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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馬克思的社會結構理論，面向真實的社會問題，融會眾多先進思想成果，是時代思想的偉大結晶。西方社會的結構嬗變是馬克思社會結構理論誕生的時代背景，國家理性與物質利益的現實矛盾是馬克思關注社會結構問題的直接動因，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德國古典哲學和空想社會主義的社會結構思想是馬克思創立社會結構理論的主要理論資源。全面理解馬克思社會結構理論的創立背景，是科學認識該理論的必要前提。

關鍵詞:

馬克思;社會結構;時代背景;理論資源

19世紀中葉，馬克思在繼承前人理論財富基礎上創立的唯物史觀，實現了人類思想史上一次劃時代的哲學飛躍，也第一次使社會結構理論在唯物主義基礎上奠基。全面理解馬克思社會結構理論的提出背景，是科學認識該理論的必要前提。學界普遍認為，馬克思社會結構理論，一方面來源于對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的社會矛盾和社會結構問題有深入研究的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德國古典哲學和空想社會主義，另一方面直接來源于馬克思對經濟活動和無產階級的現實觀察。本文正是基于但又不限于學界的這一認識成果，緊密圍繞馬克思社會結構理論的時代背景、理論資源和社會實踐，力圖還原其社會結構思想的最初圖景。

一、時代背景:西方社會結構的歷史性嬗變

羅素曾經說過，任何一個哲學家都是他的環境的產物，都表現了他所在的社會所共有的思想與感情。馬克思生活時代的現實是他建立科學社會結構理論的社會基礎。1688年英國取得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標志人類進入資本主義時代。18世紀中葉，牢固掌握國家政權的英國資產階級，完全擺脫了封建生產關系的羈絆，適時抓住第一次產業革命的時機，迅速建立起資本主義生產力系統。到19世紀30-40年代，英國第一次產業革命基本完成。繼英國之后，美、法、德、俄、日也經歷了各種形式的資產階級革命，并前后完成了各自的產業革命。產業革命的最大特征就是以機器大工業為主體的工廠制度代替以手工技術為基礎的工廠手工業。德國以及西歐的經濟社會發展處在歷史的轉折關頭。西方社會借機器生產的大工業生產方式開啟了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并由此引起了整個社會結構的嬗變。經濟結構上，以農業為主導的生產力類型向以工業為主導的生產力類型轉變，資源配置方式由自然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社會生產力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產業革命還導致社會生產方式的深刻變化。機器大工業的發展使生產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生產資料卻越來越集中。盡管資本主義還處在上升時期，但以生產相對過剩為特征的經濟危機已經反復發生;政治結構上，資產階級為了給資本主義經濟開辟道路，推動了傳統社會的專制權力形態向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法制化轉型;文化結構上，由傳統社會的崇尚宗教、迷信、權威的文化觀向科學、民主、平等的現代文化觀轉變，由單一的文化向多元文化轉變;社會關系結構上，社會交往日益擴大化、復雜化，但階級關系卻逐漸清晰，很快形成了利益對抗的兩大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一系列工人運動在19世紀30-40年代的歐洲爆發了。

從總體上看，當時的西方社會剛剛完成現代轉型的第一階段，經濟結構的變革引起包括政治、文化、社會結構在內的整個社會結構發生巨大轉變，傳統社會結構迅速土崩瓦解。雖然德國的發展落后于西歐其他幾個國家，但馬克思所在的萊茵省是當時德國政治和經濟最發達的省份，他接受高等教育的波恩大學和柏林大學也位于當時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從傳統社會結構向現代社會結構轉化過程中暴露出的大量新問題，促使馬克思開始對歷史社會結構進行深入的分析。1848年歐洲革命爆發前，馬克思就對歐洲各國的生產力狀況及各階級之間的力量對比進行了科學分析，從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中揭示了社會革命的必然性。革命爆發后，他積極投身于實踐，指導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革命失敗后他們又及時總結經驗教訓。總之，馬克思所處的時代是西方社會結構發生劇烈質變的時代。也正是這種特殊的社會背景給馬克思的觀察思考提供了大量活生生的素材，使得馬克思的研究得以深入展開，并取得重要成就。

二、理論資源:已有思想材料的啟示和局限

任何一種新思想的產生，都必須從已有思想材料出發。馬克思的社會結構理論是富有創造力和生命力的思想結晶。這一理論的形成，吸收了馬克思所在時代積淀下來的幾乎所有杰出理論成果。馬克思的社會結構理論甚至可追溯到古希臘的思想瑰寶中去。古希臘城邦在本質上是自由公民的自治團體，是公民在法律的約束中分享權利和義務的政治體系。這種社會結構形態給馬克思的啟迪主要有兩點:一是共同體對人的生活具有“正當性”，二是人在共同體中進行自己與他人的互構。但從總體上來看，馬克思社會結構理論的思想來源主要有三類，分別是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德國古典哲學及空想社會主義的社會結構思想。

(一)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社會結構思想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形成的時代正是資本主義手工業發展時期到工業革命初期，這種思想理論中關于資本主義經濟運行規律和階級分化等方面的理論觀點促進了馬克思對現實生活世界的認知。古典經濟學家認為資本主義經濟活動有其自身運行的客觀規律。亞當斯密提出，在看似充滿了偶然性的市場活動中，有一只“看不見的手”①在客觀地調節著人們的經濟活動，從而使得市場活動能夠持續穩定地進行。他最負盛名的觀點就是，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卻最終促進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這種社會利益的實現甚至比每個人出乎本意去達成更有效。因此，如果政府通過強制性的政策阻礙這只“看不見的手”，經濟發展就會蒙受損失。最終得出的結論是，應當采取放任自流的經濟政策，反對國家干預經濟活動。古典資本主義經濟學為了給資本主義的早期發展開辟道路，提出了經濟領域可以獨立于社會領域的思想，這為馬克思日后將經濟結構從社會結構中分化出來鋪墊了一定的思想基礎。但是，馬克思并不止步于此，而是進一步將經濟結構視為整個社會結構的基礎，并且對經濟結構的認識更加科學理性。

除了經濟運行規律之外，古典經濟學的階級分析思路也對馬克思形成自己的階級觀有重要影響。魁奈提出了一種建立在所謂“純產品”學說之上的階級結構理論。他把社會成員分為生產階級、土地所有者階級和不生產階級三個階級。農業生產由于創造“純產品”，因此是唯一的生產階級。魁奈的這種階級劃分是以分工為標準，但他沒有做具體區分，比如他將農業生產部門中的農場主和工人都看做是勞動階級，卻將工商業部門中的工人也視為不生產階級，這樣就掩蓋了資本家和雇傭勞動者的本質差別。但是，重農學派的這種“薪資階級”的關系判斷方式影響了馬克思。后來，杜爾閣繼承了魁奈的社會階級結構劃分，并對它作了重要補充，即他將三個階級內部都進一步劃分為資本家階級和雇傭者階級，這離真實反映當時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又近了一步。亞當斯密在分析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時，根據占有生產資料的狀況和取得收入的形式的不同，第一次科學地把資本主義商業社會劃分為地主、資本家和勞動者三大主要階級。隨著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矛盾日益尖銳，李嘉圖深刻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各個階級之間的對立斗爭的經濟根源。西斯蒙第更是尖銳地分析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兩極化對立，并強烈批判這種階級關系的不對等。［1］由此，我們才能理解為何馬克思稱階級理論并非是他的獨創。因為在馬克思之前，資產階級學者早已注意到了階級現象，已經敘述過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還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但是，馬克思并沒有接受將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和階級壓迫看成是一種自然現象的觀點，而是視為一種歷史過渡現象。馬克思后來在給魏德邁的信中總結到:“我所加上的新內容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2］

(二)德國古典哲學的社會結構思想如果說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只是為馬克思的社會結構理論積累下一定的思想素材，那么德國古典哲學中對社會與國家關系的反思及對社會發展規律和現實人的考察則成為了馬克思展開社會結構反思的真正起點。談到市民社會，不得不首先提到英國社會學者弗格森。他是西方使用“市民社會”概念的第一人。在他看來，市民社會就是指一種城市生活與商業活動繁榮的社會。他把社會變遷與社會結構相統一，也把生產方式與社會關系、財產、政治組織以及意識變化結合起來認識。弗格森還認為國家產生于調整私有制關系的必然性，但是他對等級、階級之間的差別并不清楚，他將國家內部的紛爭僅僅歸結為個體或社會的對立。黑格爾賦予了市民社會新的內涵，他把市民社會看做是家庭擴大與分裂的結果，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結合形式。對于國家概念，黑格爾和弗格森有著完全迥異的理解。按照黑格爾的思辨模式建立起來的社會，將國家、市民社會和家庭看作絕對理念的各種外化規定，將市民社會看作絕對理念外化的一個中間環節。年輕的馬克思也曾被黑格爾宏大思辨的哲學深深吸引。但是，進入萊茵報工作后，殘酷的社會現實給馬克思帶來深刻的覺醒。在理性與利益的首次交鋒中，馬克思感到了深深的苦惱。通過真正開始和現實生活接觸，他逐漸認識到了物質利益在人們生活中的基礎性地位，并且開始意識到所謂國家理性和國家正義的有限性。

歷史發展的規律性是黑格爾對馬克思社會思想的另一重要啟示。在黑格爾之前，人們普遍認為人類社會是由君王等統治者的主觀意志所決定的。黑格爾關于歷史是一個由低級向高級，由簡單到復雜的發展過程的思想，顯示了他對歷史發展的獨到理解，為馬克思科學考察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性提供了正確的邏輯思維起點。但是，黑格爾認為歷史發展的本質是絕對精神，他的思想是一種客觀唯心主義辯證法。從費爾巴哈那里，馬克思學到了通過考察市民社會，破除理性主義的政治國家觀，從而為社會—政治批判尋求新的哲學基礎。將感性的人，而非絕對精神作為理論出發點是馬克思對費爾巴哈思想最有價值的吸取。不過，二人對人的特質的認識完全不同。費爾巴哈醉心于自然人，認為人與自然的本質是同一的，而馬克思更多地關注人的現實性，通過對現實社會的人的考察導入對市民社會內部“本質矛盾”的剖析。德國古典哲學中的市民社會理論、歷史發展規律思想及人的本質的考察成為了馬克思社會結構理論的重要思想儲備。另外，馬克思還創造性地將辯證法與唯物主義相結合，為科學構建社會結構理論奠定了科學的方法論基礎。

(三)空想社會主義的社會結構思想歐洲空想社會主義源于16世紀，于19世紀達到頂峰。空想社會主義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對資本主義不合理社會制度的批判及對未來社會結構的設想成為了馬克思深化及豐富其社會結構理論的直接理論來源。空想社會主義將歷史發展的規律思想向前推進了一大步。首先，空想社會主義肯定了社會發展會經歷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階段，有自身發展的必然性規律。其次，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依據不同的標準嘗試對社會歷史時期進行階段性劃分。圣西門指出，新制度代替舊制度的進步標志在于生產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提高、文明和科學的發展等等。傅立葉認為將各個歷史時期區別開來的標志是生產的特征和水平。由于每個社會形態都有較低階段的殘余和較高階段的萌芽，因此并不存在一個純而又純的社會形態。最后，空想社會主義者們還對社會發展的動力給出了自己的理解。傅立葉認為人的情欲和物質財富之間的矛盾推動社會發展，歐文則認為是人的理性推動社會得以發展。從前人們過的是動物性的生活，后來進入了更高級的階段。但自從進入私有制社會后，人類的理性反而喪失了。私有制社會是一個不合理性的社會制度，必將被合理性的社會制度所取代。馬克思批判地繼承了空想社會主義關于社會發展規律的看法，認為社會規律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必然性，是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但是，他對于這個發展階段的認識更加客觀、清晰、具體。“兩個決不會”理論就是很好的證明。空想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做出了激烈的批判。圣西門發現，“游手好閑者”過著奢侈、腐化的寄生生活，而廣大熱愛勞動的群眾卻淪為被壓迫的對象。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無法解決利己主義和生產無計劃的問題。傅立葉認為，所謂的當代文明制度即資本主義制度，不是人類的命運，而是命運的對立面，是顛倒世界，是社會地獄。

［3］利己主義支配著所有人，每個人都處在與他人利益的沖突之中。這種殘酷的、不公的、“每個人對全體和全體對每個人的戰爭”的資本主義制度必須被消除。歐文指出私有制使社會兩極分化和對立日益加劇，他還用會計數字現實地說明勞動者階級創造的巨大生產力成為了少數人致富的工具，卻讓自己陷入奴役的悲慘境地。必須消滅資本主義的全部私有制，對現存社會制度實行徹底改造。在對資本主義現實社會進行無情批判的基礎上，空想社會主義對未來社會結構做出了天才的設想。協作、公有、計劃、生產性勞動可以視為他們構想的社會結構的幾大關鍵詞。莫爾首次勾勒出空想社會主義社會的大致輪廓，認為財產公有、人人都進行生產性的勞動是烏托邦社會的最大特點。圣西門主張建立在實業制度基礎之上的優良社會，人人都勞動，發揮每個人的潛能，按才能而非出身分等級，滿足每個人的物質需要。在傅立葉的理想社會里，每個人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自由地選擇和變換工種，人們的才能將得到充分的、自由的發展。歐文敏銳地注意到生產資料私有制是無產階級貧困化的根源，他寄希望于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勞動公社”，從而消滅腦體對立、城鄉對立。［4］空想社會主義的社會結構思想對馬克思的影響是直接而深刻的。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稱贊空想社會主義抨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部基礎，是“本來意義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體系”［5］。

三、直接動因:國家理性與物質利益的現實矛盾

前人的研究成果為馬克思提供了豐富的思想養分，但馬克思并非是一開始就對社會結構的理論問題發生興趣，而是他在現實中遭遇了難以解答的認識難題。黑格爾唯心主義國家觀認為，國家是絕對精神自我演進的最高環節。在國家這個最高的倫理實體中，個體與共同體，特殊性與普遍性達成了統一。可社會現實呈現給馬克思的卻是不同于黑格爾唯心主義國家觀的關于國家與利益的經驗的存在。理論不是源于現實，便無法解釋現實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建立科學的社會歷史觀不能只在哲學思辨中去推理。黑格爾心目中的國家與歷史上的國家完全不同。黑格爾認為，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在于現實中的國家“尚未長成”，所以還沒有能力完成它們本來的目的。馬克思曾經是黑格爾國家觀的信奉者。他認為，在國家這個有機體中，法律的、倫理的和政治的自由必將實現。現實中國家的實際形態與其觀念規定相矛盾是因為國家還未完善。而且在所有現代的形式中都已經包含著理性的要求。馬克思的許多早期文章都反映出他的激進民主主義政治立場受到了黑格爾唯心主義國家觀的影響。在1842年為《科倫報》寫的一篇社論中，馬克思提出不應該把國家建立在宗教的基礎上，而應建立在自由理性的基礎上。完善的國家是完全民主的國家。在關于出版自由的一文中，馬克思從哲學上對出版自由進行論證，認為自由是人所固有的，是人類精神的特權，是人的本性。“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人民自我信任的表現”，國家不應該扼殺出版自由。在接下來的論文《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中，馬克思發現普魯士國家并不是理性和公正的代表，而成為林木所有者的工具。這讓他非常憤慨。在《摩塞爾記者的辯護》中，馬克思突破了對現存國家的理性的質疑，意識到社會生活的必然性。馬克思指出，存在一些客觀關系支配著個人及個別政權的意志和行動。一些初看起來只有人在活動的地方，其實隱藏著客觀關系的作用。在不斷的批判與自我批判之中，馬克思發現以往社會結構理論(包括黑格爾的社會思想)的最大不足在于沒能和現實生活緊密相連。馬克思便在這種背景下展開了他對社會結構的不懈探索。社會與國家的關系成為馬克思“苦惱疑問”的關節點，也成為馬克思社會結構理論建立的第一步。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著力探討了二者的真正關系。首先要解決的是現實和理念的關系，馬克思認為現實中存在的事物才是真實的，想象中的理念的活動絕不可能是獨立的主體;其次落實到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關系上，馬克思沒有將“臟水同嬰兒一同潑掉”，而是先肯定了黑格爾對市民社會與國家做出的學理區分，而后他明確指出黑格爾的思辨思維將市民社會與國家頭足倒置了，“規定其他東西的東西變成了被規定的東西，產生其他東西的東西變成了它的產品的產品”［6］。對市民社會和國家矛盾的認識不應重新辨認邏輯概念，而要把握特有對象的現實邏輯。如果沒有家庭和市民社會的基礎，國家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把需要和滿足需要的世界，把經濟活動連同由其產生的物質的和由物質而產生的精神的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世界看成是社會的范疇。存在于市民社會中的人是世俗存在物，存在于國家中的人是社會存在物，“人作為特殊宗教的信徒，跟作為公民的自身、跟作為社會整體的一分子的其他人發生沖突，這種沖突就歸結為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的世俗分裂。”［7］這時的馬克思對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區分是顯而易見的，但對市民社會本身的分裂還未給予重視。通過對猶太人解放問題的研究，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一文中將社會結構的發展形態劃分為了四個階段，劃分的標準是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程度。第一種社會結構是基督教取得國教地位，宗教意識形態以國家的形式對人存在，人的解放程度為最低級;第二種社會結構是國家成為立憲制國家，宗教保持國教外觀，人完成了一定的政治解放;第三種社會結構是立憲制國家轉變為民主制國家，宗教世俗化，人實現了政治解放;最后一種社會結構是馬克思希望實現，并且相信按照歷史規律定將實現的社會形態，那就是廢除了宗教，從政治解放上升到人類解放。馬克思提出，宗教問題的徹底解決依賴于私有制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人的異化的所有社會關系的廢除，因為宗教問題實際上就是世俗問題的曲折反映，“宗教已經不是世俗狹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現”［8］。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進一步闡述了如何實現人類解放。他明確把宗教批判發展為政治批判，“……對天國的批判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變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9］。馬克思看到了不合理的國家和社會制度是宗教的根源，必須把對德國現存制度的批判同對這種制度的觀念反映的法哲學批判結合起來。

黑格爾對社會與國家的區分是極其抽象的。他常常將社會職能與國家職能混淆在一起。他也缺乏階級概念，將等級差別理解為純粹的社會差別。馬克思通過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一方面發現了政治國家、哲學和法對市民社會的依賴關系，另一方面從為農民利益辯護發展為為無產階級利益辯護。盡管馬克思此時還常常暴露出黑格爾思想的影子，但他并不是簡單轉述，而是賦予黑格爾思想以現實性。至此，馬克思的社會結構理論完成了從唯心主義到唯物主義的第一步重要轉變。

參考文獻:

［1］杜玉華.馬克思社會結構理論及其對和諧社會建設的啟示［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11:51-54.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6.

［3］傅立葉選集:第三卷［M］.汪耀三，龐龍，冀甫，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102.

［4］蔡青竹.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四大理論來源［J］.武漢:社會主義研究，2015(1):39-40.

［5］［6］［7］［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8，252，428，425.

［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

作者：蔡青竹 單位：中共浙江省委黨校 馬克思主義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