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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計算機和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個人信息的儲存和記憶變得簡單易行，信息主體逐漸失去了應有的支配權，被遺忘成為信息主體的新呼聲。在任某訴百度案中，海淀法院并未支持原告有關其所謂的被遺忘權的訴訟請求，但是提出了以一般人格權保護相關信息的途徑。本文將從法院的判決著手，結合歐盟的相關規定，分析被遺忘權在我國設立的可能性，并思考設立被遺忘權可能引發的風險。

關鍵詞：被遺忘權；一般人格權；公共利益

被遺忘權最早起源于法國，權利主體是刑滿釋放的罪犯，他們可以要求不得公開自己的犯罪記錄。國內學術界被遺忘權的法律權屬、保護方式、保護標準以及權利主體的確認等重要問題并未形成統一的觀點，甚至對是否引進被遺忘權也存在較大的爭議。

一、我國法院對被遺忘權的界定

2016年海淀法院審理的“任某訴百度侵犯名譽權案”，可以說是我國首例被遺忘權案。案件的起因是百度搜索引擎為社會公眾提供任某曾經的任職記錄，任某（原告）認為這些過時的信息給自己的求職和社會生活帶來了不良影響，多次要求百度不再顯示其過往的任職經歷。被遺忘權第一次出現在我國的訴訟中，法院對被遺忘權進行了分析，與人格權進行了比較，最終認可了“被遺忘”的信息存在保護的正當性和必要性，并可以通過《侵權責任法》進行保護。

（一）被遺忘權與人格權的關系法院在判決中認為，被遺忘權并不規定在我國現行法律條文中，我國是成文法國家，國外的相關案例并不當然可以成為我國的法律淵源。當事人主張并不明確存在的民事權利，就需要在現有的法律中尋找可以作為合法依據的民事權益，從而得以維護當事人的利益。從被遺忘權的發展和本質來看，主張“被遺忘的”信息，主要是為了維護主體的名譽和人格利益，該權利與人格權最為相似，是否可以主張在一般人格權下對被遺忘權進行保護。此案中，海淀法院認為將被遺忘權納入一般人格權進行保護存在一定的可行性，但是應滿足三個條件：“非類型化權利涵蓋利益”“利益正當性”“保護必要性”。海淀法院對“被遺忘權”確立的這三項裁定規則，在符合我國現行法的基礎上，為我國公民請求被遺忘權的保護提供了一種新的途徑。

（二）“被遺忘權”保護的正當性和必要性在任某訴百度案中，法院在判決中明確指出，任某工作經歷在內的個人資歷信息正是客戶或學生借以判斷的重要信息依據，已公開的信息雖然對于公開主體具有不良的影響，但是基于更多公眾的知情權，基于保護更多公眾的合法利益，任某的“被遺忘權”自然得不到法院的支持。法院將正當性和必要性作為判斷權利是否應該得到保護的標準，可是我們往往很難判斷一項權利的保護是否具有正當性和必要性。如果任某要求刪除的信息是時間更久遠一些的任職信息，或者任某不再從事相關領域，在其他領域任職，網上的信息也對其造成了不良影響，此時能否認定任某的請求是具有正當性的和必要性？筆者認為正當性和必要性在本案中，或者在現有民事法律體系中，作為判斷某些權利的標準是有利于解決問題的，但是正當性和必要性更多的時候會被理解為公共利益，有違公共利益，“被遺忘權”是否就不應該得到保護？本案中基于保護“任某的潛在客戶”的利益就是基于公共利益，進而否定任某的“被遺忘權”。公共利益是我國立法實踐中常用的例外情形排除理由，在很多法律規定中都會有基于公共利益而保留主體利益的情形，被遺忘權是否也可以存在公共利益的例外呢？當需要刪除的信息本身與公眾利益無關時，仍以公共利益為例外理由，是得不到支持的。信息的是由權利主體主動的，并非他人基于公眾利益而獲取的，當信息主體希望刪除自己的信息時，并不會影響公眾的任何權利。該行為是信息主體對自己行為的自覺行為，只是因為網絡的留痕性，需要請求他人協助完成，被遺忘權的行使和公共利益的維護并不沖突。

二、適用歐盟法分析

國內首例“被遺忘權”案（一）歐盟有關被遺忘權的規定20世紀80、90年代，隨著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歐盟就已經開始關注信息在網絡空間的隱私與自由的問題，在1995年，歐盟通過了《保護個人享有的與個人數據處理有關的權利以及個人數據自由活動的指令》（簡稱數據保護令），其中第6條提到刪除權：收集以及隨后處理的個人數據相關內容，必須是適當、相關且不過量的。2016年歐盟通過了《一般數據保護條例》的正式文本，雖然歐盟內部也存在不少爭議，但該條例仍于兩年后生效。在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甚至將個人信息權提升為一項憲法權利。不得不說，被遺忘權作為個人信息權的內容之一，在歐盟得到了極大的重視和充分的認可。（二）適用歐盟法分析此案依據歐盟對被遺忘權的規定，當數據主體已經撤回同意或者數據控制者不再享有合法基礎時，主體可以要求刪除數據。從這里看，任某多次要求刪除相關信息的鏈接，百度對其享有的信息已經不再具有合法的基礎。但是歐盟也規定了例外情形，即數據控制者基于保護表達自由、維護公共衛生領域的公共利益、歷史、統計和科學研究的需要可以選擇保存某數據。被遺忘權的例外情形與海淀法院確立的正當性和必要性規則有異曲同工之妙，當主體提出刪除的信息與公共利益發生沖突時，我們首先保護的應該是公眾利益，充分滿足公眾應有的知情權。因此，即使適用被遺忘權起源地的法律，任某的訴訟請求也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三、被遺忘權引入我國的可能性分析

在舊時代中信息的流轉慢、存儲差，信息主要依靠有形的物質存儲和流轉，正因為傳播方式的傳統，主體日常生活所產生的各類信息都會受到傳播方式的制約，因而大部分的信息都會在傳播中逐漸遺失。大數據時代，技術進步使得信息的采集、存儲的可能性持續增長，加快了信息的流轉，使信息的存儲方式多樣化，遺忘成為互聯網網絡空間新的發展模式。

（一）我國與被遺忘權相關的法律法規我國已經有不少的科研機構甚至相關部門早已開始關注個人數據保護問題，并積極展開研究，目前已經取得了較為成熟的研究成果。在實務界，也有搜索引擎公司開始著手研究與被遺忘權相關的遺忘規則。近幾年，伴隨社交平臺的持續快速發展，人肉搜素、信息泄露等一系列涉及公眾信息的事件，使公眾對自己以往的信息產生焦慮，希望刪除過時的信息。公眾和立法者已然意識到信息遺忘的重要性，開始關注被遺忘權的存在，在高度重視和關注下，我國引入被遺忘權的可能性得到了極大提升。在現有的法律體系中，雖未明確規定被遺忘權，但是并不意味著我國法律對此項權利沒有類似的規定。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利用信息網絡侵害人身權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中，已經通過合法途徑獲取并公開的信息，即使給當事人帶來了不良的影響，信息主體不得以侵權為由，向法院訴訟。我國目前立法為被遺忘權制度的確立還是預留了空間，與此同時，我國網絡操作實務中也已經存在與被遺忘權相似的規則，而且法律也為其預留了可操作的空間。

（二）大數據環境下對被遺忘權的需求互聯網模式下，以網絡作為主要社交方式的個人越來越多，隱秘、個人與網絡的公開、留痕矛盾重重，中國作為互聯網使用率最高的國家，更需要盡快設立被遺忘權。近幾年，網絡群體性事件頻發，極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網絡社交的留痕性，不懷好意的人將他人曾經公開在網絡上的個人信息進行收集、整理，無視法律的規定，再曝光出來，制造輿論的話題，成為新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在高速發展的信息社會，人類已經被綁架到一個毫無隱私、毫無自由的真空社會，個人的一舉一動都被記錄在網絡空間。

四、創設被遺忘權可能引發的風險

（一）公眾言論自由的限制言論自由是大多數國家規定在《憲法》的一項基本權利，公民可以就不同的事件發表自己的看法和觀點，網絡作為一種傳播介質，公民也可以在網絡上發表自己的意見。我國《憲法》規定言論自由的權利，其核心就是為了保障公民公開發表自己思想或觀點的權利。因此，公眾對信息主體已發表的信息，享有發表自己觀點的權利，允許信息被遺忘，也就意味著剝奪公眾發表自己觀點的權利，即限制公民的言論自由。隨著計算機的不斷更新，其強大的存儲能力和記憶能力，使得公眾對自己言行舉止不得不分外留意，這種對過去的恐懼必然導致主體“謹言慎行”，這才是言論自由的最大威脅。

（二）被遺忘權的濫用任何一項權利在得到過度的保護時，都會不可避免地產生權利濫用的情形。行使被遺忘權之時不僅需要達到法律規定的，該信息對于收集和處理的目的來說已經“不充分、無關聯和過分”這樣的標準，同時也要達到與某些基本價值的平衡。雖然歐盟規定了被遺忘權的例外情形，但是還必須要提交充分的理由，以便數據控制者對申請做出必要的評估。在實際操作中，由于權利適用的無限制，數據主體可以自由裁量自己需要刪除的信息，給數據控制者帶來大量的訴訟案件。

五、總結

將國外的任何一種制度引入我國，都非簡簡單單的制度移植，我們要加強對比分析，不止局限于“認為”“國外怎么做”“加強立法”等籠統而無實際意義的建議，引入移植應在實踐中反復實驗。任某訴百度案絕非個案、孤案，在未來的中國法院判決中，肯定會有更多關于被遺忘權的審判，也會有更多的公眾意識到自我信息保護的重要性。我們或許可以從這些司法實踐中反復認識被遺忘權，最終設立一項符合我國國情的被遺忘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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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馮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