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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倫理在社會治理中的主要作用

第一，確立社會治理的正確價值導向。習指出，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社會意識形態在社會治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社會治理能力包括國家對社會意識形態的駕馭與運用能力。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轉型，意識形態領域也出現了紛繁復雜的情況，社會思想空前活躍，各種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激蕩。特別是一些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意識有所滋長，一些人的人生觀、價值觀發生扭曲，一些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腐朽思想意識沉渣泛起。社會意識形態領域這種日趨復雜的現實情況要求我們必須堅持和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社會思潮，增進社會意識，牢牢占領意識形態這塊陣地。在今年五四青年節到北京大學考察時強調，核心價值觀承載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精神追求，是最持久、最深層的力量。他要求廣大青年要從現在做起，從自己做起，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成為自己的基本遵循，并身體力行大力將其推廣到全社會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決定著社會治理的方向，是社會治理創新的精神動力，是社會治理的思想道德基礎。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就能夠在全社會形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道德氛圍，從而能夠維護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提高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度，拓展人們相互關心、相互愛護、相互幫助的空間，也能夠有效化解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構建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關系，使倫理職能在社會治理中得到體現。

第二，強化人的內在約束。社會治理的最佳途徑是實現硬約束與軟約束、外在約束與內在約束、他律與自律的統一。倫理與制度的不同點就在于它是一種人的內在的軟約束力量，主要依靠人的道德自覺，通過道德教育的感化、道德觀念、社會輿論、風俗習慣、內在良心等非強制性的力量來實現。同時，在很大意義上說，社會治理是人及各種關系的自我規范、自我調整。因此，人的理想信念、人生觀、價值觀、榮辱觀、責任感等都會影響到社會治理的水平。無數事實說明，我們的社會不是沒有制度，而是一些人不執行制度或者是不很好地貫徹落實制度。這就涉及人的問題，是人的思想水平不高、道德品質不好的問題。費孝通先生曾經說過，“社會上人和人的關系是根據法律來維持的，但法律還得靠權力來支持，還得靠人來執行，法治其實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沒有人的因素”［2］。費孝通先生的這段話道出了制度與倫理關系的關鍵。比如，針對個別企業為了追逐經濟效益而污染環境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明文規定“嚴禁通過暗管、滲井、滲坑、灌注或者篡改、偽造監測數據，或者不正常運行防治污染設施等逃避監管的方式違法排放污染物”，同時明確了其法律責任，但還是有一些企業主為了經濟利益而甘冒違法的風險。這里面固然有執法不嚴的問題，但也有企業主不講道德、唯利是圖的問題。

第三，調節利益關系。社會治理的過程也是對各類利益主體的利益訴求不斷調整的過程，這是實現社會治理目標的關鍵。馬克思指出：“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4］因此，需要是利益的必要基礎，需要產生了人的利益追求，而利益也是人的社會化的需要。人們通常所說的利益首先是指物質利益。物質利益支配著人們的社會活動，是全部社會生活的基礎，而倫理是調節人們之間利益關系的有效方式之一。倫理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在個人利益與他人利益、社會利益發生沖突時，以他人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為重，對個人利益做出必要的節制甚至或多或少的自我犧牲。它倡導人們不計名利、關愛他人，以自己的無私奉獻去促進社會整體的利益。這是一種道德境界。如果人們都努力追求這一境界，相互之間的利益之爭就會大大減少，人際關系就會和諧順暢，社會就能安定有序。

第四，降低社會治理的成本。隨著社會治理的要求的不斷提高、領域的不斷擴展，社會治理的成本也在增加。比如，由于社會問題的增多、社會矛盾的復雜化，各類群體性事件、突發性事件也在增加，由此帶來了維護穩定的經費支出的增大。而倫理會大大降低社會治理的成本。倫理是人自身的一種內在精神力量，是社會道德要求轉化為人們的內心信念，從而使人們自覺自愿按照社會道德規范的要求去行動的過程。因此，倫理在社會治理中的這種作用是法律法規和行政組織規范所無法代替的。比如，它可以使社會成員做到文明出行，從而大大減少維護交通秩序的人力和財力；它也可以使一些管理人員減少推諉扯皮，積極作為，提高工作效率；它還可以化解社會矛盾，減少“維穩”支出。

二、倫理在社會治理中發揮作用的現實途徑

《決定》中指出：“加強黨委領導，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由此可見，社會治理的體系是國家、社會、公民的三維治理結構體系。國家是指黨組織與政府；社會主要是指社區與社會組織；公民是指廣大社會成員。首先，政府在社會治理中起著主導作用。從政府作為社會治理的主體看，倫理的作用主要是打造政府的公信力。一是政府決策要堅持以人為本。以人為本的“人”就是人民群眾。以人為本就是以民為本，以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根本。制定政策是政府履行職責的一個環節，也是對社會進行治理的一種重要方式。決策只有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才能夠健康地引導社會生活，獲得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擁戴，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因此，政府決策應當以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使發展的成果能夠惠及全體人民。這就要求政府決策要秉承“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理念，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實實在在地為人民群眾辦實事，辦好事；在決策過程中要注意傾聽民聲，尊重民意。二是堅持公共服務的均等性。《決定》指出：“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隨著我國改革的全面深化，政府管理中管制的成分會越來越少，服務的比重會越來越增加，直到政府成為服務型政府。堅持公共服務的均等性是保障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需要，也是解決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途徑。當前我國社會公共服務不均等的現象還比較嚴重，比如，城鄉之間不均等，農村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大大低于城市；區域之間的不均等，東部發達地區和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存在較大差距；不同人群之間的不均等，在公共醫療、教育文化、住房消費等方面，低收入群體享受不到均等的公共服務。而要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必須消除這些不均等的現象，實現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具體說來，堅持公共服務的均等性，就是要堅持服務的公共性，即政府的服務主要是促進公共利益的生成和發展，使廣大人民群眾受益；堅持服務的公正性，堅決摒除部門利益。三是堅持利益的公平性。經濟利益問題是當前我國社會領域里引發矛盾的核心問題。總的來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以巨大的政治勇氣，銳意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不斷擴大開放，決心之大、變革之深、影響之廣前所未有，成就舉世矚目”。因此，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經濟利益也不斷得到滿足。但是由于市場經濟的體制、城鄉二元結構、社會利益調節機制不完善等方面的原因，人們利益實現的程度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差異，利益不均衡的現象還比較嚴重地存在，比如，貧富兩極分化，城鄉之間經濟利益不均衡，地區之間經濟利益的不均衡，行業之間經濟利益的不均衡等。堅持利益的公平性，就必須建立健全利益調節機制：建立和完善利益分配機制、利益約束機制、利益訴求機制、利益補償機制和利益引導機制。

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是：各級黨組織在社會治理中有什么作用呢？在西方國家，一般是政府作為社會治理的最主要的主體。與此不同，當代中國的社會治理中代表國家一方的治理主體是各級黨組織與政府。一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元化領導決定了黨組織是領導核心，實施對社會治理的政治領導、思想領導、組織領導。而且政府部門的負責人往往也是黨組織中的領導成員，與其他成員一起共同發揮著黨組織的領導核心、協調四方的作用。二是中國共產黨有八千多萬名黨員，有三百多萬個各級黨組織，領導著各級政府。即使在許多沒有政府組織的社會領域，通常也都有黨的組織，黨組織覆蓋到社會治理的方方面面。具體說來，黨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表現為：起領導作用和負責重大決策；選好人、用好人，其中包括選拔任用政府的各級領導干部。在社會治理中，黨組織與政府共同發揮著作用，各有所側重，又密不可分。其次，社區與社會組織是社會治理的基礎。倫理在社會治理中發揮作用的重點在社區，因為社區是社會治理的基礎單位。隨著我國社會變革與社會轉型，新的社會事務大量產生，社區作為城鄉社會治理的最基層組織，其作用越來越凸顯，所承載的功能越來越廣泛，地位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城鄉社區治理中，很多社區進行了大膽的改革，探索如何以居民需求為導向，實現政府行政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的路徑。比如，石家莊市建南社區將志愿者隊伍融入社會管理中，成立了“空巢幫扶隊”和“治安巡邏隊”，在居民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管理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也提高了社會服務的質量和水平。農村社區，比如，“道德青縣”大勃留村是農村社區治理的一個先進典型。八年前，大勃留村是全鎮的落后村，管理混亂，村風不正，各種糾紛時常發生。在青縣縣委提出“加強國民道德建設，著力打造‘道德青縣’”的實施意見后，大勃留村“兩委”完善制度，加強管理，大力加強道德建設，建立起民主治理、公益救助、道德模范評選三大制度并持之以恒地推進實施，從而提高了村民的道德素質，改變了村風，互助互愛、共建美好家園在大勃留村蔚然成風，大勃留村也先后獲得“全國民主法治示范村”和省、市、縣“創建文明生態村明星村”等多項榮譽稱號。

社會組織是社會治理的重要主體之一，其作用越來越被重視。《決定》指出，“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社會組織是獨立于政府和市場之外、不以盈利為目的的組織形態。它以促進互助合作和社會公益為目標，從事增進弱勢群體的利益、保護生態環境、提供多樣性的社會服務或促進社會發展的工作。從社會組織作為社會治理主體看，其倫理作用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致力于慈善事業。比如開展社區服務、環境保護、知識傳播、社會援助、青年服務等活動。“道德青縣”的東姚莊就成立了“志愿者協會”，開展了多項村民互幫互助活動。二是維護公眾的民主權益。比如醫學倫理委員會、消費者組織。三是提供公共服務。政府有限的財政投入無法全面覆蓋公共服務領域，也無法滿足公共服務個性化、差異化的要求。社會組織可以有效彌補政府這方面的不足。比如，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就推出“希望工程營養健康計劃”，幫助貧困地區中小學生解決營養不良問題。最后，公民的參與是實現社會治理的必要保障。我國《憲法》第二條規定：“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廣大公民理所應當是社會治理的主體，公民參與是社會治理創新的基礎與動力。沒有有效、有序的公眾參與，黨的領導就會脫離人民群眾，政府的主導作用也就失去了根基。公民參與就是要使廣大社會成員在公共事務的決策、管理執行和監督過程中擁有知情權、話語權等權利，能夠自由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意見和建議，能夠合法地采取維護個人切身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社會治理中公眾參與的倫理意義在于：一是社會成員在參與社會治理的過程中能夠反映自身的利益訴求，使決策者直接聽到人民群眾的聲音；二是使政府決策更加符合人民群眾的需求，從而使決策更科學、更合理；三是公眾參與也可以加強對政府的監督，使廣大社會成員的評價成為政府社會治理績效考核的重要指標。社會成員作為社會治理的主體，也應當增強社會責任意識、參與意識、法治意識和監督意識。

三、社會治理中倫理與制度必須相互支持、相互作用

由于倫理與制度有著各自的特殊性和功能，因此在社會治理中二者缺一不可。一方面，倫理的內在軟約束作用必須有制度的外在強制力的支持與保障。因為倫理畢竟是一種軟約束力量，依靠的是人的內在自覺，而有效的社會治理單靠人的道德自覺是不行的。懲治的威懾力量使制度成為倫理的堅強后盾，從而也有力地維護著倫理。另一方面，制度的實施、落實需要制度之外的力量———倫理來支持。因為任何制度都是以一個社會占統治地位的倫理價值體系為依托的，都必須具有善價值，倫理上的“應當”是制度生成的出發點；制度的落實離不開人的道德因素，好的制度需要有德之人來落實；倫理作為一種文化的積淀，最終還會形成人們遵守制度的環境和基礎。倫理與制度的相互支持、相互作用可以通過內容、功能、實施等途徑表現出來。

第一，倫理與制度在內容上相互吸收。羅爾斯曾經指出：“一個法律體系是一系列強制性的公開規則。提出這些規則是為了調整理性人的行為并為社會合作提供某種框架。當這些規則是正義的時，它們就建立了合法期望的基礎。它們構成了人們相互信賴以及當他們的期望沒有實現時就可直接提出反對的基礎。”制度必須合乎倫理。我們既要善于總結和形成相互配套的規章制度，也要善于把倫理觀念和要求融入其中，通過教化，達到規范人、塑造人、引導人的目的。一個社會的倫理與制度會有共同的價值追求，這是二者能夠相互支持、相互作用的基礎。比如，我國制定和頒布的《國務院工作人員守則》將職業道德規范制度化；《河北省獎勵和保護見義勇為人員條例》通過立法來確認見義勇為的先進個人和先進事跡，以達到表彰先進、弘揚正氣的目的。

第二，倫理與制度在功能上互相補充。一是在社會治理范圍上，倫理能夠超越既有制度的局限，填補制度覆蓋不到的地方。制度“管大不管小”的特點決定了其在社會治理中難以面面俱到。而倫理則不同，只要是有是非善惡的地方，倫理都能發揮作用，大到虐待老人，小到隨地吐痰，都會受到道德的譴責。二是在社會治理的層次上，倫理要高于制度。制度是對社會成員提出的能夠達到并一定要達到的最基本、最起碼的要求，倫理則以“應當怎樣”為尺度來衡量人的行為，這不僅包括了最起碼、最基本的要求，而且包含更高的要求：“善”、“至善”。因此，遵守制度的行為不一定就是道德高尚的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說，倫理的要求高于制度的要求。比如，對工作紀律的要求，不遲到、不早退就是遵守紀律了，而倫理的要求是愛崗敬業。

第三，倫理與制度在實施過程中相互憑借。倫理可以引導人們尊重和遵守制度，可以防范尚未發生的違法違紀行為，制度則可以制止已經發生的違法違紀以及嚴重不道德行為。比如，對于社會上的失信行為，我國的法律法規、黨紀黨規都有諸多的懲罰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規定：“弄虛作假，騙取榮譽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這些規定就是對失信行為的法律懲罰或黨紀制裁。實際上，倫理與制度在社會治理中的相互支持、相互作用已經在社會治理實踐中充分顯現。比如，2012年起河北省開展的“善行河北”主題道德實踐活動不僅促進了河北良好道德風尚的形成，也為社會治理創新開辟了新路徑。2012年以來，河北省各類信訪案件數量普遍下降50％以上，全省5萬多個村莊穩定和諧，違法犯罪率大幅下降。石家莊市新華區北新街社區在社區志愿活動的基礎上成立了以“七彩公益、情系你我”為主題的“草根”公益團，定期開展環境治理、治安巡邏、科普宣傳等志愿活動，把社區建成了溫馨的大家庭。

作者：王瑩單位：河北經貿大學社會管理德治與法治協同創新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