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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調整國際民族關系的法律機制，催生國際民族法學的構建

調整國際民族關系的法律機制，是指調整國際民族關系的法的制定、法的實施的綜合情勢。它既是國際民族關系引起的法律現象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某種意義上也是國際民族法學的催生要素。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有關調整國際民族關系的國際立法進入了前所未有的活躍時期，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相繼制定了《關于人民與民族的自決權的決議》（聯合國，1952年）、《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聯合國，1966年）、《禁止并懲治種族隔離罪行國際公約》（聯合國，1973年）、《非洲人權和民族權憲章》（非洲統一組織，1981年）等幾十個涉及國際民族關系的國際公約和國際條約。它們雖然不及國際公法學、國際私法學、國際經濟法學所涉獵的國際公約、國際條約那樣龐雜繁多，但在數量上已為構建國際民族法學積聚了充裕的、同時又亟待國際民族法學予以系統研究的基礎材料。調整國際民族關系的國際公約、國際條約主要以和平解決國際民族關系和懲治涉嫌國際民族犯罪的方式付諸實施。無論以何種方式付諸實施，都可能遇到認定事實和適用規則的困惑。譬如，關于194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防止及懲治種族滅絕罪公約》能否適用于國家的問題，國際社會長期爭論不休，以至于國際刑事法院在1973年至1999年受理的4起控告國家犯有種族滅絕罪的案件，至今未對任何一起案件作出裁判。事實證明：在世界政治多極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國際環境中，迫切需要構建國際法學與民族法學的邊緣學科——國際民族法學，以法學思維破解有關國際民族關系的國際公約、國際條約付諸實施可能遇到的各類現實問題，借以鉤深致遠，補偏救弊，切實擔當“全球治理法治化”所賦予的學術使命。

2構建國際民族法學的途徑

構建國際民族法學的途徑，關鍵在于如何以國際法學與民族法學為藍本，妥善籌劃、設置國際民族法學的框架體系、知識體系和理論體系。

2.1國際法學與民族法學的共同對象，制約國際民族法學的框架體系國際法學與民族法學的共同對象，是指國際法學與民族法學共同的研究對象，即由國際民族關系所引起的各種法律現象。它是國際民族法學賴以產生的基本要件，也是制約國際民族法學框架體系的根本要素。國際法學與民族法學均屬于法學范疇，彼此擁有相同的法學基本原理和法學的基本研究方法。國際法學與民族法學盡管各有其獨特的部門法原理和具體的研究方法，但尋根究底，它們對于共同研究對象進行法學思維的最后結果必然異曲同工，殊途同歸。譬如，國際法學關于民族平等與民族自決原則、少數人權益保護制度等學術問題，與民族法學在實質上始終保持高度一致。即使針對個別問題一時難以達成共識，那也不過是消弭分歧的序曲或者陣痛而已。國際法學與民族法學具有共同的研究對象，意味著國際法學與民族法學之間存在一個交叉重疊的學術領域。在此學術領域內，由于共同研究對象的多樣性及其對思維結果的制約功能，勢必形成既屬于國際法學，又屬于民族法學的思維結果的龐大集合，從而勾勒出國際法學與民族法學的邊緣學科，即國際民族法學的整體輪廓。根據共同研究對象和目前學術研究狀態，思維結果的龐大集合可以分為國際民族法學基礎理論、國際民族權益制度、國際民族文化制度、國際民族關系的和平解決制度以及危害國際民族關系的國際法律責任等。某種程度上可以認為，國際法學與民族法學的思維結果猶如土木工程的預制構件那樣，直接制約國際民族法學的框架體系。

2.2國際法學與民族法學的知識積淀，衍生國際民族法學的知識體系“一切科學都是要對感性世界的真實存在作出真實的判斷。”國際法學與民族法學也不例外。它們通過對感性世界的真實判斷形成豐厚的知識積淀，不僅支撐本學科的繁盛發達，而且衍生關于國際民族關系所引起的法律現象的邊緣知識，從而成為國際民族法學知識體系的重要淵源。國際關系包括國際民族關系，民族關系涵蓋國際民族關系。因而，國際法學與民族法學不僅難以回避由國際民族關系所引起的具有“兩棲”性質的法律現象，反而以之為共同的研究對象，并不斷積聚在數量上逐漸擴張的知識集合。譬如，國際法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決原則、禁止或消除種族歧視制度等；民族法的少數民族權益保護制度、民族文化遺產保護制度等。諸如此類的原則和制度所蘊含的事實、信息、描述或者技能，只須稍加整合，即可直接轉化為國際民族法學所需的邊緣知識。國際法學研究國際民族關系之外的國際關系和民族法學研究國際民族關系之外的民族關系所引起的法律現象，聚集了更為豐富多彩的知識積淀。盡管此類知識積淀不像以國際民族關系所引起的法律現象為研究對象的知識積淀那樣，可以直接轉換為國際民族法學所需的邊緣知識，但是，由于國際法學、民族法學與國際民族法學之間存在同質傳承的內在聯系，所以，此類知識積淀中的許多具體知識經過科學嚴謹的邏輯加工，即可衍生國際民族法學所需的邊緣知識。譬如，以跨國民族關系為藍本，推斷國際民族關系的概念；以少數民族權益保護為藍本，推斷國際民族權益保護制度等。國際法學與民族法學衍生的邊緣知識通常處于散落狀態，似乎難以構成國際民族法學的知識體系。其實不然。通常情況下，以研究對象為依據，可以將研究同一國際民族關系所引起的法律現象的邊緣知識，歸屬于同一邊緣知識板塊；反之，則歸屬于另一邊緣知識板塊。通過分類歸屬，原本散落蕪雜的邊緣知識也就各自聚成了國際民族法學缺之不可的結構材料。由于邊緣知識聚成的知識板塊之間不僅具有相互影響、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普遍聯系，而且彼此聯系的緊密程度各不相同，所以，根據聯系程度的強弱，可以統籌謀劃各種邊緣知識板塊的框架布局與排列組合。凡是在相互聯系的效果矢量中有先后強弱之分的邊緣知識板塊，則在前、較強的邊緣知識板塊處于優先地位，反之，按順序排列在后或者任意排列。譬如，關于基本原理的邊緣知識板塊指導、制約其他邊緣知識板塊，故應處于首要、基礎的位置；關于國際民族文化制度的邊緣知識板塊與國際民族習慣的邊緣知識板塊之間聯系較弱，孰先孰后無關緊要。各種邊緣知識板塊總能按照彼此之間的聯系強度，搭建成國際民族法學的適配有序的邊緣知識體系。

2.3國際法學與民族法學的理論共性，派生國際民族法學的理論體系僅就國際法學與民族法學的現有理論而言，個性特征遠遠超越共性特征。這種狀況，難免令人擔憂國際法學與民族法學的現有理論能否合乎邏輯地派生國際民族法學的理論體系。好在共性離不開個性，共性只能存在于個性之中；個性也離不開共性，在個性中包含著共性，所以，透過國際法學與民族法學的現有理論的個性，仍然可以發現它們彼此之間的共性以及由此共性派生國際民族法學所需的邊緣理論（本文特指由國際法學與民族法學的共性衍伸而來的國際民族法學的有關理論）的一般路徑。所謂理論共性，是指國際法學與民族法學的現有理論所共有的基本屬性。它寓于現有理論的概念、術語、原理、精神之中，既是構成現有理論的基本要素，也是現有理論擴展衍伸的增長基點。在理論共性的主宰之下，不僅國際法學與民族法學現有理論中的某些概念、術語具有較強的普遍適用性，可以直接轉換為國際民族法學的理論要素，而且其中的某些基本原理，也可以提取其共性成份進行適當的邏輯推理，繼而生成國際民族法學的基本原理。譬如，以國際法基本原則與民族法基本原則為分析材料，則不難推斷國家主權獨立、不干涉有關民族問題的國家內政等國際民族法的基本原則。理論具有強大的內聚力，同一類屬的理論總會按照一定規則聚成某一學科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理論體系。國際法學與民族法學的理論共性擴展延伸為國際民族法學所需的邊緣理論，邊緣理論以其探究的對象為標準劃分為各種邊緣理論的集合，邊緣理論的集合再按照彼此之間的內在聯系排列組合，也就順理成章地構成了國際民族法學的理論體系。該理論體系主要包括：國際民族法的主體、國際民族法的淵源、國際民族法的原則等基礎理論以及有關國際民族關系、國際民族權利、和平解決因民族關系引起的國際爭端等專門理論。總之，國際法學與民族法學的理論共性同國際民族法學的理論體系之間猶如種子與樹的關系那樣具有內在的必然聯系。

3構建國際民族法學的價值

3.1可以聚攏學理認識，形成系統學說，憑借法學思維審視國際民族關系在目前學術研究狀態下，構建國際民族法學可以聚攏散落于國際法學與民族法學的知識體系之中的研究國際民族關系所引起的法律現象的智力成果，以及基于國際法學與民族法學的交叉重疊而不斷孳生的其他邊緣知識，逐漸擴張延伸，調整適配，最終形成系統的研究國際民族關系所引起的法律現象的學說體系——國際民族法學。既然國際民族法學是認識國際民族關系的思維工具，那么，構建國際民族法學之后，即可運用國際民族法學透過法律現象冷靜地探察、審視現實世界的國際民族關系，撩開國際民族關系的神秘面紗，發現國際民族關系的內在規律，預測國際民族關系的變動趨向，厘清國際民族關系的基本性質，實現對國際民族關系的認識飛躍。盡管“我們只能在我們時代的條件下進行認識，而且這些條件達到什么程度，我們便認識到什么程度，但有一個基本的事實不容否定：構建國際民族法學，必將推動以法學思維審視國際民族關系的洞察力達到“我們這個時代”所許可的、前所未有的境界。

3.2可以解讀現實問題，優化應對策略，憑借法學思維正視國際民族關系構建國際民族法學，形成系統學說，可以更加專業地解讀有關國際民族關系的國際公約、國際條約以及由國際民族關系所引起的重大國際問題，從學理角度提出并不斷優化適用國際公約、國際條約以及解決國際民族關系所引起的重大國際問題的應對策略，借助學術研究的輻射效應，以期對國際社會的政治、經濟、外交等重大舉措產生一定的裨益作用或者發揮某些潛移默化的積極影響。運用系統學說，優化應對策略，可以未雨綢繆，以法學思維冷靜、嚴肅地對待撲朔迷離、風云變幻的國際民族關系，始終保持自信、警覺的應對態勢。特別對于涉及國際民族關系的邊境沖突、局部戰爭、恐怖活動等國際突發事件以及將來可能發生的其他突出問題，可以及時或者超前作出洞幽察微、行之有效的快速反應，憑借學術研究的深邃睿智，謀求有備無患、處之泰然的積極主動。假若“必然性的真理就是自由”，那么，構建國際民族法學的價值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追求這種“自由”的體現。目前，構建國際民族法學的時機已經成熟，條件已經具備，趨勢已成必然。當務之急乃是順時應勢，開拓進取，早日促成國際民族法學的誕生，徹底扭轉對國際民族關系所引起的法律現象的學術研究仍然徘徊在僅僅提供一些已知的淺顯知識的滯后狀態。

作者：佘玉塑單位：西藏民族學院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