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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白學刊雜志》2015年第五期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的失敗，喚醒了沉睡的國人。如梁啟超所說：“吾國則一經庚申圓明園之變，再經甲申馬江之變，而十八行省之民，猶不知痛癢，未嘗稍改其頑固囂張之習，直至臺灣既割，二百兆之償款既輸，而鼾睡之聲，乃漸驚起。”一些有識之士大力主張改造國民的身體，中國近代身體由此生成。隨著“亡國滅種”危機的日益加深，有識之士又同時看到：身體的改造并不能救亡，只有“喚醒鐵屋子沉睡的人”，才能使中國走向富強。魯迅在《吶喊•自序》里說過這樣的話：“我便覺得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于是，中國的身體運動發生了重大的轉變，由“身體改造”到“身心解放”。新文化運動同人恰逢其會，為這一轉變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身與心是合一的。《孟子•公孫丑上》云：“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這里“心”“體”并用，統一于人。因此，古人講究“身心并舉”。《大學》就是這樣說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到了近代，“身”“心”開始分離。19世紀末，由于“亡國滅種”危機加深，身體作用凸顯。蔡鍔指出：“體魄之弱，至中國而極矣。人稱四萬萬，而身體不具之婦女，居十之五；嗜鴉片者，居十之一二；埋頭窗下，久事呻吟，龍鐘憊甚而若廢人者，居十之一。其他如跛者、聾者、盲者、啞者、疾病零丁者，以及老者、少者，合而計之，又居十分之二。綜而核之，其所謂完全無缺之人，不過十之一而已。此十分之一中，復難保其人人孔武可恃。以此觀之，即歐美各強棄彈戰而取拳義，亦將悉為所格殺矣。”因而，提倡尚武。尚武，按照梁啟超的解釋，“尚武者，國民之元氣，國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賴以維持者也”。也就是說，梁啟超、蔡鍔等人想通過改造國民身體，以改造中國。新文化運動同人早期也是這樣認為的。陳獨秀指出：中國人喜歡聽天由命，認為什么都是天命如此，氣數當然，人力不能挽回。國家也是如此。要改變這種狀況，就要盡人力振作自強。不盡人力振作自強的，就要衰敗，大而一國，小而一家，都逃不過這個道理。陳獨秀這種保身亦保國的觀點，和梁啟超、蔡鍔軍國民思想沒有大的差異。

魯迅因少年常常幫父親抓藥，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于是同情被騙的病人和家族。魯迅又從譯出的書中，知道了日本的明治維新發源于西方醫學。于是留學日本學醫，“預備卒業回來，救治象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于維新的信仰”。魯迅想通過改造國民的身體來改造國家。新文化運動同人這種身體改造反映在社會上，就是改造社會的惡俗。如表現在婚姻上，就是改造婚姻上的不合理現象。在陳獨秀看來，過去的婚姻，“不由二人心服情愿，要由旁人替他作主，強逼成婚”。這樣的婚姻，“只因攀扯人家的富貴，或是戀了親戚的交情，孩子沒有一尺長，便慌著說媒定親，到后來是個瞎子也不曉得，是個身帶暗疾不能生養，不能長壽的也不曉得，男的是個愚笨無能的也不曉得，是個無賴敗家的也不曉得”。因此，陳獨秀主張婚姻自主。他說：“若是夫婦不睦，都可以退婚，另擇合式的嫁娶，那全國的才子佳人，都各得其所，家家沒有了怨氣，便于國家也自然要添一段太平景象了。”表現在纏足上，就是主張放足。在周作人看來，纏足有害文明的進化。周作人指出：“有的學者認為，西方婦女的‘以身殉美觀’的束腰，它的危害比纏足還大，這是一種錯誤的觀點。以身殉丑觀的纏足是一種野蠻行為。作為文明古國的新青年，興高采烈的出門去，忽然的當頭來了一個一蹻一拐的女人，這種文明古國的想法蕩然無存。如果是老年人，表明我的叔伯輩是喜歡這樣丑觀的野蠻；倘若年青，便表明我的兄弟輩是野蠻，總之我的不能免為野蠻，是確定的了。”

因此，為了文明的進步，“我最喜見女人的天足”。表現在暗殺上，就是廢除暗殺。說：“抑暗殺者，不獲己之舉。仁人志士，本悲天憫人之苦衷以出于暗殺，大不幸之遇也。惟以反抗暴力之故，有不得不需乎暴力者；以毀滅罪惡之故，有不得不蹈乎罪惡者。縱賴以為斯民除暴，而其深自懺悼者，終其身弗能怡然自安。仁人志士，疾惡若仇，猶必不獲己而出此，且引以為大不幸焉。及強暴者為之，反恃此為快心之具，以濟厥奸，滔滔禍水，流毒尚有窮時耶。”認為，暗殺是得不償失，是對身體生產的破壞。“是暗殺之風，所以不可長于群德墮喪之國歟！”新文化運動同人早期身體改造說明了一個不爭的現實：在國勢頹危之際，改造身體作為改造一切的基礎，成為許多知識分子共同具有的基礎理念。正如一學者指出：“中國是在經過一系列的努力與失敗后，才將目光轉向原先不認為是問題的身體上，企望從中模造出一個富強的基礎出來。……身體所以成為舉國注目的焦點，成為各種論述和實踐性行動出發的起點，其實和前此各種改革運動的失敗有莫大的關系。身體并不是從一開頭就與國家的存亡或民族的興盛產生密切的聯想關系。將身體賦予一個勞役和稅賦之外的職責，是一個十分時代性的決定。而之所以會有這種轉變的發生，國勢的頹危與各種改革的失敗是其主要的背景原因。”但是，身心并不能完全分離，因為人以體認的方式認識世界，心靈離不開身體與身體經驗。更何況中國傳統文化有身心合一的傳統。梁啟超指出：“凡人于肉體之外，必更求精神上之愉快，乃可以為養，此即屈子好修之說也。好修之道有二：一曰修德，二曰修學。修德者，從宗教道德上，確有所體驗，而自得之于己，則浩然之氣，終身不衰，自能不淫于富貴，不移于貧賤，此最上也。但非大豪杰之士，未易臻此造詣，則亦當修學以求自養。無論為舊學為新學，茍吾能入其中而稍有所以自得，則自然相引于彌長，而吾身心別有一系著之處，立于擾擾塵勞之表，則外境界不能以相奪。即稍奪矣，亦不至如空壁逐利者，盡為敵據其本營而進退無據也。”在前人的基礎上，新文化運動同人進一步把心從身脫離而出，主張心的覺醒。陳獨秀指出：“今之中國人心散亂，感情智識，兩無可言。惟其無情，故視公共之安危，不關己身之喜戚，是謂之無愛國心。惟其無智，既不知彼，復不知此，是謂之無自覺心。”認為沒有愛國心和自覺心，國家就會滅亡。深有同感，認為政俗特質之變革“自賴先覺者之盡力，然非可期成功于旦夕也。惟吾民于此，誠當自覺。”而自覺之義，先樹立愛國的意識：“求一可愛之國家而愛之，不宜因其國家之不足愛，遂致斷念于國家而不愛”。盡管如此，新文化運動同人的心的覺醒是建立在身體的基礎之上的。標志新文化運動開始的《青年雜志》發表《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了六點要求，即：1.自主的而非奴隸的；2.進步的而非保守的；3.進取的而非退隱的；4.世界的而非鎖國的；5.實利的而非虛文的；6.科學的而非想象的。這六點要求是基于這一狀況：“吾見夫青年其年齡，而老年其身體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齡或身體，而老年其腦神經者十之九焉。華其發，澤其容，直其腰，廣其膈，非不儼然青年也；及叩其頭腦中所涉想所懷抱，無一不與彼陳腐朽敗者為一丘之貉。……循斯現象，于人身則必死，于社會則必亡。”也就是說，新文化運動高舉的“民主”與“科學”大旗，是以身體的改造為基礎的。

正如1918年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中所說：“我們所說的人，不是世間所謂‘天地之性最貴’，或‘圓顱方趾’的人。乃是說，‘從動物進化的人類’”。在周作人看來，人具有兩個特點：一是“從動物”進化的；二是從動物“進化”的。人首先是一種生物，與動物的本質是一樣的。因此，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應得完全滿足。凡有違反人性不自然的習慣制度，都應該排斥改正。其次，人又不同于動物，它比動物更為復雜高深，而且逐漸向上，有能夠改造生活的力量。因此，人的身體是第一位的，以科學和民主的精神，為身體祛魅，是人的解放一個必要的步驟。具體來說，首先要破除封建制度和封建禮教對身體的束縛。吳虞認為禮與刑是封建制度規訓人的身體的重要工具。他說：“觀陳寵、孟德斯鳩及劉申叔之說，吾國之禮與刑，實交相為用。故《禮運》以禮為人君之大柄，而《漢書•刑法志》稱大刑用甲兵。專制之國，其御天下之大法，惟禮與刑二者而己。”而“忠”與“孝”是封建禮教的具體表現形式。他說：“他們教孝、所以教忠，就是教一般人恭恭順順的聽他們一干在上的人愚弄，不要犯上作亂，把中國弄成一個‘制造順民的大工廠’。”因此，“一部歷史里面，講道德說仁義的人，時機一到，他就直接間接的都會吃起人肉來了”。“吃人的就是講禮教的，講禮教的就是吃人的”。這與魯迅在《狂人日記》所說“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德道’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是一樣的意思。胡適從李超的病死看到封建制度對身體的摧殘：李超的病與死，“可以用做中國家庭制度的研究資料，可以用做研究中國女子問題的起點，可以算做中國女權史上的一個重要犧牲者”。新文化運動同人透過身體，看到了其背后的制度與倫理的壓制，從而為身心的解放和“科學”“民主”精神的植入開啟了一扇大門。因此，身體的各種外在形式成為揭露與解放的工具。認為娼妓的存在，是身體買賣和身體不平等的結果。他指出：“你想好端端的一個人，硬把他放在娼門里，讓他冒種種恥辱，受種種辛苦，在青天白日之下，去營那人間最卑賤的生活，賣自己的肉體、精神、完全人格，博那些擁有金錢的人的歡心；那一種愁苦、羞憤、卑屈、冤枉，真是人所不能忍受的境遇。”從自由的觀點出發，認為“為尊人道不可不廢娼”“為尊重戀愛生活不可不廢娼”“為尊重公共衛生不可不廢娼”“為保障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不可不廢娼”“為保持社會上的婦女地位不可不廢娼”。

而胡適認為“貞操不是個人的事，乃是人對人的事；不是一方面的事，乃是雙方面的事。”他從資產階級平等思想出發提出了四點建議：“（一）男子對于女子，丈夫對于妻子，也應有貞操的態度；（二）男子做不貞操的行為，如嫖妓娶妾之類，社會上應該用對待不貞婦女的態度對待他；（三）婦女對于無貞操的丈夫，沒有守貞操的責任；（四）社會法律既不認嫖妓納妾為不道德，便不應該褒揚女子的‘節烈貞操’。”因此，從1916年新文化運動開始，新文化運動同人的身體改造與身心解放合二為一了。陳獨秀指出：“從前種種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種種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首當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國家；以新社會；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償，吾人始有與晰族周旋之價值，吾人始有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資格。”從而提出從1916年后，“一、自居征服ToConquer地位，勿自居被征服BeConquered地位；二、尊重個人獨立自主之人格，勿為他人之附屬品；三、從事國民運動，勿囿于黨派運動。”這與當時社會“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是一致的：“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蠻其體魄；茍野蠻其體魄矣，則文明之精神隨之。……體育之效，至于強筋骨，因而增知識，因而調感情，因而強意志。筋骨者，吾人之身；知識、感情、意志者，吾人之心。身心皆適，是謂俱泰。故夫體育非他，養乎吾生，樂乎吾心而已。”其次，提出了身心解放的對象和各種方法。認為身心解放的對象主要為青年。因為“今者，白發之中華垂亡，青春之中華未孕，舊稘之黃昏已去，新稘之黎明將來。際茲方死方生、方毀方成、方破壞方建設、方廢落方開敷之會，吾儕振此‘晨鐘’，期與我慷慨悲壯之青年，活潑潑地之青年，明迎黎明之朝氣，盡二十稘黎明中當盡之努力，人人奮青春之元氣，發新中華青春中應發之曙光”。的青年應該是與陳獨秀一樣的新青年，他們“頭腦中必斬盡滌絕彼老者及比諸老者壯者腐敗墮落諸青年之做官發財思想，精神上別構真實新鮮之信仰。”而不是“甚至縱欲自戕以促其天年，否亦不過斯斯文文一白面書生耳！年齡雖在青年時代，而身體之強度，已達頭童齒豁之期”的舊青年。在身心解放的方法上，陳獨秀認為應該首推教育。他說：“蓋教育之道無他，乃以發展人間身心之所長而去其短，長與短即適與不適也。以吾昏惰積弱之民，謀教育之方針，計惟去短擇長，棄不適以求其適；易詞言之，即補偏救弊，以求適世界之生存而已。”為此，他提出了關于教育方針的四條建議，即：“第一，當了解人生之真相；第二，當了解國家之意義；第三，當了解個人與社會經濟之關系；第四、當了解未來責任之艱苦”。陳獨秀這四點建議，與軍國民教育運動的身體思想有很大的不同，他主要強調的是個性的發展。所以有人指出：“這種著重個體、棄置集體的表現形式與訴求，是新文化運動在當時的重要表記，也是它所以深獲學子支持的理由。”主要通過制憲來獲取身體自由進而思想自由。他說：“蓋自由為人類生存必需之要求；無憲法上之自由，則無立憲國民生存之價值，吾人茍欲為幸福之立憲國民，當先求善良之憲法；茍欲求善良之憲法，當先求憲法之能保障充分之自由。”而在袁世凱北洋軍閥統治下，既無身體自由，又無思想自由。“蓋彼袁氏之虐，不過僇吾人之身體，掠吾人之財產，剝奪吾人家宅、通信、集會結社之自由，其禍僅及于身體，僅及于個人，僅止于一時，茲乃并民族之生命、民族之思想而亦殺之，流毒所屆，將普遍于社會，流傳于百世。”因此號召大家起來斗爭。“茍有匿身于偶像之下，以圣人之虛聲劫持吾人之思想自由者，吾人當知其禍視以皇帝之權威侵害吾人身體為尤烈，吾人對之與以其反抗之決心與實力，亦當視征伐皇帝之役為尤勇也。”胡適主張從文字上進行身心解放。他說：“思想之在文學，猶腦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則雖面目姣好，雖能笑啼感覺，亦何足取哉？文學亦猶是耳。”因此建議文學改良從八事入手，即：“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須講究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究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陳獨秀在胡適的基礎上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文學的改革，印證了著名身體社會學家布隆迪厄的一個重要觀點：“語言是一種身體技術，具體的語言學尤其是關于語音學的能力則是身體魔力的一個維度，它表現了個人與社會世界的整體關系，以及個人與世界的整體性社會滲透關系”。新文化運動同人的身體解放，為“民主”與“科學”的在場提供了重要條件，魯迅曾說：“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于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新文化運動同人通過喚醒國民身心，打碎了束縛人身心的種種枷鎖，從而使個體獲得了身心自由，人的價值和解放得到確立。

新文化運動的“身心解放”與軍國民教育運動的“身體改造”有著本質的不同。一是身體的個性化的弘揚。在軍國民教育運動下，國家的權威樹立在個人的身體之上，甚至成為個人身體忠誠的對象的發展。梁啟超指出：“國也者，積民而成，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臟、筋脈、血輪也。未有四肢已斷，五臟已瘵，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長生久視，則攝生之術不可不明。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強調的是國家至上。而新文化運動同人普遍強調個人身體的愉悅。陳獨秀指出：“社會是個人集成的，除去個人，便沒有社會；所以個人的意志和快樂，是應該尊重的。……執行意志，滿足欲望，是個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始終不變得。”“個人生存的時候，當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在社會上，后來的個人也能夠享受。遞相授受，以至無窮。”強調的是個人發展。這標志著身體生產已經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二是身體的民族化的實施。盡管新文化運動同人的前輩，也提倡把民族主義與身體改造結合起來。如梁啟超說：“故今日欲抵當列強之民族帝國主義，以挽浩劫而拯生靈，惟有我行我民族主義之一策。”但是他們的民族主義是建立在救亡的基礎上，將人的發展以及身體的無限發展可能性，置放在國家生存的前提下來權衡體現。一旦危機解除，身體改造就失去存在的合理性。新文化運動同人不但要挽救民族的危亡，而且要更生再造。如是說：“吾族今后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國之茍延殘喘，而在青春中國之投胎復活。蓋嘗聞之，生命者，死與再生之連續也。今后人類之問題，民族之問題，非茍生殘存之問題，乃復活更生、回春再造之問題也。”基于此，要“沖決歷史之桎梏，滌蕩歷史之積穢，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這與擺脫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對身體的束縛聯系起來了。這樣，身心解放作為民族再生的重要手段，建構起來。三是過去那些用來規訓個人身體的圣王之理，已經被一些世俗的生活規則和權利義務觀念所取代。胡適就指出：“自治的社會，共和的國家，只是要個人有自由選擇之權，還要個人對于自己所行所為都負責任。若不如此，決不能造出自己獨立的人格。社會國家沒有自由獨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腦筋；那種社會國家決沒有改良進步的希望。”

有學者認為其原因主要是白話文的興起：“這個在1917年以后成為顯性語言的白話文，不但在語體和修辭的層面上迫使文言文退居幕后，同時也使得以文言為載體的舊有道德論述，不再能以原有的面貌呈顯于世。”筆者認為，賦加在身體上的規則與權利義務的增加，是因為西學的廣泛東擴和民族危機的進一步加深。首先，20世紀初的中國，正是歐風美雨撲面而來的時代。胡適日記有段記載：“偶語韋女士吾國士夫不拒新思想，因舉《天演論》為證。達爾文《物種由來》之出世也，西方之守舊者爭駁之，歷半世紀而為衰。及其東來，乃風靡吾國，無有拒力。廿年來，‘天擇’‘兢存’二者名詞乃成口頭禪語。”這充分表明，西方思潮深刻影響著中國。一個重要表征，就是《新青年》連續不斷地登載了大量西方的譯著，如法國歷史學家查里斯的《現代西方文明史》、赫胥黎關于科學精神的論述和弗蘭克林的《自傳》片段等。特別是《新青年》第四卷第6號出版了挪威作家易卜生專號，發表其小說《玩偶之家》后，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袁振英說道：“當娜拉之宣布獨立，脫離此玩偶之家庭，開女界廣大生機，為革命之天使，為社會之警鐘；本其天真爛漫之機能，以打破名分之羈絆，得純粹之自由，正當之交際，男女之愛情，庶幾維系于永久，且能真摯，……易氏此劇真是為現代社會之當頭一棒，為將來社會之先導也。”真實地反映了社會追求身心解放的訴求，也說明西方思潮對身心解放的作用。其次，民族危機的加深。這不只是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領土的瓜分和掠奪，而是民族的整體墮落。陳獨秀就這樣指出過：“然自我觀，中國之危，固以迫于獨夫與強敵，而所以迫于獨夫強敵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墮落有以召之耳。即今不為拔本塞源之計，雖有少數難能可貴之愛國烈士，非徒無救于國之亡，行見吾種之滅也。”因此，救亡不只是國民的獻身，而是國民的身心解放。正如陳獨秀所說：“欲圖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國民性質行為之改善，視所需乎為國獻身之烈士，其量尤廣，其勢尤迫。故我之愛國主義，不在為國捐軀之烈士，而在篤行自好之士，為國家惜名譽，為國家弭亂源，為國家爭實力。”同樣認為：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網開三面’，把我們解放出來，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沖突，使他們不得不任我們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賴那權威的恩典，給我們把頭上的鐵鎖解開，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從那黑暗的牢獄中，打出一道光明來。”這表明身體解放已與民族解放結合起來，為后來革命身體的生成和發展提供了現實基礎和支持。總之，新文化運動時期，是身體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從19世紀中葉身體主張的生成，到19世紀末的身體改造，再到20世紀初的身體解放，身體發展經歷了一段急劇變動時期。新文化運動同人從科學和民主出發，提出身心解放，契合了時代的要求，不但開啟了思想上的革命，而且開啟了身體上的革命。

作者：伍小濤 單位：中共貴州省委黨校 社會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