路。“要善于把共產主義共同的和基本的原則應用到各階級和各政黨相互關系的特點上去，應用到向共產主義客觀發展的特點上去，這種特點每個國家各不相同，我們應該善于研究、探求和揣測這種特點”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中，創造性地把馬列主義的多黨合作思想和中國的具體國情結合起來，以一系列的新論述、新觀點、新論斷把馬列主義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在近代中國，階級結構是兩頭小、中間大，即無產階級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就其人數而言，都只占少數，最廣大的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各個階級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態度是不一樣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人數雖少，但國民黨集團以它為基礎，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反動政治勢力。無產階級人數不多，經濟地位低下，但革命最堅決、最徹底，建立了自己的政黨———共產黨，逐步成為一股與國民黨反動勢力進行斗爭的強大革命勢力。在這兩個根本對立的階級之外，是人數眾多的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農民、受剝削的經濟地位以及與工人階級的天然關系，使它成為工人階級可靠的同盟軍；民族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導致了它在政治上的軟弱性和妥協性；小資產階級則具有天生的動搖性和散漫性。階級的局限性，加上國民黨政權對它們的壓制，決定了它們不可能形成一個強大統一的政黨，它們要在反帝反封建的斗爭中生存和發展，就必須得到其它政黨的支持，必須在國共兩大黨之間作出選擇。共產黨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清楚地認識到，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也必須爭取聯合派，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而且和派的聯合不僅是必須的，也是可能的，因為派的政治綱領主要是反帝愛國和要求民主，與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綱領基本一致，這就為雙方建立合作關系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因此，派在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大政黨的對立中選擇了共產黨，同共產黨建立了合作關系，并逐步形成了多黨合作的格局。派的這一選擇，是近代中國的國情決定的，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是派必定要走的歷史道路。正如鄧小平所說的：“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多黨派的合作，這是我國具體歷史條件和現實條件所決定的，也是我國政治制度中的一個特點和優點。”

（三）中國共產黨在多黨合作中必須占據領導核心地位這是因為：雖然在黨派合作中各黨派是獨立的，具有自己的獨立政治綱領，其地位也是平等的，各黨不應互相干預內部事務。但是，歷史證明，共產黨在多黨合作中必須掌握領導權，這是一個不可動搖的原則。由于一切黨派合作必須以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而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無產階級及廣大勞動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堅持共產黨在黨派合作中的的領導權，就能堅持合作的正確大方向，就能引導參加合作的各黨派不斷進步，不斷向人民大眾的立場靠攏。反之，如果共產黨放棄或喪失了在黨派合作中的領導地位，黨派合作就可能走到違背人民大眾利益的方向上去，并且將最終黨派合作關系的破裂。因此，堅持共產黨在多黨合作中的領導地位，是鞏固和發展多黨合作的根本保證。當然，堅持共產黨在多黨合作中的領導權，并不是要黨包辦一切，相反，要放手讓其他黨派進行工作，這樣其他的政黨才能有事可做，并在工作中發展和提高自己。

（四）中國共產黨要實現在多黨合作中的領導權必須制定正確的方針策略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實踐中獲得的一個重要的啟示就是：要實現在多黨合作中的領導權，就必須制定正確的方針和策略。由于中國革命的錯綜復雜，撲朔迷離，黨必須從具體的實際情況出發，針對不同的對象采取不同的策略方針。在與派的合作中，共產黨的領導主要靠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爭取和團結各派，采取平等待人，民主協商的方針，尊重照顧他們的利益，同時對他們在思想上出現的錯誤傾向進行必要的政治教育。在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政權中，充分發揚民主，與民主人士密切合作，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他們在工作中有職有權，盡職盡責，有關重大問題召開民主人士座談會，廣泛征求意見，認真討論協商，傾聽他們的意見，學習他們的長處，從而保證多黨合作關系健康地向前發展。在特定的環境中，比如：在大敵當前，開展民族戰爭的形勢下，共產黨甚至可以和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國民黨集團結成暫時的聯盟。但是，由于國民黨集團企圖消滅共產黨是其反動本質決定的，所以，共產黨必須在統一戰線中保持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對于國民黨集團要采取又聯合又斗爭的策略，既要防止只斗爭不聯合“左”的錯誤，導致民族統一戰線破裂，危害抗日戰爭，又要防止只聯合不斗爭右的錯誤，導致黨喪失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使革命遭到失敗。為此，黨制定了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方針，在與國民黨集團開展斗爭時要注意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要注意有理、有利、有節。從而有力地保障了抗戰到底，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正是由于共產黨聯合團結了一切可以聯合團結的黨派，制定和貫徹了一系列正確的策略方針，在多黨合作中牢牢地掌握著領導權，使革命力量能夠由小到大，由弱變強，不斷發展壯大，組織起調動起千千萬萬、浩浩蕩蕩的人民群眾，最終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

（五）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時期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在社會主義時期，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得到了進一步完善和發展。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表示要繼續保持共產黨與各派的合作關系。他指出：“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他還明確提出了多黨合作的八字方針：“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進一步確立了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黨制度。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和國家所面臨實現四個現代化艱巨任務，但如果沒有一個聯合各派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把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顯然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鄧小平一再強調，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有一個包括各派在內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他多次肯定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指出：“我國各派在民主革命中有過光榮的歷史，在社會主義改造中也作了重要的貢獻”，“在今后的建設中，我們黨還要同所有的愛國派和愛國民主人士長期合作”。他還把多黨合作八字方針發展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十六字方針。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既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這項制度以合作、參與、協商為基本精神，以團結、民主、和諧為本質屬性，具有政治參與、利益表達、社會整合、民主監督、維護穩定等重要功能，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集中社會資源，形成統一意志。這項制度堅持尊重多數與照顧少數的統一，堅持廣泛民主與集中領導的統一，有利于進一步把各種社會力量納入政治體制，暢通和拓寬社會利益表達渠道，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得到更好的保障，社會各方面的愿望和要求得到更充分的反映和實現，各政黨之間形成民主團結、生動活潑的良好政治關系，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充滿了生機和活力。正是由于中國共產黨與時俱進在實踐和理論上不斷地豐富和發展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了一個比一個更加輝煌的成就。

作者：戴安林單位：中共湖南省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