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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 兒童福利時代 制度框架 國家責任 社會福利共識 積極性兒童福利政策

〔中圖分類號〕C91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12）05-0145-10

一、中國兒童福利時代與兒童福利概念戰略地位

2010年是中國社會福利元年、兒童福利元年與家庭福利元年，標志中國總體社會福利、兒童福利、家庭福利時代來臨，社會福利、兒童福利與家庭福利成為國家發展的戰略重點。①中國社會福利時代戰略目標是努力構建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福利化和諧社會，實質是構建中國“民生福利型福利國家與福利社會”。②與此同時，無論從什么角度看，兒童福利制度都是總體性社會福利制度框架戰略重點與核心。在中國兒童福利與家庭福利時代早期階段，國家的首要任務是中國兒童福利制度框架設計。中國兒童福利制度框架設計與福利服務體系建設應解決的首要問題是兒童福利概念的界定。“兒童福利”概念是兒童福利事業、兒童福利制度框架設計與福利服務體系建設的核心概念。核心概念的內涵外延、界定取向、社會理解、學術研究、理論建構、社會認知和社會建構，是概念史、基礎理論研究、應用政策研究和國家行動議程的核心內容和思想、理論前提。[英]梅爾文·里克特：《政治和社會概念史研究》，張智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這意味著核心概念的社會理解和界定取向反映社會主流的價值觀念、社會態度和認知狀況，反映國家決策者、社會公眾和社會服務機構工作人員專業化水平和達成“社會共識”的程度，反映制度框架設計與福利服務體系建設的發展階段、定性定位、結構功能與制度質量狀況，反映基礎理論研究、應用政策研究、服務體系研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和社會行動研究水平。2011年8月，國務院婦兒工委正式公布的《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11-2020年）》是典型例證，《綱要》首次增加“兒童福利”專章，“兒童福利”成為“兒童發展”概念框架重要部分。國務院辦公廳：《國務院關于印發中國婦女發展綱要和中國兒童發展綱要的通知》，2011年7月30日，http：///gongbao/content/2011/content-19：7200.htm，2011年8月8日。顯而易見，這里“兒童福利”是小概念，“兒童發展”是大概念，二者是局部與整體的關系。然而，綜觀世界各國政府的政策法律，極少國家將“兒童發展”作為國家發展規劃的大概念，恰恰相反，絕大多數國家通常將“兒童福利”作為國家社會福利政策和發展規劃的大概念，Fredericksen， H. & Mulligan， R. A.， The Child and His Welfare，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72.且已形成“國際慣例和國際通則”，凸現中國兒童福利制度框架與服務體系建設的初始階段。《中國兒童發展綱要》案例說明，兒童福利一類核心概念的社會理解與社會界定絕不是簡單和單純的概念界定，而是具有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理論意義、政策意義和制度化建設意義，直接影響制度框架設計與服務體系建設狀況，直接影響國家責任承擔和政府結構功能角色，直接影響國家行動議程與公眾社會選擇狀況，直接影響億萬兒童和千家萬戶社會生活狀況。簡言之，中國兒童福利元年和兒童福利時代最重要、最基礎和最緊迫議題是理解兒童福利。

第2篇

自從18世紀末、19世紀初費爾巴哈提出刑事政策(德文Kriminalpolitik；法文la politique criminelle；英文criminal policy)概念以來，① 人們為刑事政策這一概念提出了多種多樣的定義，刑事政策研究的歷史幾乎成了刑事政策定義不斷添附的歷史。② 如今，當人們在刑事政策題下不斷地展開研究和討論的時候，什么是刑事政策卻仍然是一個充滿爭議的問題。我國的刑事政策研究初興于20世紀90年代，③ 應當如何界定和使用刑事政策概念，更有待澄清。

如何界定和理解刑事政策概念，本質上是刑事政策觀念問題。刑事政策定義上的分歧，反映了不同的刑事政策觀念之間的分歧和碰撞。有鑒于此，本文試圖在揭示刑事政策概念本義的前提下，明確我們應當堅持怎樣的刑事政策觀念，而不是簡單地對刑事政策概念的定義再做添附。

一、兩種刑事政策觀念

我國學者在對刑事政策概念加以辨析并試圖做出某種界定時，通常采用如下思路：首先對“刑事政策”一詞做語義分析，例如，將“刑事政策”一詞理解為由“刑事”加“政策”而構成的一個偏正詞組，先分別解釋何謂“刑事”、何謂“政策”，最后再界定何謂“刑事政策”。然后，對眾多的刑事政策概念的定義進行參酌比較，以求得一種共識或者一個“最大公約數”。④ 這種研究思路對于我們理解和把握“刑事政策”概念的涵義是有所幫助的，但缺陷是在對刑事政策一詞的解釋中抽離了歷史的與文化的要素，失去了對刑事政策概念進行本質性考察的初衷，而把刑事政策概念的定義之辨簡化成了刑事政策概念的表達技巧問題，甚至把一個概念問題當作了純粹的詞語問題。

如何定義刑事政策概念，無疑是一個理論問題、學術問題，但作為一種客觀事實的刑事政策是屬于“實踐應用”范疇的東西，是需要主體按照一定價值取向進行選擇的社會建制，由此決定，如何定義刑事政策概念，與其說是一個理論問題、學術問題，不如說是一個實踐問題、一個價值取向問題更為確切，因為其宗旨不是解決學術問題，而是解決實踐、解決刑事政策(或犯罪對策)的價值取向問題。換言之，如何界定刑事政策概念問題，本質上是應當堅持何種刑事政策觀念的問題。定義之爭隱含著的是觀念之爭。當我們提出并試圖回答“什么是刑事政策”或“刑事政策的本義是什么”的同時，也就必然隱含著、并且最終要按照一定的價值取向予以回答“應當堅持怎樣的刑事政策觀念”這一問題。進而言之，研究和定義刑事政策概念的關鍵問題不在于它“已經是什么”，而在于它“應當是什么”；不是在解決刑事政策概念的歷史名分，而是要明確刑事政策概念的現實意義。在解決刑事政策概念問題上，我們所面對的不是一個簡單的客觀性描述問題，而是一個需要進行判斷和選擇的刑事政策價值取向問題。事實上，“什么是刑事政策”與“應當堅持怎樣的刑事政策觀念”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所以，要想回答什么是刑事政策以及應當堅持怎樣的刑事政策觀念這一問題，必須對刑事政策進行歷史分析，從歷史的視角，透過刑事政策觀念的演變來揭示和把握刑事政策的精神實質。追尋刑事政策觀念形成及其演變的歷史脈絡，是理解刑事政策概念本義的最好方法。按照這個思路來分析刑事政策，不是要簡單地給出一個抽象的刑事政策概念的定義，也不是試圖求得一個刑事政策的“最大公約數”，而是在明晰概念本義的基礎上，明確我們應當堅持怎樣的刑事政策觀念，和應當在實踐中運用怎樣的刑事政策。

如果對費爾巴哈提出刑事政策概念以來可以列舉出的五花八門的刑事政策概念的定義做一番解析并加以歸類，人們對刑事政策概念的基本理解其實只有兩種，一種是古典的刑事政策，即單一的刑事懲罰政策，另一種是現代的科學的刑事政策。當然，在這兩種基本理解之上，或可衍生出介于兩者之間的其他一些理解，但那不過是兩種基本理解的變體或者折中。⑤ 在中外學界，通常把這兩種刑事政策分別叫做狹義的刑事政策和廣義的刑事政策。然而，這種劃分沒能揭示上述兩種刑事政策的精神實質，或者說沒能清楚地揭示隱伏于其后的刑事政策觀念，相反，這種劃分會使人們誤以為如何界定和使用刑事政策概念只是取決于定義者的個人偏好或取向，把一個重要的實踐問題視為無所謂的學術分歧問題。

對刑事政策的上述兩種基本理解，在形成順序上一先一后，在內容上一窄一寬，這種一先一后、一窄一寬的格局，是在特定的歷史進程中形成的，反映了刑事政策觀念以及刑事政策科學發展演進的歷史過程的階段性。尤需注意的是，對刑事政策的上述兩種基本理解，代表著兩種不同的刑事政策觀念。

作為一種客觀事實的古典刑事政策自古就存在，而古典刑事政策觀念的形成則要晚得多，大致可以溯源至18世紀末、19世紀初處于鼎盛期的刑事古典學派那里，它見諸于費爾巴哈、貝卡利亞、邊沁等人的著作之中。這種古典的刑事政策觀念建立在對犯罪的本質及原因進行抽象的思辨的基礎之上，它把犯罪理解為抽象的規范性事實，把具體犯罪行為理解為是行為人功利計算、自由選擇的結果，并最終由上述自由意志論犯罪觀導出報應刑論或威懾刑論刑罰觀。因此，古典刑事政策基本上是指刑事立法和司法的技巧和技術，所要考慮的核心問題是如何使刑罰運用得更加合理而有效。費爾巴哈對刑事政策的界定，可能是古典刑事政策觀念的第一次明確表達，他認為，“刑事政策是國家據以與犯罪作斗爭的懲罰措施的總和”，“是立法國家的智慧”，是“刑法的輔助知識”。費氏的刑事政策觀概括起來就是：用刑罰進行懲罰是解決犯罪問題的唯一對策。他的這種觀念為古典刑法和刑法學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空間，以至于把本來應當指導刑法發展的刑事政策也被刑法和刑法學收容于麾下。受其影響，后來的刑法學家們大都把刑事政策理解為刑法的輔助知識，理解為刑事立法政策，即刑事立法技術或具體刑法制度的運用技巧；后來稍有擴展，理解為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罰執行政策的總和。德國當代刑法學家漢斯·海因里希·耶賽克和托馬斯·魏特根在《德國刑法教科書(總論)》一書中對刑事政策的理解，便是對古典刑事政策觀念清楚的繼承。他們認為：“刑事政策探討的問題是，刑法如何制定，以便其能最好地實現其保護社會的任務。刑事政策與犯罪的原因聯系在一起，它探討如何描述犯罪構成要件特征以便與犯罪的實際情況相適應；它嘗試確定在刑法中適用的制裁措施的作用方式；它斟酌允許立法者將刑法延伸到何種程度以便使公民的自由空間不會超過不必要的限制；它檢驗實體刑法是否作了使刑事訴訟能夠得以進行的規定”。⑥ 他們還說：“除刑法教義學外，刑事政策也是刑法學的一部分。刑事政策主要與現行刑法的修改有關。它首先以現行法律為出發點，同時也吸收了刑法教義學的研究成果。它根據犯罪學經驗研究的成果，對在將來修訂現行法律的要求提供理由。因此，刑事政策是刑法教義學和犯罪學之間的一個重要的橋梁”。⑦ 這種古典的刑事政策觀念，強調的是通過對刑罰的人道的、合理化的運用來打擊和控制犯罪，把解決犯罪問題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唯一的刑事懲罰，還沒有跳出刑法或刑罰這個“小圈子”去思考犯罪的應對之策。確切地說，這種古典的刑事政策僅僅是一種刑事懲罰政策，或刑罰運用的策略與技巧，在英語中，其更為準確的表達方式也許應當是penal policy，而不是criminal policy。⑧ 雖然它的主要任務被設定為檢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罰執行，但事實上這種被統攝于刑法學研究之下，成為刑法學的輔助知識的刑事政策，除了為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罰執行提供一些策略和技巧方面的建議外，很難指望它能夠跳出古典主義刑法的固有框架、站在罪刑法定原則之外而就古典主義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罰執行的基本精神、原則和立場提供一些批判性的建議或者知識。這種古典的刑事政策觀念，至今仍然為發展中國家的大多數刑事法學家繼承著，客觀上自覺不自覺地拒絕接受現代科學的刑事政策觀念。

第3篇

Abstract: Combining with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policy marketing at home and abroad, we studied the policy, public policy marketing and its strategy mode. First, we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police, secondly, we conclude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policy marketing, at last, we conclude the public policy marketing strategy.

關鍵詞：政策；政策營銷；政策營銷策略

Key words: policy；public policy marketing；public policy marketing strategy

中圖分類號：F723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1）11-0160-02

0引言

本文對政策營銷策略的研究是以政策概念界定、政策營銷概念界定、政策營銷策略以及市場營銷的相關知識基礎上，所以文獻綜述主要分為政策概念界定、政策營銷概念界定、政策營銷策略等三個方面。

1政策概念綜述

1.1 國際上對于政策概念的界定[1] 西方學者關于政策的界定各有側重，大體上包含以下幾種含義：其一，政策是政策權威者所制定的某種計劃或規劃；其二，政策是這種計劃或規劃所引發的權威者的真正行動或行為的動態過程；其三，這種行動或行為包含作為和不作為兩種不同的表現形式；其四，無論靜態上的，還是動態上的，或是作為、不作為的政策均具有明確的目的性和方向性；其五，政策是對社會所作的權威性價值分配。

1.2 我國學者對于政策概念的界定[2]我國學者與西方學者不同，他們以為指導來揭示政策的含義，同時在政策主體上強調了國家政策和政黨政策。我國學者認為，對政策進行科學界定，必須具備四個基本要素，即政策主體、政策的適用范圍、政策目標和政策屬性。政策主體即由誰制定的政策。政策的適用范圍即政策在什么時間和空間范圍內適用。政策的目標即為什么要制定政策。政策的屬性即政策的外在實現形式。

2政策營銷發展及概念綜述

2.1 市場營銷及政策營銷的發展[3]早在古希臘時代，營銷就已經存在人類社會，1900年代的德國和美國的大學學院就有學者從事營銷研究，隨著大眾傳播科技的不斷創新，1950年代后期開始，營銷專業在美國蓬勃發揮，之后借由跨國公司將整個世界帶入營銷的年代。Levitt于1960年提出營銷的概念，闡述顧客需求對于企業生存發展的重要性，營銷的先驅學者McCarthy提出所謂的4P營銷組合，亦即公司生產出滿足市場需求的產品，制定出符合產品價值的價格，透過有效的經銷通路，并輔以適當的促銷推廣活動。

不同于美國學者的意見，澳洲學者Dann等人認為，現代市場營銷概念起源于1900年代，其演進則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1900至1930年代的生產概念時期，1920年代開始的產品概念時期，1930年代開始的銷售概念時期，以及起始于1950年代初期以來的營銷概念時期。此外，荷蘭學者Buurma則指出，自1990年代開始，歐洲國家逐漸正視公民消費者概念的重要性，而且運用營銷工具與策略規劃，以便于將公共政策推銷給社會大眾。

1970年的美國營銷協會年會頒授1969年最佳論文獎給Philip Kotler和Sidney Levy，他們所撰寫的《營銷概念擴大化》一文將營銷概念推廣到非營利事業營銷有著重要貢獻，他們認為市場營銷交換活動的概念，可以擴及到社會營銷、教育營銷、健康營銷、文化營銷（博物館和表演藝術）、以及宗教營銷等不同的領域。

政府部門因為有公眾接觸的需要，營銷概念的擴展很快就得到實務上的回響，先是選舉競爭中的候選人營銷，到后來政府的政策營銷，公共政策決策時正當性的形塑，以及執行時民眾順服的獲取，營銷專業都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在中國，由于發展歷程短，政策營銷仍有很多不成熟的方面，缺乏營銷觀念、營銷效率低下等，都是需要面對的問題。現在國內已經開始逐漸注重營銷策略的研究與應用，不可否認，中國的政策營銷思想才剛剛起步。作為輔助非營利組織成長和發展的關鍵因素，我國的非營利組織需結合自身特點，創造適合自身的營銷模式。

2.2 政策營銷概念的界定[4]基于市場營銷概念擴大化的基礎，荷蘭學者Buurma將公共組織所運用的營銷分為四種模型，他認為只有第四種類型才是所謂的政策營銷：

第一種類型：營銷是透過公共財貨和服務的進入市場環境，市場化概念可以將公共部門的活動轉移私部門，其目的在于降低價格，而且使得品質更能符合顧客的需求，政府許多外包個案，希望提升政府服務的效率，讓顧客滿意，廣義來說都可以算是某種政策營銷的作為。

第二種類型：營銷有助于促銷區域性的公共組織，這是一種以區域為傳播單位的營銷行為。例如許多都會地區所時興的城市營銷（city marketing）。

第三種類型：營銷是公共組織與非營利組織可以透過營銷以增進己身利益。例如Burton就提出利害關系人營銷的概念，在市場與社會的支持之下，確保其存續的利益。

第四種類型：營銷則是為達成政治目的而運用營銷工具以實現政策目標，Buurma認為，這才是公共政策營銷所欲實現的目標。

最終，Buurma給出的政策營銷的定義為[5]：政策營銷就是政府通過開發和提供可以讓公眾接受的政策手段，以及特定的社會行為，從而使政府以及公眾雙方的目標同時得以實現的規劃和執行過程的總和。

3政策營銷模式及策略綜述

3.1 政策營銷模式[6]針對公共政策行銷的理論模式，美國學者Crompton和Lamb以及Coffman、Alman和Petkus、Burton，乃至于英國學者Chapman和Cowdell的《公共部門營銷管理》，以及Kotler和Lee的《公共部門營銷計劃綱要》，都曾經提出相關的模式，此外還有國內學者吳定、林潔瑜的策略性營銷過程模式、以及蘇偉業的政策營銷模式，以及僅針對國外學者理論模式論述如下：策略營銷學者Crompton和Lamb提出《策略營銷規劃過程》之策略營銷模式，強調從環境分析開始，再進入需求評估、任務、目標、策略、行動方案、執行、行動評估、乃至于修訂回饋之系統性營銷程序。在Snavely的政策營銷模式內，與顧客標的相關的六大要素包括：服務、成本、倡導與告知、人力資源、合法權威、以及政策分析，公共政策的制定必然受到壓力團體的游說、以及社會一般民眾和選民的監督制約，而政治行動者的互動環境則是當時的政治環境、人口/經濟環境、社會/文化環境、以及技術/實際環境。Alman和Petkus在探討環境政策發展時，提出以利害關系人為基礎的營銷過程，該模式從政策問題的界定開始，咨詢參與吸納、方案的規劃與評估、公聽會、決策溝通引導、政策執行、檢測與修正、乃至于回饋到政策的再設計。

此外，Chapman和Cowdell的所謂《公共部門營銷管理》，則包括情景與多元市場、分析、策略、評估、以及組織學習循環的回饋等五個階段；除了顧及政治、經濟、社會各個層面的政策系統環境外，還有持續循環回饋的動態過程之營銷管理流程設計。而Kotler和Lee所提出非常具體的《公共部門營銷計劃綱要》，則是包括：情景分析、政策目標、標的群體、定位、影響標的群體的營銷組合、評估計劃、預算、以及執行計劃。

在實際運用中，政策營銷的模式還可采用以下步驟進行：分析需求并將政治需求可視化；構建基準制度系統；共享信息；號召以實際行動來實現需要的政策；檢測與反饋。

從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論述以上模式差異的話，可以發現其間還是有其共同點存在，也就是：政策制定過程；營銷組合要素；以及利害關系人分析的重要性。事實上，營銷應該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才能夠“見樹又見林”，原因在于見樹不見林會因小失大，而見林不見樹則容易見大失小。因此無論是何者，對于問題的處理和決策的制訂，都有以偏概全或斷章取義的弊端，而可能抵消掉良法美意和政策營銷的成效。而要建構出任何一個模式都必須面對宏觀和微觀層面有時兩者難以兼得之困境，要克服這樣的困境就必須“以客為尊”，從公共利益出發，從公眾的角度看待政策產品，并善用政策營銷的策略，以達成政策的目標。

3.2 政策營銷策略[7]如同營銷的理論概念一樣，公共政策營銷的策略組合也取經于市場營銷策略，國外學者對于營銷和公共部門與政策的營銷策略整理如表1。

在國內學者方面，丘昌泰、余致力等人特別指出，伙伴（partnership）和政策（policy）也是政策營銷的核心。陳敦源則提出公共部門在推動政策營銷工作應該要問的五個問題之策略思考框架，分別是：有意義嗎？誰關心呢？；資源在哪里？；目標是誰？；內容是什么？；以及如何評估？。值得作為解釋為什么需要進行公共政策營銷的思考。

如表2的政策營銷五問與營銷策略應用對照表所示，不同的政策營銷策略其實都可以適用于公共政策營銷五問的思考框架。

參考文獻：

[1][2]劉慶龍．中國社會政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