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國際投資仲裁書證出示規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在國際仲裁領域，書證被看作是最好的證據形式［1］，書證出示往往成為仲裁庭查明事實的關鍵。不過，投資仲裁當事人所需要的書證常常在對方控制之下，對方當事人是否有義務予以出示?仲裁庭要求其出示的法律依據為何?仲裁庭在何種范圍或條件下可以要求該當事人出示書證?如果該當事人拒絕依照命令出示書證，可以采取什么救濟方法?關于這些問題，《ICSID公約》《ICSID仲裁規則》以及《UNCIRAL仲裁規則》等條約或仲裁規則均少有涉及。同時，國際投資仲裁參與人包括仲裁員、當事人以及人，通常具有不同的法律文化背景，在書證出示或披露方面法律文化差異巨大。在這種情況下，國際投資仲裁中書證出示如何進行?以下筆者通過對以ICSID(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仲裁和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仲裁為代表的投資仲裁實踐進行考察，探尋國際投資仲裁中的書證出示規則，以期為我國政府或海外投資企業參與國際投資仲裁程序提供必要的指引。

一、仲裁庭命令書證出示的法律依據

在國際投資仲裁中，仲裁庭具有命令當事人出示書證的權力，這可以在相關條約以及投資仲裁規則中發現依據。比如，《ICSID公約》第43條授權仲裁庭在程序任何階段命令證據出示，《ICSID仲裁規則》第34條第2款、《UNCITRAL仲裁規則》第24條第3款以及《IBA證據規則》①第3條對于仲裁庭命令當事人出示書證的做法都進行了明確的認可。即使國際投資仲裁適用的仲裁規則沒有明確規定仲裁庭這一權力，命令書證出示也應屬于仲裁庭的固有權力。固有權力是指因職位、地位或身份而必然產生的權力［2］，裁判者在特定的爭端解決中為履行其司法職能必要時可以行使，并不依賴法律、條約或仲裁規則的明文規定。命令書證出示是仲裁庭為履行查明案件事實這一職能所必需，它可以自行或依據當事人申請如此行事。國際投資仲裁當事人亦負有合作義務。在國際投資仲裁中，由于缺乏國內法院那樣的強制性權力，主動收集證據的能力和渠道相對有限，對當事人履行合作義務更為依賴。拒絕證據出示或披露從性質上講違反善意原則，因為當事人基于私利試圖阻礙對方履行證明責任，使對方當事人在程序中處于不利地位，妨礙了仲裁庭查明事實職能的實現。對于這種合作義務，有一些國際投資仲裁規則作出了明確規定，比如《ICSID仲裁規則》第34條第3款，《IBA證據規則》第9條第5款。

二、國際投資仲裁中書證出示的范圍與條件

關于國際投資仲裁中書證出示的范圍與條件，相關條約或仲裁規則缺乏明確規定。仲裁庭需要在具體案件中通過行使自由裁量權填補空白，盡管仲裁員們通常不會直接遵循某一國國內證據法，但或多或少地受其法律文化背景影響。一般而言，比起大陸法國家，在普通法國家的法官要求當事人出示書證(包括于己不利的書證)的范圍要寬泛得多，普通法國家實踐的優點在于裁判者通過證據披露程序全面查明事實并準確作出判決，但缺點在于成本較高、效率較低。基于對效率的考慮，普通法式的證據披露在投資仲裁中仲裁庭通常不予采納，它通常需要在裁決的準確性與仲裁效率之間追求一種平衡。需要特別強調的是，《IBA證據規則》第3條第3款適當平衡了在書證出示方面不同法律文化之間、仲裁效率與仲裁公平之間的沖突，在國際仲裁界獲得廣泛認可。《IBA證據規則》系國際律師協會編纂，在國際投資仲裁中的適用沒有強制性，可以由當事人約定或仲裁庭選擇而適用。

(一)書證的特定性在Thunderbird案中，仲裁庭闡述了當事人書證出示的“有限及特定(narrowandspecific)”標準。仲裁庭指出依據《IBA證據規則》第3條第3款a項，被要求出示的文件應該“有限及特定”，即當事人針對對方提出的書證出示請求在時間和主題上是受到合理限制的②。在一個依據UNCIRAL規則進行的NAFTA仲裁中，書證出示的請求人只是簡單地列舉各種問題，并聲稱它尋求“所有相關的書證”，仲裁庭裁定這樣的出示請求與《IBA證據規則》第3條不符，簡單地予以拒絕③。在Myers案中，仲裁庭要求當事人提出的出示請求對書證或書證類別進行充分的特定性界定④。在CME案中，投資者一方最初提交一份僅僅對文件類別做一般描述的出示請求，仲裁庭認為這與《IBA證據規則》第3條不符拒絕了該請求⑤。后來，投資者一方第二次提出出示請求，仲裁庭同意了其中大部分文件的出示。仲裁庭認為，請求人請求提交的文件具有特定性，對這些文件的類別通過日期或通過特定文件數量進行了界定①。實踐中，當事人提交出示請求必須限制其試圖獲取的文件的時間范圍，這個時間范圍應與其試圖證明的主張相稱。而且，當事人應當盡可能將文件類型限定于與相關問題具有密切聯系的范圍。另外，“特定性”標準要求請求人使用最佳方式界定文件本身。如果無法給出文件的準確名稱，至少當事人應提供文件在功能上的描述，比如董事會會議記錄，這樣足以讓對方當事人或仲裁庭將這些文件區別出來。

(二)相關性與重要性在Aguas案中，仲裁庭指出，它在決定是否下達證據出示命令時需要考慮一些因素。這些因素包括:請求人的出示請求對于其主張的必要性、相關性以及可能的價值②。可見，文件的相關性，尤其文件的重要性影響仲裁庭是否決定作出書證出示命令。“重要性”與“相關性”存在微妙的差別。“相關性”是指證據與當事人主張的事實之間具有某種聯系，可以用來確立或反駁該事實主張。“重要性”是指在具備相關性的基礎上，證據為仲裁庭準確作出裁決所必需。Glamis案仲裁庭指出，以往投資仲裁庭處理當事人書證出示問題時，采用了書證的重要性標準③。仲裁庭不僅要分析那些書證是否為證明特定事實主張所需，也要分析這些主張本身對于將來的裁決是否有影響。在Methanex案中，投資者試圖從東道國獲取關于NAFTA條約的談判文本、會議記錄以及備忘錄，以便確定NAFTA條約中一些條款的意圖。對此，仲裁庭要求投資者提交一個合理解釋，闡述為什么談判歷史將影響仲裁庭對條約文本本身的理解④。也就是說，仲裁庭決定書證出示時看重的一點是談判歷史是否影響最終裁決。仲裁庭最終否決了投資者關于談判歷史文件的出示請求，原因是這與《IBA證據規則》的要求不符⑤。

(三)證據在對方控制之下被請求出示的文件僅在對方控制之下還是通過其他方式也可獲取，這一點也是當事人書證出示請求能否獲得同意的關鍵。在Glamis案中，投資者試圖從美國政府獲取文件。美國政府回應稱，這些被請求出示的信息很有可能已經屬于公共記錄的一部分。仲裁庭認可美國的理由，拒絕投資者一方的請求，同時指出如果能證明情況確實并非如此，投資者一方可以重新提出請求⑥。在MarvinFeldman案中，仲裁庭僅要求被請求人出示那些請求人通過其他方式不能獲取的文件⑦。在ADF案中，被請求人拒絕投資者的書證出示請求，理由之一是那些文件可以在國家檔案館公開獲取⑧。請求人認為，那些文件應由被請求人提交，文件可以在公共領域獲取并非可接受的理由。因為依據《美國信息自由法》，每個政府文件均可公開獲取⑨，它不應被要求在每個政府部門門口排隊詢問相關文件的存在及其可獲取性。仲裁庭裁定，當被請求出示的文件處于公共領域，雙方可以平等并有效地獲取，沒有必要要求另一方將該文件出示并提交給請求人。最終，仲裁庭決定由被請求人指明那些請求人應該可以實際獲取所需文件的具體政府部門即可①。有些情況下，證據實際上掌握在第三人手中。但是，該第三人與投資仲裁當事人之間存在特殊關系時，這時判斷證據是否在當事人控制之下成為一個困難的問題。比如，對于投資者一方而言，如果文件控制在與其同屬一個集團的另一公司，仲裁庭是否可以命令文件出示?這時，是否存在實際控制關系或者是否存在刺破公司面紗的理由是仲裁庭能否下達該命令的考慮因素［3］。當持有書證的第三人與東道國之間可能存在著特殊關系時，也可能影響書證出示請求能否成立。比如，在一項國際投資中可能涉及不同的主體，除了投資者還包括東道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東道國銀行，以及與投資者一方具有合資合作關系的東道國企業(比如國有企業)，等等。它們可能與投資者存在不同的合同關系。東道國地方政府以及企業具有各自利益以及獨立運行的機制，雖然受到東道國中央政府這樣那樣的制約，但并非一定受中央政府的完全控制。它們占有的合同、發票、會議記錄等文件都可能與投資仲裁中的待證事實有關而成為潛在的證據。此時，是否應認定第三人持有的這些文件是在東道國一方控制之下，不能一概而論，而應具體分析。如果東道國中央政府能夠提出有說服力的依據，這些文件則不宜認定為其控制之下的書證。

(四)其他條件1．提出出示請求的時間。如果仲裁庭就書證出示給出確定的期限，當事人的出示請求應當在期限內提出。如果請求人沒有滿足該期限條件而且沒有給出合理理由，仲裁庭可以拒絕該請求。不過，在提交仲裁請求書或答辯書時，或者在雙方僅僅交換了書狀以后當事人就提出書證出示請求，這很可能被仲裁庭拒絕。那些啟動仲裁程序所需要的文件難以包含非常全面詳細的事實主張以及法律意見，仲裁庭在這樣的早期階段缺乏足夠依據對出示請求是否滿足相關性和重要性作出決定。通常只有當事人已經在第一輪中充分交換了關于事實和法律的意見，雙方的各種證據已經被充分討論時，仲裁庭才能就出示請求作出決定。在NobleVentures案中，請求人在初步交換書狀之后提出出示請求，仲裁庭指出僅在仲裁庭收到請求人提出仲裁程序申請之時，仲裁庭在出示請求涉及的眾多書證中難以確定哪些文件是相關的和重要的②。2．出示請求不應造成不合理負擔。書證出示請求如果確實給對方造成過分負擔，可以構成拒絕出示的理由。仲裁庭在Aguas案中指出，它在評估是否作出證據出示命令時考慮的因素，除了相關性和重要性，還包括出示請求導致的費用與負擔，以及出示請求如何具有特定性，以便既能滿足一方當事人的正當請求，同時也不會導致程序濫用。在大多情況下，仲裁庭認為出示請求構成過重負擔的原因是文件所處的位置或者獲取該文件需要付出艱難的努力。在Railroad案中，投資者一方申請臨時措施，要求東道國保全它認為重要且相關的書證。仲裁庭認為請求過于寬泛，為履行該請求東道國搜尋的文件種類難以界定。“仲裁庭懷疑這樣一個無所不包的請求，如果仲裁庭作出保全建議，是否真正地能夠實施。”③書證出示是否構成負擔可能會受到法律文化影響。在NobleVentures案中，仲裁庭特別指出，在國際仲裁中，一定數量的書證披露是被接受的，而且應當考慮被請求人羅馬尼亞政府是“大陸法系國家，在這些國家書證出示要比私人投資者來自的普通法國家要少。”④可見，仲裁庭認為當事人的大陸法法律文化背景是仲裁庭決定書證出示范圍所考慮的因素。另外，一方當事人要求對方提供證據造成的負擔應當與書證的價值進行權衡，如果不成比例，就構成不合理負擔。在Waste案①中，仲裁庭拒絕了證據出示請求，因為被請求人請求出示的發票從表面上看數量過大，而且這些發票的內容基本上沒有爭議。

(五)總結與評價通過實證考察，國際投資仲裁中書證出示的范圍與條件相比于普通法的證據披露而言受到了嚴格限制，比大陸法的法律傳統要寬松，與《IBA證據規則》第3條第3款體現的標準相近。關于這一點，一項ICSID仲裁裁決中的論述具有代表性:《IBA證據規則》雖然在該案中沒有直接適用，并且它主要為商事仲裁領域的使用而規定，但是它(尤其是第3條和第9條)可以被認為是為ICSID仲裁程序中文件出示請求及其命令提供了重要標準的指南②。國際投資仲裁與國際商事仲裁中書證出示有微妙的差別。在國際商事仲裁中，因為當事人通過協議選擇仲裁而不是訴訟，他們通常追求效率，不希望進行較寬范圍的書證出示;而在國際投資仲裁中，爭端解決的方式并非完全是仲裁雙方當事人直接選擇的結果，仲裁程序的啟動以條約為基礎③，而且由于國際投資仲裁更多地牽涉公共利益，標的額往往數額巨大，案情更為復雜，這樣對于仲裁庭而言有更重的責任查明事實，國際投資仲裁庭應當傾向于比純粹國際商事仲裁中的書證出示范圍更寬。

三、國際投資仲裁中書證出示的例外:特免權

特免權(privilege)是指法律認可的拒絕向法院或仲裁庭提供證言或書證的權利，包括阻止他人披露上述證據的權利［4］。對于受特免權保護的信息，仲裁庭應不予采納，也不應命令證人或當事人出示。特免權制度是為了保護特定的社會關系或利益。特免權在各國訴訟程序中得到普遍認可，但各國的具體制度差異較大，即使在同一法系的不同國家之間也是如此。特免權包括律師－當事人特免權④、公共利益特免權⑤、不受損害特免權⑥，商業秘密保護特免權⑦，等等。在國際投資仲裁實踐中，最為常見的特免權是律師－當事人特免權和公共利益特免權。關于國際投資仲裁中的特免權，條約或仲裁規則缺乏具體明確的規定，甚至沒有涉及。《IBA證據規則》第9條第2款和第3款關于特免權僅有一些原則性的規定。這是因為特免權問題比較復雜，各國對特免權保護的范圍與程度差異較大，難以形成共識。在實踐中，確定特免權的規則需要更多地依賴仲裁員依據案件自由裁量。關于國際投資仲裁特免權規則的確定與適用，主要存在兩種方法:國際私法方法和尋求被廣泛接受的規則。

(一)國際私法分析仲裁庭可能傾向于使用“最密切聯系原則”這種方法解決法律沖突。關于特免權的連接點眾多，至少涉及仲裁地、特免權信息的交流發生地、特免權信息的存放地法、當事人的本國法，等等。如何界定“最密切聯系”比較困難，需要根據具體案情。另外，雙方當事人分別提出的不同書證適用“最密切聯系原則”可能因連接點不同導致適用不同國家的法律，由于不同國家法律的特免權規則寬嚴標準不同，規則適用的最終結果可能違反“公平與平等”原則。解決該問題的一個辦法就是“最惠國原則”，即在所適用的兩個以上特免權規則之中，選擇其中對特免權信息給予最大程度保護的特免權規則來適用。這種方法使得各方當事人獲得平等與公平的對待。

(二)尋求被廣泛接受的規則書證特免權問題的解決不一定非得正式援引某一國的法律，可以通過比較法方法或者求助國際法原則而獲取被廣泛接受的原則或規則。這種方法并非一定考慮國際公法或國際商法，也可以僅僅考慮相關的國內法。在Glamis案中，投資者一方試圖獲取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政府雇傭的律師所擬定的一些文件，而東道國主張律師－當事人特免權拒絕出示。雙方由于同意適用美國法但就適用哪一州的法律沒有協商一致，雙方主張了不同州的法律。仲裁庭采用的方法是對多個州包括加利福尼亞和哥倫比亞特區的法律進行考察，試圖發現不同法院之間可以形成一般共識并能夠適用于國際仲裁的方法，這樣有助于確定當事人在此情況下的合理期待，然后仲裁庭在此基礎上考慮特免權的保護規則①。在Myers案中，仲裁庭指出，加拿大法律是相關的。除了加拿大證據法其他幾個法律文件也需要被考慮，包括商事仲裁法(CommercialArbitra-tionAct)以及《NAFTA執行法》(NAFTAImple-mentationAct)。仲裁庭也認識到在該案中解決公共利益特免權問題的背景是依據UNCIRAL規則進行的NAFTA仲裁，并潛在地需要考慮國際法和國內法②。在BIWATETR案中，仲裁庭分析了坦桑尼亞國內相關立法，但援引了Pope案仲裁庭在2000年9月6日的裁定中關于公共利益特免權保護范圍的立場以及《IBA證據規則》第9條第2款f項的規定。事實上，BIWATETR案仲裁庭試圖采納體現于其他投資仲裁實踐或國際規則中的一個國際標準，而不是坦桑尼亞的國內法③。在國際投資仲裁中，為解決特免權問題，仲裁庭更傾向于尋求被廣泛接受的規則。這種方法更適合發現那些體現在不同國內法或國際法中的現代實踐，也更可能接近那些選擇國際仲裁而非國內訴訟以解決糾紛的當事人對程序公正的期待。

四、國際投資仲裁中拒絕書證出示之救濟

依據《ICSID仲裁規則》第34條第3款規定，雙方當事人在證據的收集與提供方面應與仲裁庭合作。仲裁庭應將一方當事人未履行合作義務及其理由作正式記錄。另外，仲裁庭還可以采取以下救濟方法:

(一)不利推定如果當事人拒絕書證出示命令而又未提供合理理由，可以認為這是試圖阻止或妨害另一方當事人履行證明責任。對此，投資仲裁庭可以作出不利推定。不利推定是指事實裁判者從一方當事人實施證明妨害的事實得出對其不利的推定。不利推定意味著仲裁庭認可另一方當事人的主張，可以對損害另一方當事人權益的惡意行為進行遏制。不過，為了平衡雙方的利益，不利推定的作出需要滿足一些基本的條件，其中最基本的一個條件是另一方當事人至少必須提供初步證據④。在一些國際投資仲裁中，針對當事人拒絕書證出示，仲裁庭運用了不利推定這一救濟方法。比如，在Waste案中，仲裁庭明確援引1999年《IBA證據規則》第9條第5款，指出“對拒絕披露的最終懲罰是進行不利推定”⑤。在一些投資仲裁中，東道國以公共利益特免權為由拒絕披露證據，仲裁庭裁定公共利益特免權的主張不能成立的同時，指出拒絕披露將導致仲裁庭在爭議問題上進行不利推定①。

(二)仲裁費用分配國際投資仲裁中仲裁員在仲裁成本的評估與分配方面享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這可以從相關條約和國際投資仲裁規則找到法律依據。比如，《ICSID公約》第61(2)條規定，除非當事方另有約定，仲裁庭將評估仲裁費用并決定仲裁費用如何以及由誰承擔。NAFTA第1135(1)條規定仲裁庭可以依據可適用的仲裁規則對費用進行裁決。《IBA證據規則》第9(7)條規定，如果仲裁庭認為一方當事人在取證程序中缺乏善意，仲裁庭可在決定仲裁費用(包括任何因取證而產生的或與取證有關的費用的分擔)時對該情形予以考慮。由于當事人拒絕書證出示而產生的不必要費用，一般認為應當可以要求該方當事人承擔或進行賠償。比如，在Feldman案中，仲裁庭警告當事人不合作將導致裁決中仲裁費用的懲罰②。在AGIP案中，仲裁庭指出它在評估申請人遭受的損失時將考慮被申請人東道國在書證出示中的不合作③。仲裁費用的分配可以在通過裁定作出，也可以在損害賠償裁決中作出。即使申請人的訴請最終不能得到支持，它仍可以基于被申請人的非善意行為而施以懲罰，即裁定由被申請人承擔仲裁費用，其中包括申請人的律師費。

五、結論

國際投資仲裁中書證出示的范圍與條件，條約或仲裁規則缺乏明確具體的規定，需要由仲裁庭根據案情通過行使自由裁量權加以確定。投資仲裁實踐中通常不會直接適用某一國證據法中的書證出示規則。通過對投資仲裁實踐的考察可以發現，具有一定共識的書證出示規則已經形成，即書證須具有特定性、相關性以及重要性，并且在對方當事人的控制之下，不受特免權保護。事實上，這接近于《IBA證據規則》中的標準。不過，《IBA證據規則》在國際投資仲裁中的適用不具有強制性，具體的書證出示規則仍然可能受到國際投資仲裁參與人，尤其是仲裁員法律文化背景的微妙影響。比如，當所有仲裁員均來自普通法系或大陸法系國家，書證出示的范圍會相應寬泛或狹窄一些。關于書證出示的范圍，我國國內民事訴訟實踐更接近于大陸法傳統［5］，與國際投資仲裁中書證出示規則存在較大差異，也沒有原則上確立特免權制度。我國政府或海外投資企業在投資仲裁程序中應熟悉相關證據規則，并能根據具體案情合理主張權利。比如，主張適當的書證出示請求，針對對方過分的書證出示請求提出異議，主張特免權，以維護自身的正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