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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第二師范學院學報》2016年第4期

摘要:

界定網絡文學，應具有技術性和文學性的雙重視野，從互聯網的本質入手，結合文學活動的主要特征，找到兩者之間的交互點，即網絡文學具有網絡性、復制性、互動性、大眾性、顛覆性、多媒介性和商業性等七大特性。網絡文學可以界定為一種全程在互聯網平臺開展，以復制作為創作和傳播的主要特征，閱讀體驗具有互動性和淺俗性，主觀上不斷進行解構和自我解構，客觀上由商業利益驅動，可供多媒介共同參與的文學活動。

關鍵詞:

網絡文學;復制;互動;大眾

何謂網絡文學?對此問題的認知往往走向兩個極端，要么進行狹義界定，將其與網絡小說混為一談，要么進行廣義擴展，認為互聯網上出現的文字形式皆是網絡文學。雖然網絡文學仍舊屬于文學的范疇，卻在表現形態和精神內涵上迥異于傳統文學。從文學的角度來看，狹義界定忽略了文學的多樣性，而廣義擴展則淡化了文學的獨立價值，兩者均無助于厘清網絡文學的真實面目。有學者指出:“在網絡文學還處于‘命名焦慮’時就試圖對其做學理闡釋，無論在知識譜系還是在意義范式上，都有太多懸置話題期待解答。”［1］界定和研究這一新興文化現象，只有從互聯網的本質入手，結合文學活動的主要特征，才能發現文學與技術之間獨有的媾和關系，即網絡文學的七個特性。

一、網絡性與復制性:網絡文學的創作特征

毋庸置疑，網絡文學具有網絡性。首先，互聯網要參與文學活動的全過程，無論是傳統文本被上傳網絡，還是網絡文本在線下傳播，只要某個環節脫離了網絡，就不能稱為網絡文學。其次，互聯網要在文學活動中占據主導地位，成為創作、傳播和閱讀的驅動力。我國網絡文學的創作熱潮是空前的。互聯網逐步降低門檻，賦予人們越來越多的發聲權利，為創作熱情的釋放提供了一個公共平臺。“創作自由”的主張由來已久，在很多時代被提倡，也被不同程度地踐行，但沒有傳播和閱讀的自由，創作的自由就無從談起，只能是體制默許下主流精英們的孤芳自賞。網絡時代以前，大多數人的創作沖動只能通過私人渠道進行宣泄，流通的圈子較為有限，而在網絡空間里，草根與精英至少享有了表面上均等的權利，所的信息在理論上既可以向任何人開放，也可以限制開放的范圍，成本卻十分低廉。互聯網激發了創作源源不斷的生命力，使文學在體制性生產、推廣之外，向下扎根，向光生長，找尋自在呼吸的廣闊空間。網絡文學依靠互聯網進行傳播，而傳播過程本身也參與了創作。傳統的文學作品講求一次成型，無論創作歷時多久，無論在讀者心目當中會產生多少個哈姆雷特，一旦原作者劃下句點，作品便宣告完成;后世雖有改寫或續作，如《西廂記》之于《鶯鶯傳》，《蕩寇志》之于《水滸傳》，卻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獨立文本。而在網絡文學的傳播中，網民通過一次改編或一句評論，就可能完成從讀者到作者的身份轉換，如因《后宮甄嬛傳》流行開來的“甄嬛體”;甚至可以將非網絡作品改編為網絡文學形態，如2009年因韓寒、王珞丹電視廣告在網上走紅的“凡客體”。網絡文學只要繼續在網上傳播，其創作就不能主動宣告終結，一切有關的改寫就不是獨立的文本，而是依附于網絡原作，成為“1”后面無數個“0”。在這樣一個動態過程中，原作者往往置身事外，眼睜睜地看著作品一步步背離自己的初衷。對閱讀而言，網絡是把雙刃劍。一方面，相對來說，紙質書存在價格昂貴、容量有限、攜帶存儲不便、閱讀過程單調等缺點;網絡閱讀費用低廉，既能在線瀏覽，亦可下載保存，選擇范圍較大，疲倦時可隨時跳轉至其他娛樂方式進行放松。這種便捷化和智能化降低了閱讀的難度，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閱讀的興趣。另一方面，因創作門檻降低和傳播圍墻拆除，網絡文學總體上不再追求文本的嚴謹、雕琢，轉而走向輕“質”重“量”，注重秒殺讀者眼球，迎合宣泄的需要，弱化了閱讀的教育功用，使之愈來愈淺。網絡也為復制提供了巨大的便利。瓦爾特•本雅明曾說，工業機械時代生產出來的許多藝術作品喪失了獨一無二性，如攝影、電影，成為可供不斷復制的產品［2］。復制即拷貝(copy)，不僅指復印機的復印功能，而且一部影視劇被重復播放，一張照片在不同刊物上出現，一條生產線上成千上萬輛同型號汽車分批下線等，均可稱之為復制。可以說，復制存在于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涵蓋廣泛，已經成為大眾文化的重要屬性。對于網絡文學來說，復制既是創作方式，又是傳播形態。怎樣理解網絡創作中的復制?網絡文學創作中的復制并非簡單的“抄襲”，這種復制也不是“仿作”，更非盜版之類的非法行徑。如果原作是網絡作品，那么每個復制品都是原作的組成部分。例如“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原本只是網民一句調侃或一首內心獨白的小詩，沒有隨后海量的排隊跟帖改寫，不可能發展成為如此著名的網絡文化事件。如果原作是非網絡作品，復制就是一次重構，如著名的《悟空傳》，就是以今人的觀念來演繹《西游記》中的經典情節，對原作進行了原創性的復制。那么，究竟怎樣理解網絡傳播中的復制呢?技術通常會賦予人類兩種權限:學習和使用。閱讀亦即學習的過程，與之相比，使用才是互聯網技術賦予我們的最大權限。電腦上的復制、粘貼操作簡便，與手動抄寫沒有本質差別，只在效率上有高低之分，所包含的意義卻不是傳統的手抄那么簡單。2014年3月14日，“白色情人節”當天，某網民更新了一條微博:“兩只蜈蚣談戀愛了，他們手牽著手手牽著手手牽著手……”隨即，這條微博引發了轉發和評論的熱潮，出現了眾多改編版本，如“約會結束了，兩只蜈蚣揮手拜拜揮手拜拜揮手拜拜……”、“蜈蚣先生向蜈蚣小姐求婚，給她戴上鉆戒戴上鉆戒戴上鉆戒……蜈蚣先生破產了”，再到結婚、生子及各種生活場景，共同將這句冷笑話變成一場網絡狂歡盛宴。網絡文本的輕質化使閱讀和改編變得容易，為復制轉發提供了市場，在網絡傳播中，哪怕一字不改，轉發就是闡明態度，而改寫就是繼續創作。

二、互動性與大眾性:網絡文學的接受特征

在傳統文學創作中，讀者對文本的參與度幾近于零，思路框架在作者動筆時已了然于胸，內容結構在書齋中基本定型，即使有所改動，那也多是付梓前與出版方商榷的結果。坊間流傳蒲松齡為作《聊齋志異》，在家門口擺茶攤請路人講故事。此說出自鄒弢的《三借廬筆談》，即使真有其事，也無法佐證作者與讀者之間交流的存在，因為提供素材的路人對作者的創作意圖毫不知情，也不一定會成為《聊齋志異》的讀者。隨著創作終結，讀者意圖已無法融入，所謂的作品研討會、讀者見面會，不過是版權方的宣傳策略，其意義更多在于單方面的促銷，并非互相的影響。而在網絡文學當中，作者與讀者、讀者與讀者、讀者與文本之間，互動隨時發生，“越界”成為常態。網絡文學作者與讀者的界限本來就很模糊，讀者能夠轉換身份參與創作，還能對處于創作狀態中的作者施加影響。互聯網看似純技術手段，實則是人際關系的技術顯現，網絡產品須關注用戶感受，才會受歡迎。在這種意義上說，網絡作品與“淘寶”商品沒有區別。作者借著網絡便利，通過聊天軟件、論壇空間聚攏讀者群體，既為從中汲取靈感，又可獲得第一手反饋信息，以便隨時調整創作方向，贏得佳評。至于那些不經意間走紅的案例，是因為其中的某些元素暗合了讀者意圖，同步于市場的脈搏。讀者彼此間的交流歷來都不少見，但在傳統經驗中，除去小圈子里的面對面交流，大多數讀者之間只存在“柏拉圖戀愛”式的精神共鳴，缺少同一時空內、物理意義上的互聯互動。而在互聯網搭建的平臺中，讀者們可以根據共同話題自建討論空間，可以一起“坐等更新”，還可以互相參與，對靈光乍現的“神回復”展開熱炒，制造網絡熱點。有人擔心隨著網絡實名制的全面實施，這些繁盛景象將不復存在。事實上，雖然眼下實施實名制的現實條件尚不完備，但實名制不足以抑制正常的網絡交流，相反還能保護網絡生態的健康運行，促進閱讀群體的良性互動。在網絡文學中，作品為不可更改的完成態，文本則是開放的未完成態，等待讀者來填充和解構。讀者的閱讀、轉發、改編可以影響文本發展軌跡，而以上行為可能被文本記錄，最終成為作品形態的組成部分。反過來，一些題材新穎、結構獨特的網絡文本迅速走紅，開辟了全新的閱讀市場，從而引領新一輪的創作風尚。從2006年3月開始，《明朝那些事兒》在“天涯論壇”連載，這條以“歷史可以寫得很好看”為旨趣的網帖因其演義色彩、輕巧筆觸和權謀心術，受到網友的青睞和鼓勵，繼而結集出版。作者“當年明月”名利雙收，直接刺激了《漢朝那些事兒》《唐朝那些事兒》《慈禧那些事兒》等跟風之作的涌現，這股熱潮至今仍未消退。傳統文學其實也能做到這點，但因種種客觀限制，市場反饋較網絡文學明顯滯后。互動性增強，能夠提升大眾參與的熱情。人群的普及率和使用頻率反過來又決定了互聯網所能發揮作用的大小，想提升這兩項指標，立竿見影的方法是降低使用門檻，讓成本低廉，操作簡便。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15年7月的《第36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的人群占比達到88．9%，網民結構呈低齡、低學歷趨勢，平均每周上網時間持續增加，上網地點更加多元。科技不僅使網絡閱讀日益便捷和大眾化，而且在挑揀閱讀群體，把未養成閱讀習慣、好奇感強烈的年輕人群吸納進來;而對雖然具有良好閱讀習慣，但消化新生事物的能力和沖動雙雙退化的老年群體缺少吸引力。這一現象說明，網絡文學正以其簡單化和娛樂化，重新劃分閱讀勢力范圍，蠶食傳統閱讀市場。簡單化體現在閱讀設備和文本內容兩方面。從龐大到微小，從固定到移動，是互聯網終端一貫的進化方向，而智能手機作為最新成果，將候車、課間、睡前等碎片時間一網打盡，使之漸變為人們主要乃至唯一的閱讀時間。閱讀方式往往能夠影響閱讀的深度，為適應時間和場合的散碎，文本內容必須淺露直白，便于瀏覽。早在撥號上網時期，所謂“輕松讀史”、“水煮歷史”已蔚然成風，用笑書閑談或麻辣酷評的方式，把嚴肅紛繁的歷史人物和事件重新編排，套以當代人的思維模式，確實能消除閱讀中的阻拒感，但這種一味將社會生活簡單化的做法，省略必要的推理論證，除了在邏輯上難以自圓其說之外，還會產生誤導大眾的危險。至于娛樂化，并非文學趣味的升華，而是感官刺激的加強，讓閱讀更適宜日常消遣，以戲說新解、穿越架空來規避社會責任，不再承擔喚醒功能。“惡搞”是網絡娛樂化的慣用手段，如“船撞橋頭自然沉”類的經典戲仿，《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類的移花接木，“芙蓉姐姐現象”類的審美顛覆，“趙趕驢系列”類的小白奇遇，均以惡俗趣味迎合大眾的逆反心理，深究下去，實是“反智主義”在網絡空間的大肆蔓延。反智萌發于“社會普羅大眾對一小部分精英意圖掌控社會話語權的反抗”，“在傳媒文化生產層面，表現為懸置知識、誤讀通俗和弱化知識分子身份”［3］。人類的歷史屢受其擾，直至今天甚囂塵上的“讀書無用論”，鄙夷形上學問，追捧“世故哲學”。世故與唯利是圖、虛假偽善的市儈習性有本質區別，它反崇高但不作惡，重功利但不逾矩，是一種實用至上和圓滑處世的生活態度。在網絡文學中，反智主義老于世故而不囿于世故，不放棄對良知的恪守，只不過在表達方式上略顯矛盾，用威權來懲治市儈，用市儈手腕來戲耍精英，個中細節雖經不起推敲，且有越軌嫌疑，卻能激起草根大眾快意恩仇的普遍贊賞。

三、顛覆性、多媒介性與商業性:網絡文學的意識形態特征

網絡文學表現出的生命力不是創新，而是顛覆。在傳統經驗中，科技通過顛覆舊有知識體系，來獲得直線式的飛躍發展，烙有鮮明的時代印記。相比之下，文學則顯得猶豫徘徊，無論懷舊還是激進，寫實抑或寫意，都不能用“先進”和“倒退”來衡量，只能以新創的獨特性來凸顯審美主張。在互聯網平臺上，隨著技術對文學活動的持續參與和日漸主導，兩者間達成媾和:技術獲得文學授權，將自己裝扮得溫情脈脈，直抵人心;文學借助技術手段，將審美元素量化、解析之后拼貼重組，面目全非卻又似曾相識。網絡文學的顛覆性最先體現在對話語權的爭奪上。文學自產生之后，就逐步分為精英和平民兩條發展軌跡。從巫術崇拜到辭賦浪漫，從建安風骨到詩律文理，精英階層牢牢掌控著文壇走向;從勞動記錄到詩經國風，從竹林隱逸到傳奇詞曲，隨著文學管控的加強，本是平民發聲的文學陣地被招安收編。而網絡文學則展現出掃除一切的面貌，便是草根們另辟空間，力圖建立一套新的話語體系來對抗主流傳統，“傳統文學經典網絡化之路，也就是被解構之旅”［4］。但是，這種草根霸權顯得外強中干。在幕后，互聯網技術的實際掌控者不可能將權力拱手相讓，于是到了臺前，網絡話語開始轉向對自我的不斷顛覆。互聯網為信息傳播搭建了多元暢通的橋梁，信息在爆炸的同時也在加速淘汰，受眾應接不暇的快速閱讀倒逼了快速創作，那么與其費時費力地新創，還不如在已有經驗上做文章。通過打破重構，既可以針對傳統經典進行改寫，也能夠對網絡文本進行反復挖掘。前段時間，“藍翔技校”因黑客流言引發網絡熱炒，而后風向很快轉到了“學挖掘機哪家強”的全民娛樂，而你根本無法預見未來一段時間，“藍翔”又將以何種面目呈現于網民眼前。除此之外，網絡的“復制”行為本身就包含顛覆的動機，網帖回復中常見的復制點贊、“保持隊形”，都是一種改變原義的行為，將一句空泛的牢騷過度闡釋為人生至理，將無心插柳變成綠陰成片，將個體無意識的無聊變成集體有意識的無聊至極。多種媒介在網絡空間的并存，又為這種顛覆提供了新的維度。對傳統文學來說，同一文本可以通過不同平臺來展現，如小說改編為話劇、影視劇等，但絕不可能同時共存于一個平臺上，讀者只能分別進行閱讀。而網絡平臺因其強大的技術兼容性，為各種媒介都保留了一席之地。于是，文學的一元傳統開始被打破:一是創作手法上的混搭風格，將圖文、聲情雜糅一體;二是閱讀環境的立體包圍，當我們在線欣賞音樂的時候，可以一邊閱讀網絡小說，一邊打開即時通訊軟件與好友聊天。在以往的技術條件下，以上場景并非完全無法實現，只是互聯網讓這一切更加便捷，更重要的是，它能夠輕易地改變固有習慣，讓我們接受甚至依賴這樣一種喧囂的文學體驗。在這片喧囂背后，商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互聯網發端于20世紀60年代末的美國，其規則也最先由美國制定，商業需求促使互聯網在90年代初從軍事和科研領域掙脫出來，開始民用，融入并加速了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讓區域經濟難以自給自足，必須依附于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盡管歐元和人民幣相繼崛起，眼下仍然無法推翻美元在國際外匯結算中的統治地位。金錢作為商業利益最直接的體現，與互聯網纏綿繾綣，結成了天然的同盟關系。全球化以國家和地區為單位，編織了一張巨大的社會關系網，把美國文化和美式價值觀裹挾到世界各地，而互聯網將網眼的密度細化到個人之間。這張網表面上兜攬了這個時代的文化特征，深層里卻由經濟活動維系著。現實生活中的一切，落在網中皆可成為被交易對象，由此進化產生的網絡營銷比傳統交易更具隱蔽性。網絡營銷如今已發展到無孔不入的地步，網頁彈窗、軟文寫作及廣告植入比比皆是，連文化產品自身的宣傳有時也無所不用其極，各種消息真偽難辨，炒作手法游走于法律和道德的邊緣。在文化領域，娛樂精神和消費主義已成為大眾文化的主導特征，日漸開放和多元的文化環境造成大眾審美口味的變換不居，商業資本借助互聯網捕捉到這些細微改變后，能夠及時做出調整，我們才得以看見影視劇中一股審丑潮流的逆襲。從美學角度來看，審丑是一種獵奇式的審美，主角搭配從俊男靚女到女神“屌絲”，女性形象從溫柔賢淑到霸氣癲狂，衣著格調從大方得體到混搭另類，故事背景從地球愛情到外星之戀，猶如一針針興奮劑注入我們疲憊的審美神經，被重復燃起的娛樂和消費欲望，通過互聯網急速擴散，引發資本市場的新一輪狂歡。

四、結語

作者與讀者界限的模糊，意識形態立場的游移，都指向網絡文學鮮明的動態特征。網絡文學與其說是一種形式，毋寧說是一種狀態更為合適。如果嘗試為其做一個更加準確的界定，那么網絡文學就是一種全程在互聯網平臺開展，以復制作為創作和傳播的主要特征，閱讀體驗具有互動性和淺俗性，主觀上不斷進行解構和自我解構，客觀上由商業利益驅動，可供多媒介共同參與的文學活動。

參考文獻:

［1］歐陽友權．網絡文學論綱［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432．

［2］瓦爾特•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M］．王才勇，譯．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02:7-9．

［3］陳偉球．傳媒民粹化背景下的反智亞文化研究［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4，21(4):104-113．

［4］孫書文．解構:網絡時代傳統文學經典的“命運”———以《西游記》的網絡改編為例［J］．中國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25(3):85-90．

作者:孔令斌 單位:安徽交通職業技術學院文理科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