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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起源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地中海沿岸國家進行研究得出結論，國家和法律的出現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生產力水平提高使得勞動產品增加，導致勞動產品出現剩余，而這些剩余產品就歸屬了氏族首領，氏族內部出現了第一次分化，即利用權力獲得財產。氏族內部成員從事一種勞動，為了提高生產率而產生了社會分工，導致個人占有產品數量的不同，氏族內部出現了第二次分化，即產生了只富不貴的階層。而氏族內部戰爭產生的俘虜引發了第三次分化，早期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氏族部落沒有能力給這些俘虜提供生存條件，于是就會把他們全部殺掉，但隨著剩余產品的增多，俘虜就轉化為奴隸，失去自由，而這些奴隸與氏族是沒有血緣關系的，所以保障所有氏族成員權利的規則無法繼續得以實行，氏族面臨著選擇，或者與這些奴隸進行長期的毫無理性的斗爭直至死亡，或者進行談判，重新制定規則，而這些規則卻只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即產生了法律，而為了保障法律的實施，于是建立了監獄，軍隊等暴力機關，國家也隨之誕生。因此，可以看出，西方法律是在氏族血緣關系被打破的基礎上產生的。

中國法律的起源原因則是人際關系的變動，即是由氏族之間的戰爭所導致的。遠古的先民都有自己相對固定的居住地，從而形成了氏族部落。而到了距今四千到五千年的時候，這些氏族紛紛放棄了自己的居住地，開始向著黃河中下游遷徙，因此而發生了規模空前的戰爭，后來皇帝部落取得勝利，為了保障自己的戰爭成果，就制定了一些規則來約束這些戰敗的部落，這就是法律的產生。支持這種觀點的證據有:(1)從考古來說。四千多年前古人墓葬中的陪葬品數量無大差異，說明死者生前經濟實力相當，而且墓葬遺址的區域特征十分明顯，說明氏族之間彼此處于孤立狀態，沒有往來。而四千年后，文化出現了相融，出土的武器數量增多而且愈加鋒利，并且出現了數量不少的異死尸體，而遺址的規模加大，城市的防御措施也在加強。(2)傳說。蚩尤是中國古代早期的戰神，也是中國法律的創始人。傳說他作為一東方部落的首領，因捕獲的大量俘虜反叛而制定了刑罰。“戰法”二者合一，印證了中國的法律和戰爭相關聯的觀點。(3)文獻。商鞅“上古時期，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而在距今四千年之后的文獻中則出現了大量法律的字眼。由于西方的經濟摧毀了血緣，因而其平等、自由、民主的法治理念有了扎根的基礎，而中國法律的起源方式卻導致了血緣鏈條的更加強化，而一個熟人社會是缺少法治土壤的，同時，法律起源時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高，沒有出現一個獨立的工商業者階層，而社會的穩定性和民主程度卻取決于社會中中產階級的比例，也因此導致了中國社會只存在兩極，沒有第三極的力量來與“富貴合一”者相抗衡，也就埋沒了法治的呼聲。

二、地理因素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論述了地理環境對國家法律的影響，下面將通過引用其在該書中的觀點對我國地理之于環境的影響進行闡述。中國先民多生活于平原之上，而且土地肥沃，從而形成了農業社會，孟德斯鳩認為“土地貧瘠使人靈巧、樸素、耐勞、勇敢和善于打仗。他必須去獲得土地不能給予的東西。土地肥沃、生活富裕則使人變得怠惰以及一定程度的貪生怕死”，“一個地方良好的土地，就會使人產生對它的依賴。西塞羅曾對阿蒂庫斯說:‘這伙善良的人都是些什么樣的人呢?是商人和鄉下人嗎?我們不要以為這些人反對君主政體，因為一旦他們安居樂業，任何政體對他們都是一樣的。’因此，專制君主政體常常出現在富饒地區，而土地貧瘠地區則為共和政體。這有時候就成了一種補償。”相對于山區而言，廣大的平原會造就富有的民眾，但是平原地形卻不利于與強者進行抗爭，因此就只有屈服，“一旦屈服，自由的精神便一去不復返了”。“但是，在山區人們能夠保留他們所擁有的一切，他們所享有的自由，也就是他們的政體，成為他們值得保衛的惟一財富。因此，自由在那些崎嶇難行的山區比在自然條件好的地方更占有優勢。居住山區的人民，保留著比較溫和的政體，因為他們不易于被征服。他們防御容易，而要攻擊他們則十分困難。因此，在這里制定有關民族安全的各種法律不太必要。”“法律與各民族的謀生方式有著密切的關系。一個從事商務和航海的民族比一個僅限于耕種土地的民族需要更廣泛的法律知識，從事農業的民族比那些以放牧為生的民族需要更多的法律知識，從事放牧的民族要比以狩獵為生的民族需要的法律知識要多得多。”所以，我國優越的地理環境所導致的懈怠的民族心理，雖然使民眾安于生產，從而創造了大量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但是卻沒有產生自由、平等、民主的法治理念。

三、經濟因素

中華民族自古是一個以農業為生的民族，古代民眾就被世世代代束縛于土地之上，其居住地也就十分固定，從而就形成了熟人社會，而法治是產生于陌生人社會的，如商業民族、游牧民族和海洋民族。因此，我國古代注重道德的約束作用，而相對忽視法律。同時，我國古代男耕女織的小農生產方式，個體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模式使得民商法律的產生缺少了條件。另外，我國農業社會相對的商品經濟不發達的狀況，使得貨幣的使用相對滯慢。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說“一個民族不懂得使用貨幣時，就幾乎只知道暴力引起的不公平，于是懦弱的人們聯合起來反抗強暴，這種民族幾乎只有通過政治途徑才能解決糾紛。但是，在使用了貨幣的民族，就會出現因狡詐引起的不公平，人們可以用各種各樣的手法造成這些不公平，因此就不能沒有好的民法。”以繼承體制為例，漢代規定采用“諸子均分”制度，這里的“子”包括了婚生子和非婚生子，因此對非婚生子只是存在身份上的歧視，而在財產上則相對開明。但是這種制度使得中國古代很難形成財富的原始積累，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社會的普遍貧窮。沒有了貴族的產生，也就導致了高雅文化的缺乏。

四、政治體制

我國古代是高度集中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體制，皇帝的至高權威排擠了法律應有的作用。地方不設司法機關，司法權由最高行政長官行使，從而使司法隸屬于行政，但是地方官員在維護地方治安，收稅，解決糾紛的權限中，平時主要面對的還是解決糾紛，因此，也有人提出是行政隸屬于司法。但不管怎樣，這種地方司法權和地方行政區屬的劃分相吻合的狀況，導致了現代中國的突出問題—地方保護主義的盛行，同時也使得司法的權威受到了行政的壓制。在訴訟方面，我國從漢代開始，為了使重大冤情案件可以得到申訴，規定可以直接向皇帝起訴，主要方式有攔路喊冤(這是一種法定的合法程序)，設登聞鼓，設舉報箱等等，這也使得我國承襲了有冤情找最高行政長官而通過行政手段解決司法問題的傳統。

五、思想因素

我國古人信奉“性本善”的人性論，所以注重運用道德來約束個體，而認為法律是不好的，蘇東坡就曾經說“讀書萬卷不讀律”，儒家提倡的“以德去刑”和法家的“以刑去刑”也是在研究怎樣去除法律而不是完善法律。隨著漢代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提出，這種對道德的絕對推崇則造成了對法律的相對漠視以及民眾自然法思想的缺乏。中國傳統法律思想的心理傾向是無訟息爭，因為古代社會以血緣為紐帶，實行家庭本位，注重人的社會價值，而在“家丑不可外揚”的集體榮譽感的壓抑下，無訟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除此之外，古代社會的司法黑暗以及官員為求政績而對訴訟的壓制也是造成無訟息爭的原因。由于無訟息爭成為古代社會的價值追求，所以就要求個體必須放棄自己的訴訟權利，從而為專制政治的存在和發展提供了優越的條件，可以說“息訟”是導致“義務本位”的重要因素，同時這種觀念還導致了我國古代訴訟法律的不健全，不利于法律的自我完善，阻礙了我國法律發展的進程。正是這種對法律的漠視以及“無訟息爭”思想的存在，使得人們形成了恥訴的心理，視訴訟為不祥之事，鄙視法律，輕視訟師，漠視法學，以至于造成我國的律學發達，法學不興，其消極作用甚至影響了我國當今法律的發展。

當前，基于最高法發出“寧可錯放也不錯判”的呼聲，這對于法治建設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也使我們對于司法獨立、程序正義等法治精神有了更高的期待。如果說，面對精神病人的惡性刑事犯罪、面對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惡性刑事犯罪，我們能理性的分析適用法律，而不是一味的以輿論壓力影響法院的審判;面對法院的審判，我們能給予律師更多保障當事人的訴訟權力，繼續提高律師的社會地位，繼續完善我們的訴訟程序法律規范;面對解決社會糾紛、人際矛盾，我們首先想到的是通過法律加以解決，而不是借助于私力。那么，這一起起冤假錯案的實例都將是一節節向社會傳播人權觀念、法治精神的課堂，或許還是中國司法文明史的一個里程碑。同時，在法學理論和實踐界對于法治進程的探索外，民眾法律意識的提高和尊重法律意識的增強，將是影響法治進程的最大因素，也是我們今后將要不懈持續努力的內容。

作者：姚婭單位：天津市西青區人民檢察院偵查監督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