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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過收集全國331個肉雞養殖戶的調查問卷發現，目前仍有一半以上養殖戶缺乏執行畜禽免疫標識的自覺性。采用Logit模型進行研究，分析結果表明，影響因素很多，但飼養模式、防疫法規認知、參加生產組織、地區因素、周邊免疫技術服務便利性等因素的影響最為顯著，當養殖戶采用全進全出的飼養模式、禽流感防控法規認知程度越高、參加生產組織、處在南方、周邊有免疫技術服務便利性，越傾向于加施畜禽免疫標識。最后提出政策建議。

關鍵詞:

禽流感風險;肉雞養殖戶;畜禽免疫標識;防疫行為;Logit模型

2004年至今，100多起禽流感疫情在我國大陸地區暴發，給家禽業及相關產業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從2006年開始，我國實施全面免疫方案，到2010年，我國禽流感的發生次數減少至0。但2011年后，禽流感在個別省份零星式爆發［1］。為尋找背后的原因，通過調查發現，對每只肉雞接種疫苗的養殖戶比重高達97.89%，但免疫失敗率卻達到29.91%，且在免疫前能搞清當地流行的禽流感病毒亞型的養殖戶比重只有40.48%。這表明，全面免疫策略在農村的實施效率并不高。因此，除了要規范免疫程序，還要做好畜禽標識義務。依據《畜禽標識和養殖檔案管理辦法》的定義，畜禽標識是指經農業部批準使用的耳標、電子標簽、腳環以及其他承載畜禽信息的標識物。它不僅可以保障畜禽產品安全，還能證明動物已做過免疫。《中華人民共和國動物防疫法》規定:“經強制免疫的動物，應按規定加施畜禽標識，實施可追溯管理”。因此，本文擬從畜禽標識的免疫識別功能為切入點，了解養殖戶執行情況及影響因素，對有效控制禽流感疫情有很大的幫助。

國內外學者一般采用調查數據分析農戶防疫行為及其影響因素，例如，ArunavaBhattacharyya等［2］分析發現，電腦的使用、獸醫檢查、養殖規模是美國內華達州大農場主采用疫苗的影響因素。Nell和Schwalbach［3］采用Logit模型對南非綿羊和山羊養殖戶較多采用抗菌素而不是接種疫苗的行為進行分析，得出了“當防控動物疾病時，農戶對親眼所見的才有反應”的解釋。閆振宇等［4］研究發現，從技術員、親戚朋友那里獲得的信息顯著影響湖北省養殖戶的防疫行為。靳淑平［5］通過調查發現，農戶家庭勞力數量對接種疫苗有正向影響。張桂新、張淑霞［6］分析發現，農戶的已投成本、預期風險、防疫效果、信息渠道是養殖戶禽流感防控行為的顯著影響因素。林光華、汪斯潔［7］研究發現，參加家禽保險的農戶對防疫要素投入有負向影響?，F實中，養殖戶的防疫行為很多，且多數發揮重要的作用，諸如免疫檔案、隔離措施、防鼠防鳥等行為尚未被深入剖析和研究。

1研究方法

1．1數據來源2015年6～8月，課題組以簡單隨機抽樣的方法，調查了6省373個商品代肉雞養殖戶，獲得331份有效問卷，問卷有效回收率88.74%。問卷內容主要調查養殖戶在飼養過程中是否對每只雞采用腳環、電子標簽或在其他身體部位烙印、紋刻或者對群體批次進行編碼作為免疫標識。根據我國肉雞生產呈現“北方白羽、南方黃羽”的格局，在北方選擇河北、吉林、山東3個白羽肉雞生產大省，在南方選擇湖北、廣西、廣東3個黃羽肉雞生產大省。樣本的區域分布也比較均衡。

1．2分析方法根據因變量分類，將養殖戶加施畜禽免疫標識行為的影響因素設定為以下函數形式。

1．3變量選擇

1．3．1因變量以肉雞養殖戶是否加施畜禽免疫標識為被解釋變量，y的取值為:當養殖戶回答加施標識取值1，回答沒有時取值0。

1．3．2自變量由于養殖戶加施畜禽免疫標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免疫效率，故該行為屬于防疫行為的范疇。影響養殖戶防疫行為的29個自變量，如表1所示。在個人與家庭特征方面，性別［4，9-11］、年齡［5，10-11］、婚姻狀況［9］、文化水平［4，9-11］、健康狀況［12］、是否村干部［12］、外出打工經歷、是否系統學習過畜牧獸醫知識、家庭勞動力數量［5］等影響養殖戶的防疫行為。需要說明的是，養殖戶具備外出打工經歷和系統學習過畜牧獸醫專業可能影響他們加施畜禽免疫標識的行為。而且，系統學習過畜牧獸醫知識的養殖戶，他們的畜牧獸醫知識豐富，也嘗試加施畜禽免疫標識。在養殖特征方面，養殖年限［6，10］、養殖規模［2，11，12］、養殖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比重［6，12-13］、飼養模式、是否為政府規劃的養殖小區、出欄家禽收購價等變量影響養殖戶的防疫行為。需要說明的是，禽群的更新采用“全進全出”制有利于避免不同出欄期的肉雞交叉感染，可以認為，采用的養殖戶往往具有疫病防范意識，很大程度上加施標識。養殖小區是新型的畜牧業養殖方式，而政府規劃的養殖小區的養殖戶應具備良好的防疫意識，加施畜禽免疫標識。肉雞的收購價越高，意味著利潤越大，越能調動防疫的積極性，返過來提高加施畜禽免疫標識的積極性。在疫病認知特征方面，疫病知識認知［6，9-11］、防疫法規認知［11］、疫情風險認知［4，11，14］等變量影響養殖戶的防疫行為。在社會環境方面，防疫信息渠道［6］、參加產業組織［13］、參加政府組織的防疫培訓［10，12］、周邊動物疫情發生狀況［4］、地區因素［9，11，15］、周邊技術服務的便利性［6，16］、防疫補貼等變量影響養殖戶的防疫行為。需要說明的是，政府及產業組織的免疫補貼反映了組織的重視程度，作為一種激勵機制，使養殖戶有動力加施免疫標識。賦值方面，在防疫信息渠道，根據韓軍輝，李艷軍［17］的方法。在地區方面，由于南方地區濕熱多雨，易滋生細菌，禽流感疫情較北方重，故賦值1。在飼養管理方面，懂防疫的雇員占總人數比重影響養殖戶的防疫行為。一般而言，專業畜禽防疫員具備防疫知識和經驗，他們的比重越大，越有助于提高加施畜禽免疫標識的積極性。在防控信念方面，防疫效果認可［18］、禽流感聯防聯控系統參與意愿影響養殖戶的防疫行為。在風險偏好方面，風險偏好［10］影響養殖戶的防疫行為。賦值根據林光華、汪斯潔［7］的衡量方法。

2結果與分析

2．1樣本基本特征受調查的養殖戶8成以上為男性，6成為中年人，接近6成初中文化，受教育程度明顯偏低，中低等家庭收入水平為主，7成養殖戶的收入為2.5萬元～10萬元，養殖年限一般在5年以下，多數養殖戶從事養殖的時間還不長，64.65%養殖戶飼養10000～49999只肉雞，以中等養殖規模為主，養殖戶以“公司+農戶”的生產組織形式居多，占53.78%。

2．2養殖戶加施肉雞養殖標識的現狀在331個受調查的肉雞養殖戶中，45.32%的養殖戶以標識方式登記了肉雞的免疫信息，尚未加施養殖標識的養殖戶占54.68%。繼續調查發現，一些養殖戶以肉雞體積小、飼養量多，每只加施標識成本高或容易脫落為由拒絕加施標識。

2．3模型估計結果及分析采用Person相關系數檢驗法發現，自變量之間不存在高度相關性(＜0.8)。其次，采用方差膨脹因子法(VIF)進行檢驗，一般來說，多重共線性要同時達到兩個標準，即最大的vif大于10和平均的vif大于1，否則，變量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19］。如表2所示，方程不存在多重共線性。運用Sta-ta12.0進行Logit模型分析，為消除異方差，加入穩健標準誤，估計結果見表3。年齡通過10%水平的顯著性檢驗，這表明，隨著年齡越大，由于思想保守，養殖戶越不傾向于加施畜禽免疫標識。外出打工經歷、家庭勞動力人數均通過10%水平的顯著性檢驗，這表明，具有外出打工經歷的養殖戶，更容易接受并采用畜禽免疫標識;家庭勞動力越豐富，越能解決勞動密集型養殖業對勞動人數的需求，提高飼養管理水平，傾向于執行畜禽免疫標識。

養殖年限、飼養模式、是否為政府規劃過的養殖小區等變量分別通過5%、1%、5%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說明養殖年限越長的養殖戶，積累了豐富的養殖經驗，對如何提高免疫效率有越多的見解，越傾向于加施畜禽免疫標識。采用全進全出飼養模式的養殖戶，常會以飼養批次進行編碼，所以傾向于加施畜禽免疫標識。如果養殖戶的養殖小區為政府規劃，則有規范的免疫流程可循，所以傾向于加施畜禽免疫標識。防疫法規認知通過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說明養殖戶的疫病認知水平越高，越傾向于加施畜禽免疫標識。疫病風險認知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這可能是即使養殖戶的疫病風險認知不高，但可能通過參加專門的免疫培訓，了解了畜禽免疫標識的重要性，從而加施畜禽免疫標識。

防疫信息渠道、參加生產組織、地區因素、周邊免疫技術服務便利性等變量分別通過10%、1%、1%、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這表明，如果養殖戶的防疫信息渠道越多，則從更多途徑深入了解加施免疫標識的重要性;如果養殖戶加入產業組織，公司或合作社的技術人員則很大程度上會協助農戶加施標識;如果養殖戶在南方，則較多面臨禽流感風險，更有動力加施標識。如果養殖場周邊有提供免疫技術服務的獸醫站或動物醫院，則大大提供了養殖戶尋求技術指導和服務的方便程度，加強了畜禽標識的使用力度。懂防疫的雇員占雇傭總人數比重通過10%水平的顯著性檢驗，這說明，在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如果懂防疫的雇員占雇傭總人數比重越大，會從整體上提高免疫的科學性，則越傾向于加施畜禽免疫標識。風險偏好通過5%水平的顯著性檢驗，這說明，在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如果養殖戶越厭惡風險，為規避虧損，會投入越多的防疫要素，則越傾向于加施畜禽免疫標識。

3結論

畜禽免疫標識是我國法律規定的用于識別畜禽免疫情況，加強免疫管理的重要技術。通過實證研究發現，飼養模式、防疫法規認知、參加生產組織、地區因素、周邊免疫技術服務便利性等因素的影響最為顯著。

4政策含義

4．1大力提倡全進全出的飼養模式，提高安全養殖水平研究發現，全進全出的飼養模式能提高養殖戶建立免疫標識的積極性。因此，有關部門應對全進全出飼養模式的意義進行大力宣傳和教育，強化疫病防范意識，對進行飼養模式轉型的養殖戶給予優惠政策傾斜。

4．2加強防疫法規的宣傳力度，提高養殖戶的法律意識現階段肉雞養殖戶的防疫法規認知介于一般和了解之間，禽流感的法規認知程度不高，未能履行相關法律規定的義務。因此，有必要通過電視、廣播、宣傳欄、報紙、期刊等信息渠道對所有養殖區，尤其是未發生過禽流感疫情的區域進行防疫法規的宣傳使養殖戶加大對防疫相關法律法規的關注，從而提高法律意識，依法做好免疫標識的準備工作。

4．3鼓勵養殖戶參加生產組織，提高技術服務便利性理論與實踐表明，“公司+農戶”、“合作社+農戶”等生產組織形式在規范養殖戶飼養管理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因此，為規范養殖戶的免疫標識工作，建議以信貸貼息等優惠政策鼓勵養殖戶加入當地專業合作社或龍頭企業，同時加強對新型產業組織的扶持力度。此外，應在養殖場社區周邊提高獸醫防疫站、動物醫院等提供防疫技術服務機構的覆蓋面，并為養殖戶提供上門技術指導。

作者：黃澤穎 王濟民 王晨 歐陽儒彬 單位：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