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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肝膽病雜志》2015年第三期
1資料與方法
1.1研究對象選取2008年3月至2013年1月在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肝病科住院并未曾接受任何抗病毒治療的CHD患者28例。CHD診斷標準為患者在明確CHB診斷基礎上[6],同時抗-HDVIgM陽性持續至少3個月[12-13],且排除甲型、丙型、戊型肝炎病毒重疊感染以及其他原因(酒精、藥物、腫瘤、自身免疫性肝病等)引起的肝損害。入選患者均進行肝活組織病理學檢查。
1.2研究方法
1.2.1HA、LN、PⅢP及CⅣ檢測采用放射免疫法進行,試劑購自北京泰格科信生物有限公司,由本院免疫室固定專業人員嚴格按照試劑盒說明書操作。
1.2.2肝功能檢測采集患者空腹血3ml,4000r/min離心3min,于4℃冰箱保存備用。肝功能指標ALT采用全自動生物化學分析儀(購自日本奧林巴斯公司)檢查。
1.2.3HBVDNA定量和肝炎病毒血清標志物定量檢測采集患者空腹血2ml,4000r/min離心3min,于-20℃冰箱保存。血清HBV標志物檢測試劑盒購自上海羅氏公司,血清抗HDV-IgM檢測試劑盒購自中山生物有限公司。血清HBVDNA水平采用熒光定量PCR法檢測(試劑購自中山大學達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檢測下限為500IU/ml。
1.2.4肝活組織檢查及組織病理學檢查方法肝活組織檢查采用單人操作法,選擇16G活組織檢查穿刺針,經B超定位后,在右側腋前線第8肋間常規消毒鋪巾,經皮快速穿刺獲取肝組織。獲取肝組織必須在1.5cm以上(至少包括6個以上匯管區),標本用4%甲醛溶液固定。常規制片,HE及網狀纖維染色,病理診斷纖維化分期為S0~S4,由指定的一位病理醫生最后審核診斷[13]。
1.3統計學方法采用SPSS13.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其中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HBeAg陽性與陰性組間計量資料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比較采用χ2檢驗,不同纖維化分期間比較采用非參數檢驗中的Kruskal-Wallis檢驗;相關性分析采用Spearman等級相關分析。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患者一般資料28例CHD患者中,HBeAg陽性18例(64.3%),HBeAg陰性10例(35.7%)。HBeAg陽性與陰性患者的平均年齡分別為(27.1±6.1)歲和(34.2±6.5)歲,HBeAg陰性組患者年齡較HBeAg陽性組患者大(t=-2.548,P=0.011)。HBeAg陽性組患者HBVDNA水平較HBeAg陰性組患者水平明顯升高(P<0.05),而兩組間ALT、HA、LN、PⅢP及CⅣ水平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值均>0.05)(表1)。因肝組織病理結果為S4的病例數較少(n=3),所以對S4與S3組病例合并為S≥3組,患者按照肝組織病理纖維化分期結果分為S1、S2與S≥3共3組進行統計分析。HBeAg陽性組患者中4例S1(22.2%)、8例S2(44.4%)、6例S≥3(33.3%),HBeAg陰性組患者中3例S1(30.0%)、4例S2(40.0%)、3例S≥3(30.0%),兩組患者間的肝纖維化分期分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129,P=0.720)。
2.2不同纖維化分期實驗室數據分析由于HBeAg陽性、HBeAg陰性患者之間纖維化程度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故對兩組患者進行合并分析。結果提示S1、S2及S≥33組間HA及LN水平存在明顯差異,其中S≥3組患者水平最高,分別達(169.4±166.3)ng/ml以及(149.2±85.1)ng/ml,均較S1與S2組明顯升高(P值均<0.05),而3組間其他實驗室指標ALT、HBVDNA、PⅢP及CⅣ水平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值均>0.05)(表2)。
2.3血清學檢測與肝纖維化分期相關性分析對血清中ALT、HBVDNA、HA、LN、PⅢP及CⅣ水平與肝組織纖維化分期進行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肝纖維化分期S與HA、LN、PⅢP及CⅣ水平均呈正相關(P值均<0.05)。
3討論
至今我國對于CHD的研究如流行病學、臨床特征等報道較少。作者前期研究發現,廣東省慢性HBV感染者中HDV流行率并不低,達到6.5%,且CHD患者中顯著性肝纖維化發生率達到88.6%[13]。因此在臨床工作中與CHB患者相似,對于提示存在顯著性肝纖維化的CHD患者應進行抗病毒治療以減緩病情進展,減少肝臟并發癥的發生。但由于肝活組織病理學檢查存在較大局限性,同時國外關于該類患者肝纖維化程度與肝纖維化血清學指標之間的關系報道不多,而國內尚缺乏類似的研究分析。作者既往對CHB患者發現HBeAg陰性較HBeAg陽性患者年齡較大、HBVDNA復制水平降低[14],與本次對CHD患者的研究結果相似,但其他實驗室指標兩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同時既往研究提示HBeAg陰性患者纖維化程度較高,考慮HBeAg陰性CHB患者具有感染時間長、年齡較大、中重度肝炎及肝硬化的比例較大,多伴有HBV前C區變異等特點,其肝組織纖維化程度較高可能與此有關。Mumtaz等[15]研究發現,HBeAg陰性、HBV/HDV合并感染者肝硬化比例更高,從而推測HBeAg陰性患者病情較重。Heidrich等[16]則發現HBeAg陰性與HBeAg陽性兩組HBV/HDV合并感染者之間的疾病進展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而作者進行小樣本量研究結果則提示CHD患者中,HBeAg陽性組與HBeAg陰性組患者纖維化程度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綜上所述,HBeAg陽性與HBeAg陰性組患者之間的疾病進展及預后是否存在差異,仍需大樣本量長期跟蹤隨訪求證。至今有關CHD患者肝臟病理學特征的研究報道較少。由于本研究為回顧性觀察,既往無保留CHD患者血清,且至今國內尚缺乏檢測HDVRNA商品化試劑盒,因此并未進一步分析HDVRNA與肝纖維化的關系。但既往Zachou等[17]對80例多種族構成的CHD患者進行分析,結果發現臨床實驗室指標及血清HDVRNA水平并不能反映肝臟組織炎癥及纖維化程度。本研究結果則提示血清纖維化指標HA、LN、PⅢP及CⅣ均與肝纖維化呈正相關,結合不同纖維化分期之間HA與LN水平存在明顯差異,從而推測HA、LN水平可能可作為較準確評估CHD患者肝纖維化程度的血清學指標。綜上所述,通過以上對多種實驗室指標與CHD患者肝組織纖維化程度的關系研究發現,CHD患者不同肝臟纖維化分期之間血清HA、LN水平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且與肝纖維化程度正相關,因此可能作為評估該類患者肝纖維化程度的血清學指標。
作者:周穎熊紅品陳鏗平嶇廖寶林單位: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肝病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