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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古代傳統法律思想

(一)“禮制”、家族本位倫理法治周公制禮的歸宿是“尊尊”和“親親”，尊尊為忠，親親為孝，前者目的是維護所謂“國無二君”；后者則是為了維護父權，所謂“家無二尊”，這種政治倫理相統一的理論，也是禮的思想基礎。它的根本目的是確立貴賤尊卑級秩序和制度，使得“君臣有位，尊卑有等，貴賤有別，長幼有序”，在家的各種活動都受到禮的規范。“禮”是日常行為規則。我國古代是沿著由家而國的順序形成階級社會的，所謂的家、國、天下。因此宗法血緣關系對于社會的各個方面都有著極為深刻的影響，尤其是宗法與政治的高度結合，造成了家國一體、親貴合一的特有體制。家是國的縮微，國是家的放大。是以，在上述案子中顯露出行政命令執行力更為優越的原因：把各級行政機關看做一個大家，每級各自是一個家庭單位。上下級關系又類似于長輩與晚輩。家長對于家庭成員的規范治理總有一套辦法，比如不完成自己的那份任務（處理自己家的墳頭）就會受到無法接受的懲罰（不能繼續上班）。下級沒有完成任務，主管人員不但要紀律處分，而且還要承擔數額不小的罰款。無論是大家的“族長”還是小家的“家長”手中掌管“家”的權力關系到每個成員的切實利益。

（二）“官法一體”對于官和法的理解，古人將“官“作為國法的體現。官集合行政權與司法權與一身。國家制定的法律，依靠各級“官吏”來發揮其價值，法律法規依賴于官的理解運用和實施。從民眾對“信訪”的堅持程度看，至今許多人仍抱有行政主體能解決一切問題的想法。遇到問題，國人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以簡便且行之有效的方式（恰似所謂的“告御狀”）解決，而不是采取或繼續采取法律的手段，諸如行政復議、行政訴訟。

（三）“民間法”“民間法具有極其多樣的形態。他們可以是家族的，也可以是民族的；可能形諸文字，也可能口耳相傳；它們或是人為創造，或是自然生成，相沿成習；有些有明確的規則，但大多表現為較為靈活的規范；在實施時，可能由特定的人員負責（如鄉紳、長老），也可能依靠公眾輿論。民間法產生和流行于各種社會組織和團體……“他們生長和通行于這些組織和組織之外，其效力小至一村一鎮，大至一縣一省。”③河南省某市政府的出臺的工作方案類似于人為強行創造，且由特定人負責實施，具有地方性的民間法。

（四）“熟人社會”中國人自詡生活在熟人社會中，大小事情離不開熟人的“幫襯”。辦事“攀關系”“、講人情”，不到無可奈何的地步不會走法律程序。正如案中，對比較高級的干部以及納稅大戶給予的特殊照顧看出，即使是雷厲風行、不近人情的“復耕”運動也是有后路可走的，多少受到“熟人社會”思想的影響。

二、行政權擴張以及西方的情況

行政權擴張是以利益為追求，以國家公權力為支點，以內部規定為推行手段，將部門權力最大限度地擴展。后果是損害憲法與法律的權威，侵害公民的私人權利，不利于法治國家的構建，因而有必要進行控制。

（一）行政權擴張的基本模式行政權擴張的基本模式是先由立法機關授權，行政機關依法行使權力，在法律規定的范圍之內，利用制定規章或規定來擴大自己的權利。其中有意無意的疏忽造成上位法的矛盾。由于權力在擴張前已具有備行使的合法性，公民接受了這些義務，因而對擴張后的權力也不得不接受。

（二）行政權擴張的分類行政權擴張的第一種方式是傳統行政權以原本的來源與行使方式的自在擴張，即以組織化強制力量為基礎的，以單方面強制命令性行為為權力行使方式的行政權擴張，這種行政權擴張我們可以稱之為強制性權力擴張。由于社會現代化與政府行政目的的轉向,政府的行政活動中出現了新傾向是行政權擴張的第二種基本方式，那就是以公共權利為直接權力來源、以平等互利性行為為權力行使方式的行政權擴張，這種行政權擴張我們可以稱之為報償性權力擴張，它是以行政雙方相互利益的滿足來獲得合作性的服從的。

（三）西方行政權擴張西方政府從早期資本主義“守夜人”的角色，轉變為社會生活參與者，積極參與于經濟和科技的發展，主動調整各種經濟和社會矛盾，將促進社會發展和人民福利為目的。行政法完成了從消極行政法到積極行政法的轉變。行政權的擴張必須由法律授權、必須充分尊重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在經濟上加強宏觀調控和基礎設施建設為主，政府強調的經濟職能是為社會經濟發展和公民生活提供良好的服務，而不是以盈利為目標。西方行政法更強調加強對政府行為的的監督。

三、結語

十八大提出了新的十六字方針：“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由此可以看出，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基本形成“，依法治國”仍在努力當中，在實現政治文明的過程當中，我們需要取長補短，避免重復發達國家走過的彎路，也要正確對待本國傳統文化帶來的影響。如何在不完全拋棄傳統思維、行事方式的基礎上，又能體現出法制文明的優越與進步，將是一個復雜的論題。通常在立法中，效率當先，更注重立法的層層規制與嚴密，而忽視了隱含在社會生活中的民族、地方、文化特征，只看到了西方法治文明，并學習、利用，而忽視了不同文化、文明、政體之間的差異,在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確立后的今天，我們更應該關注中國的法律文化傳統和現實的社會生活的“活法”，從實際情況出發，促使兩者之間實現互動、整合和轉化。在此過程中注意“傳統”，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尋找最合乎中國國情民的有本土生命力的法律規則，將在法律的適用上掃清絕大多數障礙。平墳事件如何界定我們無意深入探討，但是，如何以法律形式對政府活動進行控制,將其限制在法律授權的范圍內,以防止政府濫用職權危害公民；將行政法的重心偏向于對行政權力的控制與監督，保障普通公民的權利不受侵害，卻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表面上看，中國傳統法律思想與現代法治文明很矛盾。我們也不能忽視傳統觀念對人們的影響的廣度和深。在遇到問題時可以考慮和參照傳統法律思想的精華，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為民父母”等。但是，堅持行政法“控權論”是勢在必行的，在這個理論的指導下發展行政法的方向是不可逆轉的。

作者：田力文單位：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