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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雜志》2014年第三期

一、五個大陸進程

始于1989—1991年的對拉美左翼進步力量帶來持續影響的五個大陸進程是:第一，美帝國主義對美洲大陸統治系統的重組和強化(主要在1989至1993年)。其主要支柱包括:一是實行“新自由主義的民主”，二是建立一個所謂的美洲自由貿易區的計劃，后來縮減為雙邊和次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經濟支柱)，三是增加美國在拉美地區的軍事存在(軍事支柱)。第二，新自由主義國家的危機(主要發生在1994至1998年)。造成這場危機的原因是，作為資本主義統治系統鏈的一部分，新自由主義國家未能履行其內在的三大基本功能，即破壞性地向國外轉移財富、在統治階級內部對政治和經濟權利配額進行永久性再分配以及對附屬社會群體的收買。由于這些國家將重點掠奪性地放在了第一點上，導致它們不可能履行其余兩項功能。第三，20世紀90年代反對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群眾運動(主要發生在1994至1998年)，其力量隨著人們對性別、種族、性取向、年齡群和環境問題的關注而有所加強。第四，從地方到國家各級政府中左翼進步力量取得前所未有的選舉勝利(主要發生在1999至2009年)。拉美國家的政府多為左翼、中左、中間甚至中右政治勢力組成的聯合政府。有時左翼政黨、組織和運動為聯合政府的核心(如巴西)，有時則處于次要地位(如阿根廷)。他們之所以能夠當選是由于越來越多的民眾運動支持左翼進步力量的候選人，以及越來越多的普通民眾反對右翼勢力推進新自由主義改革。與中間力量或中右力量聯合執政是為了吸引他們的支持者的選票，并獲得他們的國會議員的支持以批準政府計劃。為什么在柏林墻倒塌后不到十年內，拉丁美洲的左翼進步力量就掀起了上臺執政的浪潮呢?拉丁美洲左翼進步力量從市級到國家級的勝利源于四個因素，其中三個是積極因素，一個是消極因素。積極因素包括:

其一，拉丁美洲歷史中群眾斗爭產生的積累效應，特別是1959至1989年間革命力量和其他左翼進步力量進行的斗爭。盡管這些勢力未能達成其最初目標，但他們表現出的戰斗力迫使美帝國主義和當地統治階級承認了他們參加合法性政治進程的權利。

其二，捍衛人權運動，尤其是譴責并抗議以“國家安全”為名在南錐體國家實施軍事獨裁和在中美洲國家鎮壓暴亂的罪行，這迫使美帝國主義和它的地區盟友停止公開使用殘暴的武力作為統治手段。

其三，在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斗爭中得以提高的社會和政治意識、組織和動員能力，為那些歷史上被政治體系所排除的群眾團體前所未有地參與選舉奠定了基礎。負面因素是迫使人們接受旨在更多地限制亞洲、非洲和拉美國家獨立、主權和自決的“世界新秩序”。人們相信“世界新秩序”可以推動拉美采取一種跨國統治機制，從而使美帝國主義停止系統性地反對左翼力量取得的每次選舉勝利的一貫做法。每個左翼進步政府都有自身的特點，但可以把最具象征性的歸為兩組:有的因新自由主義制度的崩潰或嚴重削弱而上臺執政，如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有的因政治積累與適應“民主治理”而上臺執政，如巴西和烏拉圭。此外還有一些個案，如阿根廷、薩爾多瓦和尼加拉瓜，外加被推翻的洪都拉斯塞拉亞政府和巴拉圭盧戈政府，都不在今天的討論范圍內。

委內瑞拉的烏戈•查韋斯、玻利維亞的埃沃•莫拉萊斯、厄瓜多爾的拉斐爾•科雷亞當選總統有著共同的因素。其中最關鍵的因素是，新自由主義制度的崩潰或衰落挫敗了右翼勢力阻止他們取得選舉勝利的所有花招。此外，隨著新的社會和政治力量的產生，需要并能夠建立起一個與之相適應的新的憲法和法律秩序。這些人的領導才能也是引導社會轉型進程的主要因素。對查韋斯來說，就是能夠直接同公眾部門進行交流;對于莫拉萊斯來說，就是能夠動員原住民運動組成松散的聯盟;而對于科雷亞來說，則是可以動員中產階級的公民運動。但在社會轉型過程中也存在著矛盾和缺陷，這些矛盾和缺陷不但造成了分裂、削弱了民眾的支持，還給美帝國主義及其當地盟友的顛覆運動以可趁之機。路易斯•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和迪爾瑪•羅塞夫當選巴西總統、塔瓦雷•巴斯克斯和何塞•穆希卡當選烏拉圭總統也有共同之處。雖然盧拉和塔瓦雷都有動員公眾的能力，但就巴西和烏拉圭的情況而言，他們的領導才能并非其贏得選舉的首要原因。也就是說，巴西勞工黨和廣泛陣線這兩個具有很強的組織發展和悠久斗爭傳統的政治力量的存在才是其獲勝的首要原因。巴西和烏拉圭政局的另一個特點是不存在社會和政治危機(在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社會和政治危機是它們進行更為激進的社會轉型的前提)。相反，勞工黨和廣泛陣線在競選中強調當選后政府會避免最終的政治危機。第五，拉美左翼進步政府所面臨的威脅不斷增加(2009年以來尤為如此)。鑒于我們講的是多黨選舉制度，因此他們所面臨的三大主要威脅是:其一，美帝國主義和本土右翼勢力在選舉中擊敗左翼進步力量或暴力推翻他們執掌的政府。

其二，由于無法滿足人們的期望以及自身存在弱點和不足，導致民眾基礎遭到侵蝕、失去民心。其三，上述兩項的疊加效應，這二者本身就是相互關聯的。為了將拉美左翼進步政府趕下臺，美國外交和情報部門對拉美國家右翼反對黨施壓，迫使它們擱置彼此之間的矛盾，創建統一的反對聯盟以提高選舉勝算，還為其提供各種各樣的合法或非法支持。在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它們恢復了所有的傳統顛覆機制，例如，為罪惡的政變提供舞臺，最終于1973年9月11日推翻智利的阿連德政府。當然，這些顛覆機制已經能夠適應當今的要求，即在推翻“敵對”政府之后，軍隊立即消失，臨時的“民選”內閣接管政府。雖然這一伎倆在2002年的委內瑞拉失敗了，但在2009年的洪都拉斯卻取得了成功。值得注意的是，委內瑞拉和巴西這兩種具有完全不同特點的左翼政府都面臨著嚴峻挑戰:在委內瑞拉，查韋斯2012年10月獲得總統連任，但得票率是其1998年首次當選總統以來最低的一次，而他的繼任者2013年4月當選總統的尼古拉斯•馬杜羅得票率與反對派的差距更小。這些結果都鼓勵了美國和本土右翼勢力加快推進他們的永久性顛覆運動。在巴西，出現了反對各種不同社會不公現象的大規模抗議運動。雖然這些運動并不主要或不必然針對勞工黨領導的執政聯盟，但仍暴露出政府無力解決國家結構性問題，廣大民眾同左翼進步力量漸行漸遠。

二、拉丁美洲左翼進步力量的變革

第一，由于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非社會主義進步力量同社會主義左翼力量間的傳統對立相對弱化。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各種社會主義思潮之間(如托洛茨基主義、列寧主義、思想、格瓦拉主義等)。意識形態的差別并未消失，但卻不再是首要問題，為了應對“生存或滅亡”的問題，各種左翼力量需要形成“多樣性下的統一”，以抵御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反動攻勢。第二，當今拉美左翼進步力量結構的主要類型有:———多種傾向的政黨(如巴西勞工黨和墨西哥民主革命黨)和聯盟(如烏拉圭廣泛陣線和阿根廷勝利陣線)。———單一議題的社會運動，其中許多對政治和包括左翼進步黨在內的政黨持不接受的態度。———新型的社會運動，包括一些從單一的社會運動或社會政治斗爭中演變而來的社會政治運動，如巴西的“無地農工運動”和玻利維亞的“走向社會主義運動”。第三，多種傾向的政黨和聯盟當中的主導力量可以被定義為新型拉丁美洲社會民主，它存在于今天歐洲和老拉丁美洲社會的左翼中，讓人聯想到16世紀的社會民主。在這些政黨內部，社會主義及激進左翼的傾向同新社會民主主義的傾向之間存在著激烈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斗爭。最后，還有一些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政黨，它們持不同的政治立場并保持著自身的獨立性。此外，還有一些從多元意識形態政黨分裂出來的左翼組織。

三、為建立新范式而進行的意識形態爭論

自柏林墻倒塌以來，拉美左翼進步力量內部的意識形態爭論經歷了三個階段:

在第一階段(1989—1993年)，盛行的觀點是革命和社會主義思想的信譽幾乎喪失殆盡。在第二階段(1994—2005年)，盛行的觀點是，批判性地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能力得到復興，這引發了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但卻未能形成新范式。主要口號是“尋找新自由主義的‘替代品’”。在第三階段(2006年至今)，社會主義這一提法再次出現。對此作出重大貢獻的是查韋斯。查韋斯采納了21世紀社會主義，一種被其最初發起人稱為可以替代馬克思主義的新社會主義學說。對查韋斯來說，21世紀社會主義是對委內瑞拉玻利瓦爾革命總體目標的一種介紹，而不是一套系統性的思想體系。但由于查韋斯采納了這一提法，21世紀社會主義就成了旨在建立新解放范式的意識形態爭論的中心，持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政治和社會領導人、支持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都參與了這場爭論。原住民從艾馬拉文化和克丘亞文化繼承下來的“美好生活”的觀念同樣是今天拉美左翼意識形態爭論的關鍵因素。1992年舉行的歐洲入侵美洲500周年紀念活動的影響力和知名度、厄瓜多爾和玻利維亞出現的原住民運動以及莫拉萊斯當選玻利瓦爾總統等事例都體現了這一點。在某些原住民運動中，“美好生活”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概念是21世紀拉丁美洲解放范式的基本要素，但其他原住民運動拒絕接受一切來自西方的思想和價值觀，對他們而言，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沒有區別。

21世紀社會主義同“美好生活”是正在進行著的旨在為拉美左翼力量構建新范式的意識形態爭論中的兩個主要概念。在這場爭論中，馬克思主義思想和新社會運動思想(如民族、女權、文化、年齡、生態、同性戀等)產生互動。民族馬克思主義和生態社會主義這兩個對當今拉美左翼意識形態爭論產生深遠影響的流派，正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結果。

四、結論

在所有現有的拉美左翼進步國家政府中，有關建立新范式的爭論中都有馬克思主義立場和持馬克思主義立場的人參與其中。還有大批團結在這些政府周圍的拉美、北美、歐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知識分子為建立新范式貢獻了知識，提出了建議。然而，馬克思主義立場對任何拉美左翼進步政府的政策都不具有決定性影響。拉美左翼進步政府的政策同對新解放范式的探索是并行的，換句話說，二者之間存在理論和實踐的差距。它們之間的互動在一些國家多一些，一些國家則少一些，但在任何國家二者都不是齊頭并進的。這種情況雖然可以理解，但也意味著越來越多的風險。

作者：羅伯特·雷加拉多單位：古巴哈瓦那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