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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會計年度問題是近期《會計法》修訂的重要內容，并引發社會各界熱點討論。本文在對世界主要國家會計年度進行梳理的基礎上，分析了改革我國企業會計年度的緊迫性與緣由，并提出相應政策建議。

關鍵詞:《會計法》修訂;會計年度;政策建議為推動我國會計法制建設，充分聽取社會各界人士對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以下簡稱《會計法》)的意見建議，2018年6月6日，財政部就10個重要問題，面向社會公開征詢《會計法》修訂的意見建議。其中，關于在我國是否應采用更加靈活的會計年度作為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備受關注，引發了社會各界的熱烈討論。長期以來，我國實行統一的歷年制會計年度，所有單位的會計年度均自公歷1月1日至12月31日。這種統一的會計年度是我國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是與當時的計劃經濟管理相適應的。然而，伴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與深化，企業國際化進程不斷加快，現行統一的歷年制會計年度越來越不適應我國經濟發展的需求，不僅危害會計信息及其披露的及時性，而且還會導致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基于此，本文在對世界主要國家會計年度進行簡單梳理的基礎上，分析了改革我國企業會計年度的緊迫性與緣由，并隨后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一、世界主要國家會計年度類型概覽

“會計年度”概念的出現最早可追溯到14～15世紀的意大利城邦時期，一直是最重要的會計問題之一。會計年度是會計分期假設設立的結果，以持續經營假設為基礎，目的旨在通過將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人為劃分成若干個等分(期間)，通過按期編制財務報表，從而及時向投資者、債權人、政府等利益相關者提供有關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與現金流量相關信息。合理的會計年度劃分，有助于提高信息使用者的決策質量，進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會計年度的劃分受到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政治、歷史、文化、地理、氣候、習慣等多因素影響，因此，世界各國會計年度的劃分也存在較大差異。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幾種類型:一是歷年制，即從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如德國、法國、俄羅斯、中國等。二是十月制，即從每年10月1日至次年9月30日，如美國、墨西哥、古巴、泰國等。三是七月制，即從每年7月1日至次年6月30日，如澳大利亞、瑞典、瑞士、巴基斯坦、意大利等。四是四月制，即從每年4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如日本、加拿大、印度、英國等。五是三月制，即從每年3月1日至次年2月底，如土耳其、以色列、敘利亞、卡塔爾等。還有個別國家采用十一月制、五月制等。然而，盡管世界各國政府均公布了一個可適用的會計年度，但絕大數國家相關法律制度均允許企業根據自身實際情況靈活選擇相適應的會計年度。例如，陳輝(2017)根據2016年7月20日的最新《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對位列500強內的134家美國企業進行了統計，其中97家企業的會計年度截止于12月31日附近，另外有11家集中截止于1月31日附近、6家集中截止于6月30日附近，3家集中截止于5月31日、3家集中截止于8月31日附近，2家集中截止于10月31日附近等等。可見，美國企業被允許根據實際經營周期，靈活選定適合自身的會計年度。

二、改革我國企業會計年度的緊迫性與緣由

會計環境的不斷變化，要求財務會計的規范體系及其基礎也應隨之改變。然而，長期以來，財務會計與報告以及用來規范它們的準則與制度，不論在哪一個層次上，都已經發生并仍然持續變革與創新(葛家澍，2002)。基于會計分期假設形成的會計年度劃分問題引發了會計理論界與實務界的廣泛討論。

1.伴隨著產權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化，我國企業所有制結構發生巨大變化，對統一的會計年度提出了新的挑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黨的報告進一步明確“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堅持和完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相比改革開放前單一的所有制結構，我國當前企業所有制結構及企業組織形式、經營范圍都發生了很大變化，而所有制結構是企業會計年度選擇的重要影響因素(陳波、吳衛軍，2017)。根據國泰君安數據庫統計顯示，在我國A股資本市場，國有上市公司所占比例從2004年69.55%已下降到2017年31.97%，民營企業相反卻從24.65%上升到63.23%，外資企業從3.05%上升到3.51%。鑒于上市公司在整個經濟中具有一定代表性，這些數據初步表明我國企業所有制結構已發生巨大變化，民營企業與外資企業在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相比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為了滿足國有大股東或政府主管部門的信息需求，更傾向于選擇與政府財政年度、預算年度相同的會計年度。馬賢明和鄧傳洲(2005)的調查研究也顯示，相比國581有企業，非國有企業更愿意選擇靈活的會計年度，因為國有企業相比非國有企業受到政府部門和統計部門的影響更大。因此，為了適應我國企業的發展需要，改變統一的歷年制會計年度應予以關注。

2.在我國“走出去”、“引進來”戰略，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的積極推動下，來華投資的外商企業以及海外投資的國內企業持續增加，統一的歷年制會計年度加大了信息披露成本，不利于經濟全球化的推進。聯合國貿發會議的《世界投資報告2017》顯示，中國以1831億美元在2016年全球對外投資前10位國家/地區中位居第2位，以1337.11億美元在2016年全球吸引外資的前10位國家/地區中位居第3位。截止2016年，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數從1983年638家上升至27908家，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從1983年的17.69億美元上升至1337.11億美元。與此同時，《2016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并購金額由2004年30億美元，上升至2016年1353.3億美元;截止2016年底，中國2.44萬家境內投資者在國(境)外共設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3.72萬家，分布在全球190個國家(地區)，年末境外企業資產總額5萬億美元。其中，2016年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并購項目765起，涉及74個國家(地區)，實際交易總額1353.3億美元。然而，由于國際上大多數國家允許企業根據生產經營的實際情況，自主選擇會計年度，因而，當國內子公司的會計年度與國外母公司不一致時就不得不對財務報告進行相應的調整，增加外資公司會計處理和經營管理的難度，進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我國吸引外資的能力。與此同時，我國“走出去”企業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會計期間的不一致需要對財務報告進行很多調整，加大了信息披露成本。更為重要的是，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化，我國《企業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已實現實質性趨同，然而采用統一的歷年制會計年度與全球大多數國家采用靈活的會計年度并不相符。

3.信息技術和金融科技的飛躍式發展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商業模式已經產生了深遠影響，傳統的統一的歷年制會計年度無法滿足信息使用者對會計信息的需求。一方面，知識經濟與網絡經濟的匯合促成了企業結構的空前變化(葛家澍，2002)。相比易于識別且相對穩定的傳統企業，包括小米、阿里巴巴、京東等在內的新經濟企業快速發展，企業的商業模式、經營周期、業務性質正發生巨大變化，產品生命周期不斷縮短。新的消費者和產品、新的生產和運輸方式、新的方式、新的工業組織形式在不斷創新新行業，這些新企業的經營模式及會計期間、會計年度也呈現出新特點(溫勝精，2018)。經營模式與行業因素是企業選擇會計報告期間的主要影響因素。顯然，固定的歷年制會計年度、會計分期無法真實、及時地反映這些企業的財務狀況與經營成果。另一方面，會計年度是會計分期假設下人為劃分的結果，其目的是使企業定期向外部信息使用者提供有關企業財務狀況與經營成果的會計信息，降低信息不對稱。然而，“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會計數據可以隨時進行統計，在網上實時財務報告成為可能。改變統一的會計分期與會計期間，與當前市場經濟瞬息萬變，財務報告使用者迫切要求不斷提高報告的及時性要求是相符的(葛家澍，2002)。

三、改革我國會計年度的政策建議

綜上分析，伴隨著我國企業所有制結構的不斷變化，海外投資的持續增加，以及現代信息技術與金融科技的飛躍式發展，統一的歷年制會計期間已經越來越難滿足我國企業發展與財務會計信息使用者的需要，改革統一的會計年度迫在眉睫。筆者建議，在采用現行統一的歷年制會計年度之外，我國還應提供更加靈活，且可供企業選擇的會計年度。首先，相比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將會計目標定位于為服務資本市場，我國會計信息的使用者除了投資者、債權人等資本提供者，政府是首要的會計信息使用者。因此，會計年度改革首先必須符合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需要。如此，對于與國家經濟命脈密切相關，影響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行業或企業類型應繼續采用統一的歷年制會計年度，以與統計年度、納稅年度、預算年度保持一致，進而有利于國家宏觀經濟管理。與此同時，其他企業可更加自身的營業周期、行業競爭狀況，以及企業內部管理需要，自由選擇與自身相適應的會計年度。例如，飲料生產企業，因其生產和銷售旺季在6月到11月，而12月至轉年的4月往往處于淡季，因此可選擇4月1日至次年的3月31日作為會計年度。考慮到我國農歷春節的影響，商業零售企業適合選擇3月1日至2月底作為其會計年度。再如，對于從事全球性生產經營活動的跨國企業，應選擇與絕大多數子公司或分公司相同的會計年度，以有利于內部管理，提高會計信息質量。最后，相關法律制度必須要求企業，會計年度一經選擇，不得隨意變更。否則，可能存在通過改變會計年度，人為進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最終損害會計信息質量。

參考文獻:

［1］陳波，吳衛軍.應該允許中國企業自主選擇會計年度嗎?—基于2015年財富500強企業數據的分析［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7(5):3－12.

［2］陳輝.探究美國企業會計年度的選擇［J］.財會通訊，2017，10:119－121.

［3］葛家澍.關于財務會計基本假設的重新思考［J］.會計研究，2002(1):5－10.

［4］馬賢明，鄧傳洲.會計年度研究:來自實務界的證據［J］.會計研究，2005(5):54－58.

［5］溫勝精.關于會計年度規定的統一性和彈性問題［J］.財務與會計，2018(6):16－17.

作者：李國雄 陳娟 單位：云南省國土資源規劃設計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