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社會治理新成效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智慧教育

1.什么是智慧與智慧教育

智慧，按中文解釋是“能迅速、靈活、正確地理解事物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它是人類先天遺傳與后天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而后者對智慧的作用更為巨大。因此，需要創設良好的學習環境和社會環境，不斷促進學習者的智慧發展。信息時代，隨著現有“數字土著”（指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及其以后的年輕一代人）成長以及新生“數字土著”的誕生，他們的學習風格、認知方式、行為模式、情感模式與傳統教育存在根本區別，客觀上要求新型的學習環境和教學方式，以契合“數字土著”獨特的學習方式、體驗方式以及價值取向。因此，信息時代、知識時代的智慧教育與農業時代、工業時代的智慧教育在基本內涵、方法手段、支持環境上存在顯著差異。本文所指的智慧教育專指信息技術支持下，為發展學生智慧能力的教育。

2.智慧學習環境的基本模型

我們認為，信息時代智慧教育的基本內涵是通過構建智慧學習環境、運用智慧教學法，來促進學習者進行智慧學習從而提升成才期望，即培養具有高智能和創造力的人。

因此，發展學習者的智慧是智慧環境、智慧教學和智慧學習的出發點和歸宿。智慧學習環境構建的基本模型如圖1所示，①智慧學習環境主要由學習資源、智能工具、學習共同體、教學共同體、智慧學習方法和智慧教學方法等要素構成。②學生和教師通過智慧學習方法和智慧教學方法與其他四個要素相互關聯、相互作用，共同促進學習者有效學習的發生。離開了智慧學習方法和智慧教學方法，智慧學習環境就不是學習環境了。③有效學習的發生是個體建構和群體建構共同作用的結果。學習共同體強調學習者的互動、協作、交流；教學共同體是教師共同學習、協同工作、尋求持續專業發展的統一體。④學習資源和智能工具同時為學習共同體和教學共同體提供支持。學習共同體和教學共同體的發展離不開資源和工具的共同作用，各類智能工具為學習環境的“智慧”提供了全面支持。同時，學習共同體和教學共同體為資源和工具的進化起到了促進作用。

綜上所述，智慧教育要落地生根、開花結果，需要以智慧學習環境為技術支撐、以智慧教學法為催化促導、以智慧學習為根本基石。

智慧課堂的構建及其應用分析

泛在網絡以及移動通信技術和設備的不斷發展和完善，使利用隨身攜帶的智能終端進行無時無刻、無處不在的學習成為可能，這也為智慧教育環境的建設奠定了基礎。智慧教育環境有很多種，包括智慧教室、智慧校園、智慧圖書館等正式的教育環境，以及智慧家庭、智慧社區、智慧探究基地等非正式的教育環境。這里對智慧教室的組成做了簡單分析。

如圖2所示，智慧教室包括社會化云平臺、網絡、電子白板、電子書包、交互電視、教師、學生。其中社會化云平臺包括云資源（各種多媒體素材、微課素材等）、云教學、云學習、云管理。教師可以在云資源中下載并選取合理有效的教學材料，然后在云教學中進行備課、指派與批改作業、生成班級診斷報告。學生則可以在云平臺中記電子筆記、回顧學習歷程、接收診斷報告、進行補救學習。同時在云平臺中，教師也可以與學校管理單位、學生進行交流互動。在智慧課堂中，教師通過電子白板進行知識呈現，學習小組與學生個體可以通過交互電視與電子書包進行協作學習以及與教師的互動。其中學生的課堂任務以及作業可以通過網絡上傳到云平臺，教師登錄到云平臺中進行批改診斷，再通過網絡發給學生。

這樣的智慧課堂有以下幾個特點：①減輕學習者認知負載，使其可以用較多精力在較大的知識粒度上理解事物之間的內在關系，將知識學習上升為本體建構。②拓展學習者的體驗深度和廣度，從而有助于提升學習者的知、情、行聚合水平和綜合能力發展。③增強學習者的學習自由度與協作學習水平，從而有助于促進學習者的個性發展和集體智慧發展。④給學習者提供最合適的學習扶助，從而有助于提升學習者的成功期望。

智慧教育有效提升數學學習

數學學科是小學最基礎的學科，它具有內容抽象、邏輯嚴密、應用廣泛等特點，在智慧教育理念的指導下，教師可以通過智慧教育來培養學生的抽象思維能力，讓學生學會思考、主動探究。

首先，以任務驅動式教學方法入手，提出實際生活問題，激發學生探究解決問題的興趣，主動去探究體驗。其次，教師利用信息技術創設更加生動的智慧情境，提供有效的智能探究工具和豐富的學習資源，讓學生產生好奇，主動探究其中緣由。在智慧教育過程中，教師要注意引導學生而不是指導學生，要讓學生學會自己思考，完成意義建構，擴充自己的思維圖式。再次，教師要引導學生對學習過程及思維方式進行反思總結，并對學生的自主探究過程進行評價反饋。這樣學生就會在智慧環境中透過現象看到問題的本質，這樣的反思式思考會強化訓練思維，才會真正做到教師智慧地教、學生智慧地學。

案例設計

《組合圖形的面積》教學設計

1.教學內容分析

本課是北師版小學數學五年級上冊第五單元的內容――組合圖形的面積。是在學生已經學習了長方形、正方形、平行四邊形、三角形與梯形的面積計算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研究求組合圖形面積的方法，培養學生能夠結合實際情境來解決具體問題，有利于發展學生的空間觀念。

2.教學對象分析

根據學生已有的生活經驗，通過直觀操作，對組合圖形的認識不會很難，因為在第二單元學生已系統學習了平行四邊形、三角形和梯形的面積的計算方法，尤其是滲透了轉化思想，這些都為本節內容奠定了基礎。在此基礎上學習組合圖形面積，一方面可以鞏固已學的基本圖形，另一方面能將所學的知識進行綜合，提高學生綜合能力。

3.教學目標

知識與技能目標：通過完成顯示生活中與圖形面積相關的具體任務，發現、探索計算組合圖形面積的多種方法，感受轉化思想。

過程與方法目標：能根據各種組合圖形的條件，有效地選擇計算方法并進行正確的計算。能運用所學的知識，解決生活中組合圖形的實際問題。

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目標：通過現實的數學活動，培養方向意識，體驗數學與生活的密切聯系。激發學習興趣，培養認真學習的態度。

4.教學重點、難點

重點：掌握組合圖形面積的計算方法。

難點：把組合圖形轉化為已經學過的基本圖形。

5.教學過程

①情境引入。教師在師生互動教學平臺上，通過創設動畫情境，給學生安排打掃公共區的任務。

設計意圖：創設動畫情境，可以幫助教師解決問題。

②獨立探究，合作學習。如圖3所示，課件中呈現三個組合圖形，給出必要的數據。教師讓學生自己選擇圖形進行分析探究，可通過任意輔助線分或補，小組討論分析的方法。根據學生的回答，教師適時引導，并推送每個圖形不同的解決方案。學生分析圖形的特點及方法。

設計意圖：通過教學平臺中的工具軟件，讓學生分析探究每個圖形不同的解決方案，從而激發參與熱情，引發深度思考，體驗成功的喜悅。

③自選圖形，鞏固練習。課件出示隨機抽取動畫來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抽到第幾組，學生就進入第幾組的題庫。學生完成后，還可以根據自己完成練習的情況，再進入挑戰組進行練習。

設計意圖：學生通過自選題庫，既達到練習、鞏固的目的，又滿足了不同程度學生的學習需求。

④學以致用。數學源于生活又回歸生活，教師通過課件出示情境，讓學生用學到的知識解決生活中的難題，達到教學的目的。

設計意圖：通過解決實際生活中的問題，讓學生感受數學在生活中無處不在，激發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

第2篇

關鍵詞：思想政治教育過程； 有效性； 社會心理學

中圖分類號： G4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9749（2012）03－0035－04

思想政治教育過程是教育者根據一定社會的思想政治要求和受教育者思想政治素質形成發展的規律，對受教育者施加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影響，促使受教育者產生內在的思想矛盾運動，以形成一定社會所期望的思想政治素質的過程。它是由教育者（主體）、教育對象（客體）、教育內容和方法（教育介體）、教育的自然和社會環境（教育環體）四個基本要素相互聯系、相互作用構成的。只有思想政治教育過程運行有效，才能實現教育目的。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有效性問題必然涉及教育主體、客體、介體和環體四個方面的有效性。社會心理學家霍夫蘭德提出的“態度改變—說服模型”把說服看做信息交流的過程，著重分析了影響態度改變的四個關鍵因素—溝通者、溝通本身、接受者及溝通情境，這為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有效性問題提供了一種分析視角。筆者嘗試從作為信息溝通者的教育主體，作為接受者的教育對象，作為教育介體的溝通本身和教育情境幾個方面分析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有效性問題。

一、教育主體的有效性：基于教育者可信度的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主體有效，指思想政治教育者具備有效開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能力和素質，成為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者。社會心理學認為，溝通者是最主要的信息源。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的信息源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提出者或傳授者，也就是教育者或者說是教育主體。教育者對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影響是巨大的，它關系到教育信息的可信度。教育者的可信度是教育主體有效的基礎。分析教育者可信度可以從教育者權威、教育者立場、教育者意圖三個方面著手。

1.教育者權威影響主體的有效性

權威是指社會生活中的一種特殊形式的支配與服從，是“社會生活中靠人們的公認的威望和力量形成的支配力量”。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權威就是教育者由公認的威望力量形成的對教育對象形成的支配力量，沒有權威的思想政治教育者是無效的教育主體。我們所說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權威更側重指教育主體因其個人修養、學識所擁有的感召性的權威，也只有以此為基礎才能進一步形成教育者的“法理的權威”。這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須具備良好的綜合素質和強大的人格魅力。

心理學家阿倫森等人進行過一個實驗，證明了“權威”的存在。他們列舉了由不同詩人撰寫的幾首詩，向被試者征求意見。這些被試者對其中的一首詩作出了否定性評價后，他們告訴這些被試者說：有人認為這首詩寫得相當好。他們又對其中的一些被試者說，作出這一評價的是著名的詩人艾略特；而對另一些被試說，作出這一判斷的是一名在校大學生。然后讓所有的被試重新評價這首詩。被告知是艾略特意見的有更多的人改變了對這首詩的評價。這個實驗表明，高權威的傳播者比起低權威的人來說，能夠更有效地改變信息接收者的態度。思想政治教育主體作為教育信息源，在受眾中的權威對于教育工作的效果有很大影響。教育者的高權威性可以顯著增加人們信服的程度，也正因為“權威效應”的普遍存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也應重視提高教育主體自身的綜合素質來增加其信息傳播的說服力，或者就是選擇具有較高權威效應的教育者開展教育。在現代社會中，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專業知識與專業訓練將成為影響其權威性的主要因素。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須加強自身的學術修養：一方面要積極投身于各種社會實踐中，豐富社會經驗與人生閱歷，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另一方面還要豐富自身的知識結構，除了具備非常廣博的政治理論知識、方法論知識外，還應具備心理學、倫理學、教育學等方面的知識。現代社會的思想政治教育者既應該是具有豐富知識的學術型通才，還應該是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應用型專才。

2.教育者立場影響主體的有效性

思想政治教育主體有效性跟教育者所占的立場有很大關聯。站在教育對象的立場考慮問題、傳達教育信息，在不違反原則的情況下給予教育對象更多的人文關懷，可以提高教育主體的可信度和可接受度，實現主體的有效。

社會心理學家沃爾斯特·阿倫森和阿伯拉罕進行過一項名為“增加低信譽傳達者說服性”的實驗。結果表明，如果傳播者站在自我維護的立場上，則他所提供的信息影響很小，因為人們懷疑其動機；而如果傳播者的立場是自我犧牲的，則甚至是無名的小人物也會造成很大的影響。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思想政治教育主體若總是站在社會要求的立場上作為社會要求灌輸的代言人出現，往往被認為是對個人需要的壓制。這種情況下，教育對象即使接受了教育內容，也僅是迫于強勢力量的壓服而不是真正的心悅誠服。因此，教育者的立場影響了教育對象的接受狀況，是教育主體有效的重要條件。思想政治教育要求教育者應同時立足于教育性和服務性兩個立場。教育性立場即社會要求和社會規范的傳播者立場；服務立場即從關心關懷和服務教育對象發展的要求給予幫助。教育主體服務性的立場主要就是為了讓教育對象認識到教育者的行為并非為了自身利益，而是從教育對象的角度出發。教育者的這種反自我利益行為將會在很大程度上增強所傳達信息的說服力與影響力。需要指出的是，思想政治教育者不能無原則地喪失自身的教育性立場，否則思想政治教育就失去了實質性意義。

第3篇

一、研究意義

審計市場是一個信息不對稱的市場，它不同于一般的商品買賣市場，在這個市場里主要涉及到了3方：被審單位、事務所、審計報告的使用者，正是基于這種3方主體，出現了理論。理論認為，高聲譽審計源于公司緩解沖突的需要；信息理論認為，高聲譽審計可以緩解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保險理論認為，對高聲譽審計的需要是公司購買的一種保險。

本文以2008―2012年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對獨立審計的懲罰機制與激勵機制進行實證研究，為如何提高獨立審計社會信用提出了建議與方法。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

（一）國外研究現狀：聲譽效應

Simunic（2010）對于大規模事務所的審計溢價問題進行研究，研究結果表明，“”的審計收費反而略低于非“”，他認為這是大所的規模效應所導致的[1]。Palmrose（2006）研究認為，“”無論在何種市場中，審計收費都要高于非“”[2]，這一結論與Simunic的結論正好相反。Moizer（2007）對審計收費與會計師事務所規模的關系進研究，結果表明，在一個競爭市場中，事務所收費用不同代表了事務所高聲譽資本投資的回報，但這一情況也會因為不同的國家及不同的市場有所差異[3]。

（二）國內研究現狀

伍莉娜（2009）通過對國際“四大”與審計收費進行研究，認為事務所規模對審計收費有顯著影響[4]。李爽（2008）對A股上市公司10年的樣本數據進行研究，并未發現國際“四大”具有收費溢價[5]，這與伍莉娜的結究結果相矛盾。陳冬華（2006）在控制了一些變量后，通過對事務所規模、審計質量及審計收費等內容進行研究，結果表明，規模較大的事務所審計質量較高，但審計收費并未明顯超額。他認為這是由不同規模事務所的收費結構存在差異所引起的[6]。

范治坤（2009）從審計環境、審計人員、審計過程3個方面對我國審計質量并不高這一現象進行研究[7]。孫永軍（2009）根據注冊會計師協會公布的百強會計師的信息，對審計質量的構成要素，影響審計質量的深層因素進行了探討，并對審計質量管理中的問題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提出改變這一現象的建議[8]。

三、獨立審計社會信用激勵機制

王慧（2009）在《獨立審計信用監管機制研究》中采用博弈論模型對非稱信息市場中審計方與委托人之間的行為進行模型假定，假定委托方有兩種行為：購買與不購買。審計方也有2種行為：不守信用與守信用，并分別假設了在守信用與不守信用情況下，審計方所提供了兩種不同審計產品，一種為高質量的審計產品，另一種為低質量的審計質品，并對是否提供高、低質量的審計產品進行了概率假設。通過模型發現，只有當審計方守信用的概率高于委托方的收益時，審計師才會守信用提供高質量的審計產品[9]。

會計師事務所及審計師創建高的社會信用的目的是為了獲得“信用溢價”。信用溢價是以獨立審計的高社會信用為前提的，為了獲得信用溢價，審計師及會計師事務所得到的審計收費要高于其審計成本，且審計成本要高于市場均衡成本；如果審計收費不能滿足其高于市場均衡成本，則審計師及會計師事務所將不會選擇聲譽策略。而這種審計溢價則于審計師及事務所產生了激勵效應。

但值得注意的是，審計溢價不完全等同于審計收費較高。高信用事務所通過市場機制取得的溢價被稱為聲譽溢價，而通過政府管制而獲得的溢價只能稱為壟斷溢價。事務所的運行首先要得到政府的準入，各級政府可能會因與事務所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系，而將特定的業務全權指定了某些家事務所，使得這些被指定的事務所收取得的費用超過其均衡成本及為完成該項業務而付出的多余人力成本以外的部分，這些超額部分就是政府壟斷溢價。當然，審計溢價會因不同的審計業務復雜程度而不同，也會因被審單位的最終控制人不同而不同，還可能會因為不同規模及信譽的事務所而有所不同。

DeAngelo（1981）第一次提出審計師聲譽假說，認為較大的事務所更能抵制來自客戶的壓力并能較好地維持自身的獨立性。Dye（1993）對于審計溢價進行研究，認為較大的事務所收取較高的審計溢價不僅僅是由于其較高的審計質量，而是在于其失敗時可以提供一種保險。

四、獨立審計社會信用懲罰機制運行機理

與激勵機制對應的是懲罰機制。如果說激勵機制是在事前促進審計師保證審計質量并維持社會信用，那么，懲罰機制則是在事后起到保證獨立審計社會信用得以良好運轉的作用。

由于審計市場是信息不對稱嚴重的市場，且審計師提供的審計服務是一種無形商品，其質量難以觀察，審計方比委托方具有絕對的信息優勢，從而為審計師采取“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行為提供了前提。根據檸檬市場理論，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往往好的商品會遭受淘汰，而劣等產品則會逐漸占領市場，從而取代好的商品，導致市場中都是劣等品。

如果審計費用較低，那些實際能力較高的審計師及事務所會因為其價格無法滿足額外的審計成本而退出審計市場，相反，實際能力較低的審計師及事務所則會進入審計市場，長久下來結果是審計市場上審計質量的平均水平在下降，委托人在得悉這一情況后再次購買審計服務時愿意支付的審計費用會進一步降低，從而又會導致實際能力較強的審計人員進一步退出市場。

聲譽機制能給提供高質量審計服務的審計師帶來溢價收入。但對聲譽的毀損卻是一次性的，只要審計師發生了審計失敗，長期建立起來的聲譽就會一次性貶值，審計師將受到精神上的道德譴責和物質上的經濟損失。具體來說，審計聲譽懲罰機制的運行路徑是：（1）審計師發生審計失?。唬?）市場收到審計師審計失敗的信號；（3）市場調整對發生審計失敗的審計師的審計質量評價，并出售其客戶的股票，從而引起審計師客戶股價的顯著下跌和企業價值的下降；（4）受到不利影響的企業與聲譽受損審計師解除聘約或要求其降低收費，最終導致審計師因聲譽受損下降而承受經濟損失和其他損失。

五、獨立審計社會信用懲罰效應實證檢驗

對會計師事務所而言，迎合政府監管部門的好惡成為其考慮中的相關因素。這是由于政府具有審批事務所是否進入證券市場準入資格的權力，只有經中國證監會和財政部審批通過的會計師事務所，才能為上市公司年報提供審計服務，在這種行政劃分市場準入的模式下，對審計師而言，影響其市場份額的關鍵在于證券監管部門或相應的政府行政部門，且有大部分上市公司的管理層和大股東本身也屬于政府部門。這種行政監管的結果是，上市公司管理層和審計師的關注焦點均在于行政處罰的后續影響。在年報審計市場中，財政部和證監會實施年度抽檢的例行檢查，會計師事務所受到處罰交納了罰款以后，意味著今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面臨的監督壓力會減小，因此，只要處罰不涉及到其證券服務資格，且上市公司管理層和投資者對審計師聲譽缺乏需求，其市場份額并不會受影響。而新股發行市場與年報審計市場的重要差別在于，申請新股發行的公司面臨很大的競爭壓力，并且在獲批后還有一段較長的等待期，任何瑕疵都可能影響其上市進程。注冊會計師一旦有處罰記錄會面臨更多地來自于證監會的行政監管，為了規避證券監管部門對問題事務所的差印象從而影響其上市進程，準上市公司會盡量回避此類事務所。因此，為準上市公司提供審計服務的審計師在受到行政處罰后其在新股發行市場的市場份額會顯著下降。

據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H：受到證監會處罰的會計師事務所在調查的當年及次年在年報審計市場的市場份額和審計收費并不會下降。

本研究主要以2005―2008年受到證監會處罰的事務所為研究對象，剔除2年內被撤銷和合并的事務所以后，涉及事務所17家作為實證研究樣本的處罰案例。

2006―2008年這3年中，對于受到處罰的事務所來說，從客戶的絕對數量方面來看，每年事務所在受到處罰后兩年的平均客戶量都是增加的，沒有出現減少的情況。具體來說，各年客戶數量的增長幅度分別為31.94%、82.14%和63.38%。我們還計算了從2005―2008年每年上市公司客戶總量的增長比率，分別為4.21%、8.09%、4.97%，遠遠低于受處罰事務所客戶量的增長幅度。受處罰事務所在上市公司審計市場的市場份額來看，將受處罰后兩年市場份額與處罰當年相比較，其變動比率分別為0.48%、1.17%、2.82%。而未受到處罰的事務所在相同期間市場份額的變動比率分別為0.26%、2.25%、-0.31%、0.32%、0.29%和-0.26%。相比來說，受處罰事務所在2003年和2004年的市場份額變動比率要低于對照組事務所，而在其余的4個年度均要高于對照組事務所，尤其是2008年。總的來說，事務所在受到處罰后兩年的市場份額增長率為0.98%，而沒有受到處罰的事務所的市場份額增長率是0.51%，受處罰事務所的市場份額的增長率也要高于未受到處罰的事務所。綜合來說，事務所受到處罰后，聲譽下降并沒有帶來客戶的流失和市場份額的下降，反而是增加了，且增長比率要高于市場平均水平，驗證了假設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