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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鄲學院學報》2016年第3期
【內容摘要】孝道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思想之一,一直影響著中國人的言行及生活方式。而西方社會卻很少提及孝道。通過比較中西方孝道發現,不提并不等于沒有。只是二者在表現方式上有所不同,是由于中西文化的不同特質所決定的。
【關鍵詞】孝道;中西文化;思維方式、文化差異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孝亦如此,孝是儒家重要思想之一。那么在孝文化鮮有提及的西方社會,孝道又是以怎樣的方式體現?比較了中西方孝道之后,會有怎樣的文化學上的發現?在對比之前,本文先探尋孝道在中國的發源與特質。
一、中國孝道的審美形象
道在時間美學意義上是為“永恒,無限”,也在與保持本性的真。儒家賦予道于孝,是因為道與孝極為接近。孝,合乎人性本真,道,則形象揭示出孝的美好屬性。孝,是美的,是人格完整的體現。另一方面,孝的動態意義也在于對生命的不斷追尋,我們的生命來源于父母,父母的生命來源于祖輩,所以孝就有了更高的敬祖之意。道也是時間軸上對生命本源意義上的探索,也是更為深入的對“我從哪里來”永恒的追尋,在這里,孝道不僅僅局限于孝,更多了些曾變幻莫測的哲學意味。儒家對這樣永恒的追尋卻是現實性的,不同于道家肉身不老靈魂不死的浪漫主義,也不同于佛家來世幸福的虛無主義,而是源于最本真的愿望———血脈延續,以此來對有限的生命做無限的追尋。儒家思想上的孝道形象由和諧性、積極性、自由性等風格組成。
(一)孝道主體形象是和諧的。和諧就是中庸之道,孝源于發自內心的愛,并以禮的形式表現出來,是一種道德和情感的平衡,符合儒家的中和之道。《說文解字》中“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成老也”,這里的承既是順從,取子女與父母之間關系和諧之意。漢代趙岐雖然也認為“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但是他也認為人格的不平等必然帶來該體系的崩塌,從而向相反方向去發展,所以無論是孝道的內在情感還是主客體關系,孝道必然是倡導和諧的。
(二)孝道主體人格的積極性。孝道主體人格的積極性也可以稱之為主動性。“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給父母提供必需的物質條件是孝道的根基,另外也對積極性進行了劃定,不但如此,孝道還鼓勵人們通過積極的努力修身齊家乃至治國平天下。
(三)孝道主體內在體驗的自由性。儒家傳統的孝道提倡道德的自覺自律。孝不是物質上的攀比,也不是炫耀于世的刻意做作,而在于物質贍養上的盡全力而為,在精神贍養上的保敬心之誠。孝父母事,唯“色難”,不僅態度上和顏悅色,發自內心更為主要。“尊敬”是孝的內核,它跨越了物質束縛,以達到崇高精神境界,它超脫于功利主義,以達到絕對精神自由。
二、西方孝道的精神內核
相對于中國孝文化的源遠流長,重個人主義的西方社會甚至找不到一個完美對應的單詞,但不能說西方沒有孝這個概念。相比中國孝文化的由來已久,西方在這方面則顯得薄弱,西方文明源頭有三,古羅馬文明,猶太教文明,以及最重要的古希臘文明。它們后來融合發展后構成了西方文明。因此要探討西方的孝文化必須從西方文化集大成的典籍《圣經》入手。很多西方社會中的品德規范,諺語典故也都發源于此。《圣經》有言,基督徒第五條中要求“當孝敬父母”,《以弗所書》六章二節中也提到“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除《圣經》外,對于孝順或老年的著述幾乎是空白,這與中國的情況完全相反。從另一個角度上來說,也是老年觀不同的反差,西方哲學家們注重的是社會養老而不是家庭養老。這些致使了西方幾乎沒有孝道這個概念,但卻使社會養老保險等理論體系得到了發展。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并不是沒有孝,而是不同文化視域下思維方式的不同。為了更直接獲得第一手資料,采訪了美國人大衛,他年逾50,在中國人看來該準備養老或應在家鄉的年紀,他卻在異國他鄉用自己喜歡的方式和妻子過著神仙眷侶般的生活,想必他子女的孩子是不用他們來照看的。隔段時間回國和家人團聚,隔段時間再來到國外來,他的本身和他的經歷就是很好的例證。他說“在美國,我們也尊重、尊敬、照顧我們的父母,所不同的是,在中國,年長的父母希望孩子長大了甚至有家庭和下一代仍然服從他們,在美國,當孩子成長為一個成年人,他們仍然孝敬、尊重、關心他們的父母,但不是有義務服從他們,年長的父母不控制他們,成年孩子自己做他們自已的決定。”
三、中西方孝道的具體區別體現
中國的孝文化已經根植于于中國文化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如“二十四孝”之一的董永賣身葬父被主流文化所推崇;如孝感這個城市名稱的由來。但西方不僅沒有地方以孝而命名,也沒有傳說故事因孝而廣為流傳,更沒有二十四孝。諺語成語方面中國有很多關于孝道的,但西方這方面的諺語卻很少。中國的孝道文化分兩層,第一層是家庭,第二層是社會。中國的孝道主要表現在維護封建倫理道德,在“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中國傳統社會中,孝道則顯得尤為重要。父母在家庭中的權威,遵從父母就被視為孝。“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這里說子女在規勸父母時要委婉,父母即使不接受,態度也要畢恭畢敬,不能流露出氣憤的情緒,不能冒犯他們,也不要過分抱怨。孝在中國古代不僅有家庭意義,更有對社會和諧上的維護。是家天下時代的主流規約,更是古代宗法社會的道德準則。而西方,他們的社會意義表現得并不明顯,主要表現在對父母的尊重上,不是絕對的順從。他們強調彼此人格獨立,并且多表現在宗教領域。生產、生活模式的不同,直接決定了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異形。在中國,贍養的義務主要由子女承擔,類似自然界中的“反哺”。而在西方,卻是由子女或父母本人將自己轉交給社會養老。
在中國,子女奉養老人,養老的形式以家庭養老為主。中國比西方更為強調子女對父母的贍養義務,是為人子女最為基本的要求。然而在英美國家,子女贍養老人的義務并不是十分明顯。尤其是進入工業社會以來,其父母年老后,贍養的義務主要靠國家通過社會保險制度來完成。如美國法律規定父母撫養子女是必須的義務,但沒有規定子女必須贍養父母。因而,英美社會所關注的并不是家庭養老,而是社會養老。在中國家庭中,家庭觀念非常強,父母通常甘愿為子女犧牲所有,付出相當大的體力與精力,為子女創造出更好的生活環境,并為此深感欣慰與自豪。這種做法與西方教育子女的觀點截然不同。由于重商主義的歷史傳統,西方社會主張個性自由與獨立發展,即使是父子關系,也不因此給孩子過多的照顧。中國家長有些因為獨生子女的關系,為孩子包辦的事情很多。培養孩子獨立自主的意識不夠,除了個人原因外,這與民族習慣、教育理念有很大關系。這樣的孩子長大到贍養父母時,很難找準自己的定位。中國人一般戀家心思重,即使工作在外地,也要把父母接到身邊。
孔子認為“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這是怕子女遠行在外,老人無人照顧。西方人則相反,他們不用為了事業考慮父母,父母也不需要被考慮。而且西方人并不像中國人這樣有故土情結,相反他們喜愛不停地變換居住地,尤其是美國人,他們有的人會搬好幾次家。繼承方面,在中國,父母的財產是由子女繼承的,這幾乎不需要任何書面的證明,是約定俗成的,子女也認為這是理所當然。而西方人則通過遺囑來決定財產的歸屬,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財產給任何人或機構,而他們的子女也不會覺得不可接受。中國人將繁衍后代與孝順相結合,注重“不孝有三,無后為大”,時至現在,這種傳統的思想依然存在。這是民族心理的一脈相承。
西方卻并沒有這種民族心理與傳統。追求個性自由的他們,可以為了自由事業等等而放棄結婚,甚至選擇丁克家庭。這就是當“斷子絕孫”被翻譯成惡毒的詛咒在他們的文化視域看來百思不得其解的原因。中西方孝文化的不同在于社會形成、文化背景不同。中國是農耕文明,自然倡導群體本位。中國自來受儒家思想深重,中庸思想也是群體本位的體現,歷來也是在中國各個朝代受到推崇的原因。以集體利益為重,犧牲小我,以全大我,安居一隅,且安土重遷。而西方文明發源于海洋文明,地處多山,不適合農業生產,使他們早早發展了商業與海洋業,西方土地面積匱乏,使他們很早放眼于四海,這是他們強調重商主義的原因,也是他們追求個性自由的原因。所以不能說西方沒有孝,是不同文化下孝的表現不同和對孝的內涵認知不同而已。所以在這樣的家庭模式中,孝并沒有像中國一樣形成一種文化流傳。盡管《圣經》已經有了最早的關于孝的記載,但孝文化并沒有形成一種廣泛的文化流傳,也沒有得到社會群體的支持。但這并不表明西方人不重視家庭,他們的感恩節、圣誕節和中國的春節一樣是非常注重家人間的團聚和節日精髓的,這和我們表面看上去的實則不同。
經過上述比較,可見中西方孝文化各有千秋,皆是不同文明孕育的成果,中國的“孝”文化閃爍著人性的光輝,西方的養老制度有利于經濟和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尤其是全球老齡化趨勢不斷加強的今天,養老問題日益嚴重,獨生子女日后將可能面臨更重的負擔,建立健全養老保險體系是現代亟需要解決的問題。在中國文化世界影響力不斷提高的當今時代,中西方孝文化勢必會在彼此影響中不斷發展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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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璐;關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