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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延續了漢人的科舉制，漢學開始致用，代表人物前有劉逢錄和宋翔風，后有龔自珍和魏源，一直到康有為梁啟超。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清政府開設了一系列的近代學堂，理工科初露雛形。清末民國初，國學異常繁榮，在此基礎上中國出現了一代代學貫中西的學者，他們執著忘我于學術，問道和爭鳴激烈而理智，盡管當時的中西方文化之沖突空前激烈，但不同道者都表現出對彼此的尊重和寬容。章太炎以講古文經學見長，培育出的弟子錢玄同、劉半農卻是“全盤西化”的代表，同臺講學時東西文化碰撞，卻師徒相敬，令聽者肅然。官學之外，我國還有著淵遠流長的私學傳統。春秋戰國時期，各位集大成者收門徒開講壇，弟子如云，算是最早的私學，追溯到這個時期，百家爭鳴，可以在中國學術史上找到一點學科分類的跡象。不過所謂百家，主要區分還是觀點的不同，并不是嚴格按照學術研究對象來劃分的。孔孟之道的重點是治國、禮儀和人生觀，傾向于處世哲學;老莊主要講修身和道，屬于世界觀哲學范疇;韓非子講刑罰和制度，可以歸為法學，墨子講非攻，大致算作政治學，等等。總體而言，諸子百家的學說終歸不能算現代意義上的學術，多為意圖普度世人的政教之術。

宋時書院開始興起，這種私人講學的場所在辦學體制上與官學有明顯差別，具有相對自主寬松的學術環境。到南宋時，書院教育開始進入鼎盛時期，白鹿洞等著名書院成為天下學子心向往之的圣地。從明至清，書院云集了眾多學術大師，朱熹、陸九淵、呂祖謙、王陽明、湛若水、錢大昕、王鳴盛等人都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講學于書院，他們的重要學術成果在書院講學過程中大量完成。中國古代學術的發展歷程曾表現為三個節點，宋代的程朱新儒學、明代的王湛心學、清代的乾嘉漢學和實學這三個重要節點都與書院的教育方式密切相關。隨著封建社會中央集權的不斷加強，此后的書院出現了官學化的傾向，逐漸嬗變為私辦官助、半官半私和完全官辦的學校，但明清私學并未因此衰落，以明史上大名鼎鼎的東林書院為例，不僅是東林學派學術教育活動的場所，也是朝野東林黨人政治活動的中心。在學術上它主張自由講學之風，提倡“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清時的南菁書院主張“實事求是，莫作調人”，上海龍門書院主張“讀書先要會疑，學者須于無疑中尋找疑處，方為有得”，都實為后世治學之楷模。

一、西方教育學科史概述

羅馬帝國時期，西方設有少量拉丁學校，學習的主要內容主要為藝術，包括文法、修辭和邏輯、音樂、算術、幾何及天文;以及三大哲學，即自然哲學、道德哲學和形而上學。中世紀初，拉丁學校被取締，類似與我國的官辦學校，教會學校成為惟一的教育機構。公元八世紀前期，出于管理國家政事的需要，當時最為強盛的法國對有文化知識的官員形成大量需求，最早的宮廷學校建立，騎士教育制度開始形成。歐洲早期大學也開始出現。西歐第一所大學通常被認為是意大利工商業城市波倫亞在11世紀末建立的波倫亞大學，隨后巴黎、牛津和劍橋也相繼建立，在法國、英格蘭和德國，最初供貧窮學生使用的學舍也開始向規范化、精細化的學術團體轉變，到15世紀末，西方大學已達60多所，遍布歐洲各地。對自然現象進行科學分類可得六門基本學科: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理學、社會學。西方教育學科的發展大致經過三大階段:神學、形而上學和科學實證。隨著文化基礎的積累和社會推廣的正當性不斷出現，文藝復興帶來了自然科學的快速發展，波倫亞、佛羅倫薩、比薩等意大利大學等最初僅設有民法、宗教學專業，但受到人文主義影響，修辭學、哲學、醫學和天文學等專業慢慢出現了。特別是隨著商業的發展，政府性質辦理的世俗性學校開始在民間興起，教育對象主要是商人和手工業者的子女，通過專人對其教授讀、寫、算的初步知識，提高商業技能并收取學費。

二、東西方教育學科歷史沿襲的有關啟示

由于中國人更注重學優為仕，即使是中西方都有官學和私學，本質上也有很大差異，比如說看似私學的古代書院，多是由于政治上的傾軋和社會局勢動蕩，儒學在傳播上不得已向民間轉換或讓渡，在一定程度上實質是官學組織機構的民間化。中國古代的學術，以文史哲知識為主，關于社會實踐方面的理論較少，納入書本的更是寥寥無幾，大多都靠工匠和手藝人代代相傳，由于缺乏相應的尊重，也造成了專業技能的匱乏和社會分工的遲滯。而西方中世紀大學則更趨向于民間，傾向于教授應用技能，一方面滿足民眾社會的職業技術知識需求，另一方面為民眾提供反抗宗教壓迫、尋求信仰自由的精神生活需求。正是基于大學教育的不斷發展，民眾文化水平的不斷提升，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才相繼興起，手工業、商業也在西方各城市繁榮壯大，這些經濟上、文化上的事件形成了良好的互動，理工學科開始進入學校。學科分類的精細化對工業革命的產生奠定堅實基礎，隨后，工業革命結束了純粹的思辨、研習和考據，科學技術成為大學教育的主要內容，知識更傾向于應用，培養技術型人才成為大學教育的主要目標，大學不再是獨立的學術團體，而是和現代工業社會承接起來，科學技術在這個基礎上轉化為生產力，生產力得到極大解放，大學成為發展科學技術、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

當然無論中國也好，西方也好，教育和學校的本來目的是為宰制階級提供人才，維持社會體制的正常運作。中國文教制度在外界因素的刺激下不斷變遷，從漢代博士制的改造和太學的建立，到魏晉佛學開始傳播，刺激了書院的形成;再到晚清變革之時，新學也在槍炮聲的伴奏下進入中國。然而無論如何嬗變，教育制度都作為國家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個人意識形態二元對立，大學和學科的林立沒有改變學問的本質屬性，只是將社會分工和知識進一步細化，從客觀上加速了生產力的發展。教育體制與國家建構相應，仍是連接個體學問和國家治道的要津。知識體系首先是國家建立的選拔通道，其主要目的是要為國家利益和統治提供智力資源和專業人才，同時也起到穩定社會秩序的作用。隨著現代社會的多元化，各種政治利益訴求和經世主張斑駁雜陳，宰制集團一方面鉗制言論，一方面將各種“主義”論述納入學問制度，社會改革者的活動就只能停留在理論層面了。從表面上看，大學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學生的社會生存技能和特定領域的專業知識，實質上也通過學科分類的專精化，馴服了個體的思想，使之服從于統治權力的社會分工意愿。

作者：張研博單位：東北師范大學明珠學校語文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