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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歷史視野

根據憲法，當代中國的政治組織結構是在人大制度下的一府兩院。而從實際操作上看，中國的政治組織結構是黨領導下的組織結構，具體情況見下表:由此可見，無論是全國人大、中央軍委還是國務院都是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之下。中國共產黨是整個政治組織的骨架，從政治局到各省委、市委、縣委、鎮黨委、村委會、居委會，形成從中央到地方的各個層次的權力中心。中國共產黨的機構從上到下，井然有序，上下級以嚴格的命令聯結，兼之各級黨組織都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因此中國共產黨的動員能力非常強。依靠這種動員能力，中國可以很快走向改革開放，實現社會的全面進步。可以說，這種動員能力是以往中國任何政權所不曾有過的。但檢討西方近展的歷史，社會組織的改變不僅應當提高其動員能力，還需要更多東西以使其理性化。如黃仁宇先生概括英國近代史時指出:改組高層機構:放棄君權神授說、保持英格蘭教會權威，但是要執行政教分離，寬容異教徒。從此議會以公債代替國王對財政之人身責任，國王從此也有職無權。這種措施促進政黨政治及內閣制度的抬頭。整頓低層結構:將土地合理化，逐漸取消“副本產業”，因而土地所有較前集中，同時所有權租佃關系及地租收入都較前固定而有共同的標準，放棄歸并鄉鎮之市場。重訂上下之聯系:公布權利清單，保障司法獨立，習慣法庭接受衡平法，自此法律更現代化，也更融合于商業體制。此外，更增設郵政，建造付費公路。

西方的社會組織由此從中世紀走向了近代，實現了近代意義上的理性化。首先，上層機構的改革主要包括在經濟上國王財產與國庫分開，經濟上由專門機構管理，而不再由國王控制;政治上多種力量并存，宗教寬容，政黨輪替及議會制，以避免某種勢力的政治壟斷。由此，上層機構走向理性化。其次，低層結構明晰土地產權和私有財產權，農村和城市社區走向商業化。由此，低層結構走向理性化。再次，上下層之間通過代議制、財稅、商業和法律等多種手段互動，形成良性聯系。由此，上下之間的聯系走向理性化，而不再是真理至上而下，層層施壓，下層無從置辯的傳統模式。以此為標準，當代中國的組織結構存在許多問題。其一，從上層結構來看，如何使得權力受到監督、決策體現社會多元的需求等問題值得關注。其二，從下層結構來看，如何明晰農村土地所有權、將商業引入農業等問題有待解決。而如何保護城市居民的私有財產權(如房屋所有權)、商業自由等仍未能很好解決。其三，鋪設上下層結構聯系的民意表達、商業和法律等手段還遠未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當前的中國政治還是習慣于采用命令，從上到下，層層施壓。而對于組織上和技術上的不足，用黃仁宇先生的話來說就是以道德來彌補。地方官員未能處理好群體性事件，責任就在地方官員身上，而全不問這些事件背后體現出組織和體制的缺陷。①

二、大歷史視野與法學研究

從大歷史的角度看，法律應當作為上下層結構聯系的重要手段。但在當代中國社會的上下層結構的聯系中，法律并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中國獨有的上訪現象逐年有增無減，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正如賀衛方教授所說，當重慶九龍坡區法院的院長要和重慶最牛的釘子戶進行對話時，該釘子戶說:“我跟區委書記談，比跟你談更有效率。”后來確實是依靠行政命令而不是法院判決解決了這件糾紛。釘子戶知道誰才是權力中心和誰有決定權。那些失地的農民、被拆遷的城市釘子戶和河南因輸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去法院起訴的時候，發現法院的大門對他們來說是關閉了的。這些糾紛本來就是一些法律糾紛，通過法律來解決就可以了，但在當前中國的上下層結構的關系中，法律并沒有這樣的地位。前文分析了當前中國的上層結構存在的問題，就法律領域而言，這些問題直接導致了立法缺少代表性。如2004年修改憲法，中共中央提交的修憲建議和最后的憲法修正案一字不差。修改憲法這么重要的事情都沒有進行激烈的辯論，都沒有讓社會的多種力量予以介入。同樣，普通法律制定過程中，多種社會力量也難以表達意見，人大的辯論也很少，立法者很多時候并不知道下層的真正需要。這些使得法律很難代表社會的多元利益。而法律的執行不僅需要司法、執法機構，更需要社會的壓力。

〔缺乏代表性的法律當然也就缺乏執行該法律的社會壓力。上下層結構之間依賴命令和道德手段聯結，法律并沒有發揮多大的作用。同時，司法僅僅是政府管理的一部分，而不是政府管理之外、監督政府的獨立機構的活動，這些因素決定了司法功能的有限性。法學研究者應當看到這種社會背景，在這種背景下提出法學研究所面對的問題，并試圖去尋找解決的辦法。當前法學的研究者要么根據西方的規范提出問題，要么根據中國法律的表達提出問題。這些提問本身就存在問題，因為提問者沒有看到當前的社會背景;進而學者們提出的解決辦法也存在問題。

三、運用大歷史觀研究具體的法律問題

(一)司法改革問題司法改革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法律界的熱點話題。最高人民法院先后推出兩個五年改革綱要，大刀闊斧進行司法改革。隨著統一司法考試推進，法官素質大大提高，復轉軍人進法院不再是法院進人的主要方式;審判方式改革，刑事、民事審判程序更加走向當事人主義;訴訟費用下調，法院門檻降低……這些改革措施極大地改變了法院的面貌，但現實又在提醒人們這種改革還缺少一些根本的東西。在一般人心中法院的社會形象下降，法院的貪污腐敗成風，②對法院判決公正性的懷疑有增無減。十多年的改革竟然得到這樣的結果，這使得人們容易將矛頭指向法院自身。如最近最高法院副院長黃松有事件發生后，社會各界于是呼吁加強對法院的監督。法院的腐敗不只是法院自身的問題，而是整個權力結構和體制的問題。從大歷史的背景來看，在中國的政治結構中，法律并沒有成為上下層結構的主要紐帶，法院也因此沒有成為溝通上下層結構的主要機構。法律只是上層結構治理下層結構的一種手段，而且還遠不是最重要的手段。在“一府兩院”的體制中，法院應該具有很高的地位。但實際上法院在政治序列中的地位很低，最高法院院長不是中央委員會委員，更不是政治局委員。如同百年前清末民初的司法改革一樣，雖然審判廳建立起來了，但其運轉的環境并不存在，因此不能達到預想的效果。從這個角度去看司法改革，我們就能理解司法改革的難處，司法改革無論怎么改，始終是在畫地為牢中改革，僅僅停留在具體的技術上改，而沒有觸及體制的改革。司法職業化的困境可以作為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證實上述看法。司法職業化源自“法律活動的專門化”(借用蘇力語)，由此需要專門的機構(司法機關)、職業人員(法官)根據專業的活動(法律推理)來解決糾紛，實現正義。

③司法職業化推行十年以來，當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還面臨三大難題:其一，司法職業化并沒有提高法院在解決人們糾紛中的地位。其二，司法職業化并沒有確保法院和法官的獨立。其三，司法職業化也沒有確保法院的廉潔，相反法官們的瀆職犯罪也更為“職業化”或者“專業化”。這些并不是要反對司法職業化的推進，而是提醒人們應看到司法職業化的在大歷史背景下的有限性。學者在研究司法改革的時候，對這種歷史背景應當有認識，這樣才能提出正確的問題并沿著正確的方向尋找答案。

(二)中國憲政問題憲政在西方的理論和實踐具有很長的歷史淵源。西方憲政理論主要包括兩個方向的理論。其一，麥基文的憲政理論。他認為憲政意味著法律對權力的制約，而不是相反。其二，戈登的憲政理論。他認為憲政的核心就是非上下等級的權力中心相互制約形成的平衡狀態。兩種理論之間有激烈的爭論，但西方憲政的實踐實際上是兩人理論的結合體，既從法律的角度強調法律對權力的制約，也從政治的角度強調權力中心的相互制約。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當代中國離憲政的距離還很遠。如前文所述，當代中國的法律遠不能制約權力，相反權力決定了法律的形式和內容。同時，中國的政治結構是金字塔形的，是從上到下的等級制，而不是漁網狀的、多中心的權力結構。當代中國的政治和法律結構既不符合前一種憲政(法律制約權力)的要求，也不符合后一種憲政(權力相互制約)的要求。因此，當代中國看不到走向憲政的趨勢。如果忽視這些事實，學者就難以對當代中國走向憲政的難度有正確的認識，而可能只是膚淺地從西方憲政的規范出發來呼吁中國應當走向憲政。

(三)法律傳統的繼承問題傳統中國有很長的歷史和文化，其法律傳統也自成體系，而與西方不同。今天，研究中國法律傳統的學者自然也會提到從中國的法律傳統中汲取優秀的成分，為今所用。當代中國和傳統中國在經濟上固然差別很大，后者以農業為主，前者以工業為主;但在組織結構上，卻有相似之處。當代中國的社會組織結構為:下層是沒有組織的農民或城市居民，上層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黨組織和政府。上下層之間的聯系通過命令、行政來實現。遇有組織和技術的不足(如出現罷工、群體事件等重大社會問題)，則以道德(與傳統中國一樣強調官員應關心民生)來彌補。所不同的是，當代中國的政治權力借助政黨的形式和現代的通訊技術得以對社會進行更深的控制和滲透。

在這種背景下，探討中國法律傳統對當代的借鑒意義才有價值。在中國古代社會中，法律是國家進行社會控制的一個工具，因此國家注重刑法典并高度關注刑事案件。同時，從立法、執法到司法的過程來看，法律始終是外來者(國家權力)強加給社會的，不容社會置辯和討價還價。當代中國的政治結構與傳統中國的政治結構相似，因此，中國的法律傳統中有幾點值得我們關注:其一，法律是如何受到權力控制的?傳統中國不僅通過權力結構控制法律的制定與實施，而且通過控制執法者的信念和觀念來控制法律的實施，這對于學者們理解當下社會的治理有著啟發意義;其二，法律如何做到既作為控制社會的手段又在一定程度上實現正義?傳統中國的司法審判要兼顧天理、國法和人情，因此，法律不僅僅是控制社會的工具，而且還是實現社會正義的工具。

其三，在法律不能成為解決社會糾紛的主要手段時，國家憑借什么來解決糾紛，比如說京控、紳士裁決等有沒有普遍的意義?在國家司法日益占據主導地位的今天，民間調解也應占有一席之地，否則無法克服國家司法忽視差異性的問題。除了這三方面的研究外，大歷史視野對于我們研究其他問題如中國憲法的表達與實踐背離的問題、刑訊逼供發生的深層次原因的問題、法治秩序的構建等問題都有指導意義。四大歷史視野的有限性將大歷史的視野運用于法學研究，是希望學者在研究過程中具有歷史意識。如布洛赫所言，歷史是個整體，歷史從古至今，都是連續的，我們的今天也是歷史的一環。從法學研究的角度來看，只有具有歷史意識，才能明白法律制度的真實意義，才能明白法律制度的發展方向。我們對法律制度的提問才不至于無的放矢，提出的解決辦法才不至于成為空中樓閣。具有了大歷史視野并不能自動解決具體的研究問題，但卻能幫助研究者尋找到正確的方向。

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似乎法制無論怎么改、法學怎么研究都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政治體制———的制約，這可能會令法學研究者陷入悲觀的情緒中。作為一個研究者不能將自身的感情帶到研究中，因此研究者不能也不應該受到悲觀情緒的支配。此外，還有兩點理由不會導致研究者陷入悲觀的情緒:其一，法制改革和法學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雖然很有限)通過對技術和組織的改變來提高法律在治理中的地位。如2007年法院訴訟費大幅度降低就引起法院訴案的增加，方便了公民通過法律來解決糾紛。其二，法制改革和法學研究重在引起人們觀念的變化，等到觀念的變化到達一定程度時，社會自會形成普遍的壓力以執行法律，法律就成為溝通上下層結構的紐帶，而法治之建成也水到渠成。

四、結語

在大歷史視野下對當代中國的認識有助于法學研究者在研究法律問題時，提出正確的問題并找到解決問題辦法，畢竟法律是與政治、社會結構是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當代中國處于近代一百多年以來持續進行的社會轉型中。用唐德剛先生的話來說這一社會轉型是“一轉百轉”，法律要轉型勢必和政治、社會一起轉型才能成功。大歷史的視野使法學研究者將法律問題放在更大的歷史背景中去考察，這種考察避免了“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局限。

作者：雷安軍單位：宜賓學院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