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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師唐冠是一個有個性的女青年，她大膽，追求自己的快樂，不顧及世俗的眼光，她拍攝那些“非常態(tài)”的鏡頭，讓取景器去發(fā)現(xiàn)生活里除了假大空以外，還有很多真實的生活。她的鏡頭對準菜市場、垃圾箱、大學宿舍甚至小說里的“我”，這種瘋狂的拍攝使我們看到了一個與眾不同的世界，這種拍攝使她和“我”興致勃勃，“我”的抑郁癥自動消失，因為“我”知道這個世界上不止是我一人有那樣種種奇怪不合大眾口味的想法。與前兩者相比，唐冠看似一個正常人，但是無形中，她的這種獲取真實世界的手法———窺視欲，成了她最大的暗疾。也正是她窺視到妻子真實的生活———校門口費力接孩子的斑駁身影;橫穿馬路拎東西的微胖身軀;小巷里和孩子共享天倫的母親;浴室前排隊的家常女人……這讓丈夫慚愧，一直在審視世界，審視別人的時候卻忘了審視自己，一段婚外情不了了之。人物的這種暗疾，隱藏很深，表面正常，而內(nèi)心萬分痛苦扭曲。這是魯敏繼盧新華、劉心武之后，再次探討“”對人心靈造成的傷痕，小說里我們能感受到作家的歷史情緒與人道關懷。不過，她的探索并不僅僅停留于此，而是力圖將之還原成個人的命運與處境，探查社會悲劇的病源。

《細細紅線》也寫了一段婚外情，寫出了飲食男女在看似平靜的生存表象中，內(nèi)心由欲念萌動到矛盾，由掙扎到喜悅，由恐懼到無助絕望的艱難過程。小說中的男女主人公表面生活幸福光鮮，有著令人艷羨的職業(yè)和家庭，屬于社會的中上階層。他們本來互不相識，生活在兩條平行線上。她在市立圖書館工作，看似高尚的地方，端莊森嚴，可她卻越要發(fā)狂或爆炸;他是名人，在電臺工作，渾厚的嗓音為他贏得了無數(shù)的追隨者和榮耀，但是他無比壓抑，感到透不過氣來。他們因為偶然在一次招待餐中相遇，漸漸熟識后竟發(fā)現(xiàn)了共同的愛好:討厭被包裝好的人們眼前的自己，更喜歡逃遁到一些不為人知的粗俗的生活中去。生活愈是污糟，人性愈是卑微，他們便愈是痛快。他們嘗試或偷窺小餐館、廢品收購站等各種齷齪的生活場景，嘗試著另一種人格的存在，“戲仿粗俗”的愛好變本加厲。這是一種典型的雙重人格，而雙重人格是一種嚴重的心理疾病，它的基本特征是，雖然同憶體具有兩種或更多完全不同的人格，但在某一時間，只有其中之一明顯。每種人格都是完整的，有自己的記憶、行為、偏好，可以與單一的病前人格完全對立。通常其中一種占優(yōu)勢，但兩種人格都不進入另一方的記憶，幾乎意識不到另一方的存在。從一種人格向另一種的轉變，開始時通常很突然，與創(chuàng)傷性事件密切相關;其后，僅在遇到巨大的或應激性事件、或接受放松、催眠或發(fā)泄等治療時，才發(fā)生轉換。

兩部小說都寫了婚外情，然而作家的興趣絕不在獵艷上，而是要寫出一種百無聊賴的人生狀態(tài)，一種無可宣泄的抑郁情緒，從不同的角度闡發(fā)了抑郁癥、雙重人格這樣不易察覺的暗疾。這或許是當下很多人的生存狀態(tài)，然而它的病因在哪里，正是作家和我們要追問的。小說包含著作家的個性化感悟與哲學性思考，對歷史、人生的美學探索，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批判性。獲取自由的靈魂，是魯敏小說的又一特點。多年來，人們習慣在一個聲音下行動，失去了自我，而尋找自我的人恰恰被看成是病態(tài)患者———抑郁癥者。那些在生活里墨守成規(guī)、按上級指示做事的人恰恰成了時代的正常人。《取景器》中“我”與唐冠與其說是情人，倒不如說是志同道合者。他們有共同的審美追求，在那個相對純潔的年月里，對新聞里的“熊貓彩電再創(chuàng)歷史記錄，國慶街心花園市民踴躍捐獻棉衣”這些假模假式的新聞感到厭惡。他們渴望突圍，尋找真正的生活，真實的，哪怕美與丑并存的世界，而這個在當時被視為異端。在唐冠的房間里，他們閱讀唐冠取景器拍攝的真實世界:這里有污水橫流，有死去的魚群，有被玷污的拉丁舞鞋……這是一種精神上的相知相遇，和肉體無關。這樣的審美只能是悄悄地，兩個人的審美世界。小說的悲劇意義也正在此，他們沒有號召更多的人看到世界的真相，還有很多人，和妻子一樣，沉浸在固有的程序里，小心翼翼地生活。他們的反抗也是很無力的，用取景器拍攝到真相，藏到床鋪下，悄悄欣賞，對世界則用肉體來嘲弄。

《紅紅細線》中的她，有一個不錯的家庭。“婚姻安穩(wěn)，鋼筋水泥澆筑的一般……有了孩子，與丈夫，兄妹般的，骨肉相連，好像比愛情還要高上一籌。”工作舒服，家里有鐘點工，可是卻神經(jīng)衰弱，總是失眠。她為什么要冒險做人格分裂的實驗———找了一份小餐館勤雜工的兼職呢?這一點讓人無比困惑。我們可以從小說中找到她最初欲念萌動的心理源頭:學生時代非常流行的一個關于婚姻取舍的說法，找一個愛你的人，比找一個你愛的人，會更幸福。她雖然這樣做了，可是還是有些不甘，給自己的內(nèi)心留了一間空房子，等待著一個能和她心靈相碰撞的人。從現(xiàn)實生活中千篇一律中逃遁出來，尋找心靈的自由，是她出來兼職的理由。在欲念萌動并付諸實施的時候，她鼓足勇氣，說出了默念多遍的話:“我想中午在你們廚房做兩個小時左右雜工……工錢隨便。”而狹小油膩的廚房，肥胖的廚房大師傅對她支來使去，一個江西女人則總是給她派臟活，兩個端盤子的小姑娘借故沖她撒氣，客人抱怨，嫌她蠢笨，粗話連篇。這些滋味竟讓她感到異常的舒服。在另一個自我中，身體勞累，而靈魂輕松，這正是她想要的。都市的現(xiàn)代文明愈來愈繁華，物質提升的同時，人們的精神卻是前所未有的空虛，壓抑和窒息接踵而至，魯敏的小說揭示了異形社會中的變態(tài)心理。

劉小楓指出:“信仰是生存結構中的基本要素之一，無論信者所信的對象是什么(上帝、命運、金錢或作為哲學觀念的虛無)，信仰作為生存行為，具有生存在體論的結構。”而小說中的男男女女幾乎什么都不相信。他們內(nèi)心筑起了高大的心墻，拒絕一切真正的溝通，“總之，精神上，我們一定要是淡水之交———這不是我的正當防衛(wèi)，而是對你的保護。因為我，早已是無心之人。”每個人都追尋自由，各自為政，又各自失敗。不相信任何人和事，包括愛情，踐踏肉體成了對抗頑固生活的唯一手段，這是何等悲哀。費瑟斯通所說:“遵循享樂主義，追逐眼前的快感，培養(yǎng)自我表現(xiàn)的生活方式，發(fā)展自戀和自私的人格類型，這一切，都是消費文化所強調的內(nèi)容。”

魯敏找到了問題的所在，但卻沒有開出拯救的藥方，這個探索過程“路漫漫其修遠兮”。縱觀魯敏近期的小說，關注心理疾病，探尋自由的出路是她的主題，小說的筆法細膩，娓娓道來，注意細節(jié)描寫。不過，不足的是，內(nèi)容常常格式化，在《墻上的父親》、《惹塵埃》《細細紅線》《取景器》等小說中，通常都是設置婚外戀情節(jié)，又都以不了了之而告終。作家關注當下，卻找不出解決的辦法，所以結局大多以寫景結束，表達茫然的心情。當然，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創(chuàng)作技巧的日益成熟，魯敏能夠寫出更打動人心的作品。

作者：沈濱單位：泰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