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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視改編中的人物塑造

在文學文本與影像文本的比照過程中，人物的塑造顯示出編創者的藝術表現能力，原著作者的人物創作具有自身的整體性和完整閉合的脈絡，而不同改編者將人物再次呈現到熒屏銀幕時，可能會創造出近似、不同或是迥異的人物形象與性格，影視改編的二次創作也將具有自身的邏輯和魅力。新世紀以來，在華文文學的文本人物里可以編織出一組熒屏銀幕的人物系列，視之為一種特殊的譜系。如果將所有改編的作品中人物的主要活動時空做以大體的限定，便可勾勒出跨文本中的人物線索。由文學文本到影視文本轉換之后，沉淀而強化的人物形成了四個時空的人物系列，即中國當代人物(1949年以后)、中國現代人物(民初至1949年)、中國古代人物(民國以前)和海外人物(主要是旅居國外的華人)。如桐華作品改編側重漢代、清代的歷史人物;溫瑞安打造的是宋代的武俠人物;白先勇、嚴歌苓、虹影打造的是各種人際圈子里的巾幗英雄;石小克塑造的是一大批身處民族危機、黨派紛爭，與權利和生死相角逐的男人系列。

到了當代時空，人物的類型更為多元，也更為新銳典型。被時代裹挾來到新中國的二戰遺孤小姨多鶴、跟著解放軍進城的田蘇菲、偵破間諜身份的公安沈鷗等這些女性形象令人動容;中的知青葉星雨、劉思蒙、靜秋、老三留給當下許多思考;《娘要嫁人》《唐山大地震》《歸來》等影視劇中被人銘記的是母親父親的形象;《誰家有女》中的潘巧巧，《北京青年》的四個堂兄弟，《最美的時光》中的大齡剩女、外企“白骨精”蘇蔓，《步步驚情》里的張曉，這些男女主人公在時代潮流的沖擊之下，有堅守、迷惘、疲憊或絕望，展現了當代人曲折的生命際遇，為人們留下了觸動心弦的影像;而《雙面膠》《心術》《蝸居》《寶貝》直面婆媳關系、醫患關系、房子、小三、孩子等問題，令人不能遺忘六六小說中的那些人物形象。另外，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后，在海外的世界里，一些“偷渡客”、華裔科學家、“海歸”也成為著力塑造的形象。這些海外空間的人物使得整個影視改編的格局開放起來，也就是說人物不拘囿于中國本土的古今世界，形成了大陸人物形象的很好參照。

二、共鳴主題的擷取

新世紀以來，在海外華文文學影視改編的問題上有眾多相似主題，如愛情、抗日、諜戰、新中國、知青、移民(孤)、家庭倫理、海歸或民生主題等，還有歷史劇的宮廷、武俠江湖主題，當然這樣劃分只是便于分類把握，在具體的影視劇的改編問題上，共鳴主題往往也不一定是唯一的，比如說，眾多的影視劇雖都有愛情主題，但同時還兼有其他。例如:電影《金陵十三釵》兼有抗日主題、《山楂樹之戀》具有知青主題;電視劇《狐步諜影》帶有諜戰主題、《玉卿嫂》《娘要嫁人》還有家庭倫理主題等。當下大多數的影視作品在文學原著那里都吸納了足夠豐富的營養，包括較為復雜的主題。當大陸的影視取他山之玉時，往往會在華文作家那里獲得較為明晰的主題，使得很多習以為常的問題浮出水面。如溫瑞安的《四大名捕》是較為傳統的武俠主題，但同時也具有魔幻色彩，鏈接了當下時代的消費主義主題;桐華的《步步驚心》演繹的是皇宮內院的權力之爭與男歡女愛，但卻一直顯示著現代人的靈肉沖突。所以，溫瑞安、桐華的作品改編都不僅是歷史劇單一主題的演繹，而是“各種力量都可以通過對歷史的改寫來為自己提供一種‘當代史’，各種意識形態力量都借助歷史的包裝粉墨登場”。

當然，一切有效的改編又不是隨意為之的，正如有研究者指出，改編“主要是建立在兩個歷史主義之上:一方面是忠于原著形象的歷史真實，不能進行反歷史主義的改造;另一方面是要從我們今天的歷史高度來認識和開掘這些形象，而不僅僅拘泥于作者當時的認識。”在改編過程中，基于各種意識形態的考量，獲得主題上的共鳴才是改編成功的有利條件。在海外文本改編過程中，闡釋原著和影視之間的價值取向、文化心理和文化認同問題，應該能在文化研究層面上獲得關于“中國”的鏡像，借以促進當代中國文化的健康發展。無論文學還是影視，一旦成為商品，就必然與政治意識、主流道德、大眾文化、時尚消費聯系在一起。對此，影視研究者戴錦華指出:“如果用這個唯一的尺度，也即審美的、藝術的尺度來研究電影尤其研究中國電影的話，能獲得有效闡釋的部分就太有限了。”

影視與文學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雖然影視免不了各種各樣的商業考慮，但是在影視的各個操作環節上至少無意識的流露著文化的影子，在改編的價值取向上都帶有互為借鏡的效果。電影《金陵十三釵》的改編成就了海外作家的雌性書寫，在更廣的受眾面上“通過家國想象來表達其沉潛的民族主義情懷”，因為“金釵”的文化癥候使得英雄救美、才子佳人的文化訴求再次復活;《山楂樹之戀》構建了諸多的不可能，將與知青的歷史變得更為純凈，是民族傷痕的撫平和人性回歸的主觀性取向;桐華的《步步驚心》系列，無論古今的故事，都在表達著現實與理想的背離，生存層面的困窘;石小克的《基因之戰》、常琳的《雪后多倫多》，改編之后都執意呈現母國文化的包容力與進取性。

總體來看，在全球一體化的背景下，海外華文文學日漸回歸中國本土，它不僅保持著獨特的藝術性，而且能積極應對大眾媒介文化的潮流。當今媒介正像研究者所說，“其審美價值的實現是通過消費市場、生產主體、消費主體與電子媒介技術的合力得以完成的。”［6］在文學與影視互動合作中，利用海外文學資源，不僅能推動影視創作的動力，提升文化軟實力，同時在文化研究層面上，對于獲得“中國”鏡像，闡釋中國當代文化機理也具有重要意義。

作者：常金秋 胡春毅 單位：天津科技大學 法政學院 天津理工大學 漢語言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