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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階梯按需分配的具體設想

（一）推進方向1.免費住房。住房上借鑒丹麥全民免費住房的制度，即任何家庭只要沒有住房，都可向政府申請免費住房。富裕的有房者只要賣出現有住房，自然也可以無差別地申請。同時免費住房實行每月一定免費額度的水電氣供應。另外各地普遍設立救助站。山東臨沂由政府出資設立并補貼運營的面向打零工者的一元錢旅店也值得推廣。2.免費教育。我們國家已經實行了九年制免費教育和免除部分中專技校學生的消費。現在需要實行免費政策全階段覆蓋。即學前教育、高中、大學、研究生教育全免費。近年教育部要推出的研究生教育收費制度是令人遺憾的。據說是因為有人說本科生收費，研究生為什么免費。這顛倒了方向。應該問，研究生教育免費，為什么不實行本科生免費教育。同時政府還應出資在學校推出免費午餐，小學生實施課間免費營養加餐，在給中小學生免費發放夏裝、春秋兩季及冬裝校服的基礎上。3.免費醫療。現在我國的醫療制度也是多軌制，有公務員的醫療體系，企業職工的醫療體系，新農合農民的醫療體系，城市居民的醫療體系。建議借鑒陜西神木模式，在全國推廣。即對全國所有公民實行免費醫療，但要有一定的醫療費起付線加封頂制度。

（二）經費來源實施階梯按需分配的設想需要政府大量的資金投入。若通過加稅來實現，一是會加重企業和個人負擔，抑制經濟活力；二是可能引起各方反對力量借勢攻擊此方案。現實途徑是國有企業變現。前文公有制部分已經論及其自身難以解決的定位問題，沒有再存在的必要。實際上，我們已經實行了多年國有企業上市要劃撥部分股份給全國社保基金的制度。現在應擴大劃撥比例。對無上市計劃的國企另作安排。

二、階梯按需分配對當今幾個熱點難點經濟問題的化解

（一）最低工資問題由政府設定最低工資標準，并不能真正保護勞動者利益，還會對經濟健康發展帶來種種危害。對此一些學者早有論述。簡單地說，工資價格只能由市場決定。試想，某地政府把最低工資價格定位每月1000元，而當地一些企業有一些工作崗位的工資只有低于800才對企業有利，同時也有人愿意以低于800元做這些工作。若政府不嚴格執行最低工資政策，就會削弱法律權威。同時選擇性執法必然帶來權力尋租與腐敗。若政府嚴格執行最低工資政策，那么企業就面臨兩種選擇。要么提高這些崗位的工資———結果是有的企業盈利減少，發展受限，有的企業可能面臨滅頂之災而就此關門。要么為避免上述不利局面而寧可不招人———結果是既剝奪了企業發展機會又剝奪了人們通過勞動自食其力的機會。無論如何都會妨礙企業發展，而這會使勞動崗位相對求職者進一步稀缺，勞動者的長遠利益也要受損，政府的稅收也會減少。實際上是資方、勞方和政府的三輸局面。最近經濟界較多地在談論德國經濟在2008年的全球危機后在西方國家中一枝獨秀的現象。原因是危機前幾年施羅德政府就改革了僵化的勞動制度，推動靈活就業。當然，現代文明社會不能坐視勞動者付出勞動卻難以糊口養家的不人道現象。這就需要政府通過階梯按需分配制度來解決這一矛盾。保障人民生活，維護社會公平是政府的天然職責。實行最低工資制度是把政府責任轉嫁給企業的一種推卸責任、避重就輕、角色錯位的錯誤安排。現在，我國一些人出于各種原因呼吁加強最低工資制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政府一旦采納這種建議，貽害無窮。同時，也只有盡快公布實行、不斷完善階梯按需分配制度才能對這種建議釜底抽薪。

（二）養老金問題我國的養老金雙軌制受到越來越多地批評。實際上我國的養老金制度是四軌制，即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的高養老金、企業職工的中等養老金、新農保農民的低養老金、一些城鄉居民的零養老金。現在，企業職工要求向公務員事業單位養老金標準并軌的呼聲很強。即使這二者并軌了，我國的養老金制度的不公平仍然存在，甚至和后兩種人的差距更大了。若我們能實行上述階梯按需分配的設想，可以實行全民養老金大并軌，統一按照低標準發放。以現在的物價來看，每月不需超過500元。有人會爭論說雖然這里省下來資金了，但實行上述設想也增加了開支，總開支不是一樣么？實際上是不一樣的。養老金的支出是剛性的，每人都得發放。教育、醫療的支出是有很大彈性的，即不是每個人都要上大學、生大病。

（三）價格補貼問題市場經濟條件下非壟斷行業的價格除非在緊急狀態下不應該有政府干預、管制。現在我國的難題在于一些產品、服務價格若放開管制，短期內會上升，給低收入階層造成壓力。但不放開價格管制，不取消對生產者的補貼，就不可能擺脫生產要素價格體系的紊亂和政企不分的頑癥。有了完善的階梯按需分配制度作為保底支撐，我們就可放開價格管制，取消對生產者的補貼，健全理順市場經濟體系。讓人欣慰的是我國有越來越多的地方開始向消費者發放價格補貼。2012年春節前，為確保城鄉困難居民安心過年，成都啟動了價格補貼聯動機制，向城鄉困難群眾發放價格補貼，補貼金額共計4.87億元，補貼對象除成都城鄉低保對象、農村五保對象、城鄉重點優撫對象、市屬福利機構集中供養的“三無人員”之外，還擴大到領取失業保險金人員和未達到低保標準但收入較低的其他困難群眾。2011年以來，成都積極運用價格調節基金，補貼城鄉困難群眾，充分發揮了價調基金服務民生的作用。2011年全年成都共發放價格補貼金額總計近6億元，約220萬人次受益。[4]2014年5月，三亞市財政計劃將2.2億多元的資金作為物價補貼發放給全市約64萬名市民，被稱為“全民紅包”。“紅包”的發放對象為具有三亞本地戶籍的城鄉居民，以及交足6個月醫保的非本地戶籍在職人員和靈活就業人員，上半年一次性360元。[5]受外來旅游者和購房者影響，三亞市場價格居高不下，而這不是本地政府能控制得了的，發放價格補貼可謂一舉兩得。幾年前，蘭州市面對拉面成本上漲引起的拉面價格上漲，拉面大中小碗的限價。兩相對比，高下立判。

（四）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問題城鎮化是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我國現在城鎮化程度明顯偏低，其中一個原因是很多農民工無法完全轉為市民。若有了完善的階梯按需分配制度作為保底支撐，進城農民工沒了后顧之憂，就可以完全轉為市民。農村的宅基地和耕地就可以放心轉讓出去，農村耕地就會加快流轉到種糧大戶或專業合作社，加快農業現代化。

三、推進階段性按需分配是彰顯我國制度優勢的重要內容

社會主義制度是比資本主義制度更優越的制度。其優越性要靠理論論證、新聞宣傳，但最根本的還是要靠現實實踐和人民感受。在當今國門大開、網絡資訊觸手可及的時代，西北歐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國家的高福利雖被一些理論權威定為無足可取，但無法打消普通民眾的稱羨；就連一般被認為自由放任國家的美國，奧巴馬政府也推出了全民醫保法案。過去三十年我們的優勢是經濟快速發展，但此種快速發展是難以為繼的，增長速度終究要回落到一般水平。在此形勢下，我們要繼續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彰顯我國制度優勢，就必須在理論上放棄那種按需分配還不具備條件的陳舊說法，旗幟鮮明、理直氣壯地的宣布按需分配的優越性，在實踐上盡快完善階梯按需分配制度。

作者：胡凱基單位：安徽大學歷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