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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年高等教育成本是包括國家、學校、社會和個人等四方主體共同承擔的以支付青年自身接受高等教育而消耗的成本。基于官方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研究從四方承擔主體的角度分析了當代青年高等教育成本的變化特征，并指出高等教育成本變化可能衍生的社會風險，認為高等教育成本變化是教育供需不平衡、高校辦學成本增加、青年及其家庭攀比心理及承擔機制的缺陷等多種因素影響的結果。為此，需要建立“四位一體”承擔格局，合理調配教育資源，發(fā)揮青年組織優(yōu)勢，健全教育補償機制。

[關鍵詞]青年；高等教育成本；社會風險；承擔機制

伴隨著普通高等教育的平民化與受教育可及程度的提升，越來越多的青年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成本，曾經的高等教育以減免學費為優(yōu)惠逐漸演化成為需要以支付較高的經濟成本為代價來滿足青年自身的受教育需求。有學者將青年教育成本定義為青年在接受社會化過程中學習、傳承和創(chuàng)新知識、技能與素質的直接或間接消耗的各種費用的總和。[1]這一定義主要從宏觀上描述了青年教育成本的大致范圍，并未對其進一步細化，也沒有詳細梳理出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成本的具體名目。鑒于此，本研究基于對支付青年高等教育成本不同主體的劃分，將青年高等教育成本的構成要素分為國家、學校、社會和個人四個層面，通過整理《中國統(tǒng)計年鑒》和《中國教育經費統(tǒng)計年鑒》等年鑒或公報中有關青年高等教育成本投入的數(shù)據(jù)，在將高等教育成本投入的時間與構成進行對比基礎上，歸納總結出當代青年高等教育成本支付中呈現(xiàn)出的變化特征，評估高等教育成本變化可能會衍生的社會風險，分析其變化的原因，以期為健全青年高等教育成本承擔機制提供啟示。對青年高等教育成本變化可能衍生的社會風險及如何應對進行研究，不僅是適應新時代下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論需要，而且是緩解青年日益增長的成本“減負”需求與高等教育成本承擔不平衡之間矛盾的實踐要求，同時也對促進青年高等教育成本均等化、合理化具有重要作用。

一、青年高等教育成本的變化特征

教育成本的本質是受教育者接受教育而消費資源的價值，它既包括以貨幣支出的教育資源價值即教育的支出成本，又包括因資源用于教育所造成的價值損失即教育的機會成本。[2]通過對相關文獻資料進行整理與分析，并結合官方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結果，研究發(fā)現(xiàn)，當代青年高等教育成本在不斷的變化中呈現(xiàn)出以下特征：

（一）國家投入比例漸增，但生均經費增幅放緩

依據(jù)《中國統(tǒng)計年鑒》（2016）和2016年全國教育經費執(zhí)行情況統(tǒng)計公告，國家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由1980年的113.19億元快速提升至2016年的31396.25億元，尤其是近十年來，教育經費投入總量大幅提高。近20余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國民總收入的比例由1995年的2.32%增長至2016年的4.22%，并自2012年以來連續(xù)五年保持在4%以上。這些數(shù)據(jù)表明，伴隨著我國經濟水平的不斷提升，國家財政對普通高等教育的投入比例在逐漸增長，國家層面的支持力度在不斷加強。高等教育是非盈利性的公益事業(yè)，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應是投資的主體，但也存在部分教育經費投入不足的現(xiàn)象，[3]其中主要表現(xiàn)為在校生生均教育經費總額以及其中的事業(yè)性經費支出和個人部分支出的增幅放緩。《中國教育經費統(tǒng)計年鑒》（2001—2014）統(tǒng)計結果顯示，2000—2004年，生均教育經費總額持續(xù)保持負增長態(tài)勢，4年間生均經費總額累計下降了1045.40元；2005—2013年，生均經費總額雖有提升，但增長幅度顯著放緩。在國家財政投入不斷增長的背景下，高等學校在校生均教育經費的增長幅度偏低，反映出當前高等學校在校生的增長速度可能超過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撥款的增長幅度，而這也可能與2000年前后部分高校的大規(guī)模擴招有關。

（二）高校教育支出變化多樣，成本投入逐年上升

高校教育成本是指高校在教學辦校活動中為培養(yǎng)大學生所消耗的教育資源價值的總和，主要包括事業(yè)性經費支出、公用部分支出、基礎建設支出等方面。根據(jù)《中國教育經費統(tǒng)計年鑒》（1999—2012），高校教育成本中的事業(yè)性經費支出和公用部分支出隨著年份的增加而不斷增長，分別由1998年的408億元和204億元增長至2011年的6277億元和3836億元，增長幅度十分明顯；而在基礎建設支出方面，2005—2011年期間，除個別年份略有增長外，整體呈現(xiàn)出下降趨勢，由2005年的381億元下降到2011年的242億元，下降幅度較大。此外，依據(jù)《中國教育經費統(tǒng)計年鑒》（1996—2007），自1995年以來，我國普通高等學校固定資產總額和購置專用設備支出雖均呈現(xiàn)出逐年上升趨勢，但二者增長幅度不一。2000年以前，普通高等學校固定資產總額的增長幅度約為2.3倍，而購置專用設備支出的增長幅度則為4倍之多；2001—2006年，固定資產總額由1757億元上升到5402億元，增幅約為3.1倍，而購置專用設備支出由96.3億元上升到174.4億元，增幅下降，約為1.8倍。由此可見，固定資產總額增幅由慢到快，專用設備支出增幅由快到慢。而與上述變化不同的是，每年購置圖書資料的支出則呈現(xiàn)折線起伏趨勢，1995—2000年，保持緩慢增長，2000年驟增到8.1億元，2001—2006年總體上呈現(xiàn)出先下降后增長再下降的態(tài)勢。

（三）社會力量投資起伏不定，亟待挖掘有生力量

社會投入是指社會力量投資高等教育的經費，主要包括社會團體和個人辦學經費、社會捐資和集資經費等兩大方面。依據(jù)《中國教育經費統(tǒng)計年鑒》（1996—2014），1995—2006年，普通高等學校中社會團體和公民個人辦學投入總額由4197萬元快速增長到2327498萬元，占高等教育經費的比例由1.6‰上升到79.2‰，增幅較為顯著；2006年以后，社會團體和個人辦學經費比例迅速下降到2013年的4.27‰（詳見圖2）。可見，社會團體與個人辦學的投資經費比例經歷了“過山車”式的起伏，并在近年來呈現(xiàn)出相對較低的水平。然而，“過山車”起伏現(xiàn)象并不僅限于此。據(jù)統(tǒng)計，1995—1996年，普通高等學校中社會捐資和集資經費總額由29293萬元增長到161676.6萬元，其所占教育經費的比例由11.17‰上升到22.81‰；2000—2006年，投入總額及所占比例經歷了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起伏過程；2006年以后，除2012年缺失有效數(shù)據(jù)外，總體呈現(xiàn)出偏低穩(wěn)定的趨勢。兩類社會投入經費經歷“過山車”式的起伏之后均穩(wěn)定在偏低水平，其中可能有教育經費總量大幅增長而引發(fā)社會投入比例縮減的因素，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會對教育投資的回報信心尚且不足，還有待繼續(xù)培育和挖掘社會有生力量投資高等教育事業(yè)。

（四）學雜費增幅高于同期人均收入，受教育成本日益增加

學費具有成本分擔功能和價格兩種屬性，而學費的高低顯然會影響到家庭和個人的教育決策。[4]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高等教育先后依次經歷了成立初期的“免收費”階段、計劃經濟的“低收費”階段、市場經濟的“正式收費”階段再到21世紀的“高收費”階段，[5]我國高等教育學雜費經歷從無到有、由少到多的過程。依據(jù)《中國教育經費統(tǒng)計年鑒》（1996—2014）和《中國統(tǒng)計年鑒》（1996—2014），1995—2013年，在校生均學雜費從1100元上漲到8100元以上，增長了6.4倍，而同期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4283元增長到26955.1元，增長5.3倍左右。這說明，近20年來高校學雜費的漲幅總體高于城鎮(zhèn)居民人均年收入的增長幅度，反映出青年個人或家庭承擔的教育直接成本日益增加。尤其對很多農村貧困家庭而言，供養(yǎng)大學生接受高等教育成為家庭的沉重負擔。

二、高等教育成本變化可能衍生的社會風險

作為伴隨著中國高等教育改革而成長發(fā)展的新一代，當代青年正在經歷高等教育改革之后的變化。相對于“70后”“80后”而言，“90后”青年高等教育成本的支付名目、類型、數(shù)額均呈現(xiàn)多樣化、高額化的特征。消費水平的提升、接受高等教育方式的改變以及對高學歷的追求使得青年更加注重高等教育的質量和水平，老一代的學歷觀念和低教育成本狀況現(xiàn)已發(fā)生巨大轉變。基于這些影響，當代青年及其家庭不得不承擔高等教育成本變化所帶來的壓力，以滿足其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由此可能會衍生一定的社會風險，需要提前加以防范。

（一）學雜費抬升可能會成為青年及其家庭的“絆腳石”

為了彌補國家和學校在普通高等學校教育經費承擔機制中的缺陷，我國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采取教育成本補償政策，即通過向在校生收取一定的學雜費來減輕國家財政和學校自身的負擔。但由于當時普通高等學校尚未對教育經費等成本進行系統(tǒng)核算，缺乏建立合理的教育成本承擔機制，我國高校學雜費在十余年間增長了6倍多，且每年在校生均學雜費竟約占到了城鄉(xiāng)人均年收入的三成左右。高昂的學雜費可能會產生一系列負面影響，主要包括：一方面，學雜費的持續(xù)上漲會直接導致個人承擔數(shù)額的快速增長，從而加劇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壓力，部分青年可能會由于家庭經濟條件較差而導致在上學的路上被“絆腳”，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影響到青年能否公平地接受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學雜費的不斷抬升會直接或間接地加重青年所在家庭的經濟負擔和壓力，低收入家庭可能會為湊學費而欠下大額外債，中等收入家庭則可能會縮減開支供孩子上學而導致陷入因學返貧的窘境。因此，高校學費的收取標準不能僅依據(jù)高校所謂的“教育成本”來確定，更重要的是在青年承受能力范圍內由學校根據(jù)實際費用支出及需求情況而定，[6]從而確保學雜費增長的同時不會加重青年自身及其家庭的負擔。

（二）高校不合理擴招可能會導致機會“爆膨”和質量“縮水”

由于各分擔主體之間權利與義務以及高學費與經費浪費現(xiàn)象的不平衡，學費上漲過快與困難學生資助制度實施的滯后，社會中存在對高等教育成本分擔政策的受剝奪責難情緒。[7]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增多，對青年而言本大有益處，但部分高校在招生過程中存在不合理擴招現(xiàn)象，這不僅不能有效滿足青年的教育機會需求，反而會誘發(fā)教育機會的“爆膨”，阻礙教育機會的均等化和公平性，同時還會導致人才培養(yǎng)和教育質量的“縮水”。此外，由于高校規(guī)模的逐漸擴大，高校辦學成本也在逐年遞增，而國家財政性教育撥款不足與高校教育“產業(yè)鏈”需求遞增之間不平衡的矛盾日益突出，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高校教育質量的提高。

（三）自付比例的提升可能引發(fā)非理性消費與“亞健康”

生活在就業(yè)浪潮的沖擊下，受教育年限及綜合素質與技能成為就業(yè)競爭的主要籌碼。嚴峻的就業(yè)形勢在很大程度上會導致青年受教育時間的增加，其閑暇時間被人為削減。由于青年教育成本中自付比例在逐漸增加，導致青年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學習各種專業(yè)文化知識和生活技能。部分青年為了在將來升學或找工作的過程中能比別人更具優(yōu)勢，盲目報名參加各種考研、考公務員以及考取各種執(zhí)業(yè)證書等考試輔導培訓班來學習各類技能，這些個人間接成本的大量支出，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一些大學生的非理性消費現(xiàn)象。這種非理性消費行為不僅導致了青年個人間接受教育成本的增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還會擠占青年的課余閑暇時間與正常睡眠時間，這種非理性競爭不利于青年的身心健康。

（四）高額辦學成本可能會伴生教育資源的閑置、浪費與“流失”

青年高等教育成本的持續(xù)上漲，很可能會伴生教育資源的閑置與“流失”現(xiàn)象，進而增加維護教育設備運行的成本。《中國教育經費統(tǒng)計年鑒》（1996—2007）數(shù)據(jù)表明，在1995—2006年期間，每年普通高等學校購買專用設備的費用和固定資產總額在不斷增加，其中每年購置專用設備的金額由15.6億元增長至174.4億元，每年購置圖書資料的金額從2.9億元增長至44.4億元。這其中，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高校在教育設備、圖書資源及基礎設施方面的投入力度加大，但同時也應當防范由此而衍生出的教育資源閑置、浪費、“流失”等現(xiàn)象，以及各種教育設備運行維護所產生的高昂成本。

三、高等教育成本變化的原因分析

通過對相關文獻資料進行研究，并結合官方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分析，研究認為，青年高額教育成本的產生主要受到教育市場的供需不平衡、高校辦學成本增加、青年及其家庭的攀比心理以及成本承擔機制的缺陷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具體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一）重要因素——教育市場的供需不平衡

教育市場中需求與供給的相互作用是影響青年教育成本的重要因素。由于受到當今社會市場中就業(yè)與工作壓力緊迫性的驅使，青年對接受更高層次的教育抱有強烈的需求，然而，一方面高校提供的受教育機會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不同層次的高校招生錄取的人數(shù)也是有限的，這種有限性導致的激烈競爭使得青年不僅在入學前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而且即便是在入學后也會因面臨競爭壓力而不得不投入更多的成本，尤其是一些非“985”“211”高校的學生。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xù)中高速增長，社會對各類專業(yè)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青年渴望通過接受高等教育以及接受相關教育服務來滿足需求，然而目前我國高等教育及相關教育服務的供給現(xiàn)狀尚無法完全滿足相應需求。因此，當前高等教育及相關教育服務尚處于炙熱的“賣方市場”，高等教育及相關教育服務成本也就相應增長，這種教育市場的供需不平衡成為高等教育成本變化的重要原因。

（二）直接因素——高校辦學成本增加

青年高等教育成本的變化，其中一大部分是由于高校辦學成本的增加而導致的。馮寶軍等人以研究型大學為例，認為研究型大學教育成本由人員成本、學生事務成本、公用成本、建設性成本、科研成本及其他等六部分構成。[8]其中，這些“多鏈條”的辦學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擴大教育規(guī)模而增加的。據(jù)統(tǒng)計，1980—2014年，我國高校的辦學規(guī)模不斷擴大，普通高等學校在校生人數(shù)從114.4萬人增長到2547.7萬人，且近年來增長幅度不斷加快。在校大學生絕對數(shù)量的增加，勢必會迫使高校逐漸擴大辦學規(guī)模，高校也必須在原有的基礎上新建或改造擴建基礎設施，增強學校師資力量，優(yōu)化專用教學設備，從而導致其辦學成本增加。據(jù)統(tǒng)計，近年來我國高等學校每年教育經費的增長率總體上高于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高校每年的辦學成本在逐年增加，高校自身承擔的教育經費比重也在不斷上升。

（三）關鍵誘因——青年及其家庭的攀比心理

由于受到傳統(tǒng)觀念的影響，再加上家長投資孩子教育的迫切心理及非理性情緒，導致部分家庭“盲投”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青年教育成本中個人成本數(shù)額顯著增長。受教育攀比心理的影響，部分家長傾向于選擇知名度高的、位于一線城市中的重點高校讓孩子就讀，而這就會產生高額的間接成本。此外，家長為了讓孩子將來畢業(yè)后能有更多、更好的工作機會，可能會積極鼓動孩子報名參加各種技能培訓、資格證培訓、考試培訓等培訓班，從而會產生高昂的培訓費用，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青年自身及其家庭的教育成本。以河北省某市的培訓機構為例，“心理咨詢師三級”的培訓費用為1300～2000元，“司考培訓班”的培訓費用在3000元左右，“考研英語和政治班”的培訓費用也高達1500元。由于很多家庭普遍抱有教育攀比心理，大多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接受高質量的教育，因而導致“盲投”各種教育產業(yè)，致使青年自身及其家庭所承擔教育成本增加。

（四）制度性因素——承擔機制的缺陷

1993年，我國出臺《中國教育改革和發(fā)展綱要》，其中明確提出要建立以國家財政撥款為主、多渠道籌集教育資金為輔的高等教育財政體制。教育成本的控制缺乏統(tǒng)一標準，主要表現(xiàn)在國家、教育系統(tǒng)和學校沒有出臺有關成本標準、管理、運行評估的規(guī)定，學校的資金和資源管理處于盲目自流狀態(tài)，沒有科學可靠的依據(jù)。[9]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教育成本承擔機制中一些不合理因素在制度層面上會導致高額教育成本的產生。此外，我國目前尚未制訂一項科學而完整的教育成本費用核算制度，無法精確制定學校經費開支標準、籌措原則和學費標準。[10]也正因如此，高校教育成本承擔機制中成本標準、費用核算等制度性缺陷導致一些社會力量投資高等教育的積極性不高。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2006年之后，我國普通高等學校中社會力量投資經費比例日趨下降，從2006年的85.77‰下降到2013年的9.7‰，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國高校教育成本承擔機制存在一定缺陷，而這些缺陷正是高額教育成本產生的制度性因素。

四、健全青年高等教育成本承擔機制的策略

青年高等教育成本的變化會給青年自身、家庭、高校及社會帶來一定的社會風險，為此需要健全和完善當前青年高等教育成本的承擔機制，提前加以防范。

（一）建立“四位一體”承擔格局，協(xié)調分擔教育成本

青年高等教育成本增加的實質性原因是教育成本承擔機制較為混亂并存在諸多缺陷。研究表明，高校、企事業(yè)單位和社會人士還未形成獨立的分擔主體，而學生及其家長的分擔比例過高，這反映出成本承擔主體模糊、缺位以及各主體實際分擔比例不合理等突出問題。[11]因此，有必要建立和完善青年高等教育成本承擔機制，來更好地分擔高等教育成本。一方面，要明確國家、社會、學校和個人等四方分擔主體的分工職責，根據(jù)現(xiàn)階段國家財政支持能力情況、社會發(fā)展基本情況、高校教育發(fā)展情況和青年及其家庭承擔能力情況綜合確定四方分擔的教育成本比例，動態(tài)協(xié)調和管理四方承擔的教育成本。另一方面，要加強對教育成本承擔機制的監(jiān)督與評估，實時監(jiān)控四方分擔的教育成本比例，并定期公布普通高等教育經費中的四方分擔情況，適當對不同家庭條件的學生設定差額學費收取梯度以減輕貧困家庭的承擔壓力，不斷拓寬高校經費籌資渠道來提升高校自身的承擔比例，同時也要保持和優(yōu)化國家、社會力量的投入比例，從而形成并確立國家、社會、學校和個人等“四位一體”的教育成本承擔格局。

（二）合理配置高校教育資源，健全教育資金管理

作為辦學主體的高校，耗費了社會資源，因而有責任向社會公開其成本分擔的原則和辦學成本的核算方法。[12]當前，一些高校存在教育資源閑置、浪費和“流失”現(xiàn)象。為此，第一，要對教育資源進行合理配置，根據(jù)教學方式與考核方式來分配所需的教學資源，例如：可充分發(fā)揮“慕課”的大規(guī)模性、開放性和交互性的特點來滿足青年的學習需求，[13]降低辦學成本。第二，要對高校現(xiàn)行的財務制度和教育經費管理體系進行改革，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成本核算體系，既要建立健全完善的配套制度來明確高等學校各種活動和教育項目的成本，又要設定科學的技術標準來解決科研支出比例、教育成本的科目設置等技術問題，還要創(chuàng)造適宜的社會環(huán)境推動成本核算，[14]真正達到科學核算并降低高校教育成本的預期目的；另一方面也要建立健全高校教育經費管理體系，在權力設置上強化高校教育經費管理上的制衡關系，實現(xiàn)對高校教育經費的科學管理。第三，要建立健全高效公平的內外考核制度，在各高校外部考核中，注意分化考核指標，將危房改造的效果、專用設備及教學資源的有效使用率、基礎教學設施維護費等指標均納入到高校考核標準中來；在內部考核中，要重點加強對非教學人員的考核，精簡高校教職工隊伍，及時清除多次考核不達標的人員，減少不必要的個人經費開支。

（三）發(fā)揮青年組織優(yōu)勢，倡導社會投資教育高等教育

成本分擔機制的價值取向既要堅持教育成本的科學性，又要保證其公平性和有效性。[15]統(tǒng)計結果顯示，近年來社會力量投資高等教育的比例偏低并呈下降趨勢，而這就有違成本分擔機制的公平和有效性，因此，有必要采取鼓勵性措施提升社會團體投資高等教育的積極性。第一，國家要在開設專業(yè)、每年招生計劃和學雜費收費標準等方面給予高校更多的自主選擇權，促使高校通過市場競爭機制來爭取社會資金的投入，從而最大限度地減輕國家和高校的教育經費負擔。第二，國家和各高校要努力開創(chuàng)高校辦學的新思路，試圖突破傳統(tǒng)的由國家財政直接投入辦學的舊模式束縛，大力鼓勵股份制學校、企業(yè)集團民營學校、慈善學校、中外合資高校等社會民辦高校的建立，地方政府在融資和貸款方面也要進行政策性補貼，充分調動社會力量來投資我國高等教育事業(yè)。第三，要大力發(fā)揮青年社會組織在社會力量承擔教育成本中的重要作用，鼓勵青年社會組織或機構在就業(yè)、考研、考證等方面加強對當代青年大學生的培訓，并幫他們鏈接相關的資源，降低個人在教育成本承擔中的比例。

（四）健全教育補償機制，提升高校福利獲得感

由于國家、企業(yè)、團體和個人均從教育中獲得了好處和利益，根據(jù)利益獲得原則和高等教育“準公共物品”的屬性，獲益各方均應分擔相應的教育成本。高等教育成本是受教育者接受高等教育服務所耗費教育資源價值的總和，根據(jù)受益和能力原則分擔高等教育成本是制定高校學費標準的基本依據(jù)。[16]國家作為教育成本的主要承擔者之一，加大教育投入能夠獲得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國內外研究經驗表明，無論是發(fā)達國家還是發(fā)展中國家，教育投資都為帶動國家經濟總額的增長做出了突出貢獻。因此，國家一方面要健全教育補償機制，實行高等教育成本補償，促進公共資源在不同教育層次之間的合理流動；將實時收費制、預付學費制和延遲付費制三種收費方式與助學制度的教育補償方式相結合，以適應不同學生群體的需要，幫助完善困難學生資助體系，確保高校教育系統(tǒng)的良性運行。另一方面還要提升高校福利獲得感，緩解青年日益增長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與國家不斷下降的財政支持能力之間的矛盾，適當提升教師待遇，以吸引高層次人才為建設一流大學做好師資準備。通過健全教育補償機制和提升高校福利水平兩個方面的有機結合，來降低教育成本，推進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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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賈志科1；沙迪2；羅志華1 單位：1.河北大學政法學院，2.北京大學社會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