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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術期刊媒體融合的新模式

媒體融合為傳統學術期刊插上了一雙“隱形的翅膀”：可以提高學術期刊信息傳播的速度，增加學術期刊信息的渠道，擴大學術研究成果的傳播范圍，增加學術研究成果的獲取途徑，滿足用戶的個性化需求。面對一條新的起跑線，傳統學術期刊抓住媒體融合的窗口期，通過加強跨媒體融合，探索紙媒與互聯網、紙媒與手機終端、紙媒與微媒體等多種媒體融合方式，加快了轉型發展的步伐，趟出了不同的道路，積累了豐富經驗，形成了一些新的模式。

1．刊網融合模式

刊網融合是近年來學術期刊界研究與實踐的一個熱點問題。隨著數字化轉型步伐加快，學術期刊進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目前形成了三種刊網融合的模式。第一，合作模式。學術期刊與中國知網、萬方等大型期刊數據庫合作，利用這些數據庫的技術優勢、資源聚合功能和市場占有率，間接實現刊物的數字化。這種模式只需與數據庫平臺簽訂相關協議，即可實現學術期刊的數字化出版與網絡傳播。這就回避了傳統學術期刊缺乏網絡技術人才的劣勢，極大地降低了網絡運營和管理的成本，能收到立竿見影之效。第二，自建網站模式。學術期刊主動創建和運營網站，自己管理，自行，努力實現一體化的資源整合和轉型發展。社科學術期刊獨立建網站的有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的“學者在線”、浙江大學學報網站、新華文摘網、上海大學期刊社網站、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期刊網等。科技類期刊自建網站的較多，這些網站主要的技術支持方為西安三才科技、北京勤云軟件、北京瑪格泰克、中國知網等。第三，聯盟模式。聯盟模式是由業內公認的品牌期刊牽頭，創建同行專業學術期刊數據庫。比如《中國激光》牽頭創建的中國光學期刊網，2004年正式上線，“它集中了國內光學期刊論文最為全面的數據，發表速度快于任何一個平臺，檢索功能、二次挖掘功能都實現了人性化設計，并初步實現了文獻數據一次制作、多次的預期。不僅能在電腦上使用，同時也能在手機等移動終端使用。這個平臺的平均排名約為全球網站前6萬位，進入全球網站排名的前1%，是全球文獻瀏覽和下載量最大的光學專業網站。”［1］此外，還有中國地學期刊網，其匯集了235種科技期刊，涉及40余家主管單位、110家主辦單位，是以專業平臺帶動期刊匯聚的典范。

2．開放存取模式

開放存取（OpenAccess，簡稱OA），原指圖書館領域的“開架借閱”，后被賦予新的內涵，即在互聯網環境中以自由、開放、共享和免費方式獲取并利用學術信息的一種出版、交流模式。國內OA期刊的發展速度比較快，特別是自科類期刊的發展速度令人刮目相看。早在2010年，1868種中國科技核心期刊中就有461種在自建網站上實現了OA出版，可讓用戶免費瀏覽期刊全文，加上中國科技論文在線、首席醫學網、科學出版社期刊出版平臺實現OA出版的期刊，據保守統計，中國OA期刊的總數接近1000種，約占中國期刊總數的10%［2］。有學者將實現OA出版的中國科技期刊歸納為三大類11種具體模型。第一類為傳統印刷期刊+后印本存檔模式，具體包括個人主頁開放存取、個人博客開放存取、網絡集成開放存取和電子印本開放存取倉儲4種模型。第二類為混合型OA期刊模式，包括雙重模式開放存取、延遲開放存取、部分開放存取、開放存取索引4種模型。第三類為創建型OA期刊模式，包括基于作者付費的開放存取、受資助的開放存取和多元融資模式的開放存取期刊3種模型［3］。中國社科類期刊的OA出版遠遜色于自科類，但仍呈現增長趨勢。有學者對《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2012—2013）535種來源期刊做了統計分析，結果顯示，截至2012年8月，其中73種期刊實現了OA出版，占總數的13.6%［4］。而《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2014—2015）533種來源期刊，有120種期刊實現了OA出版，占總數的22.5%。盡管社科類OA期刊還存在地區和學科分布不均、上網時滯嚴重、全文回溯時間有限等不足之處，但開放存取已經成為獲得學術信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

3．微信公眾號出版模式

微信是騰訊公司于2011年1月推出的一款智能手機應用軟件。2012年8月23日微信公眾號正式上線，開啟了個人、企業或組織通過公眾平臺面向特定群體發送文字、語音、圖片、視頻和圖文消息的模式，實現了個人、企業或組織與目標用戶全方位溝通互動的變革。根據騰訊的2017年第三季度財報，截至2017年9月30日，微信用戶達到9.8億，日發送的消息數約為380億條，月活躍公眾號為350萬個，月活躍公眾號關注用戶數為7.97億。“微信是一個全新的內容推送平臺，更是一種新的創作模式和數字出版模式”［5］。隨著微信的風靡，專家和學者對其有過很多闡述，比如微信內容傳播就有十大特征：第一，內容自由度高；第二，受眾黏度強；第三，多媒體傳播；第四，系統開放免費；第五，傳播互動及時；第六，閱讀可選擇性強；第七，受眾可辨認度高；第八，碎片化內容過多；第九，垃圾信息泛濫；第十，安全性脆弱［6］。目前，微信公眾號在學術期刊領域已經得到普及應用，許多期刊開始與騰訊合作，開通微信公眾號，通過信息揭橥、內容、優先出版、稿件查詢、在線投稿、審稿、編輯加工、讀者關系維護等方式來擴大手機讀者群，拓展學術期刊的影響力和知名度。“截至2015年5月30日，1200種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ChineseScienceCitationDatabase，簡稱CSCD）期刊，共有283種期刊開通了微信公眾號，占全部期刊的23.6%，且比例在不斷遞增。”［7］在學術期刊與微信的媒體融合過程中，科技期刊的微信公眾號結構相對完善，服務比較有序。《中國激光》《中華醫學雜志》等期刊的微信公眾號更是憑借專業化、個性化的服務得到專家點贊。2014年11月，人大數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依托人大書報資料中心148種學術刊群，推出“壹學者”微信學術平臺，提供“壹閱讀”“壹科研”“壹社交”“壹傳播”的一站式服務，可謂獨樹一幟。“壹學者”微信學術平臺有幾個主要功能，一是實時推送學科資訊，二是建立學者交互空間，三是提供各類科研服務，四是擴大科研傳播渠道，比如可以查看周邊會議、沙龍信息，快速結識參會學者。“‘壹學者’堅持用戶價值導向，著力于滿足用戶社交與傳播需求，打造‘內容’+‘工具’+‘社交’的移動互聯網產品架構，并開展了豐富的用戶運營探索，構建了一個全新的學術生態系統”［8］。

4．域出版模式

2011年3月，《復旦學報》《南京大學學報》《清華大學學報》《四川大學學報》等17家“名刊工程”學報聯合發起“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簡稱網刊），創辦了《馬克思主義學報》《歷史學學報》《哲學學報》等10個一級學科的專業刊，在中國知網以開放獲取方式正式上線。網刊創辦以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僅提高了收錄文章的下載量、引用率和影響力，而且得到了管理部門的充分認可與支持。然而由于體制的掣肘和思維慣性，不可避免地存在諸多局限。“在實踐上，比如合作僅限于最終產品的重組，而沒能推進到出版全流程；網刊的發起者既不是社會團體也不是企業，而是分散的學術期刊，這些期刊編輯部幾乎沒有獨立的法人身份，這導致了網刊主體身份的曖昧，也限制了外部資源的投入；由于缺少現實利益的支撐，提供技術平臺的合作者投入動力不足，使得網刊缺少進一步發展的支撐。在理念上，網刊創辦針對的是紙本期刊的現實焦慮問題，盡管運用了互聯網技術，但在觀念上還沒有轉變為互聯網思維。”［9］在媒體融合的大背景下，以互聯網思維思考構建學術傳播新秩序的問題時，“期”和“刊”這兩個最具紙本時代特征的要素恰恰成了首先要突破的框框。2015年3月，《南京大學學報》主編朱劍在清華大學籌辦的首屆學術期刊文學編輯論壇上，明確提出“專欄是在線數字傳播的最佳單元”。2015年4月北京超星公司副總經理汪新紅在澳門華文學術期刊發展趨勢國際研討會上，公開使用“域出版”來指稱超星公司正在開辟的期刊業務。此后，經過多次接觸、溝通、協商、談判，超星公司完全認同并接受了高校期刊界提出的“以專欄為中心的期刊數字出版理念”，并將其定名為“域出版”。2016年9月，高校學報界在吉林大學召開“‘域出版’暨學術期刊聯盟建設研討會”，2016年10月，北京超星公司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大廈舉行了“期刊智能出版傳播平臺暨‘域出版’會”，這標志著“域出版”這個名稱已經正式被學術期刊界接受。“域出版”是高校學術期刊界與北京超星公司雙向互動、合作創新的產物，也是思想與技術、專域與渠道、內容與平臺融合的新嘗試。正如朱劍所說：“‘域出版’理念的要義是將‘域’的概念引入互聯網出版領域，在信息聚合型編輯、出版、傳播平臺上，實現以‘專域’為基本單元的多元、有序、高效的出版和傳播。在這里，‘專域’將取代傳統秩序中的基本單元——書、報、刊，成為新的傳播基本單元和構建新秩序的基礎，而域出版平臺將為‘專域’的編輯、制作和傳播提供強大的信息資源和技術支撐，以實現內容、形式、渠道的統一。”［10］對于學術期刊來說，只有與新媒體融合，才能實現真正的數字化、專業化和集約化轉型。《清華大學學報》主編仲偉民認為“域出版”是學術期刊未來發展的方向，是學術期刊走媒體融合之路的橋梁，理由有六：第一，域出版有利于新舊學術期刊體制的融合；第二，域出版有利于作者、讀者與編者的深度融合；第三，域出版是公私融合共贏的典范；第四，域出版是上層決策與民間智慧融合的典范；第五，域出版有望使綜合性期刊和專業性期刊走向融合之路；第六，域出版有望實現專家與技術的深度融合［11］。

5．集群化發展模式

隨著媒體融合步伐的加快，期刊集群化發展已成為大勢所趨。我國學術期刊在集群化建設過程中，探索多種實現路徑，取得可喜成果。第一，改造式路徑。“改造式路徑的核心在于從刊群整體定位布局和發展戰略出發，有目的、有計劃地對刊群中已有子刊或作為潛在刊群成員的期刊進行改造。改造的內容包括單刊的品牌定位、服務定位、欄目設置以及后臺的采編管理工作等，使其適應刊群的整體發展定位和發展布局。”［12］北京卓眾出版有限公司一方面深耕農業機械領域的期刊，另一方面又改造拓展《汽車與駕駛維修》原有的某些欄目，相繼推出《商用汽車》《車主之友》等新刊，形成《農業機械》《數碼攝影》《機電商報》《卓眾汽車網》等17刊1報3網組成的刊群。通過構建互聯網、手機、平板電腦等多層次、多平臺的數字期刊產品，卓眾出版初步形成了立體化的媒介傳播形式。第二，加盟式路徑。在數字出版時代，網絡聚合刊群已經成為一種行之有效的手段。來自不同主管單位、主辦單位、不同地域的學術期刊，完全可以聚集在一個網絡平臺下抱團取暖、借力而行。典型的案例有中華醫學會刊群、材料期刊網、中國光學期刊網等。《中國激光》雜志牽頭成立的中國光學期刊網，囊括了國內51家期刊，以“共享資源，共享經驗，抱團取暖，做大做強”為宗旨，致力于推動光學期刊的發展和光學知識的傳播，如今在行業內頗具影響力。第三，孵化式路徑。孵化式路徑指同一主辦單位將分散在各編輯部的人、財、物實行統一管理和運作，通過資源共享、打造名刊、孵化新刊、共同發展的方式，形成差異化定位、優勢互補的期刊群。比如上海大學期刊社率先實施社科類期刊與科技類期刊，綜合性期刊與專業性期刊，中文期刊與英文期刊集約化管理運營模式，并創辦《先進制造進展》等英文刊，形成目前上海地區規模最大的學術期刊集群。

6．跨界融合模式

隨著媒介融合的不斷深入，無論是報紙、期刊還是電視都已意識到自身傳播力量的薄弱，于是紛紛謀求向綜合傳媒集團轉型。傳統媒體跨界融合一般有三種模式，一是不同媒體之間通過收購、合并等手段，進行產權、營運、產品的整合，形成規模龐大的多媒體集團，開展具有規模效益的多種業務；二是同一媒體集團內部的不同媒體發揮協同效應，使信息資源的用途多樣化；三是國內互聯網媒體憑借其龐大的用戶群、先進的技術和巨大的資金實力，反過來融合（即“倒整合”）傳統媒體。以下將以具體案例，分析傳統媒體的三種跨界融合模式。第一，《中國國家地理》的跨界融合。《中國國家地理》依托內容優勢，縱深挖掘，出版青春版《博物》、電子雜志《行天下》，收購《中華遺產》，創建中國國家地理網，成立國家地理影視公司，推出手機報和“掌途”客戶端，通過在網站、電子雜志、手機報、戶外媒體多介質渠道的全媒體化運營，不僅打造了中國專業地理多元化經營體系，而且為長遠的媒介融合發展做好了布局。第二，浙大社科學報的跨媒體融合。浙大社科學報的數字化建設起步較早，多年來曾做過多方面的嘗試和實踐。（1）在全國社科期刊中率先建立線上內容永久數字標識系統——DOI（DigitalObjectIdentifier），以確保數據的權威性。（2）實行開放獲取，提供免費下載服務。（3）嘗試在線提前出版，這種模式是“整期印刷本期刊的提前本”。（4）在全國中文期刊中率先推出“在線優先出版”，這種模式是“以單篇論文為發表模式的中文在線優先出版論文”。（5）建立網絡投稿與審稿系統，實現生產過程的數字化。（6）嘗試新媒體，開通手機版，首推學術期刊移動閱讀與印刷本同步出版的全新傳播模式。（7）在全國高校綜合性期刊中首開微博，以“微編輯”創新平臺、整合期刊內容，借“碎片化”“淺閱讀”開拓數字傳播新渠道。（8）試水平板電腦，提供全新閱讀體驗［13］。浙大社科學報的探索表明，傳統學術期刊完全可以根據自身特點及讀者需求量身打造屬于自己的媒體融合之路。第三，阿里巴巴“倒整合”傳統媒體。在互聯網公司“倒整合”傳統媒體的浪潮中，阿里巴巴頻頻出手，取得了不俗的戰績：2013年3月投資5.86億美元，收購新浪微博18%的股權；2013年4月戰略投資號稱中國管理第一刊的《商業評論》（中國社科院主辦），加入推動傳統媒體向新媒體變革的行列之中；2014年3月斥資62.44億港元，收購文化中國傳播（影視、游戲、廣告、報刊）60%的股權；2015年投資12億元，入股上海第一財經傳媒有限公司（《第一財經日報》《第一財經周刊》）；此外，還有投資無界新聞、《北京青年報社區報》、封面傳媒，收購香港《南華早報》等。“阿里巴巴通過在傳媒業的一系列并購，已經成功在視頻、社交媒體、傳統媒體、電影業、新聞客戶端等傳媒業領域布局，傳媒帝國已然成型”［14］。

二、學術期刊媒體融合中的新問題

隨著技術創新與媒體生態變化，三年來媒體融合加速推進，前行至深水區。學術期刊為了破解傳統傳播渠道的“中斷”或“失靈”問題，幾乎全部把數字傳播的權利轉授給了中國知網、萬方等大型期刊數據庫，并嘗試運作“兩微一端”，希望由此搭上互聯網和新媒體的高速列車，實現華麗轉身。然而事與愿違，聚合型的數據庫由最初的合作伙伴，搖身一變成了競爭對手，導致孤立的紙本期刊學術傳播中心的地位日趨旁落。大型期刊數據庫不僅壟斷了學術期刊的在線傳輸渠道，更為致命的是引領讀者“去紙質化”的閱讀方式和數據庫下載論文獲取信息的方式。可以說，學術期刊在媒體融合的過程中，舊的瓶頸尚未突破，新的問題又開始纏繞，距深度融合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1．復合型編輯人才缺乏

媒體融合不是不同媒介形態的簡單拼接，而是技術融合、渠道融合、平臺融合、內容融合、經營融合、管理融合等全方位的調整，新技術的采用、傳播渠道的改進、內容生產方式的創新、傳媒組織形態的升級、傳媒產業鏈條的重構、管理體制與政策的改革都要隨之發生相應的變革。技術融合是整個媒體融合的基礎，其中最重要的是數字技術和互聯網技術，它們在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融合過程中能發揮巨大的推動作用。然而，目前傳統學術期刊的人才儲備與技術支持無法滿足媒體融合建設的需求。我國學術期刊的主辦單位以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學會為主，由“體制內”任命的部分期刊領軍人物，具有較高的專業水平和很好的學術理念，卻缺乏駕馭新媒體業務的技術素養，沒有樹立拓展新媒體業務的基本目標，更沒有規劃新媒體業務的長遠戰略。目前很多學術期刊已通過集成的采編系統實現了審稿、編稿、發稿過程數字化，以及這一流程與PC端和互聯網的融合，但這一流程與移動互聯網的融合卻進展遲緩。其關鍵在于，缺乏新型的復合型編輯人才。老編輯對新融合、專業技能（信息檢索能力、計算機操作能力與多媒介轉換能力等）的缺乏了解和掌握影響了他們對學術新媒體的熱情和探索精神，影響了互聯網思維在學術期刊領域的運用和發展，更制約了行業借助融合業務技能實現對多種媒體的資源整合。

2．媒體融合主導權缺位

我國現有傳統媒體管理制度產生于計劃經濟時代，形成了以審批制度、主管主辦制度、行業管理制度、屬地管理制度為核心的規制政策。在這種體制下，傳統學術期刊一直保持主流學術傳媒地位，發揮著主體性作用。“其一，擁有公開出版的刊號，具有體制授予的合法身份，不存在‘無米之炊’的生存威脅；其二，牢牢把控著學術信息源（專業邊界）和作者資源（學術水準），目前還沒有任何學術新媒體能夠與其分庭抗禮，對其構成挑戰；其三，在現行的學術評價與期刊評價機制之下，只有具有正式刊號的期刊才能得到行政權力部門與專業評價機構的承認，盡管紙本期刊的傳播功能早已名存實亡，但其‘記錄功能’仍然受到學者們的重視。”［15］然而，恰恰是這類媒體，在媒體融合的道路上走得跌跌撞撞，深陷“不做等死，做了找死”的困惑之中，無法承擔起媒體融合的主動權。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缺乏國家主導的大型公共服務數字出版平臺，表現為具有公益性質的學術期刊沒有公共技術平臺的強力支撐，盲目“嫁接”或重復探索；二是學術期刊的市場主體地位模糊，身份尚為事業單位或改制后只是換塊牌子的“翻盤企業”、改制后依然沒有建立現代法人治理結構的傳統媒體，在與新媒體融合過程中必然遭遇體制障礙與規制約束；三是學術期刊分散弱小、技術落后、經濟實力不強，作為媒體融合中的被動者，它們根本沒有實力與能力去主導媒體融合。互聯網企業與新媒體公司是否具有媒體融合的主導權？答案也是否定的。從技術、平臺與資本實力來看，它們有舍我其誰的優勢。然而，在深入思考探究媒體融合發展的趨勢時，我們會察覺到一些悖論的存在。首先，民營力量主導媒體融合，勢必與黨和政府強調的媒體的政治屬性、輿論導向沖突，很難滿足“可控可管”的傳播要求；其次，中國知網、萬方等大型期刊數據庫雖然在數字傳播方面幾乎取代了紙本傳播，但其在學術信息源、專業編輯權威性、學術共同體關系等方面存在明顯的短板，因而無法替代學術期刊承擔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再次，互聯網企業與新媒體公司并沒有獲得體制授予的合法身份，還不具備與學術期刊刊號相當的學術傳媒地位。目前流行的微信公眾號與論文在線網站，不過是學術期刊的附庸或補充，暫時不足以動搖學術期刊的主流地位。

3．政策與規制缺陷

新媒體與傳統媒體融合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也給政府的媒體管理工作帶來嚴峻的挑戰。一是多頭管理、權責不一。在互聯網的監管上，工業和信息化部是行業主管部門，公安機關負責打擊利用網絡實施的各種犯罪活動，文化部門對文化產品、文化活動實施監督管理，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負責全國網絡出版服務的審批和監督。這種管理體制職能交叉、條塊分割，致使在監管的具體過程中，形成政府管理越位或政府管理缺位兩種現象。比如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國是把互聯網和手機作為信息產業來定位的。但互聯網和手機既有產業屬性，又有媒體屬性。單純由產業部門管理，很容易造成行業管理和輿論監管的脫節。特別是新聞出版廣電部門實行嚴格的內容監管，而電信部門只管傳輸不管內容，結果因傳輸平臺的不同，就會產生天壤之別的規制差異。二是法律“跟不上、管不住”。近些年，雖然我國在新媒體管理方面已出臺數部法律法規，但總體上立法層級不高、法律效力較低，“一方面，行政機關對現行行政法律文件的修改、補充滯后于新媒體的快速發展，造成法律制度不該有的缺位；另一方面，各行政機關進行聽政活動所參照的法律文件多為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規定，效力較低，僅限于本部門范圍，造成有法可不依的尷尬；且各行政機關在制訂、執行部門規章和行政規定時往往各行其是，又造成了行政法律制度執行的沖突”［16］。在學術傳播領域，“雙重管理體制”使傳統媒體在發展新興媒體業務時，遠不如商業新興媒體那樣能夠放開手腳大膽創新，經常是稍有創新、稍越雷池，就可能被“約談”、批評。在媒體融合的大潮之下，盡管互聯網與新媒體具有快捷、方便、及時、聚合等優勢，但所在企業仍然拿不到體制所承認的正式刊號，那些僅在網絡平臺或新媒體上發表的論文統統被排除在體制認可的評價之外，這不能不說是體制壁壘與規制政策滯后性的體現。

4．傳統傳播秩序危機

在紙本時代，學術傳播主要是通過書、報、刊出版發行完成的，三者各有分工，各有渠道，各有受眾。圖書以編輯出版學術著作為主，期刊以編輯發表學術論文為主，報紙以撰寫學術信息為主，各司其職，按照相應體制的規章制度或業界的約定俗成規則獨立地運行，從而形成了編輯校對、裝幀設計、出版發行、質量檢查等一系列學術傳播的基本秩序。17世紀60年代，學術期刊誕生于歐洲。“學術期刊出現以后，隨著其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作為發表平臺，其展示功能很快超越了其交流功能。與彼此交流相比，學者更注重如何展示他們的學術發現。”［17］學術期刊得到了學術共同體普遍的認可，因此逐漸成為學術展示、學術傳播、學術交流的基本單元，扮演了比書、報更為重要的角色。近些年由于我國科研管理評價機制出現弊端，需求過旺，導致紙本學術期刊買賣版面、平庸之作泛濫現象的出現。為了規范學術期刊出版秩序，優化學術期刊出版環境，提高學術期刊出版質量，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于2014年4月下發《關于規范學術期刊出版秩序促進學術期刊健康發展的通知》，并先后開展了學術期刊清理和學術期刊資質認定工作。這份通知對學術期刊網絡出版服務機構做出明確規定，要求其嚴格審核委托單位期刊出版許可證和學術出版資質，不得收錄非學術期刊、內部資料性出版物、以書號形式出版的“學術期刊”、利用境外刊號出版的“學術期刊”及其他非法學術期刊，自覺維護學術期刊出版秩序。新媒體時代所需的技術基因，幾乎是所有學術期刊的先天不足。所以學術期刊在媒體融合過程中，必須突破軟件、硬件、網絡等方面的技術障礙，無論是引進技術人才自建期刊網站，還是合理搭載技術服務商構建的技術平臺，都是學術期刊必須補齊的短板。然而在與中國知網、萬方等大型期刊數據庫合作過程中，學術期刊編排那么豐富的專業語言完全被肢解了，編輯、策劃、主持人語等被活生生地閹割了。

學術期刊不僅把數字出版權交給合作方，而且還失去了主導地位，這種技術突變導致了傳統傳播秩序的危機。一是從線下到線上的挑戰。學術期刊內容的傳輸已經從線下轉到線上，轉到了互聯網、手機和新媒體領域。數字技術和移動互聯網幾乎克服了傳播過程中可能遇到的任何障礙，包括空間和時間維度上的距離障礙，甚至文化傳播意義上的語言障礙。新媒體依托在傳播廣度和傳播速度方面的優勢，徹底改變了傳統以紙本期刊傳播學術的基本路徑。面對這樣的強勁對手，紙本學術期刊不堪一擊，必然深陷四面楚歌的危境。二是從訂戶到用戶的挑戰。互聯網與新媒體改變了人們的閱讀方式和閱讀習慣，主要表現在從讀紙本期刊到讀數據庫、論文內容表現形式與傳播形式的多元化、閱讀終端的多屏化與閱讀時間的碎片化等方面。讀者從訂戶到用戶的轉變，迫使期刊人必須強化用戶意識和服務意識，以滿足用戶的需求和選擇。三是從期刊到論文的挑戰。在紙本時代，學術傳播的中心是學術期刊，其刊物風格、欄目特色、專題策劃、編輯思想、專家主持等是確立名刊與權威的重要維度。在新媒體時代，學術期刊的基本結構和整體形象在數據庫平臺消失了，新媒體反規則、碎片化、去中心解構式的傳播方式，把學術傳播的中心轉移到單篇論文。檢索題名、關鍵詞、被引量、下載量、高被引問題、高被引作者……很多網絡詞匯漸漸成為人們的口頭語，甚至成為文化現象。我們曾經引以為自豪的高大上的專業學術期刊，在波濤洶涌的網絡空間，猶如一條拼命掙扎的小船，令人生出情何以堪、今夕是何年的感慨。學術期刊何時才能逃出苦海、到達彼岸？恐怕留給業界的時間不多。

三、結語

也許我們仍然有足夠的理由懷疑，“政策紅利”究竟還能維持多久？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隨著2017年的過去，與大眾傳媒相比，學術期刊領域并沒有打造出構成致命威脅的獨立新媒體，嚴峻挑戰也僅限于學術期刊的傳播環節與受眾的接受環節，學術期刊的主流學術傳媒地位并沒有發生根本動搖。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或還有仁智兩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