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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時研究生教育發展

1．留學教育政策的緊縮抗戰開始后，受國際環境影響和外匯匱乏制約，國民政府在留學教育方面采取的態度更為審慎。1938年6月，教育部會同財政部制定了《限制留學暫行辦法》，明確嚴格審批出國留學。例如，專科學校畢業者須繼續研究或服務四年以上并著有成績者方能出國，且研究科目一律以“軍、工、理、醫各科中有關軍事國防，為目前急切需要者為限”［9］。在如此嚴苛條件限制下，留學生數量急劇減少，當年出國者僅有92人。1939年4月，行政院直接出臺《修正限制留學辦法》，再次提高留學的門檻。該法規重申，公費生除軍、工、理、醫中急需各科外，“一律暫緩選派”，而“自費留學生除得有國外獎學金或其他外匯補助費，足以留學期間全部費用無須請購外匯者外，一律暫緩出國”［10］。1939、1940和1941年留學生人數分別降至65人、86人和57人。對出國留學的限制是根據戰時形勢和抗戰需要而制定的一種不得已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不少具有研究潛能的大學生出國深造的機會減少。抗戰建國對高層次人才的需求日趨旺盛，出國進修的途徑受阻后，越來越多的有志青年將求學深造的目光轉向國內大學研究所。“大學畢業生不能不以研究院為進學之階，政府亦以研究院為培養專門人才之所”［11］，這為研究生教育發展提供了新的歷史契機。

2．促進研究生教育發展的具體政策1938年4月，《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綱要》規定，研究院所“為創造發明整理學術之機關，純粹學術與應用學術之創造發明，應顧及國家需要，分別緩急先后”［12］。面對抗戰的特殊環境，國民政府對研究院予以重新定位，更加重視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統一，強調適應社會現實需要。同時，該綱要還明確了各學科研究的重點及目標。“對文史哲藝，以科學方法加以整理發揚，以立民族之自信”；“對自然科學，依據需要迎頭趕上，以應國防與生產之需要”；“對社會科學，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以求一切適合國情”。這些規定重新確定了抗戰時期研究生人才培養及科學研究的總指導方針，開啟了研究生教育的新轉變。隨后，教育部鼓勵各高校創辦研究院所，恢復招收研究生。“撥給經費，就設備人才較優之國立大學，酌量增設各種研究所，同時并協助原有研究院所恢復招生。”［13］同時，政府還對繼續深造的本科畢業生予以經濟支持。1939年6月，教育部公布了《修正大學研究院暫行組織規程》。新修訂的規程針對抗戰時期的實際，對戰前頒布的《研究院暫行組織規程》進行了部分修正，使其成為指導戰時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要綱領。此次修訂的最大不同之處，是將“研究生不得兼任校內職務”改為“研究生不得兼任校內職務，但助教不在此限”［14］。也就是說，它重在解決在校教師攻讀研究生的問題，這既有利于解決高校青年教師“工學矛盾”，穩定師資隊伍、提高師資質量，也有利于擴大研究生教育的生源。同時，為保證培養質量，教育部在《助教兼作研究生辦法》中對助教研究生作出明確要求：（1）須經研究院所入學考試及格及各種學期學年考試；（2）研究期限須在三年以上；（3）應讀學分及論文研究須與普通研究生同。［15］11月，教育部再次強調：“國立各大學原設有研究院所者，除令充實外，近并令人才設備較優之各校，增設研究所，由部酌給各校補助費用，統令于本年度開始招收新生”［16］，繼續支持各高校擴大研究生教育規模。同時，政府還加大了對研究生教育的資金投入，為使有限的經費用在“刀刃”上，規定其主要用于各研究院所增添設備。“電機、機械、土木、礦冶、農林植物、土壤、化學、物理等學部每部補助3000元；中國文學、史學、數學、教育學、教育心理學、史地、經濟、農藝等學部每部補助2000元。以上補助前一類16單位，后一類14單位，共補助費76000元。”［17］同時，教育部還規定：“為獎勵研究所學生起見，每學部并由部給予研究生生活費5名，每名每年400元。學部之其他研究生，并令各校自行籌給津貼。”［18］1940年大后方物價飛漲，不僅對研究院所的正常工作帶來了極大的挑戰，而且還嚴重地影響到師生的基本生活，部分學生因經濟困難不得不中途退學。為減少經濟因素對研究生培養的影響，國民政府提高了補助標準：“對于研究院所補助費，亦酌予提高，按學科性質每學部發給3萬元或4萬元，指定作充實設備主研究材料之用。對于研究生生活費亦予增加，定為每名每年1200元，以期增加學生，從事研究。”［19］隨著研究生教育的恢復與發展，與此相應的學位制度問題被提到議程，以為其實踐提供制度上的依據和保障。1940年7月，作為抗戰時期全國最高學術審議機關———學術審議委員會成立。該委員會將“審核各研究院所研究生之學士及碩士學位授予暨博士學位候選人之資格事項”［20］作為重要職責之一，并制訂了有關研究生學位授予的系列制度。研究生學位授予權由各校集中到中央教育部，一改以往各校自行授予學位的混亂狀況，這對統一培養標準、規范學位授予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同時，為了進一步鼓勵國人對學位制度的重視，教育部“申明本國大學研究所之碩士學位資格，與國外大學學位相等；碩士論文由部統籌印刷，以提高本國碩士學位之地位”［21］，希望通過提高碩士學位“含金量”，增強其吸引力，以培養更多高層次人才。隨著研究生招生規模的擴大，研究生教育漸入佳境，教育部又對研究生教育學籍制度作出明確規定，“投考大學研究院所研究生，應交驗經教育部驗印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證明書；研究生入學注冊與本大學本科學生同；研究生在研究期內，不得轉入其他研究院所，亦不得轉移學部；研究生中途停止研究者，不給證明文件。”［22］從1943年度起，教育部頒布《非常時期國立中等以上學校及省私立專科以上學校規定公費生辦法》，開始實施新的助學制度。其中對于“甲種公費生；免學膳食，并得分別補助其它費用”，而“國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新舊研究生，一律比照甲種公費生辦理”［23］。同時，除享受公費待遇外，成績優異的研究生還可以獲得津貼和獎學金。至此，研究生教育的各項政策及管理舉措基本定型，后來亦無大的變化。

二、抗戰時期研究生教育發展概況

截至1936年年底，全國有11所大學設立了3個研究院、24個研究所，共39個學部（見表1），研究生數達到39人，這既是中國近代開始研究生教育以來培養人數最多的一年，也是抗戰時期研究生教育發展的事業基礎。抗戰的全面爆發，使得漸進佳境的研究生教育受到嚴重破壞。在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中，我國研究生教育從招生恢復到規模擴大，從專業發展到學科均衡，從培養方式轉變到人才質量提升等方面，都取得了輝煌成就，其發展歷程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1．恢復調整階段（1937－1939年）日軍入侵，使得高校都處于顛沛流離之中，研究生教育的正常發展進程受阻，大多數高校的研究生教育未能繼續進行，招考中斷，在讀學生不得不中止學習或暫時休學。到1937年底，全國大學研究所減至18個，研究生數僅23人。內遷結束后，各高校逐步恢復了正常的教學科研秩序，研究生教育被提到議事日程。盡管仍然面臨著環境、設備、經費等重重困難，教育部及各高校仍然重視研究生教育工作。教育部采取劃撥經費等措施，鼓勵人才和設備較好的國立大學適量增設研究所和學部，并恢復招生。各高校也積極謀劃研究院所的恢復與重建。例如，中央大學內遷重慶后即考慮規劃研究院的成立問題。1938年年底，中央大學研究院正式掛牌。該校是戰后率先恢復研究生教育的高校。研究院下設理科、農科、法科、工科、師范5個研究所，共7個學部，由時任校長羅家倫兼任院長。隨后，該校組織了23人的研究生招生委員會，制定招考政策和錄取標準，著手恢復招考工作。同年7月，新組建的西北聯合大學奉教育部令開始籌備師范科研究所和醫科研究所，以壯大西部地區研究生教育的力量。至12月底，師范科研究所籌備完成并開始工作，李建勛任師范研究所主任。由于身處南部，抗戰全面爆發初期，對中山大學的影響有限。一方面，研究院的師生們積極支持抗戰。11月24日，研究生同學會就通電全國，號召大家起來一起對日作戰，表示“同人等雖魯鈍，亦愿放棄研究室生活，肩槍荷彈，飲馬‘云中’，為我父老兄弟諸姑姊妹作前驅也”［24］。另一方面，研究生培養正常進行。7月，文科研究生隨導師赴云南、廣西考察瑤族等的生活與文化。當月，學校還舉行了首屆12名研究生授予碩士學位儀式。隨后，該校還組織了1937年度的招生工作，9月1日至3日，在廣州、上海、北京三地同時開考。截止1938年年底，全國創建或恢復的大學研究所數達23個，已基本上恢復到戰前水平。但是，在校研究生數已由1936年的75人下降至1938年的13人，下降幅度達82．7％，研究生教育跌入低谷。雖然研究生教育恢復緩慢，但它使得我國高層次人才培養的傳統得以延續，為抗戰期間研究生教育的持續發展保留了元氣，影響深遠。

2．發展壯大階段（1939－1942年）在一系列政策制度的調整和規范下，研究生教育開始步入正軌，發展加速。平津陷落后，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與南開大學在昆明組建西南聯合大學。1939年7月，西南聯大舉行會議，經議決“暫不舉辦研究院，由三校就現有教師設備并依分工合作原則酌行恢復研究所、部”［25］。北京大學率先頒布《國立北京大學研究院暫行辦法》，恢復辦理研究院，院長由校長蔣夢麟兼任。研究院下設理科、文科和法科研究所，各所主任由各學院院長兼任。隨后，研究院相繼頒布《國立北京大學研究院理科研究所暫行辦法》、《國立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復學辦法》等一系列規章制度，進行研究生復學工作。“凡本校文科研究所因故中止研究，或休學不滿兩年者，得依本辦法請求復學。”［26］幾乎與此同時，清華大學第24次校務會議通過了“關于續辦研究院的決議”，隨后公布了研究生復學名單。各高校所屬研究院所還著手恢復招收新生工作。7月，《國立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招考研究生辦法》，使停頓兩年之久的研究生招考工作再次步入正規。研究生招生的恢復，引起了社會的普遍關注。《申報》曾予報道：“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自‘七七事變’后，即行停頓，規定下年度起恢復工作，并開始招考研究生十名，科目分史學、語言學、中國文學、考古、人類學五部分，修業期限兩年。”［27］8月25日，該報再次報道了北大文科研究所錄取名單。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恢復和招生，時任所長傅斯年事必躬親，嘔心瀝血，幾近焦頭爛額。1940年8月14日，他給時任駐美大使的胡適去信時談到：“北大文科研究所去年恢復，向中英庚款會捐了點小款，除教授兼導師外，請了向覺明（向達）作專任導師，鄧廣銘作助教，考了十個學生，皆極用功，有絕佳者，以學生論，前無如此之盛。湯公（用彤）公道盡職，指導有方；莘田（羅常培）大賣氣力，知無不為，皆極可佩。此外如毅生（鄭天挺）、公超、膺中（羅庸）皆熱心……我自求此事，一年中為此進城不少，又由史語所借出一大批書，弄得史語所中頗有怨言：真不值得。8月，清華大學也公布了招考廣告，招收研究生。9月22日，清華大學文、理科研究所招考錄取名單張榜公布，共錄取研究生7名。隨后，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亦于1939年秋在重慶開始招收研究生。1939年秋，中央大學首次以研究院名義正式招生，并增設法、工、師范三科研究所。當年在校研究生達13人。同年8月，浙江大學文科研究所史地學部和理科研究所數學部正式成立，作為該校創辦研究院的先導。9月，開始招收研究生，首批錄取7人。武漢大學法科、工科研究所也在樂山、重慶兩地招考研究生。中山大學也擴充研究生名額。為更好地指導研究生教育的發展，教育部明確地規定了設置研究所、發展研究生教育的原則和途徑：（1）充實原設學部：“原有研究所各學部切實辦理，并增加補助費，并充實其設備及研究需要”；（2）增設必需之學部：“甚有需要之學科而國內無該項學部，或雖有該項學部而數量不敷者，就對于該科系有成績之若干學校設置之”；（3）扶植優良之學校：“成績優良之學校，準其增設學部，俾其研究所與大學本部互相配合，而收相得益彰之效”［29］。可見，經過幾年的探索，研究生教育發展政策與舉措更加具體。截止1941年，全國已有36個研究所，64個學部（見表2）。與1937年相比，分別增長了2倍和3倍。在校研究生數已達333人，是1937年的17倍。就抗戰時期的艱苦環境而論，研究生教育能取得如此迅速發展，這種速度無疑是驚人的，也實屬不易！

3．鞏固提升階段（1942―1945年）1942年，研究生教育規模進一步擴大，“經教育部核準籌設研究學部之大學計有國立中央大學等10校，共13單位”［30］，同濟大學、湖南大學、東北大學、上海醫學院等都開始招收研究生，且醫科研究所設置較多。經過幾年的發展，綜合實力較強的公私立大學都開始從事研究生的培養，全國已有20所高校建立起44個研究所，75個學部，在校研究生人數已有相當數量。若進一步擴張規模，必會受到師資、設備等條件的限制。隨著抗戰局勢的轉變，出國留學的限制也開始松動。針對這種狀況，教育部及時調整政策，將穩定規模、提升質量作為此時研究生教育的重心。（1）集中人力物力，積極充實原有各研究院所；（2）已設置有相當數量的研究學部，不再增設；（3）有特殊需要而尚未設置的學部，可斟酌實際情形，指定設備及師資優良的大學創設。可見，在前期積極恢復研究生教育政策的基礎上，考慮到當時各方面條件，教育部已對研究院所及學部的設立相當謹慎，采取了“緊縮”的政策，以著力提高研究生教育質量。例如，1942年底，浙江大學曾致函教育部，請求增設研究所及學部。教育部明確回復，全國各大學共有“研究學部七十五單位，且重要學部均已具備”，決定“不得增設任何研究學部”［31］。1943年前后，研究生教育達到巔峰（見表3），此后進入相對平穩階段。1945年戰爭結束，全國研究所49個，學部90個，與1937年相比，分別增加了31個和67個；在校研究生人數連續三年突破400人的規模，呈現擴大趨勢。在戰火紛飛的歲月里，研究生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以中央大學為例，研究院設7所23學部，1943至1945年分別招收研究生44、51和59名；1945年在校研究生人數達116人，成為發展研究生教育規模最大的高校。在私立大學方面，金陵大學形成“三所六部”的研究生培養格局，整體規模列私立大學首位，相較與許多公立大學亦不遜色。從1939至1946年，該校畢業研究生達61人。

三、抗戰時期研究生教育發展特色探析

我國研究生教育在20世紀20年代處于探索發展階段，30年代步入良性和規范化發展軌道。抗日戰爭時期，研究生教育不僅能連續發展，而且還能根據特殊的戰爭環境，結合高校所屬地的實際，創造性地開展了人才培養工作，形成了鮮明的發展模式，為我國研究生教育事業提供了鮮活的歷史借鑒。

1．呈現制度化的發展在烽火連天的戰亂年代，各高校克服重重困難，在招考、培養和授予學位三個環節中，加強制度建設，規范研究生教育，體現出制度化的發展特征。從招考上看，有一系列明確的要求。各大學研究院所根據《修正大學研究院暫行組織規程》的要求，對研究生報考資格、考試方式以及考試內容等都有明確的規定。以北京大學為例，其頒布的招考辦法對招生名額、報考資格、考試程序、考試科目、修業期限、待遇、報考時間和考試時間等都做了明確的規定，已具現代研究生招生簡章的雛形。此外，各研究所還對報考者的專業背景也做了要求。如金陵大學農科研究所農業經濟學部要求報考者為農科或者經濟學系、社會學系畢業生；農藝學部要求報考者為農學或生物學系畢業生；園藝學部要求報考者為農學畢業生。可見，這些規定對規范招考工作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各研究所招考都組織入學考試。考試科目通常由公共課和專業課所組成。公共課往往由學校統一命題，主要包括國文和外文兩科。專業課則由各專業導師自主命題，主要考察學科基礎知識。例如，北大、清華的數學專業入學考試是《分析數學》、《幾何》、《高等代數》等，命題人分別是江澤涵、陳省身和華羅庚。清華大學文科研究所哲學部專業課是《邏輯》、《中國哲學史》和《外國哲學史》，命題人是金岳霖和馮友蘭。金陵大學史學部的專業課包括《中國史（通史及斷代史）》和《西洋史》兩大核心部分。化學部則由《無機化學》、《分析化學》、《有機化學》和《物理化學》等4門課程組成。除筆試外，口試考核也是重要一環。例如，北大文科研究所由傅斯年、陳寅恪、姚從吾等組成口試考核組。任繼愈是該所在抗戰時期招收的首批研究生中的一位。他曾回憶到，當時史學組導師陳寅恪先生在昆明主持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口試……對文學、哲學、語言、文字、歷史各專業考生耳提面命，環連線索、啟發點撥，為甄選最優作用極大。獲選者喜不自勝，落選者亦受益匪淺。從培養上看，有一套嚴格的規定。抗戰時期，研究生教育大多實行學分制，除助教研究生外，通常學習年限為兩學年。第一學年的主要任務是課程學習。研究生圍繞必修課、選修課和基礎實習課進行學習，以獲得相應的學分。其次是圍繞著專題查閱資料、做讀書筆記或是社會調查、實驗操作等，以切實提升研究能力；最后在在導師指導下確定論文題目。第二學年主要是論文寫作和審查。論文撰寫完畢，還須送給校內外專家審閱。各學校還聘請各領域的校內外專家，舉行學術講座和討論會，以擴大研究生的視野。同時，各導師還帶領研究生參與到課題研究和社會調查中，以提高研究生的培養質量。從授予學位上看，有一套嚴格的程序。經過一年半的學習后，研究生就要準備碩士學位的考試。學校依法成立由該學科領域專家學者組成的考試委員會。隨后，各高校要向教育部提交考試委員會名單及研究生的學籍檔案等材料。審核通過，方可進行學位考試。碩士學位考試包括論文考試和學科考試。其中，論文考試成績占60％、學科考試成績占40％。考試通過后，該生可稱為碩士學位候選人。學校再次將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報告書、研究期滿成績表、考試試卷、論文等提交教育部審核。教育部審核通過后，方可授予學位。

2．體現時代特點，適應社會對人才的需求抗戰期間，社會對人才的需求發生了變化，應用性色彩明顯加劇。同時，抗戰建國對高層次、緊缺型人才的需求日益旺盛。研究生教育發展適應社會發展和變化的需求，在研究所及學部設置上體現出這樣的特點。從表4來看，抗戰時期各科研究所的數量均有增加，但增長幅度則有差異。理、工、農、醫等實科類研究所增長迅速，1935年僅7個，占研究所總量的47％；1941年有19個，占53％；1946年增至29個，占57％。尤其是醫科研究所增幅最明顯，1938年起僅有1個，而到1946年就有8個；工科研究所戰前僅有北洋工學院、武漢大學設置的2個，到1946年則有7個。同時，文類研究所數量也在增加，但所占比例反而下降。1935年文、法、教育和商等研究所共有8個，占總量的53％；1941年有17個，占47％；1946年有22個，占43％。從學部來看，理科、醫科研究所的學部數增長最多，商科、教育科研究所的學部數增長緩慢。抗戰前，醫科研究所學部數為“零”，排在末位。至1946年，醫科研究所已設置13個學部，躋身于各科研究所學部數的前三位。同時，文科研究所在抗戰期間一直保持著強勁的發展勢頭。中央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四川大學、東北大學等高校在抗戰期間均創設了文科專業，使得文科研究生始終保持較為穩定的增長勢頭。究其原因，抗戰期間，中日民族矛盾成為中華民族的主要矛盾，為凝聚民族精神，繼承和發揚中華傳統文化，更為抗戰勝利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相關高校都非常重視文科研究所文史學科的建設及人才培養，促進了文科研究生教育的發展。

3．采取專業式的培養模式中國的研究生教育是在模仿和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基礎上形成的。在研究生教育創立初期，培養模式主要仿照德國和日本，以學徒式為主，即注重學生獨立的科學研究，而不重視系統課程的學習和學分的積得。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期英、美的專業式研究生培養模式開始影響中國。抗戰期間，專業式培養模式已基本定型，其最主要特征是強調教學與科研的統一，包括了修習課程、積累學分、研究專題、撰寫論文、參加答辯和授予學位等較為嚴格的程序和環節。各研究所都專門制定了相對系統的培養計劃，通過課程學習掌握本學科的知識體系及最新研究動態。除要修滿規定學分外，研究生還要從事專題研究，以培養研究生科學研究能力。專題研究在導師的指導下進行，需制訂出研究的方法、步驟與進度，及研究的主要內容。如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明確指出，專題研究堅持“學理與實用兩項兼重，務期學生于畢業后對于經濟學之基本與專科，皆有相當造詣，而能作獨立之研究工作”。最后是論文答辯和學位授予。各高校對論文答辯和學位授予相當重視，各個環節都嚴格操作，決不因戰亂而壓縮程序走走過場。英美專業式的培養模式之所以盛行，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方面：一是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留美學成歸國的學生把美國當時盛行的研究生培養模式引入我國，并在實踐中推廣。二是由抗戰時期對人才的需求所決定。英美專業式研究生培養模式，重視研究生的課程學習，“講授學程之目的，在使研究生有充分之學術之基礎，俾能正確應用，以解決實際問題”，有利于學生廣泛吸取各個教師的長處，拓寬視野和思路，為科研積累堅實的知識基礎，更符合當時對人才的需求。抗戰時期的研究生教育的開展，使得歷經60余年探索而建立起來的現代教育體制經受住了戰火的考驗，并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和完善；使得我國研究生教育體制的探索和高層人才培養歷程未被中斷，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使得學術薪火得以相傳、存續不絕，并奠定了科學研究的堅實基礎。同時，從事研究生教育的各高校，高瞻遠矚，克服重重困難，創造性地開展工作，為國家培養了一批具有世界水準的國家棟梁，并成為新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中堅力量。

作者：鄭剛單位：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