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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為提升青年健康水平，我國先后頒布了一系列青年健康政策，本文以青年健康政策演進的特征作為時間節點，將改革開放以來青年健康政策劃分為恢復與重建、完善與規范、擴展與深化三個階段，每個階段的青年健康政策具有不同特征。現行的青年健康政策更加注重“大概念”范疇下的青年健康，更加強調向“復合性”政策目標的轉變，青年健康政策的傳播渠道更加廣泛，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更加注重不同政策主體間的協調統一。通過運用愛德華政策執行模型，對青年健康政策執行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發現當前青年健康政策的執行過程中還存在政策執行標準模糊、政策資源短缺、政策執行主體的價值取向存在差異、政策執行部門之間聯動銜接機制不夠完善等問題。因此，應從明確政策執行標準、充分整合與優化政策資源、革新人才評價方式、實現多元主體協同合作等方面優化政策執行路徑，促進青年健康政策的有效執行。

關鍵詞：青年；健康政策；政策演進；執行路徑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經濟水平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條件大幅改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作為青年社會化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青年健康不僅關系著人民群眾共享改革成果的獲得感和主觀幸福感的提升，也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強國夢休戚相關。當前，青年健康水平的提升已成為全球性的熱點話題，世界各國均采取有力手段加以改進和完善青年健康政策，不斷提高青年健康的目標層次和水平。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從中央到地方先后出臺了《關于開展學校保健工作的聯合指示》《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年）》等一系列政策法規，有效推動了我國青年體質和心理健康事業的發展，青年群體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數顯著提升。然而，與社會經濟高速發展形成強烈反差的是，盡管我國青年群體的生活質量和營養指標持續增長，青年健康水平較前期也有所改善，但形勢依然不容樂觀。以2014年全國學生體質與健康監測結果為例，7~22歲城市男生、城市女生、農村男生、農村女生的肥胖檢出率分別為18.17%、9.71%、8.28%、4.48%，小學、初中、高中、大學學生群體的視力不良率分別為45.71%、74.36%、83.28%、86.36%，與2005年和2010年相比，以上指標均有較大幅度增長，另外，大學生的各項身體素質指標如速度、耐力、爆發力等也全面下滑[1]。這些現象直接反映出我國青年健康水平依然偏低，青年群體健康領域存在的問題仍然嚴峻。盡管我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促進青年健康的政策，無論是從政策文本的層次還是類型來看，青年健康領域都屬于“政策高密集區”，但是高密集的政策卻沒有產生應有的效果[2]。這究竟是由于政策制定帶來的偏差導致，還是在政策執行的環節出現了問題？這些問題出現的根源和解決途徑應是怎樣的？發現與解決這些問題對于未來我國政府進一步完善和健全青年健康政策、提升青年健康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戰略價值。本文對青年健康政策的演進歷程與現狀特征進行梳理與評析，以愛德華政策執行模型為工具對我國青年健康政策的執行效果進行評估，分析青年健康政策執行過程中凸顯的問題及其原因，并提出我國青年健康政策有效執行的紓解路徑。

一、我國青年健康政策的演進與特征

1.我國青年健康政策的演進歷程

自建國以來，我國青年健康政策無論是國家宏觀政策還是地方性政策均經歷了多次動態調整。鑒于之前的學者對建國初期至改革開放前的青年健康政策已有較為豐富的論述，本文以改革開放以來青年健康政策演進的顯著特征作為時間節點，將青年健康政策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78—1992年，我國青年健康政策進入恢復與重建階段，強調青年德、智、體全面發展，青年健康政策呈多元有序發展態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序幕，青年健康工作日益受到重視，專門以青年為對象的法律、規定、條例、意見等健康政策如雨后春筍般出現。教育部、國家體委和衛生部于1978年4月聯合下發了《關于加強學校體育衛生工作的通知》，該通知旨在對學校衛生規章制度進行重新制定與恢復，并將學校體育作為國家體育工作的戰略重點進行落實，由此學校衛生、體育工作得到恢復，青年學生的常見病及多發病得到有效控制。1979年10月，國家體委、教育部聯合頒布了《中小學體育工作暫行規定》以及《高等學校體育工作暫行規定》，指出學校體育工作應立足于青年一代身心健康成長，為增強中華民族的體質和實現四個現代化作出積極貢獻。1988年12月，中共中央頒布了《關于改革和加強中小學德育工作的通知》，綜合培養和訓練青年學生的思想品質和道德情操，使他們具備誠實正直、惜時守信、勇敢堅毅、謙虛寬厚、開拓進取等優良品質，并將社會、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緊密結合，形成全社會共同關心青年學生健康成長的氛圍。在此期間頒布的《學校體育工作條例》《學校衛生工作條例》《保護學生視力工作實施辦法（試行）》等政策文件將加強食品衛生管理、提高學生健康水平作為學校工作的重要任務之一。1991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經全國人大審議通過，使青年健康保護政策更加全面和具體，更加有法可依。“體質”“健康”開始作為政策文件的標題和內容使用。1985年3月頒布的《關于中國學生體質健康調研工作若干具體問題的通知》與1988年2月的《關于中國學生體質與健康研究公報》，分別提出要把中國學生的體質和健康問題作為重要的基礎性科研課題，并通過研究找到相應的科學方法和手段，提高學生的體質與健康水平[3]。1987年12月，國家教委、體委、衛生部、財政部等六部委聯合了《關于中國學生體質、健康狀況調查研究結果和加強學校體育衛生工作的意見》，要求逐步使學生體質、健康調研工作科學化、制度化，并吸收日本及歐美發達國家的經驗，安排專項體育衛生經費，開展學生體質、健康調研并作為科研課題長期研究。改革開放指導方針為青年健康政策的恢復與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這一階段青年政策一個明顯的特點是專門以青年為對象的法律法規、條例規定增多，出現多元化政策主體，政策內容趨于豐富和細化，政策目標更加明確和具體，并逐步與國際接軌，初步體現出政策制定的科學化與規范化，青年健康工作步入了新的歷史時期。第二階段：1993—2011年，青年健康政策更加完善、規范，逐漸展開對青年心理健康問題的探討，政策體系初步形成。以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和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標志，中國改革進入新的階段。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法治建設步伐的加快，青年素質教育全面推進，心理健康教育的作用日漸凸顯。中共中央、國務院于1993年2月印發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明確要求，全社會都要關心和保護青年的健康成長，注重家庭教育、社會教育與學校教育的密切結合，并強調心理教育在中小學素質教育中的重要地位，為全面開展心理教育奠定了基礎。1994年8月，《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學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見》指出，要充分發揮德育工作的導向作用，建立素質教育體系，并明確提出運用不同方法對不同年齡的青年學生進行心理健康指導與教育，幫助學生提高心理素質，健全自身人格，并強調運用法律武器保障青年健康利益。青年健康政策進一步走向系統與完善。

1995年3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中明確要求，教育、體育、衛生行政部門和學校等教育機構應當完善體育和衛生設施，保護學生的身心健康，各類社會組織應當為青年學生的健康成長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之后，相繼下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教育部關于加強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的若干意見》《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見》《教育部、國家體育總局、共青團中央關于開展全國億萬學生陽光體育運動的決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青少年體育增強青少年體質的意見》等文件，在多個方面采取措施，加強青年身心健康，進一步豐富了青年健康政策體系。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1月，國家衛生部、教育部、財政部、共青團中央等十七個部委聯合頒布了《全國精神衛生工作體系發展指導綱要（2008年—2015年）》，要求依托素質教育，將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行為問題的預防工作納入學校日常工作計劃，各級共青團組織應配合政府有關部門開展青年精神衛生狀況調查，為青年心理健康提供有效服務。這一階段的青年健康政策更加強調改革思想，逐步實現了青年健康政策的短期目標向長效機制轉變，凸顯以人為本、健康第一的價值取向和法治化色彩，青年健康政策的可操作性進一步加強。同時，更加重視青年素質教育和身心全面發展，青年體質健康和心理健康的理論和實踐研究逐步展開，全社會形成關注、支持青年健康的合力。第三階段：2012年至今，青年健康政策日益擴展和深化，各領域青年健康政策協同發展，國民健康事業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黨的十八大為中國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奮力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為廣闊的發展前景作出了戰略部署。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整體制度的創新促進了青年政策的創新，同時，青年健康政策也更加注重多部門協同合作與協調發展。共青團中央、教育部、國家體育總局、全國學聯決定從2014年開始，在全國高校范圍內啟動和開展大學生“走下網絡、走出宿舍、走向操場”為主題的“三走”活動，開展以班級、宿舍為單位的群眾性課外體育鍛煉活動，幫助和促進大學生增強體質認知、提高體育鍛煉自覺性、提升身體素質。2015年8月，公安部、教育部、共青團中央、國家禁毒辦等十四個部門聯合印發了《全國青少年預防教育規劃（2016—2018）》，分別從提升學校預防教育工作水平、實現各類青少年群體預防教育全覆蓋、拓展應用預防教育社會資源等方面增強青少年抵御的能力，凈化青少年成長的社會環境。另外，針對青少年吸煙率上升、青年學生感染艾滋病人數增加較快等問題，教育部、國務院辦公廳也先后印發了《關于在全國各級各類學校禁煙有關事項的通知》《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動計劃》等文件，建立切實有效的控煙、防艾機制促進青年健康成長。青年健康事業的戰略定位日益提高。2016年4月，國家發展改革委了《中國足球中長期發展規劃（2016—2050年）》，將足球運動定位為全民健身的重要事業和體育強國的重要基石，通過振興和發展足球事業促進體育運動全面發展，提高全民健身參與程度和全民族的身心健康水平。2017年4月，《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年）》由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該規劃提出建設健康中國的戰略主題為“共建共享、全民健康”，并制定了促進全民健康的中長期戰略目標，成為推進健康中國建設的行動綱領和宏偉藍圖。2017年10月，在黨的報告中提出實施健康中國戰略，將人民健康作為民族昌盛與國家富強的重要標志。這進一步提升了大健康觀的地位與意義，將全民健康事業提升到了國家戰略的高度，成為新時代健康衛生工作的綱領。隨著21世紀國民健康事業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這一時期青年健康政策也呈現出新特點，更加注重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科學發展理念，倡導多元主體協同治理和多部門合作機制，重視整合社會多方資源，積極借鑒國際先進經驗，在政治、教育、衛生、體育和社會服務等多個領域共同促進青年身心健康發展。

2.現行青年健康政策的特征

通過梳理青年健康領域的政策演進歷程，可以發現不同時期的青年健康政策呈現出不同的特征。而現行的青年健康政策具有如下特點：一是更加注重“大概念”范疇下的青年健康，更加強調向“復合性”政策目標的轉變。例如，《“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確立了“以促進健康為中心”的大健康觀，以“共建共享、全民健康”為戰略主題建設健康中國，在“大概念”的健康政策框架之中全方位、全周期維護和促進青年群體的健康水平。《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年）》要求，應將持續提升青年營養與體質健康水平作為青年健康工作的發展目標，使青年心理健康問題的發生率得到有效控制，引領青年積極投身健康中國建設。這是對以往將“增強青年體質”作為手段為政治、軍事和勞動提供服務等狹隘認識的突破，也豐富和升華了“增強體質”“健康成長”等單一政策目標，實現了由“重社會需要”向“促青年成長”的理性轉變，能夠更好地體現出“以人為本、健康第一”的青年健康理念。二是青年健康政策的傳播渠道更加廣泛，互聯網、多媒體在對青年健康的推動與促進方面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青少年體育“十三五”規劃》明確提出要改善青少年體育信息化基礎條件，加強互聯網青少年體育政務信息數據服務等公共平臺建設，建立青少年體育工作管理和服務信息系統，增強信息的及時性和權威性，充分發揮“互聯網＋”對青少年體育的推動作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指出應推進數字化校園建設，不斷加快教育信息化進程，重點加強農村學校信息基礎建設，實現多種方式接入互聯網，縮小城鄉數字化差距。各種新媒體、網絡平臺正以其迅速、便捷的傳播方式改變著傳統的政策傳播渠道，對當今青年群體的健康意識和生活方式產生了顯著的影響。三是青年健康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更加注重不同政策主體間的協調統一，并通過協同治理促進青年健康政策的落實。傳統、單一的政策決策主體已不適應當今社會的發展，政府不同部門之間聯合出臺青年健康政策的情況更是常見。《全國精神衛生工作體系發展指導綱要（2008年-2015年）》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該文件由衛生部、發改委、教育部、財政部、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等十七個部門聯合，文件既明確要求各有關部門要切實履行職責、共同推進工作開展，又根據不同部門的職能制定了具體的工作要求和行動步驟，通過開展富有成效的多部門合作，形成促成政策目標實現的合力。

二、基于愛德華政策執行模型的青年健康政策執行效果評價

盡管我國青年總體上健康水平穩步提升，但各種青年健康問題依然存在，除了社會環境、生活方式的改變和青年自身承受的生存、發展壓力等原因外，健康政策不完善和執行不力也是導致青年健康狀況下滑的重要原因。我國學者陳慶云認為，將政策理想轉化為政策現實、將政策目標轉化為政策效益的唯一途徑是政策執行，可以說，政策執行是政策生命周期中最重要的環節之一[4]。由于目前我國各類青年健康政策落實與執行情況的評價指標相對較少，因此本研究通過“愛德華政策執行模型”分析影響青年健康政策執行效果的因素，評述青年健康政策的執行效果，探究我國青年健康政策執行困境中的紓解路徑。G.愛德華在《執行公共政策》一書中，提出了“愛德華政策執行模型”，該模型認為交流與溝通（communication）、資源（resources）、政策執行者偏好（disposition）和官僚組織結構（bureaucraticstructure）四個主要因素的互動關系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政策的執行狀況[5]。其中，交流與溝通包括政策內容與執行方法能否清晰準確地傳達給政策執行人員，可以深刻影響政策執行者的主觀意向；資源包括合格的政策執行人員、政策信息、政策執行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財力和政策權威，是保證政策有效執行的必要條件；執行者偏好包括政策執行者對政策的興趣、支持程度、選擇性解釋和自由裁量權的行使等內容，其中政策執行者的態度將對政策執行效果產生極大影響；官僚組織結構分別從標準作業程序和執行權責分散化兩個方面影響政策執行的效果。

1.政策執行標準模糊，信息溝通不暢

過于籠統的政策執行標準和彈性過大的政策方案會造成政策的標準化程度不高，出現政策執行部門架空政策或敷衍政策的情況。例如，某省出臺的《關于強化學校體育促進學生身心健康全面發展的實施意見》中規定：“將公共體育設施盡量建設在中小學周邊，實現資源共享”“逐步增加初中畢業體育考試成績在學生綜合素質評價和中考成績中的權重”，可以看出，當前很多政策條款在語言表述上使用了“盡量”“爭取”“逐步解決”“不斷完善”等較為模糊的詞匯，缺乏明確的執行標準，政策執行主體具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和變通余地，造成各級政府、部門按照自己的意志來理解和執行青年健康政策，一旦發生利益沖突，政策執行的效果勢必大打折扣。而上級部門獲取政策執行情況也更多地依賴于基層單位的逐級上報，缺乏多元監控機制，政策執行信息的不透明、不對稱將導致部分政策執行人員謊報或瞞報政策執行情況或相關數據。例如，《國家學生體質健康標準》要求各個學校每年應將測試的數據及時上報至國家學生體質健康標準數據管理系統，然而從多年的統計數據看，總體上報率尚不足50%，其中2012年底數據上報率要達到100%，而最好的省達到80%，最差的還不到10%[6]。由于青年健康政策宣傳不夠廣泛，政策傳播溝通機制不夠健全，加上政策執行的監督手段缺位，導致當前很多青年對體質、心理健康政策認知有限，影響了政策執行效果。

2.政策資源面臨短缺，政策權威性不夠

青年健康政策的落實離不開人力、財力、物力和信息等政策資源的保障，而各類資源短缺成為制約我國青年健康政策落實的瓶頸。以上海市為例，上海市中小學共有在校生120萬人左右，但體育老師僅有8000余人，根據國家規定的師生比標準，該市體育老師的標準配置應為1.2萬左右，缺口達到1/3[7]。據統計，隨著基礎教育課改帶來的中小學體育課時量增加和校園陽光體育運動的開展，全國其他城市同樣面臨體育教師緊缺的問題。從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來看，2014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為2.64萬億元，占GDP比例為4.15%[8]，2015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為2.92萬億元，占GDP比例為4.26%[9]，2016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為3.14萬億元，占GDP比例為4.22%[10]。盡管教育經費投入不斷增加，但是與7%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還有一定差距，也限制了學校體育、衛生保健等工作的開展。另外，根據相關調查，有30%的高校仍未設立心理咨詢中心，70%的高校缺少負責健康管理的專門人員，80%的高校未成立健康管理的學生社團，60%的高校尚未開設健康管理的相關課程[11]。這表明，當前高校也存在青年健康管理職能缺位、學生健康管理隊伍建設落后、資源投入不足等問題。政策權威性方面，除《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等專門的國家立法外，我國青年健康政策大多以通知、條例、意見、規定等形式，在政策實施過程中其法律效力和政策權威性明顯不足，不能對各級政策執行人員及行政相對人產生較好的約束作用。以國務院辦公廳2012年53號文件《關于進一步加強學校體育工作若干意見》為例，該通知要求：“各級人民政府要認真履行開展學校體育工作的職責，并將學校體育發展工作納入本級政府的年度工作報告。”但在全國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不含港澳臺）在2013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除北京外，其他30個省級政府均未提及青少年體育發展問題[12]。由于政策缺乏強制性，造成地方政府缺乏對學校體育工作的重視，在學校體育設施、場館建設等方面缺乏積極性，進而影響到青年體質健康水平的提高。

3.政策執行主體的價值取向存在差異，政策環境存在阻滯因素

在政策執行中，相關人員對政策的認同程度以及自身的價值取向將對政策執行的效果產生較大影響。盡管我國的教育理念正在由“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變，但受長期應試教育觀念以及“分數第一”人才評價體制的影響，從校長、班主任到任課老師普遍將升學率作為首要目標。根據相關調查，普通中學校長重視學校體育政策執行的占被調查者的51.6%，一般重視和不重視的比例分別占35.5%和12.9%[13]。而在高校中，只有8%的高校領導對健康管理有一定了解，16%的校領導表示聽說過但不知道具體內容，有20%的人則表示從來沒有聽說過健康管理[14]。這反映出學校管理層缺乏青年健康管理的理念與認識，而班主任和任課老師也對學生健康政策執行的重視程度不足。另外，家長對子女學習成績的關心程度也遠遠超過體育鍛煉和身心健康。由于升學和考試的壓力，在休息日和節假日我國仍有近70%的畢業班學生參加課外輔導班，平均每人參加3個輔導班，最多的達到6個，近70%的學生每天做家庭作業的時間超過兩個小時[15]。在“高考指揮棒”以及“唯分數論”的人才選拔機制導向下，學生更關注學習成績與未來的升學需求，忽視了體育鍛煉和心理問題的疏導。另外，社會、學校、家庭在青年健康發展方面尚缺乏有效銜接協同機制，沒有形成立體化的“三位一體”健康教育格局。隨著科學水平的提高和物質條件的改善，當代青年群體更愿意選擇上樓乘電梯、出門以車代步、干家務活找家政，鍛煉機會較以前大大減少，加上飲食結構不合理，成為青年健康政策有效執行的外在不利條件。人們在享受科技發展成果的同時，卻付出了身體機能退化的代價，其中最明顯的是人體失去了協調、靈敏、力量、平衡等許多必備的運動素質以及對外界的適應能力。由于當前青年群體獨生子女比例偏高，家長對孩子過度保護、溺愛等問題明顯，一些家長怕孩子吃苦或出意外，不愿讓孩子參加體育鍛煉。據統計，在休息時間及節假日，學生最喜歡做的三件事是上網聊天打游戲、聽音樂學唱歌和看電視，而出去運動的不到30%[16]。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缺乏強身健體的意識，最終影響到健康政策的執行效果。

4.政策執行部門之間存在利益沖突，聯動銜接機制不夠完善

青年健康政策主要執行機構包括各級國家機關、群團組織以及地方學校，這些組織機構分屬不同部門和領域。根據公共選擇理論，青年健康政策執行的本質就是不同利益相關者進行各種利益博弈、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政治過程。有學者對南京部分高校、中小學的領導和教師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只有23.5%的被調查者支持陽光體育運動，而反對陽光體育健身跑的被調查者卻占到54.2%，另外22.3%的被調查者認為陽光體育健身跑可有可無，究其原因，每個學校只將升學率視為辦學的生命線，因此很難抽出時間開展陽光體育運動[17]。這說明不同部門在青年健康政策的執行中都有自己的利益追求，當利益與政策目標不一致時，就會出現相互矛盾、抵觸并導致政策執行的偏差。此外，青年健康工作事關社會全局，政策執行涉及多部門、多領域。在我國政府系統內部，與健康有關的公共事務治理權力分布在至少十一個部委與機構，并且是在全國范圍內的省、市層面上運行，這將造成各級政府以及部門之間產生各種協調問題[18]。不同政策執行主體的聯動與配合直接影響到青年健康政策的有效執行，但目前政府的科層結構、部門壁壘與市場訴求之間的矛盾依然突出，部門之間還存在配合不完善甚至各自為政的問題。例如體育部門為提升青年學生的體質健康而舉辦部分體育比賽，卻得不到教育部門的認可和升學加分，而教育部門主辦的比賽成績也得不到體育部門的承認，無法與運動員等級評定掛鉤。這反映出部門間的聯動機制不夠完善，造成政策執行成本的增加和目標的偏離。

三、我國青年健康政策有效執行的紓解路徑

1.明確政策執行標準，拓寬政策信息溝通渠道

針對青年健康政策執行標準模糊、信息溝通不暢的問題，各級政策執行部門應結合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對青年健康政策的執行標準進一步細化，制定更加符合地方實際需求的配套實施意見，拓寬信息溝通渠道，做到實效性、具體性和針對性的統一。一是明確各級政府部門和組織關于青年健康政策的執行標準及責任劃分，積極借鑒發達國家先進經驗，著力解決青年健康政策執行過程中存在的責任主體不明確、政策執行剛性不足等實際問題，并建立相應的行政問責制度。二是完善政策執行的保障措施和激勵辦法，如：將青年健康政策的執行和落實情況納入各級政府的考核指標體系，對青年健康政策執行效果好的地區和學校進行表彰和獎勵，提高其執行青年健康政策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三是及時對青年健康政策的執行情況進行反饋和上報，建立定期督導、巡視和調研制度，并利用互聯網、引入社會專業機構等手段建立第三方監測系統，確保政策制定者及時獲取真實有效的政策落實情況，以便及時修訂和完善相關政策。四是要更新溝通理念，借助互聯網和多媒體手段加強政策信息傳播力度，廣泛宣傳青年健康政策，定期向社會公布青年健康狀況監測結果，形成全社會共同關注青年健康的氛圍，增強青年健康政策執行效果。

2.充分整合與優化政策資源，提高青年健康政策的權威性

在公共政策執行中，充分而有效的政策資源是保障政策有效執行的關鍵，因此，應注重整合與優化人力、財力、物力等相關資源。一是針對我國當前健康管理專業教師數量不足、健康管理課程開設較少，以及用人單位人員編制限制等問題，應構建師資隊伍建設的長效機制，既要有計劃、大幅度增加健康管理相關專業教師的編制數量，也要對新進教師加強選拔和培養力度，并采取兼職、外聘等形式，建設一支學科互補、人員穩定、專兼結合的青年健康教育師資隊伍。二是進一步提高中央及地方財政教育經費及專項經費的供給，使相關財政預算與經費結構更加科學合理，并保證經費供給的及時性、有效性。針對中西部地區經濟相對落后、農村健康教育資源相對匱乏的情況，財政資源調配時應適當傾斜，實現有限資源合理配置。三是各級政府及學校要從發展的戰略高度制訂青年健康促進計劃和健康管理方案，如：高校可以建立由校領導負責，校醫院、教務處、學工處、心理咨詢中心、體育教學部等職能部門及各院系組成的大學生健康管理工作系統，具有醫療、保健、防疫、健康教育、健康促進等多重職能，通過資源的整合更好地服務于青年學生健康。政策的權威性能夠保障青年健康政策的功能得到有效發揮。因此，一方面，將部分重要的青年健康政策上升到立法議程，以法律形式增強其執行的效力，為政策執行賦予法律保障，并建立科學有效的考核評估及問責機制。另一方面，對當前青年健康政策進行梳理和完善，對于不能適應當今社會標準和要求的政策應及時進行更新和修訂，如1990年、2002年分別頒布實施的《學校衛生工作條例》《全國普通高等學校體育課程教學指導綱要》，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政策陳舊問題，不能較好地適應時代的發展。

3.革新人才評價方式，幫助青年樹立正確的健康觀

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認為，個體的偏好受到自身利益最大化動機的驅使并依賴于制度結構，因此政策的調整將影響和改變政策執行者偏好及行為。以高考為例，可以建立以過程性評價和綜合素質評價為主的人才選拔方式，將學生體質、心理健康測試成績作為高考成績的一部分，從培養“工具人”的簡單教育理念轉變為培養“全面發展人”的崇高社會目標，從而提高學校、家長和師生對體質、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視程度。同時，還要注重網絡、媒體作用的發揮，大力宣傳有利于促進青年健康的生活常識和健康知識，提高整個社會對青年健康政策的認識，為青年群體營造積極、和諧的社會環境和輿論氛圍。家庭也要樹立“健康第一”的生活理念。首先，家長應樹立科學的教育觀、成才觀、健康觀，以“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的理念啟迪青年人努力實現自我價值，而不只是囿于“學而優則仕”之類的傳統思想。其次，除了合理調整膳食結構和營養搭配、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與行為習慣外，家長還應注重家庭健康教育，既要在態度上鼓勵青年子女積極參與體育鍛煉，也要在行動上率先垂范，如：多步行騎車少坐車、多戶外活動少上網等等。通過家庭成員共同參與鍛煉和相互交流心得，促進身心健康成長，增進彼此親情關系。

4.建立合理的權責機制，實現多元主體協同合作

青年健康政策的執行涉及不同層級、不同職能的政府部門及社會組織，在層級制政府合作中，權力的劃分和利益的分配直接影響到公共資源的配置，進而影響到政策執行的效果。因此，既要優化和完善青年健康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利益分享、沖突調解制度，又要對政策執行主體加強法律約束和組織約束，建立規范的權力與責任相互制約與協調機制，將不同主體的利益更好地統一起來。例如，除升學率外，可以將青年學生的健康狀況納入各級學校及學生本人的評價指標體系，使青年學生的體質、心理健康成為政府、學校及青年學生共同的利益目標。另外，考慮到不同地區自然與社會經濟條件的差異，應因地制宜，合理設置政策執行的預期目標與評估方案，保證不同地區及主體在青年健康政策執行中的高動力。青年健康政策的執行，僅僅依靠教育、衛生、體育等單個部門是遠遠不夠的，應以多層次、跨領域的理念建立多部門聯動機制，有效整合多方資源，實現多元主體協同治理。如：建立政府部門、學校以及群團組織等多個部門共同參與的聯席會議制度，將健康教育、體育鍛煉、衛生保健、心理咨詢、營養膳食等工作結合起來，調動充分的政策資源保障青年健康政策的落實，并統籌解決青年健康政策執行中遇到的各類問題。針對影響青年健康的常見問題，如校園的穩定和安全、環境污染的防治、煙草監管、網絡凈化等等，應建立政府、社區組織、學校和家庭等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協同治理模式，通過多主體協同合作促進青年健康水平的提高。

作者：蘇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