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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的到來,使人們意識到了國際經濟周期呈現出了明顯的趨同性。所以,有必要研究國際經濟周期協動性傳遞的多個因素,以便更好的了解經濟周期協動性的傳遞效應,繼而采取一定的措施避免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波動的蔓延。因此,本文從分析FDI、產業結構與國際經濟周期協動性的角度,對各經濟周期協動性傳遞因素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了分析。
一、研究理論
所謂的經濟周期協動性,其實就是各個國家在特定時期內在經濟周期循環階段呈現出的經濟方向和波幅的趨同性。通常的情況下,可用國家之間的實際經濟活動的雙邊相關性進行二者之間的經濟周期協動性的反映。而二者的相關系數越大,說明兩國之間的周期協動性程度越高。從傳遞機制角度來看,國際經濟周期波動應該是通過國際貿易、國際資本和國際產業結構變化進行傳導的。而除此之外,國際經濟周期協動性傳遞對國家經濟增長的影響不僅與國家經濟和資本的開放程度有關,還和國家經濟結構和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有關。
1.國際貿易傳導渠道國內宏觀經濟將受到來自于國際貿易流量和流向變化引起的國際經濟波動的影響,而這一傳遞機制則被稱之為國際貿易傳遞機制。具體來講,就是在國際貿易的流量和流向發生變化時,容易導致一國的消費和投資發生變化。而這種變化將引起這個國家經濟的波動,并影響到其貿易伙伴國家的經濟增長。同時,與這個國家的貿易關系越密切的貿易伙伴國家受到的影響較大,并且兩個國家將呈現出較強的經濟波動相關性。在國際市場的產品價格發生變化時,國內進出口貿易商品的價格也會發生變化。而這樣一來,相關的非進出口貿易部門的產品價格也會發生改變,繼而導致國內就業、產出和其他一些經濟變量的改變。在不同的貿易模式下,貿易伙伴國家的需求和供給也會發生變化,而其引發的經濟波動則會對國家經濟造成不同的影響[2]。因此,作為比較復雜的傳遞效應,通過國際貿易傳導的國際經濟周期協動性的研究需要以不同貿易伙伴類型作為樣本。
2.國際資本傳導渠道在國際經濟周期波動利用國際資本流動傳遞機制進行傳導時,主要的傳導方式分為短期資金流動和長期直接投資傳導。其中,短期資金流動需要依靠國際金融市場,并使用商業票據和短期國庫券等金融工具。同時,短期資金的流動還將涉及期貨、期權等金融衍生工具,并最終通過匯率和利率的變化影響國家實體經濟。而長期直接投資傳導則可以借助跨國公司,在FDI流量和流向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各國家的經濟波動的關聯程度自然會受到影響。而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下,外商直接投資成為了資本流動的重要方式,所以也成為了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首先,FDI進入到一個國家后,跨國公司會在當地雇傭大量的管理人才和技術人才,以便使投資成本得到有效降低。所以從就業的角度來看,外商直接投資將導致一個國家的就業量在短期內提高,繼而影響國家的經濟增長。其次,作為國際資金流動形式之一,FDI可以為國家帶來更多的投資,繼而使國內的投資增長受到拉動作用,并使國內的經濟總量增加[3]。再者,跨國企業往往是出口導向型的企業,所以可以使國家的出口量直接增加,繼而促進國家貿易經濟的增長。但是,不同的FDI對國家經濟增長有著不同的影響,所以其對經濟周期協動性的影響也不盡相同。
3.產業結構傳導渠道在利用產業結構變化進行國際經濟周期波動傳導時,主要需要借助國際產業轉移和國際產業結構差異化程度。其中,國際產業轉移將引起國際分工格局的變化,而國際產業結構的差異化發展則將導致國際經濟結構和增長的變化。而各國之間之所以具有國際經濟周期協動性,主要是因為各國之間有相似的產業結構。根據比較優勢理論,各國在生產貿易產品時,會根據自身優勢選擇需要生產的貿易產品。所以,在一個產品的生產制造周期內,大多數產品都是在同一國家生產制造。而兩個國家進行不同產業的生產則可以形成一種水平專業化分工,繼而使國家之間出現相似產業結構的幾率變小。在某一產業受到國際經濟影響時,由于國家之間的產業結構不同,所以受到的影響將不同。而這樣一來,國家之間的國際經濟周期協動性也將隨之減弱。因此,產業結構的變化,將對國家之間的國際經濟周期協動性產生一定的影響。
二、FDI、產業結構與國際經濟周期協動性分析
1.分析樣本及指標的確定在進行FDI、產業結構與國際經濟周期協動性的定量分析時,可以對中國和其貿易伙伴之間的雙邊經濟周期協動性的傳遞效應進行研究。具體來講,就是將經濟活動雙邊相關性當做是協動性變量,而將雙邊貿易強度、直接投資強度和產業結構相似度當做是協動性的傳遞因素。在選取樣本國家時,則可以按照各國家與中國雙邊貿易額的多少完成所有國家年度均值的計算。在此基礎上,則可以選取雙邊貿易額比重較高,并且貿易時間超過5年度國家為研究樣本。而在指標的確定方面,則需要分別完成經濟周期協動性指標、雙邊貿易強度指標、雙邊直接投資強度指標和產業結構相似度指標的選用,以便更好的完成各個因素的衡量[5]。首先,經濟周期協動性往往利用國家經濟活動的雙邊相關性衡量,而活動需要是國家之間的實際經濟活動,相關性也要完成趨勢的剔除。但實際上,利用該種方衡量需要完成若干子階段的交叉相關的計算,并且無法將經濟周期變化完成的反映出來。而根據同步化指數構建方法,則可以將國內生產總值和就業指標當做是衡量指標,并利用該兩項指標計算國家之間的經濟活動的相關性。而計算出的指數值越大,則證明國家之間的經濟周期協動性越強。其次,可以利用雙邊貿易強度計算公式計算雙邊貿易額,而需要帶入計算的參量則為兩個國家的貿易總額和名義產出。同樣的,計算出的貿易額的指數值越大,雙邊貿易強度就越高。再者,在進行中國雙邊直接投資強度的指標的確定時,可以利用中國實際利用各國直接投資的金額反映雙邊直接投資強度。在計算時,則利用進口強度計算公式計算中國在一個時期內實際利用的其他國家的FDI量。而FDI強度的計算與雙邊貿易強度的計算方式類似,得出的數值的指數值越大,雙邊直接投資的強度就越大。但需要注意的是,一個國家從另一國家獲得的FDI并非是另一國家流出的所有FDI。所以在計算時,可用投資國報告的FDI進行流出計算。此外,可以利用絕對值指數完成產業結構差異指數的構建,以便利用該指數進行產業結構相似度的衡量[6]。因此,在指數值較小的情況下,兩個國家的產業結構差異就越小,而國家之間的產業結構相似度就越高。
2.分析模型的建立在建立FDI、產業結構與國際經濟周期協動性影響的分析模型時,可以分別完成中國與發達貿易伙伴和發展中貿易伙伴之間的經濟周期協動性的研究。而在此基礎上,則要分別建立貿易強度、FDI和產業結構與經濟周期協動性影響的分析模型。而相較于發展中貿易伙伴,發達貿易伙伴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更加密切,所以研究其經濟周期協動性的傳遞因素可以更好的了解經濟的一體化效應。根據從世界銀行獲得的數據,可以分別完成兩組研究對象的觀測值面板數據模型的構建。而常用的面板數據模型有變截距模型、變系數模型和混合回歸模型,研究不同的樣本組則需要構建不同的模型。具體來講,就是研究發達貿易伙伴則要建立混合面板數據模型,而研究發展中的的貿易伙伴要建立橫截面系數特定的固定效應模型[7]。但需要注意的是,混合回歸模型和變截距模型的解釋變量系數相同,所以變系數模型的系數不同的問題需要得到忽略處理。利用EViews6.0軟件,則可以完成相關值的計算,繼而分析中國與貿易伙伴的經濟周期協動性程度。
3.分析結果分析中國與發達貿易伙伴的經濟周期協動性可以發現,在雙邊貿易強度系數為正時,國家之間的貿易強度較大,并且經濟周期的協動性較強。但是,在雙邊貿易強度得到總額標準化后,無論是GDP周期協動性還是就業周期協動性的投資強度系數均為正。在貿易強度得到產業標準化后,投資強度則為負。而FDI的系數為負,則意味著中國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利用強度較大,與發達國家經濟周期協動性越弱。此外,在產業結構差異為正時,國家之間的產業結構就越相似,而經濟周期的協動性程度卻較低。同時,相較于雙邊投資強度,貿易強度對經濟周期協動性的影響較大。而這是因為,FDI具有一定的時滯性,在短期內無法對經濟周期波動產生較大的影響。分析中國與發展中貿易伙伴的經濟周期協動性可以發現,在雙邊貿易強度較高的情況下,GDP協動性較強。同時,FDI的系數為正時,中國實際利用的FDI強度就越大,而GDP協動性越強。此外,產業結構差異指數的系數為負,GDP協動性程度將與產業結構相似度呈正相關關系。而從總體上來看,中國與發展中貿易伙伴的經濟周期協動性較強,并且貿易強度、外商直接投資和產業結構等因素都會對協動性產生明顯的影響[8]。另外,相較于實際利用的直接投資強度,雙邊貿易強度對中國與發展中貿易伙伴的經濟周期協動性的影響不大。通過分析可以發現,由于中國從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得到的FDI的性質并不相同,所以將產生不同的經濟周期協動性作用。實際上,發達國家的FDI是貿易替代型,因此FDI的增加將導致國內部分貿易被替代,繼而不利于短期經濟周期波動的傳導。同時,由于這些FDI在國內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聚集,繼而導致了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被發達國家利用。而在這種情況下,國內的技術密集型產業得到了發展,繼而造成了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產業結構差異變大,繼而不利于經濟周期波動的傳導。此外,從產業結構角度來看,產業結構相似度越高,GDP周期協動性越強,但是就業周期協動性越弱。因此,在經濟結構的衡量方面,產業結構差異無法將產業內部關系揭示出來。而無論是GDP協動性還是FDI強度,后一階段都比前一階段的要高,所以中國和貿易伙伴的經濟周期協動性程度也在不斷提高。
三、貿易強度、FDI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
在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下,研究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因素,不僅需要包含勞動力和國內資本等因素,還要包含雙邊直接投資和FDI等因素。在將雙邊直接投資等因素當做是解釋變量的情況下,分析其與中國經濟增長的關系可以發現諸多問題。首先,中國經濟增長與國內投資和勞動力等因素有明顯的正相關性,但是與FDI強度和貿易強度卻沒有顯著的相關性。所以,相較于勞動力和國內資產,FDI強度與貿易強度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有限。其次,相較于雙邊貿易強度較低的國家,雙邊貿易強度高的國家產生的貿易強度和FDI強度增長效應較大,但產生的勞動力和國內投資增長效應較小[9]。所以,中國需要加強與主要貿易伙伴的貿易往來,以便發揮其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而發達國家多數屬于高雙邊投資強度國家,其外資技術含量較高,可以對中國經濟增長產生明顯的促進作用。因此,中國也要加強與發達國家的貿易往來,以便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四、結論總而言之,在中國與發達國家加強貿易往來的過程中,雙邊貿易強度與短期經濟周期協動性程度呈正相關關系。同時,中國實際利用的FDI強度越大,其與貿易伙伴的經濟周期協動性越弱。此外,在國家之間的產業結構相似的情況下,短期的GDP周期協動性較強,但就業周期協動性較弱。而相較于雙邊貿易強度,FDI強度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更大,所以中國需要實現對發達國家的投資開放,以便更好的促進國內經濟的快速增長。
作者:馬楚楚 單位:龍巖市匯金資產經營發展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