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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與“互聯網+”技術相結合的新型商業模式不斷涌現。但由于商業模式創新受市場經濟環境影響，因此創新升級后的不確定性較高，物流企業進行“互聯網+”商業模式創新面臨著諸多風險。為了助力物流企業實現創新性發展，本文對物流企業“互聯網+”商業模式創新機理進行了實證探究。研究表明：用戶需求升級與物流企業“互聯網+”商業模式創新程度之間呈正向關系；信息技術水平對物流企業“互聯網+”商業模式創新程度具有正向促進作用；社交紅利對企業創新文化氛圍與物流企業“互聯網+”商業模式創新程度之間的關系具有調節作用。

關鍵詞：“互聯網+”；物流企業；商業模式創新；創新文化氛圍；需求升級

近年來，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改變了傳統物流企業的經營模式，新興網絡經濟為物流企業創造了重要機遇。同時，隨著肺炎疫情發生后大眾消費習慣的轉變，線上經濟搶占了大量市場份額，這也為物流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強勁動力。然而，市場對于物流的需求在不斷擴大的同時，也對物流的時效性、精準性、靈活性等提出了更高要求。物流企業能否及時創新商業模式，提升服務水平，直接影響著其市場競爭力與存活能力。目前來看，僅有部分物流企業巨頭在了解自身發展缺陷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對企業各個維度進行商業模式創新，開拓消費市場以提高企業發展水平。例如，針對鮮果不易長期儲存、運輸途中容易磕碰等問題，順豐在多個櫻桃產區升級寄遞解決方案。截至2021年5月，順豐針對農產品上下行的服務網絡已覆蓋全國335個地級市，服務4000余個生鮮品種。同時，順豐表示，未來將繼續以科技賦能產業升級，全力推進“互聯網+農村物流”，提升農村郵件快遞貨運服務水平。基于此，本文通過問卷調查和實證分析的方式驗證了物流企業“互聯網+”商業模式創新的機理，并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相應的管理啟示，旨在為物流企業積極推進商業模式創新提供指導依據。

研究基礎

（一）“互聯網+”商業模式學術界有關“互聯網+”商業模式的研究主要從兩方面開展。一方面，徐向藝等人（2020）針對“互聯網+”商業模式的競爭優勢進行探究，其發現互聯網金融服務通過保持其安全性、穩定性和收益性等特性營造服務優勢，擴大用戶群規模，同時通過滲透傳統經濟行為，改變用戶的支付方式，從而拓展服務范圍創造出新的服務優勢。在得出基礎結論后，研究者從信息時代網絡金融的商業模式角度探索新興企業競爭優勢并得出結論：

其一，網絡信息技術應用的不斷深化能改變當前人際間信息互通效率低的現狀；

其二，互聯網技術的深化發展，有助于企業優化內部資源和外部銷售網絡之間的協同性，并通過外部世界的延伸探索新興業務的發展；

其三，現代智能設備的廣泛普及為企業宣傳發展營造了巨大的優勢，幫助企業獲得了廣泛的用戶群體。總之，“互聯網+”商業模式能幫助現代企業有效提升自身核心競爭力，幫助傳統企業提高技術水平實現轉型升級，獲得客戶的長期認可。另一方面，高建來等（2016）針對“互聯網+”商業模式的創新影響因素進行探究，其對互聯網金融模式進行探索后發現創新這一要素受多重因素影響，其中計算機技術和大眾需求的不斷提升對商業模式創新起到巨大影響作用。后來有部分研究者基于這樣的結論又對兩種要素進行深化分析，從市場調控的視角得出了市場需求影響商業模式創新的結論，而反推市場需求產生的原因可知，互聯網技術的進步發展才是商業模式創新的來源和動力，互聯網連接技術是互聯網應用場景深入影響人們生活的基礎要素，在“互聯網+”商業模式的滲透下，大量傳統企業通過線上線下結合的創新性經營模式收獲了巨大的成功。

（二）商業模式創新商業模式創新能有效幫助傳統企業轉型升級，通過技術改造、市場研究、改良服務質量等方面的創新提升服務的綜合價值，從而獲得持續性競爭優勢，對企業經營績效產生正向作用。但多數企業進行商業模式創新時，總會遇到一些來自市場環境的阻礙，這些問題會給正處于發展轉型中的傳統企業主體帶來復雜的機遇和挑戰。為了幫助傳統企業快速實現轉型升級，平穩過渡到新的商業模式中，大量研究者對促進傳統企業進行商業模式創新的因素進行了分析，根據不同研究者研究角度的不同，最終得出了5種理論分析視角，

其一，從信息技術水平的角度上看，互聯網基礎設施的完善和信息技術的不斷普及，幫助傳統企業利用大數據技術提升企業競爭優勢，實現內部技術革新和企業整體轉型升級（仇華，2020）；

其二，從市場需求變化的角度上看，隨著居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們的消費方式和支付習慣都發生了巨大改變，消費水平和消費需求也不斷提升，人們越來越傾向于選擇服務質量好、服務水平高的企業進行消費，在線上經濟盛行的信息時代背景下，市場的導向性和選擇性使企業開始探索根據用戶需求定制服務和服務的創新發展方向（丁寧等，2020）；

其三，從行業競爭的角度上看，行業內經營同質化企業的技術更新和商業模式的改善會搶占相關企業的客戶資源，進而引起企業經營利潤下降，為了在市場競爭中站穩腳跟，企業必須時刻關注行業動向，引領新興技術，實現技術創新，營造企業自身的核心競爭力，進而形成市場上的優勢地位（王嵐，2014）。其四，從企業高級管理人員的決策角度上看，企業行為追根究底是高級管理人員對行業發展動向的判斷，企業領導者作為企業發展戰略的制定者和執行者，其對企業未來發展動向具有決定性作用，商業模式創新是企業發揮自身優勢、利用管理才能和應變能力對企業績效負責、對股東和客戶負責的重要方式之一（江積海等，2020）。其五，從市場整體角度上看，商業模式創新的影響因素包括資源、市場內外因素、公共資本、企業資本結構、企業技術水平、市場環境、時間和空間等，這些內外因素都對企業進行商業模式創新具有重要影響（滕修攀等人，2020）。研究假設物流企業作為商業模式創新主體對企業行為有著根本的影響，企業內部資源整合程度和領導者能力都能對企業發展方向產生巨大作用，在創新文化氛圍不同的物流企業中，企業員工的創新能力、部門之間的創新思維和創新性行為的實施都構建了不同的內部創新文化氛圍。大量研究表明，物流企業通過綜合創新能快速融入市場環境，進而提升企業競爭優勢、提高物流企業的行業地位。為此，本文基于實際情況提出以下假設：

H1：物流企業內部創新文化氛圍越強，物流企業“互聯網+”商業模式創新程度越高。從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角度上看，“互聯網+”商業模式下，物流企業所提供的服務與市場之間的供需關系具有較強關聯性，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使得各群體的消費水平逐漸拉開了差距。與此同時，不同消費水平用戶的消費需求也產生了分層，例如收入水平較高的用戶傾向選擇于高附加值的服務，而另一部分用戶更傾向于選擇性價比較高的服務，在此背景下，傳統物流企業根據市場需求進行商業模式創新，從而滿足不同用戶的個性化需求。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理論假設：

H2：用戶需求升級更新越快，物流企業“互聯網+”商業模式創新程度越高。信息時代建立在互聯網應用場景不斷擴大的基礎之上，其給智能手機、智能穿戴設備等新興服務營造了先進的互聯網應用場景，全新的互聯網連接方式擴大了互聯網應用場景適用范圍，而互聯網應用場景改變了人們傳統的生存模式，用戶在新的互聯網應用場景中能創造出更多的需求，從而對物流企業創新做出有效反饋。在此過程中，社交紅利體現為物流企業與客戶之間的溝通，這可以讓客戶通過反饋自身需求給企業員工來實現，內部創新文化氛圍較好的物流企業可以通過了解客戶直接需求改良服務優化方向，從而使客戶獲得良好的服務反饋，形成創新促進物流企業利潤增長的良性循環。在此基礎上，本文提出下列研究假設：

H3：互聯網連接效率越高，互聯網應用場景范圍越大；

H4：互聯網應用場景范圍越大，用戶需求升級更新越快；

H5：社交紅利對物流企業創新文化氛圍與物流企業“互聯網+”商業模式創新程度之間的關系具有調節作用。“互聯網+”的不斷滲透引領了新興行業的快速向前發展，大數據、計算機和互聯網等數字化技術打破了人與人之間的信息互動壁壘，在“互聯網+”發展的過程中，計算機技術的不斷革新升級是其進步發展的背景和基礎，高水平的信息技術能提高互聯網應用場景中的連接效率，減少商業模式創新主體與客戶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而政府面向互聯網行業的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對市場風向具有指導性作用，當政府頒布傾向于完善市場制度、建立服務水平較高的信息社會時，物流企業更能夠從政策優惠中尋找發展方向，從而營造內部創新文化氛圍，間接改變未來發展方向，推動物流企業實現商業模式創新。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6：信息技術水平越先進，互聯網連接效率越高；

H7：信息技術水平越先進，物流企業“互聯網+”商業模式創新程度越高；

H8：政府政策支持力度越強，物流企業“互聯網+”商業模式創新程度越高；

H9：政府政策支持力度越強，物流企業內部創新文化氛圍越強。

實證檢驗

（一）變量設計

前文已針對物流企業“互聯網+”商業模式創新的影響因素提出假設，接下來本文將從優秀創新物流企業、用戶需求、行業環境特征、市場宏觀環境等層面分別選取測量指標，對其與物流企業“互聯網+”商業模式創新程度的相關性進行探索，各變量測量指標如表1所示。

（二）數據回收

本文主要通過現場發放調查問卷的方式進行調研，調查對象主要為物流企業員工，采用分層抽樣的研究方法，選取不同企業性質、規模的樣本對象以保證此次調查問卷數據的可靠性。本次調查問卷共印制500份紙質問卷，在成都、上海和廣州等城市進行實地發放后共回收445份，最終有效問卷數量為389份，問卷的有效回收率達到87.42%；網上問卷采用網頁答題的方式，共收集186份問卷，有效問卷為165份，網上問卷有效回收率為88.71%。

（三）假設檢驗

SEM分析結果表明，當假設之間的路徑關系成立時，C.R.值必須大于1.96，P值則小于0.1，倘若原假設數值達不到這個標準，則該假設無法通過假設性檢驗。各影響因子之間的路徑系數如表2所示。由表2中路徑系數的衡量標準可知，假設H1的標準化路徑系數值為0.363，C.R.值為3.321，C.R.值大于1.96且P值小于0.01，則假設H1成立，物流企業內部創新文化氛圍越強，物流企業“互聯網+”商業模式創新程度越高；假設H2的標準化路徑系數值為0.423，C.R.值為11.317，C.R.值大于1.96且P值小于0.01，則假設H2成立，用戶需求升級更新越快，物流企業“互聯網+”商業模式創新程度越高；假設H3的標準化路徑系數值為0.155，C.R.值為4.155，C.R.值大于1.96且P值小于0.01，則假設H3成立，互聯網連接效率越高，互聯網應用場景范圍越大；假設H4的標準化路徑系數值為0.711，C.R.值為10.547，C.R.值大于1.96且P值小于0.01，則假設H4成立，互聯網應用場景范圍越大，用戶需求升級更新越快；假設H6的標準化路徑系數值為0.534，C.R.值為5.618，C.R.值大于1.96且P值小于0.01，則假設H6成立，信息技術水平越先進，互聯網連接效率越高；假設H7的標準化路徑系數值為0.578，C.R.值為4.682，C.R.值大于1.96且P值小于0.05，則假設H7成立，信息技術水平越先進，物流企業“互聯網+”商業模式創新程度越高；假設H8的標準化路徑系數值為0.133，C.R.值為3.575，C.R.值大于1.96且P值小于0.01，則假設H8成立，政府政策支持力度越強，物流企業“互聯網+”商業模式創新程度越高；假設H9的標準化路徑系數值為0.007，C.R.值為1.016，C.R.值小于1.96且P值大于0.1，則假設H9不成立，政府政策支持力度與企業內部創新文化氛圍并不存在顯著性關系。由表3可知，社交紅利的中介作用檢驗結果中，調整的R2值為0.277，F的改變量顯著性水平低于0.001，代表該模型通過了0.1%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即代表社交紅利與物流企業“互聯網+”商業模式創新程度之間的關系得到了驗證，社交紅利的路徑系數為0.231，體現了社交紅利與物流企業創新文化氛圍之間的正向相關關系，即代表二者的關系通過了1%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由此可知，原假設H5成立。綜上所述，除假設H9以外，其余假設檢驗結果均成立（見表4）。

管理啟示

為了促進商業模式創新，提升傳統物流企業競爭優勢，進一步推動物流企業有序健康發展，本文基于實證分析結果，提出以下管理啟示：

第一，注重營造企業創新型文化氛圍。首先，物流企業需要依托大數據技術，有效利用信息共享的先進技術，完善企業內部員工交流體系；其次，物流企業需要構建適用于企業內部的員工討論社區，培養員工的創新意識；最后，物流企業需要建立創新型獎勵基金，通過實際行動獎勵員工創新性行為，營造企業整體創新型文化氛圍。

第二，以市場為導向，根據用戶群體劃分用戶需求層次，制定定制化服務。首先，在互聯網時展的背景下，物流企業需要根據用戶使用頻率和用戶偏好性分析用戶畫像，了解本公司競爭優勢；其次，物流企業需要根據企業面向的用戶特征制定不同發展策略；最后，推出新服務時，物流企業需要通過對用戶進行實地考察之后預判用戶的服務反饋，為服務需求較高的用戶提供個性化服務。

第三，關注行業動態，探索行業技術最高水平。首先，大數據技術的不斷向前發展，為企業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挑戰，物流企業需要了解競爭對手的技術水平，并據此調整企業發展戰略，保持自身行業內競爭優勢；其次，物流企業內部需要建立人才引進制度，培養高級管理人才及信息技術人才，通過內部創新和外部競爭引領企業科學發展；最后，物流企業需要依托信息技術捕捉客戶需求，加強用戶交流，根據客戶需求尋找企業商業模式創新的方向。

第四，政府需要完善基礎設施建設，根據市場發展狀況制定產業扶持政策，引領物流企業健康有序發展。首先，政府應該關注傳統物流企業在互聯網時代的弱勢地位，推動物流企業現代化發展；其次，政府應該通過財政政策對物流行業予以資金支持，為物流企業轉型升級提供發展路徑。

作者：譚平 張明 單位：成都理工大學工程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