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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價值發掘

五四是一個新時代的標志，它突破了過去舊的思想樊籬，吸納了國外新的養分，提出了新思想、新方法，揭示了中國未來發展的新氣象、新趨勢。發掘出其中有價值的新內容，借鑒其經驗教訓，更好地服務于民族抗戰，是中共反思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基本目的。發揚五四愛國傳統，服務于民族解放事業。中共認為，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把反帝放在首位，把反封建與反帝并列，這決不是一種文字上的隨意排列，而是體現中國共產黨的內在思想邏輯。紀念抗戰三周年，《新華日報》發表文章指出，新民主主義文化要服從于抗戰建國的政治目的，是為抗戰建國服務的，“是抗戰建國的一種重要的斗爭武器”。新民主主義文化的中心任務，在抗戰初期，在組織上是“整飭陣容與分配力量”，在內容上是打破投降理論，“提高自己的民族自尊心與堅定對抗戰勝利的民族自信心”。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一方面要“堅持著抗日文化統一戰線的鞏固與擴大”，另一方面“須進一步的發展新文化”，堅決反對日寇漢奸，汪派，托派的堅決對國內主張投降、分裂、倒退的的反動文化及其荒謬理論的奴化活動作“毫不容情的斗爭”。[3]在兩半社會的中國，帝國主義與反動賣國政府相勾結，是中國革命的對象。新民主主義文化要立足于基本國情，服務于這種革命需要。在抗日戰爭時期，新民主主義文化是服務于抗戰建國的文化。堅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20周年之時，《新中華報》推出了紀念特輯，刊登了一批紀念文章。文章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民族精神空前覺醒的運動，無情地反對了中國民族文化中一切陳腐的東西，但并不是絕對否定中國的民族文化；介紹了各種各樣西洋的學術思想，但并不能說這新文化的內容僅只在于外來文化的輸入。五四時期介紹西洋文化的“真意義”，在于幫助建立新的中國民族自己的文化。一個民族要建立自己的新文化，必須根據其實際任務，發展自己民族文化中的優秀傳統；外來文化可以刺激和促進新的民族文化的生長，但不是模仿外來文化就可以成功。為什么產生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因為中國民族和它的優秀傳統中本來早就有著馬克思主義的種子。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社會，曾是中國歷史上一切偉大思想家所共有的理想。從老子、墨子、孔孟，以至于孫中山先生，都希望著世界上有“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能夠出現。“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就是以馬克思的科學共產主義的理論為滋養料，而從中國民族自己的共產主義的種子中成長起來的”。[4]就這樣，中共為新民主主義文化找到了源頭，也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找到了依據。糾正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偏差與失誤。五四開啟了一個新時代，開創性事物就難免粗糙，就有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的要求。所以中共紀念五四的過程中，在尋找其正面價值的同時，也很重視對其負面意義的借鑒。例如，在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上，糾正其全盤否定的極端化傾向。22周年之時，中共在紀念文章中指出，舊文化是自己原有的東西，和我們有血肉的關聯，是不能一推了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于自己的舊文化，“給以整個的否定，重重的打擊”，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此后，我們僅僅忙著對蜂擁而入的新理論的鑒別和運用，這樣是遠遠不夠的；它也是“新東西要到里面去獲得新發展的一個處所，一個方面”。[5]再如，在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問題上，認為雖然開始了無產階級領導中國革命的歷史，但是知識分子沒有很好地與工農相結合。在重新闡釋時，中共特別看重中的六三運動的重要意義，認為六三事件是為的歷史轉折點。同時也指出，即使是五四之后，知識分子仍然沒有很好地與工農相結合。在紀念的《》、《青年運動的方向》等文章中，批評了在部分青年中，存在“不愿意和工農大眾相聯合”、“反對工農運動”的錯誤傾向。明確指出，“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6]可見，通過反思，找出存在的問題，并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同樣體現了的歷史價值。

二、借助紀念活動凝神聚氣，樹立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民族旗手

抗日戰爭時期，與國民黨比較，共產黨無論從人力、財力、物力上都相對弱小。但是，中國共產黨在政治、思想、文化上具有先進性，代表著中國社會的未來發展方向。明確新民主主義文化在民族新文化中的地位，并使之為人民群眾的廣泛認同和普遍接受，就能發揮出中共的政治優勢，將這種政治優勢轉化為實際力量。宣傳新民主主義文化，樹立民族新文化的旗手，是抗戰時期中共重要的文化策略。

（一）樹立魯迅為民族文化的旗手中共通過紀念活動，將魯迅樹立為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旗手。共產黨的這一決策和舉措有兩個基本的考量：一是魯迅先生生前就享有盛譽。在魯迅先生生前，其在文壇上的地位是“任何人都知道的”，已有人稱他為“思想界的權威者”；國外人士也已注意到他，并認為他是“新中國的思想界領袖”。[7]由此可以看出，魯迅生前就在國內外享有盛譽，魯迅先生的歷史地位有其堅實基礎。二是魯迅對中共的支持態度。1935年11月，魯迅獲悉中國工農紅軍到達陜北以后，通過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向中共中央發出賀電。賀電稱，“在你們身上，寄托著人類和中國的將來。”[8]這一舉動使中共將魯迅引以為同志。魯迅先生逝世后，中共中央發出唁電，稱其為“最偉大的文學家”、“追求光明的導師”、“非凡的領袖”、“共產主義運動的戰友”；王明代表中共中央講話，稱魯迅是“偉大文學家，天才政治家，革命戰士”和“導師”。到1940年，用“旗手”、“主將”、“民族英雄”、“共產主義者”等詞語，給魯迅以高度評價。上述行為，表達了中共對于魯迅的基本態度，中國共產黨將魯迅引以為無產階級戰友、為共產主義而奮斗的同志。魯迅去世不足一年，全面抗戰拉開了序幕。在延安及各抗日根據地，中共掀起了紀念魯迅的高潮，采取多種形式宣傳魯迅、學習魯迅。在中共中央的大力倡導下，延安及各抗日根據地的文化界人士都積極投入到紀念魯迅的活動之中：召開紀念大會，撰寫大量紀念文章，出版研究魯迅的著作和雜志，創辦以魯迅命名的學校（如魯迅藝術學院等），延安的蘇維埃中央圖書館改稱為魯迅圖書館，建立魯迅研究會，設立魯迅文學獎，塑造魯迅的藝術形象等等，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魯迅作為“民族魂”被共產黨高高舉起；紀念魯迅、研究魯迅，成為鼓舞和激勵人們抗擊殘暴邪惡勢力、戰勝險惡戰爭的有效方式。中共紀念魯迅的活動，是一種集體的政治和文化行為。如魯迅逝世四周年紀念大會，《解放日報》有詳細的報道：參加紀念大會的人很多，會場擠得沒有一點空隙。“一走進會場，巨大的魯迅先生的遺像便占住了人們的視線，那嚴肅的，背負著苦難的容顏，使人不得不驀的轉換了心情，也像抗拒著沉重的壓迫似的。人的心都沉靜下來了!”每次紀念大會都是具有一定規模的集體行為，都是中共安排的一次集體接受教育的機會。在大會現場，魯迅的遺像可以喚起民族認同的感情和投身抗戰、獻身于民族解放的激情；會場演唱的紀念歌曲，歌聲和圖像的雙重作用使與會者對魯迅的感受更加形象化；現場散發的關于魯迅的書刊，會使經過過濾和選擇的“魯迅”得以深入人們的心靈。通過這樣的“政治儀式”，張揚了魯迅的優秀品格，使魯迅作為“民族英雄”的形象被不斷加強和放大，從而固化其新民主主義文化旗手的地位，充分發揮出作為“民族魂”的“魯迅”在抗戰中的重要作用。

（二）確立郭沫若在文化界的領袖地位魯迅是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旗手，但魯迅畢竟已經逝去。中共需要尋找一位魯迅的接班人，樹立其在文化界的領袖地位，繼續扛起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大旗。1938年夏，就在國民黨任命郭沫若為第三廳廳長時，根據的建議，中共中央做出決定：以郭沫若為魯迅的繼承者，樹立為中國革命文化界的領袖；并由全國各地組織向黨內外廣泛宣傳，以奠定郭沫若的“文化界領袖的地位”。此后，中共通過紀念活動，有側重地宣傳郭沫若的思想和創作，一方面樹立其堪稱典范、可資師法的形象，使之成為文藝界的旗手和榜樣；另一方面，也是中共對抗戰時期文化發展的一種規范和引導。1941年，中共為郭沫若舉行了慶祝誕辰50周年和創作生活25周年的盛大紀念活動。親自參加在重慶進步文藝界舉行的紀念會，高度贊揚郭沫若有著豐富的革命熱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和勇敢的戰斗生活，稱郭沫若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號召文藝界向郭沫若學習。《新華日報》開辟紀念專刊，撰寫社論《我要說的話》。在這篇社論中，將郭沫若與魯迅相提并論：“郭沫若創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運動的二十五年。魯迅自稱是‘革命軍中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隊伍中人。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如果是將沒有路的路開辟出來的先鋒，郭沫若便是帶著大家一道前進的向導。魯迅先生已不在人世了，他的遺范尚存，我們會感覺到在新文化戰線上，郭先生帶著我們一道奮斗的親切，而且我們也永遠祝福他帶著我們奮斗到底的。”除了的社論，《新華日報》還以整整兩個版面出了紀念專刊，紀念文章則陸續刊載了半年之久。如此規格的紀念活動，既反映了郭沫若在文藝界的重要地位，也傳遞了中共對郭沫若的幾多期許。郭沫若也不負眾望，用出色表現奠定了自己在中國文壇的地位，并在創作活動中，倡導時代精神，與共產黨代表的先進文化方向保持一致。1942年，郭沫若創作了大型歷史劇《屈原》，將歷史精神與時代精神熔于一體，將古人的民族正義與今人反侵略、反投降的現實結合起來，自覺擔負起拯救民族危亡的歷史責任。1944年3月19日，為紀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勝利三百周年，郭沫若在《新華日報》上發表《甲申三百年祭》。文章剖析了明朝滅亡的原因，揭露了明末封建專制政權的腐朽，鞭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并預示其滅亡的歷史命運。4月18日，文章被延安《解放日報》全文轉載；而后不久，又成為中共運動的學習文件。自此以后，中共一直把《甲申三百年祭》當作防止共產黨人驕傲自滿、蛻化變質的重要文獻，要求全黨認真學習，不斷溫故知新。郭沫若的形象由狂飆突進的詩人轉化為革命戰士，并進而被塑造成為新文化運動運動的主將和新民主主義文化旗手，對抗戰時期的文化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三、借助紀念活動提綱契領，指明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方向

抗日戰爭時期，是近現代中國社會最動蕩，矛盾最復雜的時期。一方面，民族危機激發了空前的民族團結，團結御侮引發民族復興的浪潮；另一方面，五四以來中西文化的比較、對西方文化的反思到了一定程度。民族復興必然要求民族文化的重構，非常的社會環境促進了民族文化的創新，民族文化的創新呼喚一個正確的風向標。共產黨順應時代潮流，舉起了新民主主義文化大旗，引領著中國新文化的發展方向。

（一）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關于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性質和內涵，在抗戰初期出現過不同的表述。到1940年1月，陜甘寧邊區文協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在會上做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論》）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揭示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內在規定性，也指明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根本方向。一是將中國新文化劃分為兩個發展階段：在五四以前，中國新文化是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文化，屬于世界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到五四以后，中國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于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二是揭示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性質：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文化；這種文化，只能“由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思想去領導”。三是明確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內涵：“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的論述，統一了中共詮釋新民主主義文化的聲音。同年10月，為紀念魯迅逝世四周年，延安的《中國文化》發表社論《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紀念魯迅逝世四周年》。這篇社論不僅題目來自的報告，而且把報告中的一段話置于篇首。可以說，這篇社論是將的論述經典化的一個最初的步驟和環節。魯迅誕生60周年之時，《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我們怎樣來紀念魯迅先生》。社論指出，要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新文化，這個新文化是民族的，是反帝、反民族壓迫和抗日的；這個新文化是民主的，是反封建、反專制和反獨裁的；這個新文化是科學的，是反武斷、反迷信、反愚昧和反無知的；這個新文化是大眾的，是反對擁護少數特權者，壓迫大多數的人和愚昧欺騙大多數人的。這是魯迅先生所曾追求和幻想過的文化，也就是我們今日所要求和要去建設的新文化。這篇社論同樣是借助魯迅的權威，把《講話》中的觀點予以確認和具體化。凸顯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民族性，是抗戰時期新民主主義文化建構的重要特征。早期的中共黨人，由于承襲了“五四”時期“全盤否定”傳統文化的思路，比較重視文化的時代性、革命性和階級性，而對于文化發展的民族性、繼承性，是比較輕視和忽略的。抗戰時期，中共在一貫重視文化時代性的同時，一改以往對文化民族性的輕視態度，開始真正自覺地以民族文化優秀傳統的繼承者自任，把“民族性”視為新文化建設的首要特點加以凸顯和強調。認為，民族性不僅表現在應具有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上，而且表現在中國人吸收外來文化的主體性上，表現在對外來先進文化的民族式消化和創造性應用能力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提出，就是中共文化“民族性”意識凸顯的一個結果和集中表現。這種文化民族性意念的強化是抗戰時期中共“文化意識”覺醒的重要標志之一。所以，在紀念魯迅之時，努力塑造其“民族魂”、“民族英雄”、“民族解放的急先鋒”的形象，是具有深長意味的。

（二）為人民大眾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為人民大眾服務、為工農兵服務是新的時代要求。抗日戰爭時期，戰爭成為中國社會的主導因素，人民戰爭是贏得民族解放的唯一正確選擇。中國共產黨這股新興的政治力量，需要一種讓人耳目一新、能為廣大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文化，來表達自己的意見和主張，動員全民族抗日力量，實現民族解放的政治理想。早在1938年4月10日，為紀念魯迅逝世兩周年，出席魯迅藝術學院成立大會并講話。在講話中指出，在十年的內戰時期，革命的文藝可以分為“亭子間”和“山上”兩種方式。亭子間的人弄出來的東西有時不太好吃，山頂上的人弄出來的東西有時不太好看。“既然是藝術，就要又好看又好吃，不切實、不好吃是不好的，這不是功利主義而是現實主義”。民族解放大時代的文藝發展，要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指導下，實現文學藝術在今天中國的使命和作用。在這里，提出“又好看又好吃”的文學藝術標準，并且把“好吃”放在第一位，并且認為這就是革命“現實主義”。的論述，鄉土氣息十分濃烈，服務大眾的態度十分明確，初步揭示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方向。1942年5月，中共在延安召開文藝座談會，發表重要講話。《講話》指出，為人民大眾服務、為工農兵服務是文藝發展的“根本方向”。要求文藝工作者把立足點移到工農兵的立場上來，深入到群眾中去，深入到現實斗爭中去，汲取創作的源泉，創作出反映火熱斗爭生活的新作品，創造出群眾喜聞樂見的民族文藝形式，從而達到鼓舞軍民戰斗力，團結廣大群眾，提高抗戰必勝信心這種政治認同的最高目標。《講話》當時并沒有公開發表，直到魯迅逝世七周年紀念日，《解放日報》才首次全文刊登了《講話》，同時還加了一個按語：今天是魯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紀念，我們特發表同志1942年5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紀念這位中國文化革命的最偉大與最英勇的旗手。同一天，延安新華社以電訊的形式將《講話》全文和中共中央總學委關于學習《講話》的通知一并向各敵后抗日根據地播發。這樣，《講話》的內容上升為中國共產黨的文化方針與政策；人民大眾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確立為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方向；由于明確了服務工農大眾的根本方向，新民主主義文化在民族解放戰爭中顯示出強大的威力。

作者：童小彪單位：湛江師范學院思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