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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的社會效果與社會學解釋方法

﹙一﹚裁判尋求社會效果的正當性

“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這一為人們所熟悉的法諺似乎表明，實現裁判的社會效果似乎與法治精神不符，在我國當下的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中，也確實存在一些對實現裁判的社會效果這一司法政策的質疑，那么，作為一項法律實踐活動的司法裁判，其追求社會效果是否具有正當性？裁判的社會效果，“是指法律作用于社會生活所產生的社會效應，或者說，是指法律所要求實現的社會統制目的”。在裁判活動中考量社會效果并非我國司法首創，2000多年前，羅馬法學家塞爾蘇斯提出：“認識法律不意味摳法律字眼，而是把握法律的意義和效果”。在法治程度較高的美國司法中，基于其慣有的實用主義司法傳統則更加注重裁判的社會效果。作為美國闡述司法裁判方法的第一位學者型法官，卡多佐提出，當法律的常規適用造成了嚴苛的后果，“就必須以衡平、公道或社會利益的其他要素為之效力的社會利益來平衡對稱或穩定。這種創造性是司法傳統的一部分。”

尋求裁判的社會效果在德國法學方法論上被稱為“判決的后果考量”，即在裁判中對于判決造成的結果予以考慮并以此種考慮來影響判決，如在進行判決時考慮民意對判決的接受、社會的安定和諧等。從理論上分析，裁判活動中考量社會效果具有以下正當性基礎：第一，這是由法律的目的和功能的社會性決定的。法的作用有規范作用和社會作用，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因而在法律解釋和適用上追求社會效果是與法律的終極目的相符的，因為“判決不僅是單純的法律責任的判斷，更重要的，它是一個可能造成一系列社會影響的司法決策”。第二，這是由法律文本自身的局限性所決定的。法律雖然是人類理性的產物，但這并非是完美無缺的，自產生之日起就不可避免具有局限性。首先，法律文本所使用的文字具有多義性、模糊性和彈性，使其可以被解釋和適用的空間非常大。其次，面對鮮活的、千姿百態和不斷發展的社會生活，法律總是具有滯后性。德國法學家薩維尼甚至認為“法律自制定公布之時起，即逐漸與時代脫節”。最后，法律具有不完備性，甚至有些相互沖突。當法律文本出現了滯后性和不完備性之后，完全拘泥于文本將無法實現妥當的社會效果。第三，司法三段論法律適用方法的局限性。司法三段是大多數法官遵循的裁判方法，但在司法實踐中，案件的裁判并不是簡單的法律概念的邏輯推演，“民事司法的方法是一種社會活動，而不是單純的司法概念邏輯的推演。這就意味著民事司法需要更緊密結合社會的需要。”正因此，美國著名法官霍姆斯才做出“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的論斷。

我國古代已有重視司法社會效果的實踐，例如針對疑案，海瑞提出了一套判案原則，即所謂“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而“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蘇力教授將此概括為具有一定普適性的疑案裁判原則，即“在經濟資產的兩可案件中，無法明晰的產權應配置給經濟資產缺乏的人，以及文化資產的兩可案件中，無法明晰的產權應配置給文化資產豐裕的人”。這一規則的社會效果體現為：錯判概率小、維護正義深得民心、預防鄉宦掠奪、加強社會治理、提高財產利用效率。在我國當前的社會背景下，強調裁判追求社會效果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當前我國正處于變革時期，無論現代法律制度還是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均正在形成和塑造之中。“在多樣化和多元化的社會背景下，法律適用不再是田園詩般的靜態的邏輯推演，而必須加入多樣化的社會價值的考量，”因此“尤其是在我們這樣一個轉型國家，在法律制度還不完善、司法的公信力還不夠高的情況下，更應該強調社會效果。”

﹙二﹚社會效果必須在法律之內實現的必要性

雖然裁判追求社會效果具有理論和實踐上的正當性，但這絕不意味著可以為了追求社會效果而架空法律，這也正是我國目前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因此，對于社會效果的考量必須是在遵循法律的目的、精神等價值下進行的考量。之所以裁判的社會效果必須在法律之內實現，是因為對于裁判的社會效果的尋求終究是一種法律適用活動，而遵守法律的程序規定和實體要求是實現效果的題中之義。“如果為了實現某個價值目標或司法的社會效果而動輒就損害法律的確定性或犧牲司法的法律效果，那么依法治國、法治社會就成了“看上去很美”而無意義的名詞。”

在法律之內實現效果意味著：第一，審判不得違背法律的明文規定而片面追求社會效果，因為法律的目的是為了規范社會，立法過程本身就考慮了社會效果和民意，對社會效果的追求應當體現在裁判方法上，而不是繞開既有法律規定恣意追求所謂的“社會效果”。第二，通過考量法律之外的因素實現社會效果必須符合一定的前提條件，如前文所述，由于立法本身蘊涵了對社會效果的追求，因此多數情況下的社會效果可以通過嚴格適用法律得以實現，而通過考量法律之外的因素實現社會效果必須被嚴格限定在一定的條件下，即裁判中對于社會效果的追求應當是特殊情況下的特別適用。第三，嚴格遵循適用程序，實現社會效果應當按照統一的方法遵循一定的程序進行，應當按照既定和科學的解釋規則來解釋和適用法律﹙對此下文將詳述﹚，這樣才能保證絕大多數相同或者相似的案件實現的社會效果基本相同，而不能以社會效果為由各行其是，同案不同判，避免導致司法的不一致、不確定性，甚至是司法的混亂。第四，審判結果不得損害法律的穩定性和安定性。在實現裁判社會效果的過程中，法官首先應該嚴格服從程序法與實體法，追求良好的法律效果，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法律的社會控制功能，達成良好的社會效果。

﹙三﹚法律之內實現裁判社會效果的一種進路：社會學解釋方法

社會學解釋方法，就是把社會學上的研究方法運用到法律解釋上來，即用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解釋法律。具體而言，就是將社會效果考量引入案件裁判中對法律的適用過程，其正面效果是考慮到法律是社會治理方式的一種，法律的適用應當與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大環境相適應。在概念法學局限于演繹法律文本本身的法條主義的背景下，社會學解釋借助于法律之外的因素解釋法律，關注社會現實并有所回應，彌補了概念法學的不足，因此為各國學者和司法實踐所競相采用。德國學者愛爾里希于1903年發表《法的自由發現與自由法學》、1912年發表《法社會學基礎》，強調法律發展的動力源于社會之中，法官應自由地探求生活中法，此后，社會學方法被運用于法律解釋，幾乎成為一種風尚。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從事此種方法的研究者，無論在質的方面還是量的方面，都呈現一片蓬勃之氣。美國于1908年發生的“俄勒岡州限制女性勞動時間法律是否違憲”案被認為是法院運用社會學解釋方法實現社會效果的經典案例。該案的爭議焦點為：俄勒岡州制定的限制女性勞動時間的法律是否侵害聯邦憲法所保障的契約自由？著名律師布蘭代斯向最高法院提出的“辯論概要”中用100多頁的篇幅從女性的特殊身體構造、對身體的損害、對全民福利的影響、對個人優雅生活、家庭觀念生活的改善、對社會風氣和道德風尚的提高等社會因素角度展開議論，論證保護女性立法之重要性，以維護州法之合法性。最高法院最后采納了布蘭代斯的意見，最終判決俄勒岡州該法律不違反憲法。該案之劃時代意義不僅在于判決內容，更在于最高法院公開認可布蘭代斯所采用的社會學解釋方法。

之所以將社會學解釋方法定位為法律之內實現社會效果的一種合理路徑基于以下緣由：首先，社會學解釋是一種在法律可能的文義范圍之內闡種方法，屬于法律解釋學上的狹義解釋方法。按照學界目前通說，法律解釋方法有三大類：狹義的法律解釋、不確定概念和一般條款的具體化﹙又稱為價值補充﹚、漏洞填補。在這一法律解釋方法體系中，社會學解釋是與文義解釋、目的解釋、體系解釋等其他法律解釋方法并列的一種狹義法律解釋方法，即在法律條文可能的文義范圍內闡釋法律規范意義內容的一種法律解釋方法。第二，社會學解釋具有區別于其他狹義解釋方法的獨特品質，其他方法諸如文義解釋、體系解釋、目的解釋等都是從法律文本出發來探究文本的字面含義，而社會學解釋是從法律文本之外的因素來探究文本的含義，通過預測和考慮法律規范適用后的社會效果來解釋和適用法律，使法律與當下的社會直接發生作用。第三，社會學解釋方法具有嚴格的適用程序，是一種可操作的、在法律之內實現社會效果的方法。事實上，社會學解釋方法已經成為我國司法實踐中一種普遍采用和適用的方法。例如，在曾經引起廣泛關注的“瀘州二奶遺贈案”中，瀘州市納溪區人民法院認為，如果按照《繼承法》的規定，支持原告張某的訴訟主張，將滋長“第三者”、“包二奶”等不良社會風氣，該案就是司法實踐中社會解釋學的典型運用。

社會學解釋方法之適用規則

﹙一﹚適用之前提條件

法律本身在制定時就已經考慮了社會效果因素，因此大部分法律的正確適用就可以實現立法規定所追求的社會效果，因此，社會學解釋方法應當是特殊情況下的適用，其適用應當具備一定的前提條件。裁判者不能未進行適用前提條件的考量而徑行采用社會學解釋方法，筆者認為，只有在以下三種情況下才可以考慮社會學解釋方法的適用。

1.文義解釋后出現復數結果。只有在法律文本的特定含義可以做出兩種以上的理解時，才可以考慮社會學解釋的適用，相反，如果法律條文的文義是清楚的，所得出的結果也是唯一的，此種情況下則無社會學解釋使用的可能，而必須按照邏輯的方法根據法律文義應有的含義適用法律。例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2條規定：“消費者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其權益受本法保護；本法未作規定的，受其他有關法律、法規保護。”對于其中“生活消費”的文義就存在兩種不同的理解：一種觀點認為，“生活消費”僅指為了自己的生活而購買商品或接受服務；相反的觀點則不能將“生活消費”局限于為了自己的生活，目前社會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以收藏、投資為目的的購買行為，為了送禮等需要的購買行為，甚至“知假買假”的行為都屬于“生活消費”。從文義上看，這兩種理解都有一定的道理，而且實踐中也的確有不同的法院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決，面對此類案件，裁判者就可以適用社會學解釋方法考察不同的判決所帶來的社會后果，以得出能夠獲得良好社會后果的解釋。2.法律適用的結果導致明顯不公平。“如果法律適用的結果導致極度的不公正，或者產生的弊害遠大于其帶來的好處，那么就必須放棄這種解釋改采對社會效果更佳的解釋。甚至在特殊情況下可以變通法律的嚴格適用。其他西方國家也有類似的做法，如美國法官卡多佐所論及的：“也有一些法官，尤其是在特定條件下﹙如社會矛盾激化、發生危機、對外戰爭等場合﹚，會作出改變法律字面含義或法律原意的解釋。”

因此當法律的嚴格適用導致明顯的不公平結果時，可以通過社會學解釋的方法變通法律的適用。例如在“三鹿奶粉”事件中，按照破產法律規定的清償順序，因食用毒奶粉而致殘的受害人對于三鹿奶粉制造商享有的損害賠償之債，既不能與破產費用、職工工資、稅收這些可以獲得優先受償的債權相提并論，也不能與享有擔保物權擔保的銀行債權獲得同順位清償，如果嚴格適用破產法的規定，此類債權將會作為一般債權被列入最后的清償序列。這顯然對受害人會產生極大的不公，因為此類債權屬于因人身遭受傷害產生的債權，其背后是生命權或生命價值與財產權或財產價值的衡量，如果這些受害人不能得到及時清償將會使他們已經遭受到的身體傷害無錢醫治造成傷害進一步加劇，因此此時就可以考慮適用社會學解釋方法，將此類債權置于優先受償的地位。

3.法律規則不完備，包括法律規范滯后、表述錯誤、考慮不周、相互沖突等情形。例如《民法通則》第100條規定：“公民享有肖像權，未經本人同意，不得以營利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該規定將“以營利為目的”作為侵犯肖像權成立的要件，這一要求在《民法通則》制定時期是與當時的社會背景相符的，但隨著使用肖像方式越來越多樣化，特別是在今天網絡環境下，即使不以“營利為目的”也仍然可能對他人造成侵害，因此這一規定已經滯后，應當在特定情況下通過社會學解釋的適用擴大該條的適用范圍。再例如《鐵路法》第58條規定：“因鐵路行車事故造成人身傷亡的，鐵路運輸企業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如果人身傷亡是由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鐵路運輸企業不承擔責任。”該規定采用了過錯歸責原則，而且將鐵路企業免責條件擴張到所有“由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損害，而《民法通則》第123條對“高速運輸工具”采用了無過錯歸責原則，而且將鐵路企業的免責條件限定為只有在損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情況下。在這兩種規定存在沖突的情況下，應當通過使用社會學解釋方法作出對受害人有利的解釋。

﹙二﹚適用之具體步驟

1.對可能的裁判結果進行社會效果預判

當待決案件符合社會學解釋方法的適用前提時，此時“首須對每一種解釋可能產生的社會效果加以預測”。具體而言，“首先，假定按照第一種解釋進行判決，并預測將在社會上產生的后果。其次，在假定按照第二種解釋進行判決，并預測所產生的結果。”因此，社會學解釋具體適用的首要步驟就是對各種解釋可能產生的社會效應進行預判，進行社會效果預判時主要應當考慮以下因素：第一，社會公共政策。國家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為了實現一定的社會利益，往往會出臺一些體現特定時期的公共政策，這些公共政策體現了社會公共利益，因此在預測裁判的社會效果時，這些公共政策是應當考量的重要因素。例如為了抑制高房價，從中央到地方均出臺了不同的房地產調控政策，俗稱“限購令”，這些限購令在形式上既不是法律，也不是行政法規，甚至連地方法規或部門規章的要件都不具備，很多只是表現為政府文件。但是這些限購令應當成為案件裁判的參考因素，否則房地產調控目標難以實現，最終損害的是社會公眾的利益、社會公平和國家的經濟發展。但是在考量政策因素時，應當反對將公共政策因素進行擴大化或隨意化的解釋。不應簡單地將社會效果等同于社會穩定、地方大局、領導者意志等狹隘化理解。也不應簡單地將經濟效果等同于社會效果。

第二，主流民意。法律本身就是人民意愿的集中體現，在法律解釋中尊重民意既符合法的目標，也符合法的價值，尊重民意使法律更貼近民眾的需要，更符合民眾的期待。主流民意在西方國家也是裁判社會效果的重要考量因素。有學者通過對1935年以來半個世紀中最高法院的146份不同類型判例的研究，發現大多數﹙3/5﹚判決與民意調查所顯示的全國范圍多數公眾的意見是相符的，在公眾意見聚焦的問題上，這個趨勢尤其明顯。當立法與多數公眾意見相符，法院更傾向于維持立法﹙聯邦層面81%，州和地方56%﹚，當立法與多數公眾意見不符，法院維持的比例顯著降低﹙聯邦層面63%，州和地方43%﹚。在將民意作為社會效果的考量因素時應當警惕的是：首先，民意是重要的參考因素，但不是唯一的決定性的因素，因為在很多時候，民意的把握可能是很困難的，甚至民意本身也是一個模糊的語詞。其次，民意不能簡單地認為是多數人的意見就必然是正確的，否則會淪為“司法民粹主義”的工具。再次，民意不等于“網民之意”，通過網絡體現的僅是一部分人的意愿，而且網絡民意還存在人為操作的可能。最后，不能一味迎合民意，否則增加不確定性，破壞法的穩定性，成為輿論干預審判的工具。因為民意的形成是在事情的真相并未全部獲取之時形成的，而且具有即時的、短期的反應，可能會隨時發生變化。雖然民意并不是完全可靠的，即“民意所向之處，盡管未必就是正義隱匿之處，但正義一定離此不會太遠，或許就在附近”，因此民意仍然是裁判社會學效果考量的重要因素。

第三，社會主流的倫理、道德規范。卡多佐提出，“如同一個人不可能從他的房間和生活中排除至關重要的空氣一樣，倫理因素也不能從司法﹙正義﹚活動中被排除出去”。倫理道德規范體現了特定時期社會的通行價值觀或主流價值觀，即在一定社會意識形態中占據主流地位，并已發展成熟的通行的道德信念和價值觀。作為法律規范，特別是民事法律規范與社會倫理道德具有一致性，只是在評價的嚴厲程度上有所差別，因此一個社會效果良好的裁判應當是符合體現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倫理道德規范的，否則就難以獲得社會的認可和接受，例如在“瀘州第三者遺產贈與案”中，如果嚴格按照法律的適用而不考慮道德倫理因素，死者將財產贈與給第三者的遺囑就應當受到保護，但這一結果顯然是與中國多年以來形成的道德規范相悖的，因此此時倫理道德因素就成為考量裁判社會效果的重要因素。第四，一般生活常識、常理和常情。法律源自生活，法理無外乎情理。在英美法中，普通法被英國人視為“情理的完美表現”，即“情理是法的生命，普通法的確不是別的，而只是情理。”

社會生活的一般常識、常理和常情包含著人們樸素的法感情和對于公平正義的樸素理解，而合乎天理人情，符合普遍的價值認同，也有利于判決得以順利執行，真正實現“案結事了”。法感情就是社會公眾對法院審判活動體現公平正義的一般認識，如社會公眾樸素的法意識、公平正義觀念等，如果案件處理結果違反了社會多數人的法感情，就會導致公眾的不滿，影響法律的權威。例如，在“許霆ATM機盜竊”案中，許霆肯定是應當受到責難的，但是一審判決對其無期徒刑的判決則違背了人們的常理、常識和常情，因此才引起社會一片嘩然。因此法律對于特定時空的一般常識、常理和常情的尊重和正面回應是其能否獲得良好社會效果的標準之一。第五，其他社會規范如村規民約、習俗、習慣、慣例、宗教規范等。社會習俗是某特定區域長時期積淀形成的約定俗成的社會關系處理法則，在一些地方例如偏遠農村地區甚至起支配作用。按照卡多佐的見解，社會正義感往往是習俗的反映，即“習俗略加延伸，也就成了習慣道德，即通行的正當行為標準、時代的風尚”。例如在處理農村“嫁成女”、入贅女婿的宅基地和村民待遇，以及違反婚約后的彩禮退還糾紛中，當地的慣例習俗就成為檢驗裁判社會效果的重要因素。

2.采納更符合社會效果的解釋

在對各種可能的解釋結果根據上述因素進行社會效果預判或考量后，社會學解釋方法的第二個適用步驟就是最后“對兩種結果進行對比評價，并采納所預測結果比較好的那種解釋”。例如就“知假買假”案而言，對前述兩種關于“生活消費”含義的解釋經過對比評價后，可以得出將“知假買假者”作為消費者對待可以實現更好的社會效果。首先，通常情況下由于訴訟成本較高，消費者一般沒有動力和實力積極地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如果將類似王海之類的“知假買假者”排除在外，則結果導致“制假售假”有恃無恐日趨泛濫，最終不僅會損害消費者利益，而且會導致整個社會造假成風，破壞市場經濟誠信規則，損害社會道德風尚，損害人民身體健康，特別是在我國當前食品安全狀況極度惡劣的背景下，強調這一點尤為重要。其次，支持對“知假買假者”的雙倍賠償將有助于激勵消費者積極維護自己的權利，同時極大提高“制假售假”的成本，當其無利可圖時，自然就不會再制假售假，實現良好的社會合作與市場秩序，提高整個社會福利。因此，通過社會學解釋方法，從社會需要和法律發展的需要考察，應對“生活消費”或“消費者”的含義進行擴大解釋，以使其將“知假買假”涵蓋于內。

社會學解釋之局限性及克服

﹙一﹚社會學解釋方法之局限性

社會學解釋方法的局限性表現為：第一，法外因素的考量有可能破壞法律的安定性，影響裁判的法律效果。社會學解釋的潛在危險性在于過分強調社會效果而偏離文本，有可能破壞法律的安全性，破壞人們基于制定法而產生的正當的期待。因為對法外因素的過多考量有可能導致裁判與法律的偏離，仍然會給一些人以追求社會效果為名曲解法律，將裁判的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對立，甚至違背法律進行裁判，正如德國學者萊賽爾所言，社會學解釋方法的適用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忽視“合法”的問題。第二，缺乏具體量化標準有可能增加判決的不確定性。雖然社會學解釋方法具有一定的適用規則，但這些只是一個初步的技術性指引，仍然具有一定的原則性，在實踐中既尚未形成共識，亦不具有任何強制性的適用效力。預判社會效果需要考量的因素較多，即使在某項具體的因素如社會公共政策、道德、民意考量中，這些因素也很難清晰界定。因此社會學解釋方法的適用仍然具有很大的主觀性和任意性，從而增加了裁判結果的不確定性。例如“彭宇案”一審判決認為：“彭宇自認，其是第一個下車的人，從常理分析，他與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較大。”判決彭宇補償原告40%的損失。有學者就提出：“彭宇案的一審法官在判決書中將個人的現實道德價值判斷偏見當成社會常理給予鮮明展現，忘卻或忽視作為一位法官的國家和社會角色，深深刺痛著社會善良道德的訴求底線，故而出現新聞媒體和網絡平臺的批評乃至批判也就不足為奇。”第三，法官自由裁量權過大可能被濫用。自由裁量權是法官行使獨立審判權所必須的，因此在任何國家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自由裁量權應有一定的限度，相對于其他法律解釋方法，由于社會學解釋方法的適用具有一定的主觀性和任意性，因此在此種方法的適用中，法官會具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權，容易造成自由裁量權的濫用，尤其在我國法官專業水平不是太高，過分強調裁判社會效果的背景下，這一問題更加突出。

﹙二﹚局限性之克服

對于上述局限性，可以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克服：第一，嚴格遵循社會學解釋方法之適用規則。首先，應嚴格遵循適用之前條件，面對待決案件應當首先盡可能尊重法律文本，社會學解釋方法應當是“特殊情況下”的適用。其次，必須在法律的可能文義范圍內進行社會解釋，解釋的結論不能超出法律的可能文義范圍。從而避免解釋的過分任意性。再次，對社會效果的預判和取舍應當遵循客觀性與普遍性原則，即社會效果的判斷應當是客觀的，正如卡多佐所言：“法院的標準必須是一種客觀的標準。在這些問題上，真正作數的并不是那些我認為是正確的東西，而是那些我有理由認為其他有正常智力的和良心的人都可能會合乎情理地認為是正確的東西。”

第二，運用利益衡量檢驗裁判結果。利益衡量是指在裁判過程中，法官對案件涉及的各種利益進行考量，以尋求妥當的裁判結果，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利益衡量的本質其實就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在法學方法論中，利益衡量不僅是解釋法律的方法，而且常常是附隨于解釋方法的驗證方法，它可以驗證法律解釋方法運用的合理性。在運用社會學解釋得出社會效果較好的解釋結論后，可以運用利益衡量方法進一步對結果的合理性進行檢驗。例如在三鹿奶粉事件中，當確定受害人的人身損害賠償請求權應當由于一般債權獲得清償是符合社會效果的解釋結論時，可以從生命權優先于財產權和保障人權的利益衡量中獲得進一步驗證。第三，充分進行說理論證。相對于其他法律解釋方法，社會學解釋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比較大，其是從法律之外進行的解釋，所依賴的素材比較廣泛。因此法官要盡到更多、更重的說理論證責任。即應首先論證法律效果是否與社會效果實際脫節。在法律之外的社會領域尋求解釋的依據，給法官造成較大的自由裁量權；社會效果本身的判斷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主觀性，克服主觀擅斷，確立客觀標準，充分說理論證。可能脫離法律的文義范圍。因此法官要盡到更多、更重的說理論證責任。

結論

本文的研究表明，司法裁判尋求社會效果并非我國所獨有，其具有充分的理論根據和歷史淵源，在我國的當下具有更正當的現實意義。但之所以出現社會效果的異化、任意化和擴大化現象，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缺乏科學的、統一的規則和方法，而社會學解釋就是實現裁判社會效果的一種進路。此種方法的適用前提是法律文本出現復數解釋結果、法律適用的效果不足以及法律文本的不完備；適用步驟是首先預測不同解釋的社會效果，其次選擇社會效果最優的解釋。社會學解釋具有過多考量法外因素可能破壞法的安定性、社會效果考量的主觀性、法官自由裁量權過大等局限性，克服局限性的方法是嚴格遵循適用規則、運用利益衡量驗證以及充分進行說理論證。

作者：焦和平單位：西北政法大學 法律科學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