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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階層關系現狀

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變化，中國的社會結構有了很大的改變，由單一階層轉變為多個階層并存的局面，階層的增多使得其間發生相互關系成為可能。一方面彼此合作，共同促進社會的發展進步，我們的調查顯示：階層合作信心十足。被訪者認為所有階層之間都有利益合作的占27.9%，認為大部分階層之間有利益合作的占28.4%，有利益合作，但利益合作面小的占21.1%，認為所有階層之間都沒有利益合作的僅占1.6%。另一方面階層沖突普遍存在。我們的調查顯示：被訪者認為所有階層之間都有利益沖突的占31.5%，認為部分階層之間有利益沖突的占27.5%，有利益沖突，但利益沖突不大的占21.0%，認為所有階層之間都沒有利益沖突的僅占1.8%。被訪者對社會各階層間相互關系現狀的總體評價是積極的。認為階層關系合理即階層關系合乎民生為本和社會主義階層關系準則的，占59.1%；將階層關系評價為公平即各階層關系平等、公正的，達到57.3%；認同階層關系協調即各階層各盡其能、各得其所、共享文明的，占66.2%；肯定階層關系穩定即各階層差別可控、階層結構相對穩定的，達到73.5%。

社會公眾對社會各階層關系的評價總體上積極，但對社會階層結構的評價及階層認同卻不容樂觀。認為中國現在的階層結構模式是學界公認合理的橄欖型的不足四分之一（22.7%），同時存在階層認同偏下現象，調查顯示：被訪者對自身社會經濟地位定位失落感明顯，定位在中層的近三成，為29.9%，定位在中下層和下層的達61%，定位在中上層和上層的僅占7.1%，另有1.9%的人群更加迷茫，不清楚自身的社會經濟地位如何。李培林指出巴西和印度的收入差距比我國還大，但也有將近60%的人認為自己是中層，這說明目前中國社會階層間的沖突是不容回避的。調查顯示：被訪者認為最容易發生沖突的群體是雇主與雇員，占28.7%；其次是干部與群眾之間，占25.5%；再次是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占21.8%；更次是富人與窮人之間，占17.6%。由此看來發生沖突的階層關系可概括為擁有資源多的階層與擁有資源少的階層之間的矛盾。群體性事件頻發就是階層之間維護利益的力量對比嚴重失衡的結果。

二、階層沖突的解析

通過分析，我們得出了階層沖突主要存在于雇主與雇員、干部與群眾、管理者與被管理者及貧富等階層之間的結論。這些階層沖突的表現和原因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勞資沖突

雇主與雇員的關系本質上即勞動與資本的關系，在這兩類階層之間最易發生沖突，我們稱其為勞資沖突。改革開放以后，非公有制經濟迅猛發展，勞資關系廣泛存在于私營企業、民營企業及三資企業中，廣義的勞資關系也存在于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中。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當前中國在非公有制經濟企業中的就業人數已經大大超過了在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中的就業人數，各類企業的雇員身份也更趨多元化，從工人、農民、專業技術人員直至高學歷者。勞資關系的普遍存在以及雙方地位的不平等使勞動爭議的內容和種類廣泛而復雜，勞資關系成為當今社會階層關系的突出問題。勞資雙方通過簽訂勞動合同建立勞動關系，但在勞動力市場供過于求的情況下，勞動者處于弱勢和不利地位，其議價能力和議價空間受到很大限制，勞動者的權益很難得到保障。一些公司、企業為了逃避責任，勞動合同簽約率低,變相延長試用期；拒絕給勞動者繳納社會保險費，拖欠、克扣工資的事件時有發生。一些用人單位未按法定或約定提供勞動保護或者勞動條件，隨意延長加班時間且不足額甚至拒絕支付加班費，更有甚者違章指揮、強令冒險作業危及勞動者人身安全的；在勞動者因公負傷時，不依法進行賠償或補償。當前比較突出的情況是以勞務派遣替代正式用工，更嚴重的是央企成為勞務派遣重災區。勞資糾紛的解決往往以勞動者的失敗而告終，這引發了公眾的強烈不滿進而產生被剝奪感，甚至對立情緒。加強調整勞動關系的法律法規，保護勞動者權益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

2.干群沖突

干部與群眾的矛盾主要是指公職人員與群眾之間的問題。當前我們的行政機關服務意識淡薄，官本位思想嚴重，尤其是在行使執法權時問題叢生。如在有限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公共資源配置以及關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業的市場準入等方面，這些需要特許的事項因其在數量上的有限性，在享有和使用上必然是排他的。行政機關為了公平，一般應當采用招標、拍賣等競爭性方式來實施。然而實踐中，行政機關可能存在違法違紀的行為，對符合條件者不予許可而出于私利對不符合條件者進行特許、批準等。這些權利具有尋租的空間容易滋生腐敗，一些部門可能進行權錢交易將其兌換成部門利益甚至私人利益。行政處罰是行政機關又一重要的行政權力內容之一，涉及公民和法人的重要權利如人身權、財產權及一些資格、能力的喪失。公眾比較熟悉的行政機關有公安、工商、稅務、城管、海關等行政機關，實踐中處罰權力使用不當，非但不能有效懲罰違法行為，還可能成為傷害公眾的手段。比如“釣魚執法”，亂罰款、亂攤派，甚至將罰款、攤派等作為其職能目標進行考核和利益分配。在行政處罰過程中失職瀆職現象并不鮮見，侵犯公眾合法權益的事件也時有發生。

3.管理者與被管理者沖突

管理者階層主要指黨政領導，他們是國家法律和政策的制定者。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處于社會的最高層級，在政治地位、經濟地位、文化地位各方面都處于優勢，相比那些擁有單一資源的階層，成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階層。國家經濟、社會秩序的良好取決于管理者階層的善治，當前公眾對管理者階層的不滿主要集中在政紀松弛、貪腐橫行、壟斷難除等一系列問題。管理者階層擁有組織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等各種資源，沒有強有力的監督和制約，就會充分利用這種擁有多種資源的優勢在社會變遷中鞏固和維持自己的地位。人類總是絞盡腦汁地利用一切可乘之機來實現和滿足自己的欲望，這種對權力和資本追逐，不可避免地會抑制被管理者的發展機會和成長空間。管理者階層一定程度的失范具有輻射和示范效應，其直接后果是全社會職業道德的淪喪，社會交往的物化和人際關系的功利化。通過裙帶關系或非正當途徑獲得社會職位、謀取私利被爭相效仿，各類失范行為導致潛規則的盛行，失范成為攫取“成功”的必由之路。

4.貧富沖突

先富階層主要是私營企業主、國有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三資企業的高級雇員、文藝體育明星及著名的學者、醫生、律師等。一些人是通過自身的學識、能力、勤勞和機遇積累的財富，得到了公眾的普遍認可與尊重；另一些人卻是利用投機、壟斷、侵吞國有資產等手段攫取了大量財富，引起了公眾的被剝奪感和仇富心理。與此同時，國企改制，大批職工被下崗分流，喪失了原有的安全保障網、生活艱難；失地農民日漸增多，征地補償標準過低且未被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生活貧困甚而面臨生存壓力。制度安排導致的階層分化，激化了社會矛盾，增加了群體性事件的發生頻率。當前社會階層利益調節機制不健全，貧富差距有逐漸擴大的趨勢，地區間、城鄉間、行業間普遍存在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的情形。組織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對社會階層分化都有影響，市場化和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地區，經濟資源是最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影響因素，而市場化和工業化程度較低的地區，組織資源相比經濟資源更具有影響力。貧富差距擴大已經對社會穩定產生了威脅，富人階層的不良行為更刺激著公眾敏感的神經，“富二代”為富不仁現象的頻繁出現，炫富行為的屢屢發生令人深惡痛絕。富人階層的奢侈消費與窮人階層的生活艱難形成強烈反差，沖擊著公眾的心理底線，引發了社會心理失衡。個別事件對社會發展的負面影響深遠，“郭美美”事件導致長達半年的慈善透明問題，公眾的懷疑難以消除，直接影響了捐贈熱情。

三、完善法律和制度

通過調研我們發現公眾最為認可和接受的規范形式是法律和制度，在解析各組沖突的基礎上，我們提出了完善勞動立法、制約行政權力，創新社會管理、調整收入分配等法律和制度手段來化解矛盾、緩解沖突，以實現階層合作、互惠共贏，維護社會穩定。

1.完善勞動立法

2008年《勞動合同法》正式施行，但從現實情況看，各類企業中仍然存在多種形態的勞資糾紛，但相同的是勞資關系主體不平等。調整勞動關系的《勞動法》與《勞動合同法》中對勞動者權利的規定不夠全面，對用人單位與勞動行政部門法律責任的相關規定較少且多為經濟責任，行政責任與刑事責任過輕。勞動者的弱勢地位無法與用人單位相抗衡，只有允許勞動者形成合力才能與資本方對等談判。工會隸屬于勞動行政部門，難以站在勞動者的立場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允許勞動者自己管理工會才能真正發揮其作用。勞資利益共享機制是緩解勞資矛盾的有效措施，法律法規應適時出臺相關規定，勞動者的報酬應與企業的利潤形成聯動效應，這既能激發社會活力，又能提升勞動者的企業歸屬感，還能在經濟環境惡化時共克時艱。嚴格規范勞動行政部門監管職能，對那些在勞資糾紛中偏袒用人單位的公職人員絕不寬貸，造成嚴重后果的要追究其刑事責任。我們最終的目標是勞資合作、勞資兩利。

2.制約行政權力

如果權力如脫韁的野馬，公民權利就會被恣意踐踏。限制和控制行政權力是實現有限政府的必然選擇，轉變政府職能，強化服務弱化管理不能僅停留在觀念上，要落實在實踐上。明確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與有效性，只有法律法規授權時，行政機關才能取得行政權力，同時有權必有責。違法或不當行使行政權力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唯如此才能制約行政權力。《行政復議法》賦予了公民對行政行為不服的復議權利，但是由于復議機關多是做出行政行為的上級主管機關且隸屬于各級政府，現實中往往偏袒行政機關，復議的效果總是差強人意。群眾不得已還得進行行政訴訟，然而目前行政訴訟的立案率很低，法院的財政受制于政府，獨立性不夠，難免受到政府的干涉。復議機關脫離政府，形成垂直管理機構或能發揮對行政機關的制約權能。許多學者已經呼吁建立獨立的司法系統，否則法院很難獨立行使審判職權。十余年的公務員考試選拔已經大大提高了行政隊伍的知識水平和能力，目前亟待改進的是公務員的職業道德和倫理素質。只有嚴肅法紀，才能杜絕以權謀私、失職、瀆職事件的大量發生。

3.創新社會管理

經濟的飛速發展加劇了階層分化，即使同一階層，內部利益訴求也不盡相同。管理者階層首要解決的問題是妥善處理當代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利益訴求，正確協調各階層之間的矛盾。在當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獨特制度安排下，再分配權力、尋租權力、市場權力共同決定著人們的收入分配，此三個維度的特權構成了人們在收入方面的階層分化的動力基礎[5]。對于弱勢階層而言，他們不具有這些決定收入的能力，在決策的過程中須重點關注弱勢階層的利益，制定政策時有意識地向弱勢階層傾斜。只有把社會分化控制在大眾認同的范圍內，社會風險才是可控的。缺乏公眾參與的制度和政策難以有效表達公眾的態度和意見。“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可以借鑒中國香港、新加坡的制度，教育公眾認識貪污的危害，爭取公眾支持肅貪倡廉，利用一切宣傳媒介反貪，實現廉政進社區、廉政進課堂、廉政做廣告。制定官員財產申報制，讓權力資本與經濟資本交易無所遁形。完善人才選拔制度，避免發生“蘿卜招聘”的情形，防止權貴階層利益制度進行資源的代際傳承，如此才能保證底層向上流動的空間。

4.調整收入分配

當前中國貧富差距問題很嚴峻，學界普遍認為基尼系數已經超過國際警戒線0.4，統計部門已經不再該數據。過去我們一直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現在應該將效率和公平二者并重。人們在理念的層次上渴望平等，在行動的層次上則需要差別作為激勵的力量（或叫機制）[6]。工業化、市場化以及城市化的廣度和深度還在繼續，區域間、城鄉間、行業間的收入差距仍有擴大的傾向，調整收入分配勢在必行。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加中低收入者的工資收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這些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縮小收入差距。當前的稅收制度不能有效抑制貧富差距，修改現有的稅收法律法規，降低工薪階層的稅率并提高個稅起征點，降低中小企業的稅收額度，重點研究制定加強對一定規模以上的公司、企業及其人員的稅收，避免其偷稅漏稅，真正達到稅收調節的目的。廣覆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可以解決低收入階層的養老、醫療難題，保障民生就是最大的經濟結構調整。將政府收入大部分用于社會保障而非投資，這樣，不僅民生有基本的保障，而且可以大幅度收窄稅收的窗口亦即大幅度減稅以放水養魚，釋放民間的活力和創造力。這樣才能形成增長模式和經濟結構調整的良性循環。

作者：魏曉麗單位：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