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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校園性騷擾已經是全球教育領域的普遍現象，成為危害當今校園環境的毒瘤，人們對于校園性騷擾的關注度不斷提高。我國現行的有關校園性騷擾方面的法律還存在著法律概念缺位、法律定性模糊、法律法規不健全、司法救濟困難等問題。通過對中美校園性騷擾法律規制的對比分析，我國應完善現有相關法律法規、明確校園性騷擾舉證責任、構建校園性騷擾申訴程序等。

【關鍵詞】性騷擾；校園性騷擾；性自主權；法律規制

2018年1月，旅美華裔女學者羅茜茜公開實名舉報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長江學者陳小武性騷擾其門下女學生。同年同月，女學生匿名網上爆料，長期被對外經貿大學薛姓教授猥褻性侵;2018年5月，美國《洛杉磯時報》連續報道南加州大學71歲婦科醫生丁鐸(GeorgeTyndall)，對女學生進行性騷擾和性侵;2018年7月，南昌大學女學生起訴南昌大學國學研究院副院長周某及南昌大學，訴周某長期利用職權猥褻性騷擾女生。性騷擾，作為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不僅損害受害人的合法權益，產生嚴重的社會負面影響，同時也衍生出一系列法律問題，逐漸成為各國立法的研究對象。1974年，美國密歇根大學教授凱瑟琳•A•麥金儂首次提出“性騷擾”一詞。迄今為止，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均已通過立法方式對性騷擾行為加以規制［1］。

一、校園性騷擾的法律界定

美國是研究性騷擾的起源地，也是最早通過法律法規的方式對性騷擾加以規制的國家。1974年，美國法院在審理威廉姆斯訴薩克斯比一案中，密歇根大學教授凱瑟琳•A•麥金儂第一次使用了“性騷擾”一詞，并將其定義為在權力不平等關系中發生的、行為人以性欲為出發點的騷擾行為［2］。我國在2005年的《婦女權益保障法》中首次明確規定了禁止對婦女實施性騷擾，這一規定使得法律界對性騷擾一詞產生了熱議。學者們普遍認同性騷擾是侵犯公民人格尊嚴權的民事侵權行為［3］。校園性騷擾是性騷擾概念的延伸，它是校園環境中，發生的性騷擾行為，既具有“性騷擾”的共性，又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我國尚無關于“校園性騷擾”法律概念的明確界定，在吸收和借鑒了西方法學界，尤其是美國的一些思想與理論的基礎上，相關學者給出了一些見解。結合學者們的觀點，校園性騷擾可以定義為:在校園(包括幼兒園，小學、中學、高等院校)環境中，行為人為了滿足自己的性欲望，故意采用不受他人歡迎的與性有關的方式，包括身體觸碰、肢體動作、言詞或者非言詞，利用現代通訊工具或者網絡傳遞與性有關的文字、圖片、聲音等使受害人心理、生理上感到不適，并且侵犯了受害人性自主權的民事侵權行為［4］。本文主要研究發生在校園(包括幼兒園，小學、中學、高等院校)環境中，教師為了滿足自己的性欲望，故意采用不受學生歡迎的與性有關的方式，侵犯學生性自主權的民事侵權行為。校園性騷擾行為具有以下主要特征:一是行為主體及受害主體的特殊性。校園性騷擾是指發生在校園環境中的教師對學生實施的侵犯學生性自主權的民事侵權行為。校園性騷擾的行為主體是在學校從事教育工作的教師，教師通常會利用其所掌握的學術權力和自身優勢地位對學生實施性騷擾;受害主體則是在校學生，學生在校園環境中處于相對弱勢地位，自身又缺乏法律意識、社會認知及判斷能力，極易受到教師的性騷擾。校園性騷擾行為人與受害人之間存在行為能力及地位的懸殊性差距。二是行為發生的隱蔽性。校園性騷擾行為主體通常會選擇在沒有人的辦公室、實驗室、密閉的休息室、宿舍或者其他隱蔽性場所實施性騷擾行為。實施性騷擾的過程中往往只有教師和學生獨處，一般不會有第三人在場，加之性騷擾大多以言詞、肢體動作等為主要表現形式，因此校園性騷擾具有隱蔽性，這種隱蔽性對留存證據造成一定的難度。三是表現形式的多樣性。校園性騷擾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一般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語言性騷擾，具體表現為對受害人講黃色笑話、黃色段子，用下流言詞調戲、捉弄受害人等，或者利用現代通訊工具、網絡等傳遞與性有關的文字、圖片、聲音等;另一類是行為性騷擾，具體表現為行為人通過身體接觸、肢體動作等方式觸碰、撫摸受害人的敏感部位。無論語言性騷擾行為還是行為性騷擾行為，都是與性有關的行為，都是向他人發出性信號的行為。這些行為在不同程度上滿足了行為人的性欲望，使受害人在心理、生理上感到不適，侵犯了受害人的性自主權，應當受到法律的規制。

二、我國校園性騷擾法律規制分析

我國《憲法》第38條①規定，公民的人格尊嚴受到保護，不受非法侵害。校園性騷擾行為使受害學生性自主權受到侵犯，屬于對學生人格尊嚴的侵犯。《憲法》中確立的公民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的基本原則無疑對學生的性自主權起到了保護作用;我國《刑法》雖然沒有針對性騷擾行為做出明確規定，但是對于性犯罪做出了具體、明確的規定。例如，對達到刑法規制程度的嚴重性騷擾行為依據《刑法》第236條②、第237條③、第246條④予以刑罰處罰。刑法作為保障性、底線性的法律，成為維護學生這個特殊群體性自主權的最后屏障;《民法總則》第109條①從私法層面確立了人格權的法律地位，而性自主權是一種獨立的人格權，應當受到民法的保護;《民法總則》第120條②規定公民人格權遭受侵犯時，可以通過民事救濟途徑維護自身的民事權利。當學生遭受校園性騷擾行為時，可以通過民事救濟途徑維護自身的性自主權。2005年的《婦女權益保障法》第40條③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正式使用“性騷擾”一詞，并且賦予了受害人救濟的權利與途徑;《未成年人保護法》第21條④、第50條⑤的規定使未成年人在性自主權被侵害后能夠有效獲得法律救濟;2014年，由教育部出臺的《關于建立健全高校師德建設長效機制的意見》中明確規定，高等學校的教師對學生實施性騷擾或者與學生發生不正當性關系的，依據其行為的嚴重程度分別給予不同的處分，對行為極其嚴重的教師應當及時移交有關部門予以處理。對校園性騷擾行為，我國現有相關法律法規能夠起到一定的懲罰作用，但是也存在不完善之處，在預防與打擊校園性騷擾犯罪的過程中，有時顯得力不從心。第一，現行法律對校園性騷擾定性模糊。依現有法律法規，我國并沒有確切的關于校園性騷擾法律概念的解釋，對校園性騷擾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學術層面。校園性騷擾法律概念的缺位，影響了實踐中對校園性騷擾的基本理解，使得不少人對校園性騷擾的認識較為淺顯，有時還會出現一些比較偏激的理解。如有學者認為校園性騷擾應當歸結為道德問題，而不應當屬于法律規制的范疇［5］;有學者認為校園性騷擾屬于性別歧視;有學者把校園性騷擾理解為侵犯人格權的民事侵權行為;有學者將校園性騷擾定性為侵犯學生性自主權的民事侵權行為;還有學者將校園性騷擾與校園性侵害混為一談。我國現有法律法規以及法學界均缺乏對校園性騷擾準確的法律定性，致使司法實踐中判斷校園性騷擾的標準不一，導致對校園性騷擾行為的處罰力度不夠，無法充分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權益。第二，相關法律適用標準不明確，內容協調不夠。雖然我國相關法律對性騷擾行為已經做出了一些規定，但是具體適用標準卻難以判斷。例如，行為人強制猥褻、侮辱婦女，觸犯《刑法》第237條的，依法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行為人猥褻他人，情節惡劣，符合《治安管理處罰法》第44條⑥規定的，應當依法受到行政處罰，但是缺少對行為嚴重程度的判斷標準;《婦女權益保障法》第40條規定，婦女受到性騷擾時有權向所在單位或者相關機關投訴，但是該法并沒有明確規定實踐中判斷性騷擾的標準，致使受理單位或者有關機關不能準確對行為做出判斷，更談不上及時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權益;現行有關性騷擾的法律法規大多注重事后懲罰，而忽視了事前預防。譬如，我國《刑法》《民法總則》《婦女權益保障法》和《治安管理處罰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僅規定受害人在遭受性騷擾后具有尋求救濟的權利，但是并沒有對性騷擾設置具有針對性、可操作性的預防性措施;此外，《刑法》僅針對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行為加以規制，以言語挑逗、肢體動作等危害程度較輕的一般性騷擾行為卻遠達不到刑罰處罰的程度。由此可見，我國現有法律法規之間對性騷擾的規定標準不明確、內容不協調，致使我國無法對校園性騷擾行為加以有效地規制。第三，現有法律尚未明確校園性騷擾司法救濟制度。關于校園性騷擾司法救濟程序，現有法律法規中尚未給出具體規定，因此，即使受害人以受到校園性騷擾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也會因欠缺有關校園性騷擾的直接性法律依據而影響案件審判的公正性，致使難以有效地保護受害人的性自主權，行為人也難以得到應有的懲罰。此外，校園性騷擾案件的證據認定也是一個難題。2001年，全國審理的第一例性騷擾案件就因原告一方提供的相關證據不足以認定被告的行為構成性騷擾而敗訴;2003年北京市受理的第一例性騷擾案件同樣因為原告一方證據不足而被人民法院駁回起訴。由此可以看出，對于性騷擾行為證據的收集存在很大的難度，而且即使原告搜集到了性騷擾的相關證據，也會因為證據的證明力低而導致無法作為審判證據使用。這與性騷擾行為本身的特殊性有直接的關系，性騷擾行為具有隱蔽性，且行為大多為與性有關的言語或者觸碰、撫摸受害人身體的動作，損害性后果通常表現為精神層面，因此，性騷擾案件一般缺乏有力的物證。而人證只能作為間接證據使用，不能作為直接證據使用，無法據此直接判斷行為人有罪，致使大多校園性騷擾的訴訟因無法取證或者查無實據而告終。由于校園性騷擾案件立案難、取證難以及證據認定難，導致此類案件很難通過司法途徑得到救濟，及時維護受害者的合法權益。

三、中美校園性騷擾法律規制對比研究

針對性騷擾及校園性騷擾中美兩國的現行相關法律均積極進行規制，通過法律調整功能的發揮，維護受害者的法定權益，懲治校園性騷擾行為人的違法行為。我國在《憲法》《刑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重要部門法中均不同程度地涉及對校園性騷擾行為的規制;美國在《民權法案》《教育法修正案》《校園性犯罪預防法》《關于校園性騷擾的指南書》等法律法規中規定了有關規制校園性騷擾行為的內容。中美兩國針對校園性騷擾行為的法律態度及法律價值取向是相同的，即通過完善實體法及程序法，有效預防、規制校園性騷擾行為，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營造和諧校園環境。中美兩國針對校園性騷擾行為的法律層次設計也很相似，通過基礎性部門法的規定，明確當事人的法定性權利及義務，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其他相關部門法，為校園性騷擾當事人法定性權利及義務的實現提供具體制度和程序保障。但由于中美兩國立法國情、背景及針對校園性騷擾行為的立法基礎不同，兩國現行相關法律對校園性騷擾行為的具體規制內容有所差異。

(一)美國校園性騷擾法律規制現狀第一，成文法與判例法并存。美國是最早關注校園性騷擾的國家，對于校園性騷擾行為的法律規制較為成熟。美國學者普遍將性騷擾視為一種性別歧視，因此20世紀60年代頒布的《民權法案》第七章①和70年代頒布的《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章②的規定成為保護學生免受性騷擾行為危害的法律依據。但是，由于《教育法修正案》的適用范圍僅為“接受聯邦資金補助的學校機構”，導致“受害人無法依據該法向實施性騷擾行為的個人(或者管理者)提起訴訟”。為此，在審理克里斯汀•富蘭克林訴格威內特縣高中案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通過判例的形式將《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章所暗含的私人訴訟權利明確化，進而“承認受害人有權提起賠償請求”①［6］。同時，最高法院通過立法確立了《民權法案》中有關性別歧視的賠償原則可以適用于《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章中教育領域性騷擾案件的訴訟，并可以采用“雇主連帶責任”原則。此后，美國教育部公民權利辦公室于1997年對校園性騷擾概念做出了明確界定，該界定成為了美國各級教育部門以及法院認定師生間校園性騷擾事件的依據。1999年，美國將《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章所保護的范圍由“受聯邦資金補助的學校機構”擴展到了整個教育系統。美國聯邦于2000年頒布了以保障高校學生性權利為目的的《校園性犯罪預防法》。2001年，美國教育部在新修訂的《關于校園性騷擾的指南書》中，對校園性騷擾行為做出了更為具體的規定，并明確指出校園性騷擾行為的具體表現形式。除成文法外，判例法在法院審理校園性騷擾案件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審理的案件中，1979年亞歷山大訴耶魯大學案［7］、1992年克里斯汀•富蘭克林訴格威內特縣高中案、1994年克勞福訴戴維斯大學案、1997年弗雷德里克訴辛普森學院案、1998年格波瑟訴拉戈維斯塔中學案［8］等是很有影響力的判例。這些判例對日后美國各級法院審理校園性騷擾案件發揮著實踐指導性作用。成文法與判例法互為補充，相互協調，共同構建了一套完整的防治校園性騷擾法律體系，為美國處理校園性騷擾案件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制度保障。第二，被告非經反證不得免責。對校園性騷擾案件，若仍完全采用傳統意義上的“誰主張，誰舉證”證明責任分配原則，受害人則很難勝訴。美國法院在審理校園性騷擾案件時，則釆用了更有利于保護受害人的舉證責任原則，要求被告一方舉證證明自己不存在性騷擾行為。特別是在原告有間接證據但證據不充分時，要求被告提供反證證明其侵權行為不成立，從而彌補“誰主張，誰舉證”舉證責任分配方式之不足。此外，校園性騷擾行為一般被認定為侵權行為，學校應承擔連帶責任，即承擔“雇主連帶責任”。與此同時，法律又賦予學校反證推翻該推定的機會和權利。如果學校能夠證明其沒有過失的，則無需承擔責任;如果學校不能證明其無過失，則依據“過錯推定”原則判定學校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即貫徹被告非經反證不得免責原則。第三，選擇性使用品格證據。在證據制度方面，美國法院通常不使用品格證據審理案件，但是，對于校園性騷擾案件則會選擇性使用品格證據，即對原告不使用品格證據，對被告有選擇性的使用品格證據，以保護原告的合法權益。根據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413條第(a)款②的規定，對于校園性騷擾案件，法院可以選擇性采納原告一方提供的關于被告一方有其他性侵犯或性罪行的證據，同時法官應當認真考察該證據與所審理案件之間的關聯性。美國在審理校園性騷擾案件時，對于原告一方的品格證據原則上不予采納，但是允許使用被告一方的品格證據。如果使用被告一方的品格證據會導致案件審判結果不公正，法官則可以選擇拒絕使用該品格證據［9］。這樣就可以相對準確地推測出行為人在作案時的犯罪動機，保障校園性騷擾案件中受害者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二)中美校園性騷擾法律規制比較第一，校園性騷擾法律界定模糊。在我國現行相關法律法規中，校園性騷擾法律概念缺位。由于沒有對校園性騷擾的法律概念做出具體界定，導致法官在審理此類案件時，因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據，難以對案件做出正確的裁判。而美國教育部早在1997年就對校園性騷擾的概念做出明確界定，并成為教育行政部門以及各級法院認定是否構成校園性騷擾的依據［10］。由此可見，我國應當在相關法律法規中及時補充校園性騷擾概念界定，彌補因法律概念缺位所造成的審理困難等問題。第二，校園性騷擾具體適用法律系統性、可操作性不強。我國《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以及《未成年人保護法》中涉及性自主權和性騷擾的條文，多為原則性規定，可操作性較差，導致法官在審理校園性騷擾案件時，缺乏可以直接作為裁判依據的法律規定。反觀美國，已經形成了一套由成文法與判例法組成的完整法律體系，以保障法官在審理校園性騷擾案件時有法可依。其中，成文法為法官審理案件提供內容詳盡的法律條文依據，而判例法則彌補了成文法中存在的不足之處，二者相互配合，互為補充，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法律體系的完整性必將促進審判程序及結果的公正性，全面、有效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第三，校園性騷擾司法救濟不明確、效果不佳。在我國，由于現有關于校園性騷擾法律規范的缺失以及受害人自身等問題，相關案件的司法介入比例較低，受害人的合法權益很難通過司法途徑得到救濟。同時，由于校園性騷擾案件的事實認定難、舉證難以及證據認定難，性騷擾損害結果隱蔽性較強等，導致相關案件審理效果差。而美國已經形成一套相互配合、協調有序的司法救濟程序來應對校園性騷擾問題，保證受害人的合法權益可以通過行政、司法和民事協商等多種途徑得到救濟，并及時解決因校園性騷擾所引發的社會糾紛。

四、完善我國校園性騷擾法律規制的建議

(一)在《婦女權益保障法》中明確界定校園性騷擾我國《婦女權益保障法》對性騷擾做出了禁止性規定，但是該法并未明確界定性騷擾概念，因此，很難直接適用于校園性騷擾違法行為。我國現行相關法律法規中欠缺對校園性騷擾的概念的界定，致使受害人難以采用法律途徑有效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因此，我國相關法律應明確校園性騷擾的法律概念及性質，建議在《婦女權益保障法》中將校園性騷擾定義為:在校園環境中發生的，教師以滿足自己的性欲望為目的，故意采用不受他人歡迎的與性有關的方式，使學生在心理、生理上均感覺不適的，同時侵犯了學生性自主權的民事侵權行為。只有通過立法手段對校園性騷擾加以明確規定，為司法實踐提供制度性指導，才能更好地保護受害人的合法權益。

(二)完善《刑法》《侵權責任法》等相關法律法規2004年，我國將人權寫入憲法，標志著我國法律對人權的保護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為了有效保護受害人的人格尊嚴，應在我國《憲法》第38條中增加禁止對公民實施性騷擾行為。對于該條款的修改，能使防治校園性騷擾在根本大法中找到根源性法律依據，體現我國法律對公民性自主權保護的原則，起到權利宣示的明示、警示作用。《刑法》規定有強奸罪、強制猥褻、侮辱婦女罪等，但是難以將校園性騷擾行為涵蓋其中。因為多數校園性騷擾行為并不構成奸淫或者猥褻行為，我國現行《刑法》無法規制行為人的校園性騷擾行為。但是，校園性騷擾行為對于受害學生以及校園環境的危害是十分嚴重的，有必要從刑法的角度加以規制［11］。建議通過刑法修正案的方式，針對性騷擾行為制定獨立的刑事處罰條款，明確規定校園性騷擾犯罪，彌補《刑法》對懲治較輕性騷擾行為規定的缺陷;《民法總則》應該明確將公民性自主權確立為一項獨立人格權，規定性騷擾侵犯的客體是公民性自主權。通過權利設置，使保護公民性自主權有法可依;《侵權責任法》中應該明確規定性騷擾行為是一種侵權行為，是因性騷擾引起的侵權之債，受害人可以提起訴訟，要求侵害人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婦女權益保障法》第一次規定了反性騷擾條款。但并沒有對性騷擾做出明確的界定，導致有關性騷擾的條款原則性較強，可操作性較差。因此，相關立法機關應根據我國校園性騷擾實際情況，進一步明確《婦女權益保障法》第40條的內容，明確規定校園性騷擾案件中校方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三)舉證責任分配要科學化、合理化根據我國現行法律法規，校園性騷擾案件應當屬于一般民事案件，此類案件的舉證責任遵循一般民事案件的舉證責任原則，即“誰主張，誰舉證”。但這樣會加重校園性騷擾案件中受害人的舉證責任，不利于保護受害人合法權益。為了能夠最大限度地保護受害人的權益，美國所采用的“舉證責任倒置”原則，由被告一方承擔主要的舉證責任。我國也應當仿效美國，在校園性騷擾案件的處理中采用“舉證責任倒置”原則，最大限度地保障受害學生的性權益。除此之外，建議將“優勢證據規則”①引入校園性騷擾案件的舉證責任。當校園性騷擾案件中當事人雙方所提供的證據都不足以證明案件事實時，法官就可以考慮使用“優勢證據規則”，如果一方當事人提供的證據足夠使法官相信其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時，法官就可以認定其主張成立，判定該方勝訴。該規則彌補了“誰主張，誰舉證”原則和“舉證責任倒置”原則存在的不足，是較公平的舉證責任分配方式，能使受害人合法權益得到有效的維護。

(四)規定并設立校園性騷擾申訴具體程序我國應當借鑒美國高校的做法，設立校園性騷擾申訴程序，預防和處理校園性騷擾行為。申訴程序一般應由“正式”和“非正式”兩部分組成［12］。“正式”程序是指校方借助預先制定的程序解決校園性騷擾問題;“非正式”程序則是指由學校主導，雙方當事人協商，對校園性騷擾糾紛進行解決。其中，“正式”程序主要包括:申訴:認真、及時受理申訴，有效防止性騷擾事件進一步惡化;調查:對申訴內容進行詳細調查，并聽取當事人陳述;記錄:詳細記錄調查結果，記錄內容盡量保密;結論:依據調查分析，及時做出處理意見，并告知當事人;懲罰與補償: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的，懲罰違法教師，補償受害學生。一旦校方確定教師對學生的行為構成校園性騷擾，應依據其行為情節輕重程度對教師給予口頭或者書面警告、調職、降級、開除等處分，需要追究其法律責任的，提起相關法律訴訟。

作者：袁翠清 單位：山西大同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