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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雜志》2014年第三期

一、技術和金融化

實現金融化的一個關鍵因素是使用信息技術來解放勞動力自身。貝恩資本投資公司的一項有關資本積累的報告揭示了這一矛盾。貝恩指出:“金融經濟和底層實體經濟的關系已經到達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到2010年全球資本已經膨脹到約600萬億美元，在過去20年翻了3倍。貝恩2012年報告指出總金融資產已經達到將近全球產品和服務產量的10倍，世界四處充斥著資本。”貝恩公司所認為的金融業和制造業之間的“決定性轉折點”表明社會必要勞動和創造剩余價值之間關系的嚴重脫節。金融投機目前正主導著世界經濟。金融生產的技術工具加劇了勞動的社會化與生產方式私人所有制之間的矛盾。數萬億美元的金融投機運作只需要少部分勞動力就能完成。此外，大約一半的日常交易都是由少數計算機專家所編寫的計算機軟件完成，無需日常的人力投入。高盛前首席技術總監在2009年指出，貿易戰略是由“5萬個服務器”完成，而且他注意到更多的服務器正不斷加入。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是一家通過運行超級計算機來處理世界貿易的公司，每秒傳輸約10億次數據。只有計算機能夠以此種速度盈利，這已經超越了人的反應能力。這些計算機每分鐘處理20億美元的業務，由此可知，計算機系統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的核心。

掌握準確的數據是公司運作和盈利的關鍵。信息對于金融市場的運作而言至關重要，其速度、協調性和準確性是核心要素。這些金融運作在高速連接的世界得以迅速加強，反過來又營造出一個更加快速變化的環境，需要更快更好的信息予以支撐。掌握通過電子運作操縱大量金錢的能力，掌握如何運作資本的知識，如向哪里投資和投資多久，促使數萬億美元的資金在世界市場上流動。從相互連接的計算機上獲取的經濟數據，可以支持其他計算機自動識別文字數據進行交易，可供其他計算機對識別單詞產生的經濟數據進行交易。路透社和湯姆森金融的新聞中的一些敏感詞例如裁員或者旱災被計算識別出來，計算機即刻就可以開始買賣這些數據。通過使用數量分析程序來識別在證券、期貨、貨幣、債券及金融衍生品的指數。僅僅在2007年的一個市場中，電子債券貿易平臺———eSpeed和BrokerTec就占據了3000億美金的市場，或者可以說占使用最頻繁貿易金融工具總比的2/3。貨幣市場也是檢驗這一現象的途徑。貨幣的買賣，使得貨幣成為一種商品而不僅僅是交易工具。這些交易全部由計算機程序來完成，通過搜尋同一時期不同地方同種貨幣價格的細微差別來實現。當計算機開始通過其數學公式的程序運算時，跨國貿易即在一毫秒的時間內完成。跨境的計算機貿易金額總數每天可達到1.7萬億美元。理解一萬億這樣大數字的概念對我們而言有點難度，但我們可將它換算成時間來大致了解一下其規模，如一萬億秒可以換算成3.6萬年，一百萬秒可以換算成12天半。在這樣的一個市場中，沒有產生任何使用價值，沒有生產實體商品或提供有效的服務(例如醫療保健或教育)。金融化創造出世界上最富有的富翁，但其創造的財富卻是沒有價值的。

正如前花旗銀行首席執行官沃爾特•里斯頓所指出的:“金錢增長的速度帶來的是質的飛躍，而非量的變化，它就像是一塊鉛:你放在桌上，它就是個鎮紙;你裝進槍里，它就是一顆子彈……在全球金融化的時代，出售有關貨幣的信息就是掙錢的關鍵。”然而，這些信息的獲取僅僅給諸如路透社這樣的新聞機構支付少許象征意義上的新聞取詞費用，以及給計算機數量分析的程序支付編碼的費用就可以了。這種方式與工業時代的資本主義存在本質差異。工業時代的資本主義如亨利•福特依靠的是日復一日剝削著數以萬計的汽車工人創造出的剩余價值。這種剝削只有當工人站在生產線上工作時才能產生。但是高盛獲取財富僅僅在計算機上操作就可以了，不用每天投入人工勞力。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和財富之間的關系脫節是造成跨國資本家階級從剝削某一國工人階級的惡名中解脫出來的一個因素。它使得實體經濟和金融資本之間的距離愈加遙遠。在這種財富積累模式下的統治階級崇尚撙節政策也就不足為奇了。凱恩斯主義在世界范圍的影響力不大，因為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差距并未增大。

二、與民主的歷史性破裂

美國和法國的資本家階級民主革命是在資本家階級、工匠、工人和農民建立的聯盟基礎上爆發的。這就產生了一個歷史性的包含著矛盾與沖突的辯證關系，即為工人大眾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提出自己的利益訴求提供了機會，因此，工人階級反對的聲音在資本主義的辯證關系中自始至終存在，并能產生出民主的結果。葛蘭西在解釋他的霸權理論時曾經揭示過霸權的兩重性特質:共識和強制。他認為，當強制力和暴力總是存在時，共識就是更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工具。這個矛盾產生于工業生產關系誕生之初，也在不斷地調整著該體系。社會主義運動試圖超越這一辯證關系，實現質的飛躍，進入到一個由工人階級統治國家的全新的辯證關系中。這種革命的本質存在于資本主義固有的內在矛盾中。然而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階級的訴求卻被納入到不斷演變的資本主義體系中，這個過程不是以革命者呼吁和期待的方式，而是以背離經濟和政治社會共同發展的方式進行的。工人階級的反對、罷工和社會抗議是國家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也是現代社會追尋政治和經濟權利的本質特征。當巴黎人民將國王和王后囚禁時，當游擊隊在北美的森林中襲擊英國軍隊時，工人階級已經以資產階級的同路人身份存在。工人階級一直作為創造資本主義辯證關系的矛盾對立面而存在著。從工人和農民讀到《人權宣言》的那一刻起，就已經接受了自由、平等和博愛的思想。當托馬斯•杰斐遜宣布“人人生而平等”時，工人階級從這些話中看到的是他們自己的未來。這種長期、持久的為公民權和民主而斗爭的歷史自革命之初就已經開始了。

但是正如社會主義者想要解決這一歷史矛盾關系一樣，資產階級也希望能從這種固有的矛盾中解放出來。這就是全球化所應承擔的責任，因為全球化使得資本主義日益靠近這個目標。金融和生產的全球化意味著資產階級終于可以拋棄掉和本國工人階級之間剝削關系的包袱。國家中心資本主義在歷史上，由于經濟和政治的必需，是建立在一個與本國工人階級充滿沖突的聯盟基礎上的。這種關系在進入跨國經營時代，因為資本主義的重組而破裂了。葛蘭西的霸權關系理論關于共識的一面，作為國家中心資本主義的關鍵特質，正在被新的技術官僚取代，他們實施撙節政策來對付大眾的反對，強制的手段如失業、貧窮、壓迫、監視和拘禁成為他們首選的武器。權力的全球轉移不是任何一個國家或是霸權國家的戰略。它是隨全球化而作出改變的資產階級的戰略目標。生產的組織和價值剝削的方式可以使資產階級打破其傳統的、以國家為中心的辯證關系。資產階級曾經不得不承認平等的公民權，并且受到本國有組織的勞工階級的制約。但是現在資本主義已經成功地創建了新的辯證關系。這種辯證關系不是由一國建立或者為了某一國而建立，而是服務于全球的資產階級。

三、對左翼的啟示和挑戰

跨國資本正在陷入自己制造的一場深深的結構危機中。為了尋找到新的經濟增長方式，資本主義必須重新定位。大蕭條時期引發了長期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刺激政策的推行，20世紀70年代的結構危機后出現了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現今時代堪比大蕭條時期，但是今天資本主義仍然受到環境危機的限制，全球變暖就是一個嚴重征兆。其結果是資本主義正面臨著多米諾危機，需要對不平衡和不平等的世界體系進行徹底的結構重組。在這一點上，危機尚未導致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嚴重削弱。歐洲國家普遍對工人階級實施嚴厲的經濟打擊政策。歐美的社會人和自由主義者反對派僅僅提供了微弱的新凱恩斯主義政策，并未對跨國經濟構成實質挑戰。盡管社會主義左翼勢力已經出現一些增長的趨勢，但是仍然只是微弱的政治力量，而且要面對不斷擴大的反對壓力。總體而言，凱恩斯主義的社會政策逐漸削弱已經限制了左翼作出有效反應，也削弱了傳統戰略。在全球南方，已經出現了更激進的替代思潮，但這里我們主要關注的是西方國家。在美國，茶黨共和黨人對危機作出了極右的回應。這個運動受到來自全球資產階級的重要領域的支持，他們曾以此來抗擊金融管制，給富人減稅，削弱社會保障體系。盡管反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思想已經成為支持全球資本自由流動的重擊手段，但跨國資本家階級的意圖絕不是讓政府停工。事實上，跨國資本家階級已經使這些國家重新結盟來保護和擴張其利益。但是正如法西斯運動逃脫了本國資產階級支持者的控制，茶黨已經在自己的邏輯結論中采用了反政府的論調。茶黨的思想認為，政府的社會計劃侵犯了個人自由。這些計劃使民眾不得不依賴本國政府，例如社會主義。這些民眾通常是不被重視的少數族群、窮人和移民。或者正如米特•羅姆尼所言:“47%的美國人都是索取者。”結果，政府關門和反對醫療保障覆蓋的擴大不止是反奧巴馬的策略，而且成為戰略目標。這些思想還融入了種族主義論調，即認為美國歷史上白種人的自傲、個人責任心和先輩的開拓精神是美國民族精神的象征。但是美國的茶黨和歐洲的極右派之間最大的不同是，茶黨存在于美國最大的保守黨內，而歐洲的極右派往往是獨立于主要黨派的。這使得美國共和黨內部矛盾激化，而且面臨著被法西斯勢力接手的危險。

在美國國會內部存在的兩個國會進步黨都是以社會民主的組織形式出現的。國會進步小組是由國會唯一的社會主義者議員伯尼•桑德斯建立的，擁有大量的黑人和拉美裔核心黨員，在國會535席中占有80席。該組織常與另一個有點偏右的凱恩斯主義組織“美國未來運動”結盟，是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的支持者。國會進步小組已經推動在解決當前危機的周期性和結構性方面進行重要改革。雖然這些立案尚未成為法律，但是它們對于新自由主義和極右翼而言已經是一種替代品。本質上，國會進步小組是日益擴大的大眾陣線與金融資本、戰爭和右翼進行對抗的表現。在社會主義組織內部存在大量對左翼聯盟的討論。部分受到德國左翼黨、法國的左翼陣線、希臘和其他國家的左翼陣線的鼓舞，具體聯盟和合并已經開始，這些組織包括民主與社會主義記者委員會、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美國共產黨、自由道路社會主義組織和其他地方和地區組織。美歐的撙節政策和鎮壓已經引發社會，特別是來自青年人的不滿和抗議。大量社會運動在整個西方世界爆發，尤其具有象征意義的是占領運動。然而，這些活動已經在很大程度上獨立于傳統左翼政黨活動之外，由于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沒有穩定的組織結構，大多已經趨向消散。盡管如此，占領運動的確促使人們廣泛關注社會的不平等，其口號“99%對抗1%”喚起了大眾的共鳴。在這里，我們引用的統一戰線策略，即“聯合多數人，以擊敗少數人”。但問題是，這些運動能否保持持續的動員力?能否形成穩定的組織形式?能否為根本的社會變革提供戰略構想?社會主義者可以作出許多獨特的貢獻。在廣泛的社會公正運動中，社會主義者可以指出危機的本質是根源于資本主義制度。這可以強化上述運動的戰略目的性，但是需要摒棄宗派說教和“只教不學”的態度。社會主義者也需要與無政府主義者在組織結構和團結性方面的消極作用作斗爭。

此外，社會主義者可以提供“另一個可能的世界”的戰略構想。這種構想必須包括社會和環境公平。資本主義社會需要從根基上重建，因為社會生產的每一個基本方面都在破壞環境。首先，能源和交通體系需要轉向使用可持續再生的能源。同時，每個工業生產環節也都需要重新設計，必須以可持續的方式進行，并且對環境的危害要降至最小程度。建筑需要以綠色環保為原則來建設，老建筑的重修和新建筑的修建也都要符合環保的標準。最后，還需要從根本上推動農業生產變革，重新定位有機農業生產。上述轉型需要國家計劃和財政(地方財政、地區和國家銀行)的支持。但是新成立的公司不能再由國家擁有。事實上，真正的民主經濟應該建立在工人擁有公司、合作勞動的基礎上，這樣的參與式民主才可以成為社會基本建設的基石。人類社會正面臨著一個可能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紀元。但是為了達到這個目標，社會主義必須被賦予新的活力。這就是我們所處的時代和將來面臨的挑戰。

作者：杰瑞·哈瑞斯單位：美國芝加哥德福瑞大學歷史學教授