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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依法治國的理念深入人心，法治傳播也呈現出繁榮景象，法治節目數量眾多、樣態多元、傳播面廣，為構建法治環境、規范社會行為、推進法治教育、增強受眾法治意識發揮了巨大作用。作為國內法治節目的代表，央視《庭審現場》節目在保持自身中立性的同時，給當事人、辯護人、訴訟人充分的話語權，將案件審理過程中各方代表的陳述和辯護進行呈現，寓法治精神于其中。節目主題涵蓋生活的方方面面，每期都為受眾講解一個案件的來龍去脈，通過對法院在審判過程中重要環節的層層展示，生動闡釋了法律條文的意義，為推動建設法治中國，提升受眾法治意識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多線交替的“平行蒙太奇”敘事策略

法治節目的題材源于人們的真實生活，具有平民化、紀實性特征，現場感和畫面感強，能迅速吸引受眾眼球。但大部分法治節目采用單線性敘事，內容大同小異，使節目的發展具有較大的局限。因而，如何制造懸念吸引受眾，增強法治節目的傳播力和影響力，對于法治節目發展至關重要。《庭審現場》通過搭建“交融式”敘事結構，以及“平行蒙太奇”的敘事策略，多線交叉，既梳理了案件信息，對雙方當事人的生活軌跡進行了還原，又真實記錄了庭審過程，將現場細節全方位呈現，達到了“目擊性”與“進行時”并存的目的。在案情推進過程中，多維度的敘事能讓真相趨于完整和準確。以《男子狀告保姆案》這期節目為例，節目組對采訪內容進行后期剪輯，交替呈現了保姆、業主、業主鄰居、辯護律師、法官等多方觀點和態度。例如，節目將法院庭審現場各方的陳述、判斷以及案件親歷者、目擊者的態度和說法一一呈現出來，當被告保姆強調自己對原告業主的飲食起居照顧得很好時，業主的鄰居們透露，原告母子倆生活艱難，還屢次找鄰居們乞討食物吃，兩種說法自相矛盾，被剪輯到一起后，形成戲劇性的沖突效果。通過將相關信息串聯整合，節目挖掘出被掩蓋或被忽視的事實，成為吸引受眾理解事實的關鍵。

二、“庭審直播+舉案說法”的敘事模式

在法治節目井噴的當下，創新是節目可持續發展的靈魂所在。《庭審現場》通過“舉案說法+庭審直播”的敘事模式，以多元化的編輯技巧對案件發生過程進行畫面還原，引導受眾融入案件的審理進程中，跟著法官一起分析案件，強化了普法效果。同時，對案情的重點內容進行采訪，不僅傳遞了案件信息，還原了事發現場，對法律事實、法律依據以及法律結果等進行了“現場教學”，真正使節目具有感染力和影響力。庭審直播體現紀實性。在具體案件審理過程中，節目通過記錄法庭審判的各個環節，客觀、直接、公開地將庭審現場的具體情況展示出來，讓觀眾更好地體驗庭審的各個過程，增強了節目的代入感和紀實性。為此，節目組不僅全程跟拍庭審現場，還要聯系辦案單位，記載事件背景資料，采訪當事人等。隨著法庭調查、舉證、質證等一系列程序有條不紊地進行，媒體在每次庭審過程中都秉承客觀中立原則進行記錄，讓觀眾既看到親歷者和當事人發聲，了解這些當事人是什么樣的人，以及是什么原因使他們走上違法的道路，也可以直觀探尋各類庭審現場，深入了解每一個事件背后所涉及的法律問題，提升受眾法治素養。例如，在《暗藏玄機的快遞》節目中，將庭審現場的法庭事實調查、法庭辯論和到庭被告人陳述三個環節一一展現，在公訴人宣讀起訴書的時候，被告人進行了當場否認，而后法庭證據明確其犯罪事實，審判長宣布對被告人以販賣罪追究其刑事責任，充分展現出“法律鐵面無私”的剛性話語。節目也會著重記錄犯罪嫌疑人的陳述和辯詞，尤其是在宣判后對其懺悔心聲的記錄。這可以讓受眾更好地理解事件背后反映的社會問題和法律問題，為受眾的日常行為提供依據。舉案說法增強借鑒性。節目通過對不同當事人故事的講述，為觀眾上了一堂堂“現身說法”的生動法治課。例如，《除暴利劍》這期節目講述的是一起系列搶劫冬蟲夏草殺人案，宣判后犯罪分子被分別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節目通過對案件審理過程的全方位披露，展現出對個體的關注和對世事的關切。同時，節目官網上傳了“編導手記”，講述了從拍攝之初到法庭宣判之前，媒體難以區分當事雙方到底誰負有責任，而節目的制作和播出是為了告誡那些違法犯罪謀取私利、危害社會的人。在節目案例選取中，既有《溺亡的母親》《血案悲情》等刑事案件，也有《撫養權之爭》《賴賬的代價》等民事案件，反映了監護人責任、知識產權侵權、醫患糾紛等生活中可能會遇到的問題。觀眾可以在節目中找到一部分答案，明確其中利害關系，繼而增強敬畏法律、理性維權的意識。

三、采取公正視角，強化普法服務

全方位采訪，規避片面說辭。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法治節目受限于各種主客觀條件，未采訪到全部當事人、律師及法官，往往只選取一方說法，而忽略了另一方的觀點，這容易導致節目內容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甚至有失偏頗，損害了節目的權威性。而《庭審現場》通過全程記錄案件的審判過程，在每一個案件的審判環節都一一呈現當事人的陳述、律師的法庭辯論以及與案件有關的證據展示，為當事雙方表明自己的觀點和意見提供了平臺，有效規避了這一問題。通過不設立場式的客觀記錄，側面展現法律的公正與客觀，使節目更具有說服力。以法官解讀凸顯節目知識性。節目借助法院審判長通俗易懂的話語，讓受眾明晰其間的法理意義，形成學法、懂法、遵法、守法的良好法治輿論氛圍，強化法律知識傳播的有效性。例如，節目《文身之爭》中，講述了初中生小杰因一時沖動選擇文身，導致未來的求學、參軍、就業等發展方向受到嚴重影響，小杰父母將文身店老板吳玉良夫婦告上法庭后，法院依法對該案進行公開審理。該案涉及未成年人，他們在成長過程中主動或被動文身的現象時有發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節目除了全面展現案件的審查情況，對案件的審理、判決一一記錄，按法庭審理流程，將庭審現場雙方律師及當事人的陳述、證據予以呈現，還在案件結束審理后，采訪了該案的審判長、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法官，其以專家學者的身份為受眾普及法律知識，如傳播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和相關的自我保護意識等，有條理、有邏輯而又剖析案件涉及的法律問題，強化了節目的普法價值。法官是根據已經查明的事實和證據，依照法律和政策，作出判決并宣告判決結果，從而解決當事雙方的爭議。通過這種“具體案件具體說法”，審判長通過對案件背后隱藏的法律知識的講解，讓受眾更深入了解相關法律條例，具有較強的指導作用和啟示意義。在答疑解惑中引導思考。《庭審現場》通過梳理法律案件原貌，在庭審開始之前，會拋出若干與案件相關的法律話題，吸引受眾的注意，引發大家對法律問題的深入思考。例如，在一期關于“撫養權大戰”的節目中，針對“沒有血緣關系的養父是否能取得撫養權及監護人資格？”“棄女而去的親生母親是否具有繼承其丈夫補貼金的權利？”等問題，進行了答疑解惑。在這一過程中，節目充分發揮了電視的可視化優勢，將當事人不為人知的事實信息，律師陳述時援引的法律依據，法庭的莊重肅穆和法官的威嚴，以現場紀實手法呈現給受眾。在《致命救生衣》節目中，主創團隊針對“受害人是否穿戴了救生衣”“索賠百萬是否合理”等問題進行懸念設置，將受害人家屬、旅行社負責人、雙方律師、審判團等不同代表的觀點和說法予以突出，并在節目循序漸進的敘事節奏中，全程跟拍案件審理實況，最后通過結案時的法庭宣判，為受眾答疑解惑，讓大家在潛移默化的接收過程中受到感染，并以此引導日常行為。

四、結語

隨著社會轉型期的到來，生活中需要運用法律思考和解決的問題也越來越多。在法治傳播的道路上，法治節目是必不可少的存在，未來需要更多具有求異思維的法治節目來傳播法律知識，培養受眾的法律意識，并為社會公平、公正貢獻力量。

作者：杜文雅 單位：中共河北唐山市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