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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中國的發展正進入一個新階段，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也發生深刻變化。在此過程中，由于利益和價值取向的多元化，多種經濟成分和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部門之間以及個體之間收入差距拉大，新舊體制轉換所帶來的震動和摩擦等，都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社會矛盾，這些社會矛盾的關聯性、敏感性、對抗性明顯增強，而且越來越集中地體現在農村土地征用、城鎮房屋拆遷、勞資糾紛、醫患矛盾、環境污染等一些敏感事件和重點人群上。新時期的社會管理面臨一系列挑戰。

一、社會管理面臨的主要挑戰

新時期社會管理面臨一系列挑戰，這些挑戰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工業化社會帶來的挑戰。高速的工業化和向工業社會與后工業社會的轉型，在促進生產力的大發展和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的同時，也產生了很多新的社會問題，這些問題包括失業問題、勞資關系問題、污染問題、工傷和職業病、老齡化等很多方面。發生的“十二連跳”是勞資沖突不斷激化的反應。階層結構板結，下崗工人、失地農民、農民工和城市“蟻族”成為相對弱勢群體，土地、資源、資本、房產等要素日益成為調整財富的重要力量。從失業問題來看，加上隱性失業人口、農村流入失業人口，我國失業人口達到2個億；再如，人口老齡化問題，年，60歲以上人口將達到12%左右，并且老齡化速度將進一步加快，“未富先老”的矛盾在我國將進一步突出。1997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2.6:1，年擴大到3.33:1。從來看，年基尼系數（貧富差距標志）為0.37，接近0.4的國際公認警戒線，全市城鄉差距2.66∶1，城鄉之間以及部分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還在不斷拉大。

2、城市化社會帶來的挑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進程取得重大進展，我國社會正在逐步由一個鄉村社會轉變為城鎮社會。據統計，年我國中小城市數量已達2160個，城市化水平由改革開放初期的17.9%上升到近50%。城市化引發的新社會問題包括城市貧困問題、貧民區問題、高犯罪率、高自殺率、高精神病等。據中國心理衛生協會資料顯示，自年以來，我國每年約有28.7萬人自殺。另據統計，我國目前有1600余萬精神疾病患者，其中160萬人對社會治安構成危害。快速城市化誘發的新老社會問題加大了社會管理的壓力。從來看，全市城鎮從業人員中有48%在“兩新組織”工作，這些人員脫離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單位管理模式，迫切需要在政府管理的同時，健全多元化管理主體。面對復雜的社會矛盾，社會管理手段顯得比較單一，辦法不多。面對全市112.7萬寄住人口、152萬暫住人口、1.6萬境外人員，人口實際狀況不見底、信息不夠靈，以及社區管理基礎薄弱的弊端逐步顯現，客觀上造成重點人口的漏管失控，成為困擾社會管理工作的重點難題。

3、風險型社會帶來的挑戰。全球化時代和信息時代人員、資本、資源、信息的快速跨國界流動，加速了風險的傳播和擴散，并放大了風險和危機的影響，現代社會同時具有顯著的風險性特征。例如，據CNNIC報告統計，截至年6月底，中國網民規模達到4.2億，突破了4億關口，有將近7億可發送和接受短信的移動用戶，網友的聯絡方式有QQ、MSN、TWITTER等多種多樣，網絡民間輿論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公民集體行動的增加，這對傳統的回應性、互動性乃至于透明度皆有不足的社會管理方式無疑帶來了新的挑戰。風險型社會矛盾還有是因為差別極端化、屬于明顯社會不公而引發的社會矛盾，這類社會矛盾不僅會使處于劣勢地位的社會成員陷入生活困境，而且還會引發他們的怨恨甚至仇恨心理，其極端的爆發形式如“校園血案”一類的反社會、報復社會的行為。“非直接利益沖突”的社會泄憤事件也進一步加大社會風險源，其顯著特征是大多數參與者與事件本身沒有直接的利益關系，主要是表達對社會的不滿，以發泄為主，這類時間的偶然性、爆發性強，社會危害性也大，不僅會造成財產方面的巨大損失，而且會產生較大的社會政治影響。

4、多樣性社會帶來的挑戰。現代化、市場化的日益發展加上中國國情的復雜性使得中國社會日益由傳統計劃經濟時期的單一性社會不斷走向一個多樣化的社會，社會文化、社會結構、職業關系、分配關系復雜變化并更加多樣，在這樣的背景下，不斷產生一些新的社會矛盾與問題，挑戰社會管理能力。如，各種群體性事件的頻發、高房價問題產生的房奴、蟻族、“校園血案”反映出來的反社會行為、不斷擴大的基尼系數反映出來的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等等。年，市社會科學院組織的社會心態調查顯示，當前城市居民的社會心態豐富活躍、錯綜復雜，社會心態處于多元、多變、多樣的活躍期，積極社會心態與消極社會心態交織增長。

二、當前社會管理存在的突出問題

這些新挑戰迫切要求從社會管理層面上作出迅速回應，以有效化解、緩解各種社會矛盾帶來的體制性壓力。近年來，全國各地進一步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社會建設取得重大進展，一些地區在創新社會發展方面積累了非常好的經驗，但是從總體情況來看，當前的社會管理與迅速變化的社會形勢與日益增長的社會需求仍然不相適應，其滯后性突出表現在社會管理思維方式上的管制性（control）、管理方式上的定制性（customize）與管理手段上的強制性（compel），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部分干部社會管理理念相對滯后。面對社會轉型期復雜的社會問題與日益增多的社會需求，還有不少領導干部在思想認識上沒有引起足夠重視，“GDP主義”思想意識依然十分濃厚，認為只要經濟上去了就萬事大吉，對社會建設的重視不夠，對社會管理的認識不足，不懂得從科學發展的高度來認識社會建設對我國發展的特殊重要意義。還有同志甚至認為沒有錢不能解決的問題，或者認為錢能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問題，不肯也沒有耐心坐下來做深入細致的社會工作，對特殊人群、重點群體還沒有真正做到以人為本、公平對待、合理引導、服務為先；還有人認為，社會管理就是“管”、上手段，保證不出事，而不懂得社會管理的規律性，不知道社會管理也是一門非常重要的科學，不能夠把握現階段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與人民群眾的真實需求。社會大發展、大轉型導致新的社會事務大量出現，諸如行業管理、社會組織管理、社區管理、物業管理、互聯網管理等新生事物層出不窮，由此引發的社會問題也在大量增多。但是，不少干部在管理理念上還缺少超前意識。因為理念滯后帶來的法律滯后、規劃滯后、管理服務滯后比較突出，社會管理工作還不能很好地適應社會持續變化的新形勢。

2、社會管理主體、手段比較單一。當前，整個社會的開放性、流動性大大增強，越來越多的“單位人”變成了“社會人”，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者等新的社會階層不斷出現。“兩新組織”人員脫離了原有體制下的單位管理模式，人口實際狀況不見底、信息不夠靈，迫切需要在政府管理的同時，健全多元化管理主體。一些地方在社會管理過程中，還會采取簡單粗暴的方法，憑借行政力量強勢推進，結果不僅沒有有效解決社會矛盾，反而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把原本簡單的問題復雜化、尖銳化、擴大化；還有一些地方在推進社會建設過程中，喜歡為百姓“定制”，不善于與群眾溝通，不懂得老百姓真正需求，也不善于利用現代信息社會手段建設透明政府、樹立政府形象，制造出一系列被就業、被增長、被幸福等所謂“被時代”荒謬，影響了群眾與政府間的信任關系。另外，也有不少干部很想為群眾辦好事、辦實事，但是苦于方法不多，出現好事不討好、好事不叫好，甚至叫好不叫座現象。

3、社會管理相關投入不足。首先是社會管理人才非常缺乏。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要建設宏大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這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依托，也是人才強國戰略的一個新的內容”。近年來，在黨委政府各部門的努力下，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進展非常明顯。但是，因為長期以來社會管理幾乎完全由政府部門和少數群眾團體承擔，加之所涉及的領域和范圍較窄，社會化程度較低，社會工作人員基本上還處于非專業化狀態。根據國際經驗，專業社會工作者占總人口的比例應該在2‰-5‰，一些國家如日本為6.26‰，加拿大2.2‰，美國2.5‰，香港地區5.7‰。近年來，雖然已經建立了社會工作人才職業資格制度，但通過考試取得職業認證的人數遠遠不能滿足社會需要。社會管理人才在結構與層次等方面也還存在很多不相適應的方面。此外，還有財政投入問題，也需要進一步加大投入，優化結構。如，以為例，全市建設經適房小區有利于解決困難群眾的住房問題，但同時也帶來了高危人群相對集中、交通醫療配套服務跟不上及就業難等諸多問題。全市24個經適房小區居住13萬居民，居住在其中的刑釋解教人員和涉穩人員所占比例較大，隨著17個新建經適房小區逐步竣工交付，高危人員將更趨集中，由此引發的問題也將更為嚴重。對此，必須高度重視，統籌考慮。

三、對加強社會管理工作的對策建議

社會管理是一項綜合性社會工程，需要按照科學的理念與思路，整合多方面的資源與力量，不斷改革與創新體制機制。

1、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調、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社會管理是一項復雜的社會發展系統工程，黨的領導是根本保證，政府是關鍵。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思想統一到中央的決策和部署上來，高度重視社會建設與社會管理工作，積極拓寬思路，加強具體指導，加大社會管理的資源投入，努力形成強大的工作合力。要發揮“黨委領導”在推進社會管理創新中的核心作用，切實選優配強黨政領導班子，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和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要發揮“政府負責”在推進社會管理創新中的關鍵作用，切實加強政府公共財政投入向基層下沉、向基層傾斜，加大公共財政對社會事業與社會管理的支持力度，力爭“十二五”期間公共財政對社會建設與社會管理的投入力度接近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要把人力、物力和財力等公共資源更多地向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傾斜，向公共服務薄弱的農村、基層、欠發達區縣傾斜。聯動各職能部門資源力量，建立齊抓共管責任體系，著力破解就業就學、治安防范、城市管理、貧困幫扶等基層社會管理的難題。積極探索社會管理平臺建設工作，要充分發揮“社會協調”在推進社會管理創新中的支撐作用，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積極作用，加快對社會組織的培育孵化，著重建立一批社區服務、安全防范、教育培訓、醫療衛生、養老助殘、文化科技、法律援助等方面的專業社會組織，培育一批服務類、活動類的社區社會組織，充分發揮其參與基層社會管理服務的作用。要通過制度創新，積極吸引社會資本、民間資本和企業資本甚至國際資本和個人資本進入公共服務領域，發揮社會、企業和個人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的積極而獨特的作用。要發揮“公眾參與”在社會管理創新中的基礎作用。堅持發動群眾，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虛心聽取群眾意見，廣泛吸引群眾參與，切實解決好群眾關心的現實困難和問題。同時，要充分相信群眾、依靠群眾、集中民智、整合民力，把社區居民的積極性引導到構建和諧家園的共同目標上來，形成推進社會管理創新的工作合力。要堅持一切以群眾滿意為標準，把群眾的認同感、安全感、滿意度作為工作導向，建立群眾評價議事機制，主動接受人民評判，切實在社會管理創新中滿足群眾期盼、體現人民意愿。

2、把社會管理的良性運作機制構筑在基層。要把社會管理的著力點構建在基層、把社會矛盾的化解點前置在基層、把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建立在基層，讓基層真正成為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努力夯實基層組織、壯大基層力量、整合基層資源、強化基礎工作。推進基層社會管理創新必須強化社區的自治功能，構建起社區黨組織領導、居委會自治、公共服務站承載、多類型社會組織服務的新型社區管理體制。要加大社區管理服務站建設，落實以社區居委會為主體的自治組織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等各項措施，實現政府行政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的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著力完善社區治理結構，按照“職能回歸、資源整合、服務下沉”的原則，進一步理順部門、街道、社區之間的工作關系，理順“委、居、站”之間的定位和人員關系，對社區內的人財物資源進行有效整合、扎口管理，實現公共財政向社區傾斜，公共資源向社區聚集，公共服務向社區延伸。要著力增強社區的服務功能，強化以社區公共服務站為主體的社區公共服務組織建設，推進社區服務社會化、項目化、專業化和標準化建設。要堅持把情報信息觸角伸到最基層，把群眾工作基礎抓到最基層，把政法綜治組織建到最基層，把維穩安保力量沉到最基層，把基本投入保障落到最基層，確保基層有組織管事、有人員干事、有條件辦事。進一步做實做強基層基礎工作平臺，全面推進街鎮政法綜治工作中心建設，按照“矛盾糾紛聯調、社會治安聯防、突出問題聯治、重點工作聯動、基層平安聯創、社會管理聯抓、綜治力量聯合”的要求，加快完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機制，落實相關機制制度，使之成為綜治工作指揮、情報信息研判、調解工作指導、治安防范管理、執法為民服務的中心。要適應中國社會結構的轉型，當前要加快改變垂直管理模式，推動社會管理的扁平化，做到縱向到底、橫向到邊，通過完善社會管理結構促進社會資源與機會向所有人公平開放。積極推進以城鄉社區為主要載體的基層社會管理體制改革，按照地域相近、規模適度、有利于整合公共資源的原則，穩步推進鎮村體制向街道社區體制轉變。依法推進“撤村建居”，逐步建立現代新型社區。加快建設和完善社區服務中心。把社區服務延伸到自然村落，健全村級服務體系，建立與政務服務中心相對接的、統一的村級服務管理信息網絡、社會公共安全管理網絡。完善城鄉統籌的基層便民服務機制。

3、建立動力內生型的社會體制。大力推進能動性社會建設。波拉尼在“大轉型”中指出，針對市場的力量，表明面對市場風暴席卷一切的運作態勢，社會并非束手待斃，而是奮起保護自己，形成“社會保護運動”。這種被市場沖擊力激發出保護自身能力的社會就叫做“能動社會”。建設能動性社會關鍵在于建構喚起社區居民認同感和歸屬感的社區文化。社區文化是由觀念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以及物質文化構成的一個綜合體系，他們之間是相互聯系的。其中物質文化是基礎，行為文化是載體，制度文化是保證，觀念文化是靈魂和核心。我們應該努力建設優秀的社區文化，使之像一塊有巨大吸引力的磁石，喚起社區居民的認同感、歸屬感和激發向上的精神。拓展與整合基層社區資源。重心下移，財政要向街道傾斜，同時，賦予街道適當的執法權，使其有能力解決一些老百姓亟需解決的問題。整合駐區單位和群團組織的資源。培育與發展社區社會組織。探索開展“公益創投”，設立政府公益創投基金，在現有已注冊的社會組織范圍內，對相對成熟的社會組織進行公益項目的社會招標，讓現有的社會組織盡快成長、壯大。針對不同類型的社區社會組織要采取差異化的支持策略，對服務類的社區社會組織要優先發展，對慈善類的社區社會組織要重點扶持，對活動類的社區社會組織的要規范引導。對政府依附型社區社會組織既要注意發揮其善于整合各級政府及駐區單位等各種資源的優勢，也要重點解決其內生動力不足的問題；對外力支撐型社區社會組織既要充分利用其外部資金籌集量大的優勢，也要重點解決其制度規范缺失的問題；對居民建構型社區社會組織既要充分利用其草根性、貼近居民需求的優勢，也要重點解決其財政經費缺乏的問題。進一步轉變、規范和完善政府對社會組織的行政管理職能，形成政府部門與社會力量優勢互補、協同推進社會管理的生動局面。要通過有序敞開“大門”，規范準入“門檻”，“放開一大片，限制一小部分”，即放開服務類和公益類社會組織，制定各項扶持政策，制定有關法規，讓它們在法律框架內配合政府提供更多的社會服務；限制有可能造成不良政治影響社會組織的發展，保證社會穩定。要實現政府部分職能向社會組織的有序轉移，通過政府的“瘦身”放權，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管理中的應有作用。

4、進一步提高干部社會管理的應對能力。社會管理體制機制創新關鍵在人，重點在干部，特別是基層干部。新時期基層干部必須具備四種社會管理能力。一是對黨的社會管理政策的理解與把握能力；二是對復雜社會形勢的認識與分析能力；三是與廣大人民群眾的溝通與協調能力；四是對復雜社會矛盾的處置與化解能力。要具備這四種能力必須重視對基層干部的培訓與培養，重點開展以下兩項工作，一是圍繞社會管理主題，對基層干部開展全面系統的培訓。培訓對象在基層，但是培訓的目標要高端，通過3到5年分批、分期實施，可以全面提升基層干部社會建設與社會管理能力。要在普通高校開設社會管理專業課程，完善相應的課程設置；在黨校系統開展常態化社會管理人才專項培訓工作。二是重視對基層干部的人才培養，打通基層干部的發展通道。當前可以結合人才發展規劃，加大對基層干部人才培養力度，主動關心基層工作人員的成長進步，積極探索建立有利于穩定基層社會管理隊伍的政治經濟待遇，切實解決其實際困難，形成樂意在基層、扎根在基層的良好導向，同時大力培養和選樹一批基層一線社會管理工作的先進典型，充分發揮其示范引領作用，不斷形成綜合效應。重視在干部使用過程中對干部處理復雜社會事件的能力與經驗的考察，逐步形成優先從基層優秀干部中選拔任用干部的用人導向與用人機制，充分調動基層干部服務基層社會管理、關注基層社會管理、研究基層社會管理的內在動力與積極性，努力使基層干部成為社會管理中的一流的社會管理者、一流的社會工作者、一流的理論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