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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責任明確區分

筆者所稱的法律責任是指法定的權力行使主體或作用對象違反法定的職責或義務時應當承擔的不利后果。具體而言，一方面是法定的權力行使主體不履行或不認真履行法定的職責時，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另一方面是法定的權力作用對象不履行或不認真履行法定的義務時，亦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區分法律責任體現的是權義責相一致原則。依法理，任何主體在擁有和行使一定的法定權力時，必須相應地履行一定的法定義務，而權力的行使與義務的履行又必須以明確的責任承擔來保證。就刑事訴訟法律監督而言，權力的行使主體是檢察機關，權力的作用對象是偵查機關(包括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及刑罰執行機關。明確區分刑事訴訟法律監督的法律責任，既包括明確權力行使主體即檢察機關不履行或不認真履行法定職責時應承擔相應的不利后果，又包括權力作用對象即偵查機關、審判機關及刑罰執行機關不履行或不認真履行法定義務時應承擔的不利后果，而且這種不利后果應該是嚴格的而不是隨意的，是明確的而不是含糊的，是剛性的而不是柔性的，是能執行的而不是可期待的。在筆者看來，沒有法律責任約束的權力是“擺設式的權力”，同樣，沒有法律責任約束的義務是“擺設式的義務”。從現行刑訴法的立法設計來看，一個致命的硬傷是對權力行使主體是否切實履行法定職責及權力作用對象是否履行法定義務缺乏剛性的責任約束。這是刑事訴訟法律監督約束力軟弱、作用效果不佳的一個重要原因。從這個意義上講，刑事訴訟法律監督運行規范化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必要條件就是明確區分法律責任。

二、權力行使具有調和性

所謂調和是指事物內部各構成要素合法、合理，要素之間無梗阻、無矛盾、無沖突、協調一致。筆者所稱權力行使具有調和性，是指檢察機關中承擔刑事訴訟法律監督相關職能的部門在法理上不存在與刑事訴訟法律監督不相容的矛盾或沖突。換言之，承擔刑事訴訟法律監督相關職能的部門既不能同時扮演“監督者”與“被監督者”的雙面角色，也不能同時兼具“運動員”與“裁判員”的雙重身份。筆者之所以強調刑事訴訟法律監督權力行使具有調和性，是因為憲法和法律既賦予了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職能與訴訟職能，但同時又賦予了檢察機關刑事訴訟法律監督職能。偵查職能、訴訟職能與刑事訴訟法律監督職能從宏觀上講是相對的權能，兩者的身份尤如“監督者”與“被監督者”、“運動員”與“裁判員”，是一對矛盾的雙方，在一般的法理意義上兩者不能兼容。如果這種不能兼容的權能由檢察機關同一個職能部門承擔或行使，則既會削減刑事訴訟法律監督職能的作用，造成訴訟職能與訴訟法律監督職能的“內耗”，又會難逃檢察機關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兩面角色”之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檢察機關的執法公信力。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理解和把握權力行使主體具有調和性時，應著重把握好以下三點:一是訴訟職能與訴訟法律監督職能在一般法理意義上之所以不能兼容，其根本原因是存在“兩面角色”或“雙重身份”的內在矛盾。二是訴訟職能與訴訟法律監督職能不能兼容，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訴訟職能與訴訟法律監督職能不能相容，指的是訴訟職能與訴訟法律監督職能整體上的不能兼容，但訴訟法律監督的部分職能與訴訟職能則可以兼容。是否存在有礙司法公正之嫌是評判訴訟職能與訴訟法律監督具體職能能否兼容的根本標準和依據。換言之，如果存在有礙司法公正之嫌，則兩者不能兼容;如果不存在有礙司法公正之嫌，則可以兼容。我國現行刑訴法第54條規定，在審查起訴環節對非法證據應依法進行排除，這充分說明了訴訟職能與訴訟法律監督的具體職能并非絕對不相容。三是承擔刑事訴訟的職能部門可以承擔法定的部分刑事訴訟法律監督職能，但不應承擔刑事審判法律監督職能。刑事訴訟職能之所以與刑事審判法律監督職能不能兼容，是因為如果兩者兼容則存在“雙重身份”的利己之嫌，這與檢察官客觀公正義務［5］不相容。

三、權力行使手段法定且適當

一般而言，權力的有效運行往往要借助一定的手段，手段是體現權力作用強度和促進權力運行效果的重要保證。刑事訴訟法律監督權是一項重要的檢察權能，其規范運行要通過法定的手段來保證。從法理上講，法律如果不賦予權力行使必要的手段，則該項權力就不可能運行，實際上該項權力也就成了虛設的權力。法律如果賦予權力行使的手段不明確，則容易造成手段的濫用，最終導致權力的濫用，造成司法無序的混亂局面。在筆者看來，如同權力配置一樣，在賦予檢察機關刑事訴訟法律監督手段時，既不應唯少、又不應唯多，而應以適當為原則。唯少則不利于刑事訴訟法律監督職能的發揮，唯多則容易造成權力的濫用，適當則要求手段種類適中，能最大限度地滿足刑事訴訟法律監督的需要，最大限度地促進刑事訴訟法律監督職能的發揮。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實現刑事訴訟法律監督規范化必須適當配置法定的權力行使手段。

四、信息資源充分共享

就刑事訴訟法律監督而言，往往由于監督的事后性，一般很難做到同步監督，監督效果往往大打折扣。能否及時監督在一定意義上對監督效果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而及時監督的首要前提之一是信息收集反饋要及時迅速。在刑事訴訟法律監督中，信息是“觸角”、“傳感器”和“信號源”。可以說，如果刑事訴訟法律監督缺乏必要的信息，則其應有的效果很難體現。從信息與刑事訴訟法律監督的相互關系進一步來看，理論上，信息的封閉性越強，則監督的效果越弱;信息量越少，則監督的效果越小;信息獲取越遲，則監督的效果越差。相反，信息的開放性越強，共享度越高，則監督效果越好;信息量越多，則監督效果越突出;信息收集反饋越及時，則監督效果越明顯。實現刑事訴訟法律監督運行的規范化，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確保信息資源充分共享。需要指出的是，筆者所強調的信息資源充分共享包含三層含義:其一是迅速、準確、全面地收集信息;其二是收集的信息及時反饋;其三是信息的全面互通和充分利用。

五、配套制度機制健全完備

由于法律本身所固有的滯后性和粗疏性，因而任何一項權能的實際運行要想實現法定的預設價值，取得預期效果，離不開多方面的支持和保障，而其中健全完備的制度機制又是十分重要的方面。可以說，如果制度機制不健全、不完備，權力的實際運行就不可能順暢，權力的作用效果就很難達到預期目的。司法實踐中，制度機制不健全、不完備存在明顯的弊端，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投入成本的增加;二是隱患瑕疵的增多;三是資源的浪費。就刑事訴訟法律監督而言，筆者認為健全完備制度機制至少應包括以下五個主要方面:一是發現機制;二是監督制約機制;三是糾錯機制;四是責任追究機制;五是保障機制。應當指出的是，“制度機制是理性構建的產物，也是利益平衡的產物。制度利益直接聯結當事人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對它的衡量是利益衡量的核心所在。”因此，制定健全完備的制度機制，必須充分考慮其制度利益與利益平衡，保持制度機制的利益理性。

六、高素質的檢察隊伍

人是權力行使、義務履行、責任承擔的主體。人的素質是其全部活動的最重要的決定性因素。就刑事訴訟法律監督而言，執法者的素質尤其是法律素質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刑事訴訟法律監督的效果。從具體的司法實踐來看，檢察干警的素質越高、業務越精、能力越強，則監督的效率越高、效果越好。在筆者看來，檢察干警個體素質的差異尤其是法律業務素質的差異體現在監督效果上產生的不是“等大效應”而是“放大效應”。易言之，執法主體素質上一分的差異在執法效果體現出的往往是十分的差異。筆者認為，刑事訴訟法律監督規范化對主體要素的要求至少包括兩個主要方面:其一是認識上的規范化，即要求主體對刑事訴訟法律監督的認識必須深刻準確，不存疑義、錯位和偏差;其二是行為上的規范化，即要求執法主體在履行具體的刑事訴訟法律監督職能時必須按規范的程序和要求理性運行。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實現刑事訴訟法律監督規范化，提高檢察干警的素質也是其應然要求之一。

作者：張友來單位：鄂州市人民檢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